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虚”与“实”的两极
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叫做《胜者无所获》，他的许多作品都潜隐着这个主题。批评家因此常给他戴上虚无主义的帽子。
“胜者无所获”，这又是海明威式的哲学。他那种大起大落的生活使他在30岁的时候就悟出了人生的这一份深刻。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极端：过程中要取胜，结果上无所获。二者的循环往返，此起彼伏就变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二者之间的巨大空白，靠行动去填写。太阳无论是升起还是降落，它总是在“行动”！
波林在爱的角逐中，赢了哈德莉，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也尝到了“胜者无所获”的滋味。海明威在意大利的乡村教堂祈祷的时候，波林正在巴黎的寓所里独守空房。她在信中讽刺说，海明威到意大利是一次“为了提高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旅行”，她并且针锋相对地希望他“这次旅行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一旦她成为他正式的妻子，她将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
海明威曾赞赏过波林的“坦率”和“洞察力”，现在轮到他领教了。当然，有“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丈夫”这份自知之明的海明威，不会乐于永久性的领教。波林的后面，他又有第三个妻子玛瑟和第四个妻子玛丽。
但身材矮小，曾使海明威的朋友大为惊异的波林，却凭借自己的“坦率”和“洞察力”——这跟海明威拥有的“勇气”和“精明”旗鼓相当——与海明威维持了14年之久的婚姻。这个“战绩”，在以海明威为中心的，几乎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终结的“爱”的角逐中，仅仅次于玛丽。而后来波林又与玛丽情同姊妹，如同当年哈德莉与她。
当然，波林还有一份优势，她不仅有一个富有的家庭，而且有一个富有的家族，其水准远远超乎橡园镇的“中产阶级”群落之上。
她与海明威1927年5月结婚。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妻子之后，她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为实践她的誓言——“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她要帮助如日经天却还捉襟见肘的年轻丈夫结束飘泊异乡的生活。
1928到1938年，海明威告别了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喧嚣的“锯木厂”，定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波林的伯父古斯·塔沃斯疼爱侄女，喜欢海明威，又有的是钱，他送给这对年轻夫妇的礼物，是基韦斯特的一所住宅。这里是由波林和海明威选中的，古斯伯伯只负责开了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海明威夫妇在1931年正式住进了自己的“家”。
基韦斯特实际上是一个“海流中的岛屿”，位于美国的最南端，与古巴遥遥相望，岛上有渔村和集镇，居民中有一半是古巴人或古巴后裔。其自然环境有些近似海明威老家夏季别墅的所在地瓦伦湖，但没有位于美国北部的瓦伦湖那种冬日飞雪的景象，而是四季如春，气候温暖宜人。这里民风也很淳厚，颇有“世外桃源”的风味。
波林和海明威的住宅，是一所很大的旧式庭院，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水边，四周尽是棕榈和黄蝴蝶树，室内装修得很舒适。海明威在巴黎求之不得的安静，这里应有尽有。
他在这里完成了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这是他又一记打向文坛的，力量更大的“重拳”。这部小说在1929年出版，它为海明威博得了“25岁成名，30岁成为大师”的评语和荣耀。
在《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之间，也即海明威的婚变时期，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包括《五万美元》、《不可打败的人》、《异国他乡》、《阿尔卑斯山牧歌》、《白象似的群山》、《十个印第安人》等十多个小说。有些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有些是新作。
小说集的总名《没有女人的男人》概括了集子里部分作品的主题，但其主要的意义，似乎还是隐射作者在婚变前后的生活处境。而海明威对编辑帕金斯解释说，他是想用它强调集子里的全部作品都具有男性风格，丝毫没有女性的娇媚。
其中的《阿尔卑斯山牧歌》曾被一家美国杂志退稿，原因是如果被刊登出来，这家杂志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因为这篇小说的内容与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相似，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非常明显，读了使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海明威创作中难得的一个作品。
