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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卑鄙的家伙
四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客人第一次出席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四年后，“辣妹”演唱组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还将在典礼中演唱。
我打开信的第一反应是给警察打电话。但马克说别打。
“你疯了吗？”当我告诉我爸爸时，他说，“你必须告诉警察。我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又没有告诉他们，那怎么办？”
“但马克说绑架的消息可能就是从警察局泄露出来的。”
（这段故事后来在报纸上有更多的报道。）
“我才不管马克说的什么玩意儿呢。”我爸爸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人。“那样的事你绝对不能瞒着警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派个保镖或其他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要告诉警察。”
不超过一小时警察到了。我给了他们理查德·琼斯的联系号码。我想我们的巡演主管是联系警察和伯爵庭院方面的最佳人选。我也告诉了其他姑娘们，她们真的很关心我。
我的状态很糟糕。前一夜我几乎没睡：伯爵庭院是个很大很古老的地方——很难保你绝对安全。但我能做些什么呢？说我患了感冒？
为了让马克能专注于安全方面的事务，那天我换了个司机，叫约翰，来自曼彻斯特。当我们出现在伯爵庭院时，我抖得像只果冻。约翰让我和他呆在一起，马克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我也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我一到伯爵庭院就直奔化妆间。在那儿警察对我详细讲了可能发生的事。他们说整幢大楼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
全天都会有一些警察暗中保护我，无论我到哪儿。演出时他们也会在场。
我真要感谢上帝没有听马克的话，告诉警察是对的。我在想：我究竟做了什么，受到这样的优待？离开家时，我吻了布鲁克林；汽车出门时，我回头看到我妈妈正抱着他站在门边，他挥舞着胖胖的小手，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的双眼霎时充满了泪水。我差点就不去参加这个典礼了。但我爸爸说那正是这些人期望的。他们希望你不要出现。他们想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决不能让这些人控制你的生活，中午时，我和姑娘们共进午餐，如果你能把一包炸薯条和一只桃子称作午餐的话。我无法咀嚼，嘴里没有足够的唾液。我向她们详细解释了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太夸张了，现场惟一的一个走来走去保镖都如影随形的流行歌星。但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很理智，纯粹就事论事。但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感觉就像是幻觉，那种你连着几天睡不了觉以后就会有的感觉。
化妆间只是一个用薄板隔开的小间，是为演出准备的。
地板上铺了地毯，角落里有一束花，让你感觉自己很重要，一台小小的暖风机，因为天气真的很冷。我们得等一会儿。
因为这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如果你误了彩排或迟到的话，你会被罚款。
“‘辣妹’上场。”扩音器的声音在整个伯爵庭院回荡，而我却开始颤抖。沿着巨大的坡道走四五分钟，然后向右急转走上舞台。马克像胶水一样黏在我身后。在那儿我们与伴舞和乐队汇合了，因为我们要现场演唱。
一切都很顺利。但我似乎只有一半心思在上面。因为只是彩排，灯光没有演出时那么明亮。在阴影里，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礼堂里移动着，而有些人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
接着我们返回化妆间，那儿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我只是沿着坡道往回走，正在这时，不知怎么的，我低下头，看见胸前闪着一束红光，我想都没想，就沿着光束看过去，一直看到伯爵庭院顶部悬挂舞台灯具的钢架，我能看到这束红光就是从那儿照过来的。
我看看马克，但他正看着别的地方。一切都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绝对像是电影《保镖》中的场面。我在想：我有警察保护，马克就在我身边，却没有人看见这个玩意儿在我胸前闪着。就这么完了。
