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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你去死吧
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留下看着他们安装新安全系统。我、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带着两个保镖飞往尼斯。我们回家时，房子里到处都装上了报警器，12分钟内苏格兰场会做出反应。房子外面摄像机监视着花园的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给我们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警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的街道上定时巡逻。
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每一位父母都有的那种担心孩子有不测的噩梦已经完全变成了恐惧。正如那个人所说，妄想症对人的影响很深。它直袭我内心深处的自信，我已经丧失了冷静判断孰轻孰重的能力。
马克说他和那个新来的保安司机每晚将轮流坐在厨房里盯着监视器。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我爸爸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三天监视，两天休息，那就是说，他们有一天时间是重叠的。只有那一天我妈妈才真正可以自由外出。
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布鲁克林几乎不曾离开房子半步。马克说布鲁克林去花园也不安全，鱼池边喂鱼也不行。
如今我妈妈说她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她不能老是匆匆忙忙去药店，匆匆忙忙去某个地方啊。我妈妈和大卫的妈妈都不能像其他的祖母那样推着婴儿车带他去购物。马克说那太危险了。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为了来去更方便些，我们让马克和另一个保镖使用罗尼贝里房产处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先前是建筑工人居住的地方，工人们曾在那儿煮过咖啡和食物，因此需要清理一下。铺上了新地毯之后，我和妹妹又上街买来所需的东西：从沙发到与之相配的窗帘、羽绒被、高脚凳、微波炉、水壶、电视和录像机。当然，他们是不用付租金的，所有的账单都由我们来付，而且他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车。
到11月初，没有再收到绑架的恐吓，于是我们决定不再用两个保镖。而且，说真的，另一个人连马克的一丁点儿都比不上。通常，他更多的是个碍手碍脚的家伙，而不是个帮手。我想马克会因再次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而有些不安，但事实上他好像不顾一切地想和我们呆在一起，尽管我指出既然另一个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表工作。马克的父亲一直生病，他额外休了很多天的假。
然而，他总是会问我，维多利亚，你对我满意吗？我会保住我的工作吗？总的说来，我对他非常满意——他父亲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指出他对我并不总是很直率——比如我第一次面试他时，他告诉我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呆在尼斯的几天足以证明那是十足的幻想。此外，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给布鲁克林拍照。如果你是保镖，你是不会那么做的。接下来就是他戴眼镜是为了伪装的事。
我说：“你肯定认为我很笨，马克——任何人都能看出你戴着近视眼镜。”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没戴眼镜。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给加勒比海度假做广告。他戴了隐形眼镜。
以前他的双眼是一种空洞洞的灰色。现在他的双眼如此之蓝，以致于他看起来像是一直处于惊讶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很敏感。他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让他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正如他总是提醒我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委屈了你的保镖，说不定那种事就要发生了。
12月，“辣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有一系列的演唱会。真有些奇怪，仿佛又回到了“辣妹”世界。我们在埃尔斯特里工作室排练，那里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工作室距我们住的地方都不远，在最后彩排时，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前往。
我一直都非常渴望重返舞台。但当我看到演出服装时，我感到十分恐惧——短裙，短上衣——我只想把全身都遮住，因为我知道媒体会说什么。我已从布鲁克林出生前的“丰腴辣妹”变成了“骨感辣妹”。
这开始于我和大卫到迈克尔·凯恩的餐馆、兰根餐馆吃饭的时候，接着报纸就开始谈论我看起来有多么瘦。当他们在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的合伙人）的生日派对上拍到我的照片时，“骨感辣妹”的称号就被叫开了。
