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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积蓄

  贾谊既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因此如何对待粮食的生产、保存和利用的问题,便成了他农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论粮食积贮的重要性

  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未,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据《忧民》应为三--引者)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在贾谊看来,积贮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这表明管子已经初步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及上层建筑的重大影响。贾谊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明确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无蓄》)

  贾谊进一步指出,积贮的具体作用就在于防备灾荒和战争。他说: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赢老易子孙而咬其骨。政法未毕通也,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为人上者,乃试而图之,岂将有及乎?(《无蓄》)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天灾是无法抗拒的,一旦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给予赈济,那就难免社会动乱,乃至出现农民起义。至于战争,那么不论是境内的诸侯叛乱,还是四周的少数民族侵扰,在封建社会也是经常发生的。贾谊所说的"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实际上是包括了这两类战争在内的。支援战争离不开粮食,灾荒更离不开粮食,如果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那必然是捉襟见肘,无法应付的。况且,"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忧民》)就是说,灾荒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要求统治者更加重视粮食的积蓄。

  贾谊还引用历史的事例说明粮食积蓄的重要性。他说: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忧民》)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无蓄》)

  贾谊对汤、禹之治的描述,固然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他说的"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的说法,则还是有某些历史文献作根据的。例如《汉书:食货志上》就曾经记载:"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可见,在古代积蓄的多少,是儒家用来考察官吏贤否而定黜陟的标准。

  回忆往古,面对现实,贾谊觉得汉初社会仓廪空虚,情况十分不妙。因此,他对这种状况进行严厉的批评。他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一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其在王法谓之何?必须困至乃虑,穷至乃图,不亦晚乎?窃伏念之,愈使人悲。(《忧民》)

  在《忧民》一文的后半部,贾谊还有一句话,即"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它和上述引文一样,都是说明汉初社会的无蓄而造成的困境。但是清人卢文弨在《贾子新书集解》中将其删去,他认为这是后人妄加者。他说:"似此,岂复成世界,作此胡说,可谓全无人气矣。"卢文弨的这种作法和说法,都是十分武断的。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说这句话的人是否有"人气",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缺乏"人气"。如果这句话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那么却恰好说明说这句话的人是有"人气",即是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这说明贾谊所说的"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是有着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再者,如果我们联系这句话的前后文:"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可以看出,贾谊是说明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即"大数"):自然灾害往往有着周期性,自汉初发生"人人相食"的情况之后,到现在又过了多少年了,如果出现新的自然灾害,而国家没有粮食储备,将何以赈救呢?可是,卢文弨却不顾这种联系,以为贾谊说的"人人相食"的情况一直到文帝的时期依然存在。这显然是误解了贾谊的原意。以此作为批评的根据,便难免武断。

  (二)积贮寡少的原因分析

  贾谊认为,造成仓凛空虚、积蓄寡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他说: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侍。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祟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何计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无蓄》)贾谊这里实际上分析了粮食储备减少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背本而以末",导致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力减少。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因此粮食的总产量是与直接投入其生产的总劳动力数成正比的。既然从事末业的劳动力增多了,而从事本业的劳动力减少了,那就必然造成全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降低。其二,尽管投入农业的劳力减少了,但是社会的总人口数量未减少,而这些人不管从事农业或末业,却每天都离不开粮食,这就是贾谊所说的"食者甚众"。这种情况说明,社会粮食总产量虽然随着劳动力转移到末业上去而不断减少了,但是社会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却没有减少,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即使社会所需的基本口粮总数也是会逐年增加的。这样,在社会的粮食总产量和总需求之间造成一个缺口。其三,由于末业的发展,人们生活越来越讲排场,"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还要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这样便会进一步扩大粮食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保持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都难以做到,又如何谈得上积蓄呢?然而,"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无蓄》)从贾谊批评文帝初年那种"食至寡"的情况看,当时国家仓廪之中恐怕已经"无三年之蓄"了,到了"国非其国"的危险境地。正是分析了这一严峻的形势,贾谊才向文帝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论积贮疏》)的建议。

  (三)增加积贮的措施

  贾谊驱民归农的主张,就是要集中劳力去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因为只有粮食生产多了,并有余粮,才谈得上积贮。所以,这种驱民归农的作法,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积贮的积极措施。除了从积极方面来说增加产量外,从消极方面来说,就是要厉行节约。这就是贾谊说的"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瑰玮》)。在这方面,贾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其一,是要爱惜民力。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农民送公粮、出徭役,距离不要太远。而在汉代却存在这种过远的状况,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贾谊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令此不输将、不奉主,非奉地义也,尚安用此而久县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义,是复秦之迹也,窃以为不便。夫淮南窳民贫乡也,徭使长安者,自悉以补,行中道而衣、行胜已赢弊矣,强提荷弊衣而至。虑非假贷自诣(储),非有以所闻也。不数易不足以至,钱用之费称此,苦甚。(《属远》)这里,贾谊既分析了输将徭使太远,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又指出了它所给中央政府的"甚少",而造成的危害却甚大。

  其二,要注意使民以时。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耽误了农时必然导致减产。所以贾谊反复强调使民有时。一则曰:"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修政语下》)一则曰:"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大政上》)贾谊认为,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不仅统治者在征使民力时必须注意把握时间季节,就是人们在猎取自然物时,也必须注意时机和季节。他说:"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夭,鱼育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礼》)贾谊的这些说法,虽然是从礼的角度提出问题,但实际上却包含着现代所谓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因而有其客观的价值。

  其三,是厉行节俭,反对淫侈。贾谊说的"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无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主张"居莫若俭","夫宫室不崇,器无虫镂,俭也。"(《礼容语下》)贾谊还以古代王者节俭的事例,告诫当代的王者:"楚王欲淫邹君,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穆公朝观,而夕毕以妻死事之孤,故妇人年弗称者弗蓄,节于身而弗众也。王舆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菽,无淫僻之事,无骄熙之行,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邹子之细,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春秋》)这个故事提示人君,节俭是多方面的,衣、食、住、行都必须注意。贾谊讲的关于邹穆公的另一个故事,则不仅是有关节俭的,而且也反映了他的积贮思想:邹穆公有令,食凫雁者必以秕,毋敢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吏请曰:"以秕食雁,为无费也。今求秕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雁,则费甚矣。请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情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欤?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同上)

  所谓"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反映了贾谊藏富于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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