我浑身发凉，从头凉到了脚，僵住了。我转向马克，我的感觉就像在做慢动作，我指指这个红点，他抓住我，把我一推，一下子把我推下了坡道，坡道的尽头正是化妆间的门。
我坐在化妆台前，直打哆嗦，我盯着镜子，这部恐怖片还在我身后继续上演。警察进来了，马克告诉警察发生的事，警察出去了，跑上坡道，迅速爬上通向灯具架的梯子，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他们发现消防通道已经被人撬开了。
我给大卫打电话。但我知道他认为我在夸大其词。而我清楚，那只是时间问题，今天，今晚，我就要死了。
赢得了终身成就奖，“辣妹”最后上场。我们被隐藏在舞台侧上方一只巨形蛋里。听到提示“现在——有请‘辣妹’”，那只蛋就开始震颤，然后一声巨响，听起来像是蛋要爆裂的声音，灯光照过来，照在每样东西上，接着蛋裂开，我们出现了——“辣妹”。爱玛扎着小辫子，非常可爱。梅兰妮·B站在那儿，低吼着做了个恐怖的造型。梅尔·C做了个空手道的踢腿动作，我胳膊前伸，手指向观众。所有人都在微笑。我能看到的就是各种红色的光，照相机上的，地板上的，吊架上的，每一盏灯都循着一定的轨迹在移动，我觉得我的胃揪到了一起。
停顿了好一会儿，乐队演奏起《辣翻你的天》。我们唱着“啦，啦，啦”，做着“辣妹”的动作，走下台阶，走到舞台上，在那里，我们各自的伴舞迎了上来。通常我会与摄像机打个照面，而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整件事快点结束。我活着的每一秒钟都在想下一秒钟我就要死了。我能想到的就是大卫和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和大卫，大卫和布鲁克林，哦，我是多么的爱他们。
唱完《辣翻你的天》，我们又唱了《怨》，我们在圣诞节前的演出中已经唱过这首歌。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到底在这个舞台上做什么？最后一首是《再见》。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支单曲，也是去年圣诞节我们拿到的最后一个排行榜第一。当我们在唱《再见》的最后一个合唱部分时，我听到了枪声——砰，砰，砰，砰，砰。我紧紧捂着肚子。我被击中了。我知道我被击中了。马克开始往台上跑，尽管我感觉自己还在继续，我能看见警察也跑起来，每个人都像通了电一样，人们开始往舞台这边拥过来。我弯下腰，已经停止了演唱。但是枪声并没有停止。砰，砰，砰。一声又一声。我拿眼角一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伯爵庭院的天花上覆盖着肯定有上千只气球。在表演最后一个节目的时候，他们正在用什么方法让这些气球爆裂。他们预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每一只气球爆裂的时候就发出“砰”的一声。有几百声——砰，砰，砰。
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死的时候，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泪水从我的眼睛中汩汩地流了出来。接着威尔·史密斯走上台，给我们颁了奖。第二天报纸上有几张照片，我在舞台上弯下腰，眼中充满泪水，那是“‘高贵’感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因获奖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我知道我还活着。我曾非常确信自己被击中了以至于我竟然在找弹孔。这无疑是我最糟糕的一次演出。甚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的情况也许是真的。
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是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我们在曼彻斯特给他庆祝生日，因为我们认识的大多数宝宝都是球员的孩子。但是有一些人是从伦敦赶来的，有梅尔·B的小女儿菲尼克斯、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女儿乔治娜，当然还有利伯蒂。
利伯蒂和布鲁克林就像姐弟一样。他们出生日相隔只有九个月。我父母家的后面建起来几栋新房子时，我紧挨着他们的房子买了一栋，这样一来，克里斯琴、露易丝和利伯蒂现在就住在隔壁。只要穿过墙壁上的锻铁大门就可以过来了。利伯蒂叫布鲁克林“兵兵”，而布鲁克林叫利伯蒂“碧碧”，所以他们就成了“兵兵”和“碧碧”，也许一直就是了。住在伦敦时，布鲁克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盯着墙上的铁门，开始高叫“碧碧，碧碧”，他在等她走过来。而利伯蒂则在墙的另一边，做着同样的事。他们在一起玩时，非常可爱，出去的时候总是拉着小手。