而其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渗透着虚无主义哲学，不过海明威只接受那种敦促人们看重“今天”，看重“行动”的虚无。这种虚无不是叫人在
“上帝已经死了”、天堂已经崩塌的时代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而是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既然已无天堂可进，就只能抓住今天，努力行动。从根本上讲，这里面潜流着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大师们的一脉思想。
海明威在婚变的痛苦中苦苦地思考过这个极飘渺、极抽象的问题。这也许是企图揪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离地球，飞升到宇宙的另一极，以逃脱地狱烈火的炙烤，忘却“没有女人的男人”的现实。
他的思考近乎狂乱，得出的结论却既深刻，又简单：人生结果必然走向虚无，人生过程却绝不可受虚无蒙蔽。
因此，他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虚无主义者：
他怕过什么？那种感情根本不能叫成惧怕或恐惧。那根本不是他十分了然的事情。那可说是一切，也可说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那种感情就是那样，只需要光明，同时也需要某种纯洁和秩序。有些人生活于光明之中，可又从来感觉不到它，不过他知道，这都是虚无之上加虚无再加虚无。我们的虚无处于虚无之中，你名叫虚无，你的王国是虚无。让我们生活于这种日常的虚无之中，让虚无使我们的虚无成为虚无，我们也就使自己的虚无化为虚无了，虚无不是引我们进入虚无，而是救我们摆脱虚无，真正的虚无。为虚无欢呼吧。到处是虚无，虚无伴随你。
他笑了笑，在酒吧间的柜台前站住了，那上面有一架明晃晃的气压式咖啡豆研磨机。
“你的名字叫什么？”酒吧间的侍者问道。
“虚无。”
一架明晃晃的咖啡豆研磨机就打破了虚无主义者的狂想，令他不由得发出自嘲的笑。
海明威的虚无虽然走到了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寻根究底，这是反对世上一切虚无的声嘶力竭的呐喊。他要奋力揭露的是他眼前那个虚伪而怯懦的世界，他想为这个已经失去理想却又不愿正视现实的病态世界提供疗救的药方。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行动！行动是什么？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
海明威的虚无哲学就这样通过他那既复杂又简单，既迷乱又清晰的逻辑关系，与他的行动哲学成为了孪生兄弟。
《没有女人的男人》在《太阳照常升起》销售了2.5万册的时候问世，不到三个月，它也销了1.5万本。
海明威成了批评家的热门话题。他密切关注各种报刊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他对于批评性意见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烦躁和恼怒，但随之就能慢慢冷静了，他发现通过读了这些评论，能使他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个人走独创性的道路不难，但要在这条路上走“好”却不容易。
“大师”毕竟不是由自己封的，不论你名气多大。
著名女作家弗古尼亚·沃尔夫的意见使海明威触动最大。她在《纽约论坛》报的书刊评论栏上发表文章说：海明威有胆略，直言不讳，写作技巧好，但言词过于咄咄逼人，容易刺痛别人的心，他的才能因此受到约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海明威骂骂咧咧过后，觉得写作再不能随心所欲，追求独创性也并不是一意孤行。沃尔夫的意见同波林如出一辙，看来他追求的那种男性风格还必须有女性的批评来矫正。
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写《永别了，武器》。
2. 忧患中诞生的明珠
名作的产生似乎总是伴随着忧患。海明威也好像非要在忧患之中才能写出名作。他在婚变以后开始写《永别了，武器》，尽管此时他已经与穷日子永远告别，却仍然接连遇到忧心和倒霉的事情。
“贵人”确实“多病”，困顿日子一过去，健壮如牛的海明威就闹起病来。开始是喉咙肿痛，他没当一回事，结果导致胸部感染，被迫卧床休息。
其间，他的眼睛又受伤。
他和哈德莉离婚以后，4岁儿子约翰由他和波林带养。一天晚上，他抱约翰撒尿，约翰迷迷糊糊中双手乱舞，指甲刮破了他的左眼球，这只眼正好是他的好眼，这一来两只眼睛都派不上用场了。接着又闹重感冒，痔疮出血和牙痛。
他最担心的是眼睛。约翰的小手虽无缚鸡之力，可眼珠毕竟太娇嫩，球面上留下大概像一片鱼鳞那么宽的伤痕，痛得厉害，好几天连可卡因麻醉药也无济于事。他担心会失明，郑重致信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朋友请教治疗经验。
眼睛治好以后，他想赶在冬天将过，雪将融化之前去滑几天雪。
夏季到西班牙看斗牛，冬季到瑞士、奥地利滑雪已成了他多年必不可少的两大户外活动。
以往每年滑雪都很开心愉快，可这次倒霉。一些地方的雪已化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他一次滑大坡时，雪橇碰到硬地脱落，他一头栽到只蒙了一层薄雪的坚实的山地上，护镜立时粉碎，鼻子和脸碰得乌青。
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滑雪后回到巴黎旅馆养好伤，一天晚上，凌晨两点了，他莫名其妙地想到卫生间去洗澡。进去以后，感到里面很冷，原来换气的天窗打开了，他睡眼惺忪中生出几分恼怒，把天窗绳子哗地一拉，天窗破了，祸从天降。他的右额被一块匕首一般锋利的玻璃刷出一道两寸长的伤口，血流如注。他头部其他地方还遭了许多说不清的打击。