我将穿着高跟鞋跳舞，他们就会说，要是我摔倒怎么办？他们会说我的身体快要垮了，因为我有厌食症。而事实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年，我现在可能更健康。我在想，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我将会摔倒，这是俏皮的墨菲法则（一种认为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事终将出错的俏皮论断）。
报纸上说我瘦，这一点不假，我确实很瘦。自从生了布鲁克林，我的体重就开始减轻，越来越轻，我变得越来越瘦。
我真的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饮食真的有了规律。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果不吃糖我就会晕过去的地步。我吃了一听又一听的芒果、荔枝、橘瓣、梨，还有其他的水果。我一次能吃5听。我吃起来就像个易饥症患者，但我从不呕吐。
最后，别人劝我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做了个奇怪的测试，检查过敏症和食物的不耐性。这一切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最后你还是照他说的做了。你得拿着一小瓶他认为你可能过敏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的胳膊往下摁，而你得努力往上抬。这显得非常古怪，但是很好玩。有些东西我拿着的时候能把胳膊抬起来，没问题。而拿着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尽管我使足了劲儿，我的胳膊就好像是毛毡做的。
结果证明，我缺锌，有假丝酵母（假丝酵母是一种真菌，可能会引起鹅口疮等病）。这有点像曼迪·史密斯病重时的症状（她曾嫁给比尔·威曼）。我认识曼迪是通过她妹妹尼库拉，她与特迪·谢林汉姆订了婚。她们姐妹俩都很可爱，而曼迪吃了不少苦。
那个中医给了我一些药剂，并说我不能吃糖，包括酒、水果、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奶制品和健怡可口可乐。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讨论我的症状时，他说我可能有些低血糖——那是与糖尿病相反的一种病——但血液检查从未有过显示。直到今天我才确信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太可怕了。我确实努力遵循这个食谱，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偏头痛疼了一星期后，被告知那表明我正在解毒。
那些药片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身体在渴望所有我过敏的东西，尤其是水果。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直躺在床上。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在贝里，加利·内维尔的家，因为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正在安装附加的安全系统。尽管这套公寓在顶楼，只有坐电梯才能上去，但是大卫去训练时，只有我和布鲁克林呆在那儿，我还是感到恐惧。
毕竟，第一次绑架恐吓来自一个有北方口音的人，子弹也曾被寄到沃斯利的房子。恨我的是曼联的球迷，谁都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搬到哪儿去了，他们只要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我。我们曾想装一道安全门，但其他住户不同意，即使我们说了费用由我们承担也不行。
那时候，我父母家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因此，当圣诞节“辣妹”演唱会到来时我很高兴，那将意味着我们可以住那儿一段日子，还意味着布鲁克林可以和利伯蒂一起玩了。布鲁克林甚至还不会爬，而比他大9个月的利伯蒂已经能到处跑了。但马克仍说他们不能出去，甚至不能进花园，除非有他陪着。
尽管我妈妈竭力让我吃一些她认为合适的饭菜，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增加。因此当大多数媒体报道演唱会时，它们登出的照片尽量让我看起来十分瘦，我并不感到吃惊。但不是所有人都企图攻击我。《镜报》（该报纸在布鲁克林出生几天后，登出了我的一张照片，上面画了些箭头，指着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他们认为我该减肥了）写道：“高贵辣妹”惟一不适应的就是几千名歌迷喜欢她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其他的媒体就没这么好心了。
圣诞节后，大卫随曼联队去巴西踢球，我再度感到恐惧的降临。我不想独自呆在那套公寓里。因此我决定，与其呆在英格兰我妈妈家，为什么不出去，逃离这一切，去晒晒太阳呢？他们和我一样已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平生第一次我不再考虑花多少钱，我想要的只是我们都能平安地生活。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许多旅馆早已被那些与我们想法相同的富人预订了。而且许多地方都不许你带孩子。我本可以去巴厘岛或者塞舌尔，但是那航程对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来说太长了。而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我只想离开英国一段时间，大卫回国我也就回来了。