生下来只有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了的那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婴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许多方面与布鲁克林是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她喜欢化妆，用喷发胶。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她不仅长得像我，而且也是个爱炫耀的家伙。去年她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双亮闪闪的小号高跟鞋，她非常喜欢，还把指甲涂成与之相配的颜色，然后穿着新鞋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但说到勇敢；布鲁克林的确是个男孩。比如说，有一次，我、露易丝、布鲁克林和利伯蒂去参观我妈妈家旁边的一个农场，布鲁克林径直走向大肥猪，而利伯蒂则站在后面，要是有只苍蝇飞到她跟前，她会很厌恶。要是露易丝和利伯蒂不住在隔壁，我真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而现在布鲁克林总是有人玩。
因为我一直在忙，生日派对的大部分事务都由马克来安排——他的一个朋友经营一家旅馆，有这项业务。马克是总负责人。所有必须的或得额外再增补的保镖都由他聘用，并由他让受聘者在保密协议书上签了名。
任何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都要签一份保密协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私下里说的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从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回来才一天，因此马克对安全问题深感忧虑，甚至说他将搜查整个旅馆，看看是否装有窃听器，尽管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录下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
我想让派对进行得像一个杂耍表演，因此我们请来了小丑、变戏法的人、魔术师，而人们要化妆成各种角色。真是个奇妙的想法。可是，过去几周的压力开始给颜色给我看了。我已十分疲惫，疲惫不堪。主要是因为我得来回跑曼彻斯特，但如果我要工作，那就免不了旅行。而就我来说，比起布鲁克林很小的时候，我现在可是轻松多了，那时候我只能穿运动服，整天呆在公寓里。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最难过的是大卫。
他可不是个只说不做的父亲，和布鲁克林告别让他受不了。
大卫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他呆在一起。
正是由于大卫决定把布鲁克林放在第一位才导致他和阿莱克斯·弗格森发生了激烈、公开的争执。这发生在2月份一场对阵利兹的英超比赛前几天。大卫正在伦敦，他打算第二天早起，然后开车去曼彻斯特。当然，不是他开车，马克开车——大卫可以在后座上睡觉。
就这样，布鲁克林的一夜开始了。这一次他病得不轻，每十分钟我们给他换一次尿布，他的尖叫简直能让你的血凝固起来。甚至大卫给他揉搓后背也不管用。大卫就那么抱着他走来走去。因此大约凌晨两点钟，我们只得请来了医生。是肠胃炎。医生给了些药，但是又过了几个小时布鲁克林才终于安静下来。
因为第二天一早大卫得早点出发回曼彻斯特，所以我接过孩子来回走着，抚他的后背，好让大卫去睡会儿。能让布鲁克林安静下来的惟一途径好像只有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让他听着我的心跳。
六点钟，大卫和马克走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大卫又回来了。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喝茶，布鲁克林睡在我腿上。
大卫踮着脚尖走进来，吻吻我的头。他说，他不能这样留下我和一个生病的婴儿。他来换我一会儿，他说，这样我可以去睡一下。
“那你的训练呢？”我说。
“九年来我的训练只缺一天。”他说。于是，我上床去睡觉了，而大卫和布鲁克林呆在一起。我起来的时候，布鲁克林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此时已近中午。我们弄了些吃的，然后大卫又出发去曼彻斯特了。
由于布鲁克林的腹泻，我们所有的尿布都用完了。洗衣篮里满是脏了的婴儿套衫。我妈妈说她来照顾布鲁克林，我到马克斯和斯宾塞超市再买些回来。
我回来时，他已经醒了，看上去非常高兴、平静。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小时前又哭又闹的那个孩子。但是孩子都这样，每个父母都知道的。应该说除阿莱克斯·弗格森以外的每个父母。
第二天，大卫照常去训练，却受到弗格森的痛斥，说大卫真让人丢脸，还有更坏的话。弗格森后来告诉媒体说，他生气是因为大卫为了照看孩子而不参加训练，可他的妻子却到伦敦时装周去闲逛。把它和时装周联系起来真是奇怪，一名摄影记者设法目睹了这一切，接着这件事就像皮疹一样遍布各家媒体。
不错，我出席了伦敦时装周的招待会，但那时大卫早就：返回了曼彻斯特。这是早就定好了的事，我不想让人们失望。如果布鲁克林还病着，我是不会去的。但他病好了。我等他睡着了，才到招待会上露了一下脸，颁了个奖，立刻就走了。我只离开家几个小时。当我回家时，布鲁克林还睡着。