波林赶忙叫了几个朋友帮忙送医院。在他眼前发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夜班医生给他缝了九针。
后来他的右额上就留下了一道刀疤一样的深痕，配上他那浓密的胡子，粗犷的长相和水手一样的走路姿势，引得不明伤疤来历的人对他无端地产生敬畏。他则像五岁时煞有其事地说自己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降服了一匹烈马一样，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当时的兴致，编了许多为这块“刀疤”增添荣耀的故事。他住进基韦斯特岛的新居时，岛上居民窃窃私议来了一个大海盗，谁也没想到他是个写书的大作家，他也无意于澄清，甚至还自得其乐。
他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样崇拜勇气和伤残，而有形的伤残——当然必须是战争和搏击中留下的——正是无形的勇气的永久性标志，也即男子汉标志，硬汉子标志。
“勇”与“残”是他早期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共同特征，二者鱼水难分。当他的同时代作家热衷于在“丑”中发掘“美”的时候，他却喜欢在“丑”中发掘“勇”，大而言之，这堪称他在独创性方面的一个追求。
他的大儿子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右肩负伤，他很自豪地对人说，他儿子的伤口里至今还可以塞进一个拳头。当然，他说这话时，约翰已经伤好复员。
海明威似乎毕生都没有在顽童的天真与壮士的勇猛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文明与野蛮在他的世界里是一碗搅混了的蛋黄和蛋清。而“搅”就是“行动”，就是在意大利追赶炮火，在卢浮宫揣摩名画，在下等酒吧里嚼陈面包，在豪华音乐厅里欣赏名曲；就是在打字机前彻夜打字，在庞鲁洛纳的斗牛场上欢呼；就是钓鱼、打猎、拳击、滑雪和写举世无双的小说……
眼下海明威正痛苦不堪。由于他是文坛上刚刚升起的“太阳”，电台还特地报道了“天窗事件”。
庞德从地中海边的别墅马上拍来“慰问”电：“你这只笨猫，一定喝多了。要不，怎么会爬到天窗上去，又给摔下来呢！”
前妻的哈德莉也立即写信慰问：“可怜的人呀，怎么会这么倒霉被这鬼东西打中。我希望你不会因生活中受挫折而感到沮丧。”哈德莉深知海明威是个坚强而又脆弱，执拗而又敏感的男人，轻婉的言语中饱含关切。
海明威还患了一场黄疸病。这种病很讨厌，虽于性命无关紧要，却能把人的样子弄得像魔鬼一样狰狞。
以“天窗事件”为**的这一连串倒霉事都发生在1927年与1928年相交的几个月，这种怪事还从未有过。以前已对“虚无”问题深入探索过的海明威，也曾想从中找出点什么说法，但后来不了了之。
病痛可以抗过去，他恼火的是《永别了，武器》——不过此时还没有这个标题——写不下去。
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他已经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写1918年他在欧战中的经历，这在题材上刚好与《太阳照常升起》相关联。旧作写的是战后，新作再追溯到战时，那一段经历10年来经常引起他的创作冲动。二是像英国作家马洛那样，把战争与爱情两条线索交织起来写，这可以把“崇高”与“优美”结合起来，让“男性风格”与“女性风格”形成映衬，他与阿格纽丝在战地医院的热恋恰好可以扭合起两条线索。三是他强调“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他的现实感和艺术感使他很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看来简单，但在海明威那里很复杂。
他当记者时热衷揭美国现实的脓疮，但写起小说来总是回避美国，不光是《永别了，武器》，他的其他很多名作，特别是带点史诗性质的作品，都是如此。欧洲大陆上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总是他的故事的发生地。这当然与他那“边缘人”的生活相关，但恐怕也与他从小受到的橡园镇文明中的爱国主义熏陶相关，此外，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
总之，他强调这部小说的“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
十年前的战争场面，战地医院，阿格纽丝和众多人物都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活动在他眼前。
但是，他仍然觉得艰难，他还缺少一个能流贯全篇的立意。他写了好几个开头，有的已写到了几十页，他都不满意。加上伤病袭击，他停停写写，越写越烦恼。后来，是他以前写的小说《异国他乡》激活了他的思维。这是《没有女人的男人》那个集子里的一个短篇，小说开篇第一句是：
“整个秋天都有战争，但我们谁也不关心。”
这句话里有一个宏阔的气象，包容了生动的画面，而且意蕴无穷。
他的朋友菲兹杰拉德非常赞赏这一句话。
于是，好像一粒火种点燃了一堆篝火，又好像一根手指拨动电钮，启动了水闸，海明威觉得头脑里豁然开朗，他一把揉皱已写出的稿纸。噼噼啪啪重新敲响了打字机。
于是，几乎到写完时才从《牛津英文诗选》中得到名句“永别了，武器”作为标题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就像泉水一样随着轻快而有节奏的打字声，潺潺流出：