我从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莫斯迪克。玛格丽特公主在那儿建了一所房子以后，这个地方开始出名了。名人们到那儿去可以乐得清静。显然，有时侯，你能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穿着短裤在那儿蹓跶.“棉花屋”是岛上惟一的旅馆，其他地方都是私人别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一点：他们从不让新闻记者上岛。如果不让任何新闻记者上岛，那绑架者和谋杀者也无法上岛了。我甚至觉得马克都没有必要和我们一起去，尽管我知道他会因去不成加勒比海而失望。我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要去——甚至艾伦·爱德华兹。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滑雪。如果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那我们就安全了。
莫斯迪克很小——只有3英里长，2英里宽。机场更像一所飞机跑道上的简陋小屋，你得趁天还亮的时候飞进来，因为他们没有雷达。从伦敦飞到巴巴多斯，然后改乘一架小飞机飞到莫斯迪克，只要40分钟。那真美。飞机飞得相当低。我们掠过小岛的沙滩，它在落日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粉红色。
我一走下飞机立刻感到放松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拂过我全身。到“棉花屋”只有5分钟的路，一切完美得如我所想。那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座座小房子。我和露易丝合住一间，我妈妈和爸爸在另一间。餐厅在主要的一间房子里。一切都很低调，不是很奢华，但是有一张很大的老式木桌，还有手工制作、古色古香的石灰水粉刷的家具和许多奶油色的挂件。
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美丽。到海滩只要走两分钟，游泳池边上还有一小块僻静的晒日光浴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到海滩上去。一切都如你想像的那样：围满棕榈树的白色海滩，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即使最好的照片也无法展现它的美丽。
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可以独自呆着。在英国，我已紧张到这个程度：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会跳起来。任何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声响都会使我紧紧抓住布鲁克林。有时候他会吓得哭起来。在这儿，电话铃不会响，也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声响。只有滑稽的小乌鸫觅食来访。我只需决定早餐吃芒果还是木瓜，在“棉花屋”还是到码头边的“罗勒酒吧”去吃午餐，我们坐上小小的像是高尔充球场上使用的那种轻便车，只需5分钟就可到那儿，那儿的地产食品中有许多种鲜鱼。
岛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名人们确信这里没有人打扰他们，莫斯迪克才能保住它作为旅游胜地的名声。我们看到了米克·贾格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皮尔斯·布鲁斯南、迈克尔·J·福克斯——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那些是不是与他们极为相似的人。
好就好在“棉花屋”里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除非我穿上“高贵辣妹”的衣服，否则我一点儿也不像“高贵辣妹”。而且，其他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和家人外出度假的年轻的妈妈。我们也不来往。
尽管我的手机关了，我每晚还是会打开语音信箱。我想大概是第三天，我收到了艾伦的信息，他让我回电。
“那么，”他说，“那儿很热，是吗？维多利亚。”
“阳光明媚，”我回答道，突然想到我应该是在滑雪，“但不是我所说的热。”
“那就奇怪了，”他继续说道，“从报纸上的照片看，那儿看起来像烤箱。”
我的心跳停了一下。
“什么照片？”
“你穿着比基尼，戴着棒球帽。在莫斯迪克。”
我无法相信，简直无法相信。
我的身体僵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布鲁克林在哪儿？
他四肢伸展着正在婴儿床上睡觉。
艾伦说他会把照片传真给我。事实上，照片拍得不错。
令人害怕的是摄影者与我们如此接近。有一张是我髋骨的特写，他们称它“已凸出来”，还有一张是我上半身的特写。
这些都是在游泳池边拍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什么人。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正如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的——有人拍到你穿比基尼的照片，而你却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但那不算什么。头版有一张布鲁克林的裸照。他们怎么敢这样呢？如果有人可以偷着用长镜头拍下这样的特写，如果那是枪，结果会怎样呢？我气得浑身发抖。前几天我过得很平静，很开心。现在，我又一次犯了妄想症。在这个岛上我有一个敌人，不仅如此，在英国我有一个敌人。有人告诉了新闻界。会是谁呢？肯定是旅行社的人。我因为没带上马克而对自己发起了火。
马克曾告诉我他认为他该跟着来，但我真的认为我们会没事的。后来才知道有个男人曾独自在岛上呆了一天。他原来预订了莫斯迪克岛上惟一能住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叫“荧火虫”的饭店，那里有房间，但他跑到“棉花屋”来，声称那儿出了点问题。因此他住进了游泳池对面的一所别墅，正对着我们的住处。他只需靠在他卧室的窗户上喀嚓、喀嚓、喀嚓地按快门就可以了。我们记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在饭店看到他一个人呆着，还开玩笑说他看起来像个摄影师。现在他早已走了。我们在岛上又呆了4天，但其实我的假期已经给毁了。