问题的关键在于：阿莱克斯·弗格森一直在等一个籍以发难的借口。
大卫早已知道，由于他好像总是在旅行，“头儿”对他很生气，声称频繁的旅行影响了比赛。但那纯粹是胡说，大卫刚刚踢了个精彩的赛季。任何一个与大卫·贝克汉姆交往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做任何影响比赛的事。对他来说，足球和曼联就是一切。
弗格森就在球场上向他发难、让他出去，事后大卫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我不在场，因此我只能转述大卫回家后告诉我的事。既然弗格森在他的平装本自传里从他的角度描述了此事（此前，他曾在公众场合说过那件事到此为止，他不会再提及此事），似乎我也得从我们的角度说说这件事，那才公平。
大卫非常、非常沮丧：弗格森说大卫对自己的俱乐部不尽责，他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作为惩罚，他将不让大卫参加下周六与利兹队的比赛，并罚款五万英镑。
大卫说他那么爱曼联队，他那么努力地工作。一上球场他总是投入百分之一百一的精力。比赛前的晚上他总是早睡。而弗格森却对大卫说他那儿没有对俱乐部不尽责的人的位置，没有哪个球员比俱乐部还重要，他赶大卫走。
回家时，他的状态很糟糕。一个引领了他多年的人，对他来说好似他的第二个父亲，却对他说，滚开。
要不是我说，不，大卫，你得咬紧牙关留下，他很可能会照阿莱克斯·弗格森说的话而离开俱乐部。又不是说他无处可去：看看世界上任何一份报纸的最后几页，你会发现他们排起长队、捧着支票本等着与大卫·贝克汉姆签约。
那为什么我不抓住机会要他离开曼联队呢？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我穷尽一生都在密谋此事。如果我说不喜欢住在伦敦，那是说谎。但当我刚开始与大卫约会时，我就知道那是我得牺牲的东西。只要能和大卫在一起，我愿意住在垃圾桶里。曼彻斯特、苏格兰、德里、迪拜，我会住在任何地方，只要他最适合大卫。
因此，大卫从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办公室回家后几乎要发疯了。我知道我得劝他留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基本上还是开心的，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从16岁起，他就一直在那儿。我不能责怪曼联队的球迷看着我想“你这个可恶的女人，你竭力想把大卫拽走”，因为有人让他们产生了那样的印象。但那不是事实。
阿莱克斯·弗格森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成功的足球主教练，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他通过控制他的球员来实施他的工作，那是他成功的关键。我想他更喜欢把这看作是在保护他的球员。但我怎么知道呢？在我认识大卫的四年里，他只对我说过“你好”。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与这位主教练发生冲突——假如媒体的报道能被人相信的话。
当你在一个俱乐部呆了十年时，你会有一个纪念年。这通常包括专门为你举行一场比赛。你可以拿走全部比赛所得而不用付税。这也包括其他一些活动。比如，为阿莱克斯·弗格森举行的是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大卫也是），还有一顿纪念性的晚餐和一场舞会。
那是在尼里克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当时有数千人买了票。只有球员不用付钱，只需到场——捐赠一些物品用来拍卖。大卫捐了一件签了名的衬衫，拍价达一万五千英镑。
但是我和大卫去迟了一点。第二天的头版新闻是：“高贵”轻慢弗教头，等等。
我没有轻慢弗教头。事实恰恰相反。为了出席晚会，我把前往洛杉矶的行程推迟了一天。问题出在布鲁克林身上。
我请了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住在斯托克港的帕特来照看布鲁克林。那天晚上他又是不停地哭。要是有可能，我会在把他交给任何人之前哄好他。但当时他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气都喘不过来。我可不能这样离开他。
因而我们迟到了，但只迟了几分钟：晚餐会还未开始，人们甚至还未就坐。首先，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播放弗格森的足球生涯集锦，接着阿莱克斯爵士将在苏格兰风笛手的伴奏声中开始他那盛大的入场式，而我们到的时候这还没开始。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报道，说我在他的餐会和舞会上多么失礼。我真不能理解。
4月初，我去洛杉矶和一些歌曲作者见面。我带上了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当然还有马克。
自从我遇到那些姑娘们，这么多年来，人们总是说我无用，称我的才艺还不如一只椰子，这让我完全丧失了勇气。
