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贾谊评传 > 一 从以民为本到以农为本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贾谊是"民本"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并首次给予全面论述者。正是由于他十分重视民本，所以非常自然地也就会把以农为本作为其民本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道理十分清楚，因为"民以食为天"，如果光口头上喊重民，而不去关心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粮食及生活必需品问题，那么"以民为本"便会成为一句空话。贾谊正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所以他把能否"富"民、"乐"民作为考察人臣的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大政上》）
（一）汉初社会背本趋末现象的发展
可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贾谊的这种富民要求的差距却甚远。原因就是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背本趋末"的现象。正如贾谊所说：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年而弊。作之费日，用之易弊。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瑰玮》）
这里讲的"挟巧不耕"的人，指的就是从事工技等"末业"的人。他认为正是这些操末业的人，不仅"多食农人之食"，而且由于他们追求"雕文刻镂"之物，浪费了物力和人力，败坏了社会风气。贾谊的这种批评，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汉高帝初定天下时，国家十分贫困，"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可是经过惠帝、吕后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衣食滋殖"，至文帝即位，"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有过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师。"这是说，汉初统一的政治环境是工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司马迁还按地区分析了各地的经济情况，指出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着的背本趋末现象。例如关中，曾为历代秦国君王的首都，本来就"多大贾"，汉代以长安为京城之后，"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河东地区，"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官，遍诸侯。"而邹鲁这个历来具有"周公遗风"的地方，也"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了。至于楚越之地，亦"多贾"；吴越之地，由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由此可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汉代前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富商巨贾也必然涌现出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司马迁也有所介绍。例如，蜀卓氏，原为赵人，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后，"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齐人刀间，收取"舛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宣曲任氏"独窖仓粟"，利用楚汉战争发了大财。斥候出身的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而无盐氏"富埒关中"。透过司马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其一，当时手工业，如铸铁、煮盐比较发达；其次是渔猎；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商业也随之兴旺，而商业之中不仅有坐贾，也有"行贾"，即长途贩运，象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的情况，就是如此。除了以工商业作为致富手段之外，当时还有"博戏"。"贩脂"、"卖浆"、"洒削"、制"胃脯"、作"马医"等"贱业"、"薄技"，亦能致富。这说明，当时的所谓"末"业的确是相当发达了。其二，当时不少从事工商等"末"业的人，往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通过经营工商业赚钱之后，又去买田从事农业经营。例如宣曲任氏通过做粮食生意赚了大钱之后，"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价），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这种"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说明就是那些从事"末"业并发了财的人，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重本轻末"的思想。其三，由于"末"业较易致富，因而必然影响到社会风气，使之"趋利"。鲁人曹邴氏的巨富，使"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上引司马迁文皆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这段话，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汉代前期工商业迅速发展给当时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变化。
（二）重本抑末的原因
本来，从一般的意义来说，工商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对于建立不久的中央集权的汉王朝来说，却又带来了致命的威胁。这是因为：其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破坏作为汉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二，随着工商业者经济势力的膨胀，他们必然要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甚至想跻身于政治舞台；当这种要求满足不了的时侯，他们便与各诸侯王相勾结，对中央政府发动叛乱，企图取而代之。其三，随着工商业者经济势力的壮大，其生活方式必然有所改变，这样就会导致礼制上的僭越，并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从而使维护封建贵族特权的那套等级制度（礼制）失去意义。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所以贾谊极力主张重本抑末。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等条件的限制，贾谊还不可能作出如上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明确的判断。但是，透过贾谊的一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末"业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性，还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的。例如他说：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势安得不寒？（《瑰玮》）
这里讲的"女工"，是指的小农经济中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男耕可以得食，女织可以得衣，衣食既得，粗茶淡饭，布衣织履，尽可温饱，于商品交换就所求不多了。但是如果要追求"黼黻文绣"，那就非小农经济所能为力了，所谓"百人作之"，那是非手工工场不可了。手工工场的发展，必然将劳动力从小农经济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产单位中吸引出来。这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便必然解体。据史料记载，在西汉这种手工工场是的确存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少府属官有东织室令丞、西织室令丞"的记载，所谓"东织室"和"西织室"就是皇家的手工工场。其规模庞大："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筒，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汉书·贡禹传》）而《汉书·张汤传》云："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这是指的私人手工工场。如果说皇家手工工场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话，那么私人手工工场却是可以无限发展的。如果任其发展，那就势必破坏小农经济这个基础，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贾谊所说的"势安得不寒"，不正是对这种前途的一种担忧吗？
贾谊对工商"富者"必然追求政治上的权势，也是有所认识的。他说：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大良也。矫诬而家美（羡），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时变》）
贾谊的这段话，与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其实质是一致的，它们都说明了当时社会趋利思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说明从事工商业而起家的那些暴富者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的范畴，而深深地介入到政治中去了。贾谊所说的"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便充分说明这一点。而贾谊所说的"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则与《汉书·食货志》说的富商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是一致的。
正因为富商与诸侯王相勾结，所以他们便有恃无恐，和诸侯王一样在礼制上进行僭越，甚至超过诸侯王。这就是贾谊所说的：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瑰纬》）
贾谊认为，正是这些富商大贾，他们既个从争农业生产，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的贫困。他说：且试观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胡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孽产子》）
这里，贾谊同情农民疾苦的民本思想是十分鲜明的。但是，他把农业生产当作唯一创造物质财富的部门，却是片面的。而且贾谊把"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作为农民饥寒的原因，也是表面地看问题。这里且不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总人口中会有一个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比重逐渐缩小，而从事其他各业的人口比重逐步增加这一必然趋势，就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要维持正常活动的话，也不能人人均去从事农业生产，相反，而必须有所分工，即有的人从事农业，有的人从事工商业，还要有人从事精神生产。就社会分工本身来说，剥削并不存在于各个行业的自然属性之中，而是存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生产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分工所必需的工商业，其本身并不构成对农业的侵夺和危害的问题，侵夺和危害来自掌握和支配这些行业的人和社会。对此，贾谊当然不可能理解。
（三）抑末以强本
正是由于贾谊认为工商等"末"业的发展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他主张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说：夫奇巧未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瑰玮》）
贾谊把他这种驱民归农的做法称之为"法术"，并把它与"瑰政"相对立。
他说："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甚可瑰也！"（同上）这里的四句话中均有两个"民"字，其实每句话中前后两个"民"字的内涵和外延均不相同。前一"民"，指从事工商等"末"业之民，后一"民"，则是指从事农业之民。懂得了这种区别，我们便可知道，贾谊所说的"瑰政"，实际上就是指放任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导致农民贫困的作法。"瑰"有奇异之意，贾谊认为这种忽视农业、重视末业的做法是一种奇特的政策。所以他主张实行"玮术"："今有玮术于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愚而民愈不罹县网。"（同上）这里的"夺民"实际上是夺工商等"末"业之民，而"民益富"之民则主要是指农民。可见，贾谊是把工商业与农业完全对立起来的，其"玮术"是一种取消工商业单纯发展农业的片面作法。这种重本抑末的思想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地位，它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却长久地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以致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仍然深感其因袭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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