回来后不久，我参与制作的一个节目“维多利亚的秘密”在四频道播出了。那是婚礼之后，我正在四处想找点事做。“辣妹”办公室收到一份建议书，有一家叫“斯温制作”的电视公司想让我做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我得采访一些朋友。整个节目非常搞笑。一切都由“辣妹”总部的朱莉娅协调处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主要负责处理梅尔·B的事务。她表面上很害羞，但骨子里却非常有股韧劲儿，做事相当有条理。
幸运的是，我想采访的每一个人——一长串眩目的顶级名人，包括华伦天奴、埃尔顿·约翰、理查德。E.格兰特（更不用说某某著名球星了）——都非常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们非常开心。每一个表演者都知道，做某件事情时感觉开心对效果而言通常是表面有益，实质有害。然而这一次并非如此。“维多利亚的秘密”（本身就是一个玩笑——“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家知名的美国性感内衣商店）评价甚高，到处都在讲：谁会想到“高贵”居然这么有趣。
我采访的人中有一位盖伊·里奇，那是在电影《贪得无厌》的外景地，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两根大烟枪》。在美国巡演时，我曾遇到过麦当娜。就在演出开始前，她和她的几个朋友来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到后台来祝我们好运。她的女儿劳伊兹也和她在一起，她扎着漂亮的小辫子，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她看起来与利伯蒂惊人地相似——她们说不准是一对双胞胎呢。
那天正好大卫踢完世界杯归来，那一切简直好得让人受不了。我在想，大卫回家了，麦当娜在这儿，我爸妈也在，而我又怀孕了，我还给我五周大的胎儿拍了张片子。
我们都在那儿，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正在互相介绍，突然麦当娜注意到大卫。
“你一定是那个著名的球星了，”她说。
大卫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跟。后来，他对此还是不能相信。
“麦当娜知道我是谁……麦当娜居然知道我是谁。”
我和大卫结婚后不久，我们和我妹妹，还有几个朋友正呆在“常春藤”（维多利亚夫妇常光顾的一家餐馆），这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两瓶香槟。“太好了，”
我对侍者说，“谁送的？”
“那边的一位女士。”
我当时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他指的是谁，所以我就走了过去。
我绝对想不到竟然是麦当娜。
“这是我从伦敦来的朋友，”她伸出胳膊搂住我说，“我想让你见见我美国的朋友。”‘真是好生奇怪，我在和麦当娜讲话。我一直是她的忠实歌迷，我感觉像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圣诞老人。当我和妈妈一起在约翰刘易斯幻想有人在问我要签名时，谁会想到有一天麦当娜居然会知道维多利亚·亚当斯是谁，那个来自戈夫橡树、脸上长粉刺的十几岁的姑娘。在学校里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更别提麦当娜了。
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人是迈克尔·乔丹，一个巨人。我们握了手，那是一双世界上最大的手，有西餐盘那么大。我看看大卫，他简直就是呆住了，充满了敬畏。而我好像在说，大卫，不要让我尴尬，把嘴巴合上，把舌头从地上捡起来。
接着她让每个人看我的婚戒，显得那样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在场的还有一个家伙，但是我们由于看到迈克尔·乔丹太过惊讶了，因而我没听到他的名字。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瑞奇·马丁，客气点说，他本人比电视上显得略胖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最感孤独的地方是时装模特走的T型台。现在回想起来，我答应在2月份伦敦时装周上参加玛丽亚·格拉茨沃格（著名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秀，不是疯了，就是个十足的受虐狂。但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的话。
回过来再说1997年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玛丽亚借给我一件迷人的连衣裙，让我穿去领奖。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蛛网式的上衣，雪纺绸的裙子，开着高高的叉。买下它得花两万英磅。她很担心我会撕破裙子，因为它实在是太精致了——说实话，我也很担心。但我保证我会相当小心的——只在颁奖典礼上穿，我甚至不会穿着它去参加后来的派对。就在我们上台之前，我正说着它是如何的容易坏，卡罗琳·阿荷尼，那时以一曲《莫顿夫人》非常受欢迎，正在听我说话——她就在我们后面，因为她要颁发下一个奖项——当我走上台去领奖时，她踩住了我的裙子。我确信那绝对是个意外。幸运的是裙子没有被扯破。
玛丽亚为我妈妈做了在我的婚礼上穿的精美的礼服，因此当她问我能否参加她们的时装秀时，我真的觉得欠她一个人情。她第一次邀请我是在几年前，但当时我没有时间。现在我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说我太瘦了，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在伦敦时装周上让自己站到那个该死的T型台上。