我从来都没有信心去考虑单独从事演唱事业。但大卫不断地劝我考虑录制自己的专辑，办公室的南希也很支持，为我操办了所有事务。这只是一次探路式的旅行，去见见人，找些思路，而不是真正去写歌。
去过洛杉矶后，我们又飞往迈阿密，去和爱玛、梅尔·B汇合一起制作那部新专辑。梅尔·C在纽约，以后再把她的演唱部分加进来。我们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和罗德尼·杰金斯一起来完成这个专辑，他只有22岁，却已是音乐界炙手可热的词曲作者之一，他创作过许多热销的歌曲，演唱他的歌曲的人中有惠特尼·休斯顿、托尼·布莱克斯顿（美国著名女歌手）、“真命天女”（美国城市蓝调音乐四人演唱组）和迈克尔·杰克逊。
他的整个家族都在这个圈子里，除罗德尼之外，还有他哥哥弗莱德、他父亲杰金斯牧师、他表弟李·西恩。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也不骂人。你总能认出他们的歌来，因为歌词中总会有“黑男孩”，那是他们唱片和出版公司的名字——像一种下意识的广告。他们通常不让你与他们一起写歌，但对“辣妹”，他们破例了：因为我们只唱有我们自己合创的歌曲。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第一次在伦敦合作时，我真的感觉整个创作集体有些可怕。但我知道这几天将会很美好，尽管在演唱方面他们确实会逼迫你发挥到最大限度。
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晚，迈阿密海滩的闹市区是迈阿密的“红灯区”：闪亮的霓虹灯，到处都是酒吧，女孩们穿着撩人的比基尼走在大街上。我们的旅馆在哪儿呢？你猜对了。就在中心大街上。
在人口处，我们有机会与一条大蟒蛇合影，付费一点五美元。我在想，里面可能不会这么糟。错。到处都是水泥地，小孩子的膝盖和指关节很容易受伤。我的房间临街。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本该睡觉了，但马路对面俱乐部传出的噪音大得可以听着它的节奏跟着跳舞。每隔几个鼓点窗户都会震得哗啦哗啦响。我给爱玛的私人助理莎拉打电话，这次旅行中她负责照料我们三个。她们去哪儿了？
“那个旅馆糟透了，”她说，“我们正在找其他地方。”怪事，真是怪事。
我决定那一夜我宁可呆在汽车里，也不愿呆在这个旅馆。因此我们离开了。马克仍在楼下，和汽车、行李在一起。
我们把那些好一点的旅馆一家一家地看过来，像丹兰奴这样的地方。全部客满。原来学校放春假，所有的大学生都出来度假，到处都被预订了。我们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主要因为孩子：梅兰妮带着菲尼克斯，我们带着布鲁克林和利伯蒂。
后来，有个司机建议我们去试试迈阿密海滩南端的一个叫“渔夫岛”的小岛——那是个与众不同的度假地，你只能坐飞机或私人渡船去那儿。它非常与众不同，迈阿密海滩下雨时，“渔夫岛”可能阳光明媚。博利斯·贝克尔（德国网球明星）在那儿有幢房子。
我们驱车直达堤道的尽头，然后上了渡船——他们核实了我们的登记后才让我们上船。不到十分钟就到那儿了。
尽管价格贵得难以置信，旅馆本身却一点也不奢华——你付钱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僻静。事实上，它很适合我们——住所更像别墅，如果你带着孩子，有一个厨房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要创作并录制三首歌，因此我们整个白天和大部分晚上都要工作。然后就和迈阿密说再见了。只有爱玛留下来继续做她自己的专辑。梅兰妮。B飞往温哥华和她的男友麦克斯汇合。我们回家：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去希思罗；我、布鲁克林和马克去曼彻斯特。
4月16日我们回到英国，第二天是我生日。问题是：人到了，但我们的行李没到。像往常一样，为了安全，所有我的东西都是以马克的名义托运的。我无法相信。旋转式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见不到我的行李，没有带有马克名字的任何东西，连布鲁克林的童车也没了影儿。我想问，在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之后谁会要这个？
马克说他来处理这事。
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有几个包出现了。哪几个？
所有他自己的包，有两个是我的：一个“路易·威顿”牌小手提箱和一个黑色耐克运动包。那是我在迈阿密买的，里面都是布鲁克林的换洗衣衫。“路易·威顿”手提箱里装的是我在洛杉矶给大卫买的棒球帽，我怕它们被压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决定亲自给机场打电话。从迈阿密到伦敦，我们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但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我们坐的是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说，那是英航的错。不，是米德兰航空公司的错，英国航空公司如是说。
“行李肯定没丢，”一个热心人对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迈阿密。”是的，我的名字叫帕米拉·安德森。
4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我没有衣服穿。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我是那种出门时把什么都带上的人。坐头等舱旅行，很少付行李超重费，而且，即使得付费，这也总比你拉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都带上。
后来我接到伦敦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
又一件行李出现了。马克去取了。是那个该死的童车。
马克做得够多了。既然我现在自己和英航打交道，我就说他该多休息几天——其时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住院了。
我生日那天的开心事是去切斯特动物园，离奥尔德里—埃吉大约有四十分钟车程。我谈不上想去——没有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没有，除了我在飞机上穿的，还有一件在公寓里挂着的旧田径服；天又下起了雨。但布鲁克林对动物特别感兴趣，他绝对爱动物，即使我心绪不佳，看到布鲁克林玩得开心，也不妄此行了。
但当我们到那儿时，我简直无法相信：门口站着摄影记者，他们告诉我，里面还有五六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烦了不少神，他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他们一直在道歉，并赌咒发誓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甚至说蛋糕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耳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一切全上了报纸。“再见‘骨感辣妹’”，“你好，‘痛苦辣妹’”。好吧，我确实没有微笑。我没有衣服，没有化妆，我在想，今天就连那些该死的动物都不会出来，因为天一直在下雨。可怜的大卫，他多么希望把我的生日搞得特别些，甚至在公寓里挂满了彩灯来欢迎我回家。
媒体说动物园一半的景观都因我而关闭了，我如何同时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因为“高贵辣妹”想去猴屋，以及我如何得到了优惠待遇。全是废话。十足的谎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到处走走——他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坐着豪华轿车从一个笼子开到另一个笼子前？有些区域是围着的——像猴屋——但是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走进去的。
让我发火的是报界居然先到了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不通。我给马克打电话。
“马克，你没有对别人提到我们要去切斯特动物园吧？”
“绝对没有，维多利亚。”
“但是，你想想，马克，除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你和我妈妈知道。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誓不是他们。”
“维多利亚，我以我孩子的性命起誓，我绝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真的不想问他，但是，那情形，我能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比如我的行李。我列了张清单，写下我还能记得的箱子里的东西：我的衣服、布鲁克林的干净衣物、大卫的经纪人整理出来的几份关于赞助合约的传真还有我的歌词本——所到之处我都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想到什么歌词我都会草草记下来，里面甚至还有一缕布鲁克林的头发。我通常都把它放在随身的行李包里。但因为我要带许多玩具在飞机上逗布鲁克林开心——更不用说还有尿布了——我就把那个笔记本塞进了一个衣箱里。
几天后，大卫在南安普敦有一场客场比赛，因此我就去了伦敦。等我的衣箱出现已经超出开玩笑的限度了。我的体型如此滑稽以至于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家还有几件能凑合穿的衣服，而且我总可以跟露易丝借衣服。
就这样到了星期六，我一直都在购物以补齐我丢掉的那些，鞋子、袜子、化妆品等等。这件事花了我很多时间。有一些人——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特别热心。她给我补齐了丢失的所有东西，一分钱也没收。