我并不需要什么宣传，恰恰相反。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必有摄影记者跟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似乎国人患上了不健康的“‘高贵’和‘小贝’”强迫症。但那些记者们和摄影师们如何得知我们会去哪儿，倒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我们担心的不是谎言，而是好多事情他们掌握得都是如此精确无误。无论何时当我们坐下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时，除了我们的家人，总会有某一个人知道：司机、旅行社的职员等，或可能把消息传出去的某个人。我们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可能被收买。
甚至连新闻界都觉得有些奇怪，认为是有人泄密了。
《镜报》的马修·赖特声称那个人是露易丝，她向《泰晤士报》透露了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这样引述，说她是“一家人的朋友”。可怜的露易丝，这太伤害人了。但肯定有那么一个人，一个与我们很近的人。我开始注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眼睛，脑子里在想，是你吗？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不，我需要公开露面，就像英国需要下雨一样。这将对玛丽亚·格拉茨沃格有帮助。这又不是整个时装界都在参加亚力山大·麦克奎恩（目前为巴黎名牌服装纪梵希的首席设计师，此外，他还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的时装秀。玛丽亚是个年轻的设计师，她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时她还是个新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我事先声明，只有在预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才会参加表演。我不是天生的衣服架子，不是那种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人。因此我想参与设计过程，玛丽亚对此非常高兴。
甚至到现在，她还为我做许多衣服，尤其是我出席大场面需要一些特别服装时。我喜欢她设计的服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化。她喜欢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她的服装非常性感，但是非常时髦。
除了我的家人，我谁也没告诉，甚至没告诉那几个“辣妹”。这将是我独自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我跌倒了（从字面上看有可能），我可不想让全世界的媒体在那儿拍照，然后大书特书。
因此，当我坐车前往演出地——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我听到首都电台的广播：“高贵辣妹‘不久将莅临伦敦时装周，参加时装秀。”
立刻，我感到腹部疼痛，当我们到那儿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卫生间。发生什么了？我谁都没告诉呀。天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久。我只记得坐在博物馆后面院子里的那个简易卫生间里，露易丝在外面砰砰敲门，催我快点儿。
我则像个石头人一样呆坐着。这件事本应该绝对低调的。我没有去排练，什么也没做，我甚至都没有试穿一下那些服装。
我是说，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因此，我走进帐篷，天非常冷。我是那儿惟一长着粉刺、乳房很小的模特。事实上，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连五英尺八都不到，更别说五英尺十一英寸了。因此，我说了声“你们好”，但是我倒像是在跟一排圣诞树说话，她们谁也没理我。我想时装真是个该死的产业。也许她们害羞，可我不这么认为。
玛丽亚为我圈起了一小块地方。我的第一身服装是紧身短裤和短上衣。我记得我站在舞台边，感到很脆弱。我没有安排好的动作，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上台、该做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海盗们走在甲板上的样子。玛丽亚说她会推我一把。太好了。
音乐响起来了，我辨别不出是什么音乐，有点像摩洛哥人的音乐。因而我站在那儿，想像着这就像你预备跳伞等候在敞开的机舱门边上的样子。我在想那会有多难？这个叫做“走路”的玩意儿我已经训练了25年了，那么现在我总该会走路了吧。
“好了，走。”玛丽亚推了我一把，我走上舞台。
真是该死。我穿着4英寸高的高跟鞋和紧身短裤走在舞台上，灯光不停地变化、闪烁，过了一两秒钟我才弄明白那不是灯光烟火技术的作用，而是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
噢，真是太好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的短裤缩到了胯上，但是全世界的新闻界都看着你，你想往下拉一拉都不行。
这张照片登在了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包括《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它甚至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真是令人惊讶。是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的样子。但事实上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有些人说，是的，她看起来太瘦了；还有些人说我肯定每天都去健身房（而我没有），我的双腿相当有力。
其中有一张极好的照片，是我一直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我会把它放大，挂在我的新房子里的。这并不能算是我的照片，照片上，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在大喊，而我只有一个黯淡的轮廓对着他们。你能看到的只是那些摄影记者以及我的屁股，我的双手搭在髋骨上——还有我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坐在前排在鼓掌。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收到英国两家高级百货公司——哈罗兹和夏菲尼尔打来的电话，说要购进她的服装。瞧，这场时装秀有效果了。
“维多利亚的秘密”节目中我的另一位客人是迈克尔·帕金森。我，一个绝对的新手，来采访访谈者中的顶尖高手。
现实生活中的他和电视上一样的迷人，尽管我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事实上我们进行得非常好，以至于他问我是否愿意上他的节目。
“帕金森”这档节目一般在播出前几天录制，因此它仍有新闻价值，但他们可以剪掉一些令人乏味的片断，也可以插入一些宣传片。
在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他来到我的化妆间，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有什么想谈或不想谈的，我说没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预先知道他们会问我些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场自发的东西会更好些。我也从来不喜欢强调我不想谈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首先就会问那样的问题。
参加“帕金森”节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坐在化妆间里，面对着他们给你的一大盆水果时，我当时的感觉是，哦，我的上帝，迈克尔·帕金森。但我一直喜欢看这一档节目——让我喜欢的是他们有一支现场演奏的乐队——上“帕金森”节目实在是一种荣耀。
人们总是对我说我在镜头前多么放松。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很怯场——跳舞的时候，有时我的脑子会一片空白。但是坐在沙发上面对演播室的观众那情形同样让我紧张。
更让我伤脑筋的是，当我走进演播室，我发现我旁边坐着主持烹调节目的两胖嫂之一，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我就知道会有关于我体重以及我吃什么的问题——甚至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开始之前，光是坐在她旁边就够让我尴尬的了。我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提问将如何进行了。
“啊，维多利亚，”迈克尔·帕金森微笑着开始了，像个慈祥的叔叔那样拍了拍我的膝盖，“有三个问题大家都想了解。”
问题开始了：1，2，3.大卫还穿你的内裤吗？你做过隆胸手术吗？你有厌食症吗？
起先我只是处于守势。尽管效果相当不错，但这采访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应付。我从未独自一人做这样的事——没有其他几个姑娘做伴——在采访过程中，我面对如此直率的问题感到十分震惊。内裤的问题好办。说到隆胸，我说，如果我做了，我会给自己买一个比B杯大点儿的东西。不，我没有厌食症。
这时，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转向我，追问了一句，那么除了莴苣叶你还吃点别的什么吗？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我要为自己辩护，而又不失体面。如果我转过头对她说，那你除了薯条和比萨饼以外还吃点别的什么吗，那会怎样呢？想像一下大家的嘘声吧。你可以拿瘦人开玩笑。但是你却不能说胖人什么。她其实是个很好的女人——天生的喜剧演员。
因此我对她的话没有认真回应。但要为自己辩护是很难的。
不过，总体来看，访谈进行得很好。迈克尔·帕金森是个真正的绅士。他不会竭力去挑你的毛病，像一些年轻的访谈者所认为的那样——贬低你会让他们看上去很了不起。他想做的只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同样这个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时居然也有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恐吓在逐步升级。绑架的恐吓和死亡的恐吓。这些恐吓通常是寄过来，里面有一些剪碎的照片和图画，通常有绳套和脖颈，或者是子弹把血从我们的脑袋里打得喷出来。我是说，你可以想像一下。想像一下那是种什么感觉。想像一下有人如此恨你，一个你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但也许这个人你见过。
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是我会被射杀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尖叫着，音乐声又很大，你甚至都听不到枪声。
3月1日，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前两天，一封信寄到了我妈妈、爸爸的家，那笔迹看上去像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写信的绝对不是个孩子。此人以前寄过东西给我。
维多利亚，你这只母狗。我恨你，你去死吧。3月3日在伦敦的伯爵庭院举行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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