我的手机响了，是乔打来的，在曼彻斯特为我护理指甲的那个姑娘。她告诉我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了。
几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一个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在希思罗的一辆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属于我的CD，由于乔的电话号码被草草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她。他叫马克，她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
因此我试着打过去，什么回音也没有。显然是个恶作剧。
现在乔又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因为她认出了我的笔迹，她确定是我的东西。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拨错了号码。
那本笔记本就是我的歌词本。从她的描述看，我知道那张CD是那三首样本歌曲，是我在洛杉矶见过的几个歌曲作者写的，由一名试唱歌手演唱。我记不得它们是否在同一个衣箱里。我给还在曼彻斯特的马克·尼波里特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乔不该让那个人寄过去，不过，他会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把它们拿回来。
直到此时，事情才终于弄清楚，我的行李其实是被偷了。英国航空公司除了说“丢失”或“发送错误”之外从没说过其他话。这种感觉很糟糕。我的东西被翻了个遍。
我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那位我一直和她联系的女士打电话，我暴跳如雷，特别粗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家伙，其实是该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回了个电话给我，我对他大发雷霆。可怜的人，也许这一辈子从来没人对他那样讲过话。
说到我的歌词本和CD，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有点像“马普尔小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中篇侦探小说集中的女侦探）之谜。你不可能就那么在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我的意思是，它们又不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我决定自己给这个叫马克的“翻斗车”家伙打电话。
有时候做个名人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马克在跟一个“辣妹”讲话时也许会惴惴不安，可能会说漏嘴。
“你好，”我说，“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把我的东西寄给了我。”似乎现在是奥斯卡颁奖晚会。
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在一辆翻斗车里碰巧看到笔记本和CD.他家里人让他别牵涉进来，把这些都扔了。
还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当然，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感到非常歉疚，所以决定物归原主。
当他说着这些话时，我嘴上说着“噢，真的吗”、“你想得真周到”这些废话，而心里想的却是：这家伙是个混蛋。
但是我越和善，他说的话就越多，我就越有机会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那么，不管怎样，”我说，“如果你找到其他什么东西……”
“没有了，”他说。
“好吧，如果有的话。”
“你相信我，没有了。”
“瞧，衣服是一回事，但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我无法替换的。”
大卫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一个镶在银框里的他和布鲁克林的合影，大卫用小刀什么的在边框上刻下了一行字：非常爱你，大卫和布鲁克林。
“它只具有感情方面的价值，”我解释道，“但我和大卫有好多时间都无法在一起度过，因此，如果有人找到它，我真的会非常感激。我把我保镖的号码留给你，万一你找到可以打电话。我真的想找回它。”
“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它这么重要，我干吗不现在就回去看一下呢。五分钟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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