那一年的夏晚，我们住在村庄上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圆石子和漂漂石，在阳光下又白又干硬，清蓝明净的河水，在河道里流得好快。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扬起尘沙，洒在树叶子上。树干也粘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沙往上飞扬，树叶儿给微风吹得往下飘坠，士兵开过去之后，路上**裸的只剩一片落叶。
平原上正有丰饶的收成……山岸间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得见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响声。夜里交通频繁……而当秋天一到，阴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儿都掉了下来，就只剩下**裸的树枝和被雨打得黑黝黝的树身。田野间样样东西都是湿的，触目秋气沉沉。河上罩着雾，山间盘绕着云，卡车在路上溅泥浆，兵士们披肩淋湿，身上尽是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湿的……路上时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
……
冬季开始时，雨仍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不过当局设法防治，所以到末了军队里只死了7000人。
这是海明威的得意篇章，也是英语文学中的经典性片断。
它就是“整个秋天都有战事，但我们谁也不关心它”这一句话的扩展，它也将成为小说后面40章的基调。
3. 新陈代谢
案头的小说稿一天天加厚，海明威渐入佳境，写得很顺手，尤其是迁居到基韦斯特以后，他兴致特别高，这个“世外桃源”一般又与大陆紧紧相联的“海流中的岛屿”使他感到很新鲜，文思也特别灵敏活泼。
他一边写小说，一边向多斯·帕索斯、毕尔·史密斯、菲兹杰拉德这些朋友写信，叫他们赶快到他这个天堂胜地一样的新住地来玩。信中还欢呼：“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美国万岁！”——他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活。
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作祟。
海明威一步步走向“天堂胜地”的时候，他那个在橡园镇的“家”却每况愈下，衰败的消息不断传来。
埃德曼医生患了这样那样的病，家庭经济日甚一日地入不敷出……有一天，他还收到一份《橡园新闻》报，上面登了一篇关于他父母近况的文章，标题是《子女成人，父母开辟生活新途径》，文章里说，《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海明威的母亲，52岁的格莱丝现在成了颇为成功的风景画家，但“人们对此迷惑不解”。记者的客观报道，能引人作出各种关于家庭境况和成员关系的深入猜测。
对于那个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都很遥远的家，海明威多年来正沿着一种惯性滑向疏远和隔膜。但这一类消息仍使海明威忧心烦闷，一下就缩短了他与“家”的距离。尽管这个家曾将他“逐”出门外，可情感深处的联系——不论是亲近的还是反感的——是斩不断的。这种心情常常影响他正在进行的小说创作。
没多久，他的父母就到基韦斯特来了。但事先没有告诉他。他骤然得知父母正在佛罗里达州处理一桩不动产投资方面的事务，便立即拍电报邀请他们来基韦斯特。
那天，当他父母搭乘的驳船驶入港湾时，海明威正在码头上钓鱼。他父亲眼力倒是仍然好，远远就认出他来，向他招呼。海明威立刻奔过去迎接，带他们回家与波林见面。
他母亲穿着曳地的长套裙，头戴白色皮帽，仍然显出庄重气派。他父亲却一脸病容，头发胡子都已灰白，人很消瘦，精神也不振。当年那个以“海明威博士”和“神猎手”而自豪的埃德蒙医生已被糖尿病拖得全然不见了。他背着人告诉海明威，他还有心脏病的症状，可能是糠尿病引发的。
他母亲格莱丝站在埃德蒙医生身边显得精神多了。海明威不禁暗暗怜惜起他父亲来。
这是海明威与他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这年年底，正是海明威写完《永别了，武器》第一稿又到波林的父母家住了一段的时候，埃德蒙医生用海明威的祖父留下的一支左轮手枪在橡园镇的家里自杀。
海明威匆匆赶回家去，处理完后事又清理了一下资产，发现家里已欠下了许多债务。他留下了那把左轮手枪作纪念，以后每月寄100元回家。但橡园镇那个“家”的概念，实际上已完全在他心中崩塌了。
现在，他有条件开办文艺沙龙了，他邀了许多朋友，汇聚于美国最南端的这个基韦特岛，在仍然暖烘烘的冬日阳光下比赛谁钓的鱼最多、最大，在海滨酒吧间里一边喝酒、一边品评他的新作，以便他再次精心修改。他已在山麓安下大本营，具备了向文学顶峰进发的基础。他要猎一头追捕了十年之久的“大狮子”。
他最看重多斯·帕索斯和菲兹杰拉德的意见。
他还广泛参照前辈大师的作品：“我读了所有伟大的战争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雷马克，我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谁也不会设想我可能同托尔斯泰先生并驾齐驱，除非我发疯了，或者说我只是想精益求精而已。”
当海明威认为《永别了，武器》已经尽他所能修改到了尽善尽美的时候，他才把文稿交给帕金斯。
斯布里克纳出版公司在1929年出版了《永别了，武器》，付给海明威1.5万美元稿酬。这个数字刚好相当于他家橡园镇那幢带音乐室和诊疗室的三层楼寓所的抵押款。
他题词把这部小说献给了波林的伯父古斯。
因为，三年前，是古斯伯父最早支持波林与海明威结婚。本来，波林在美国深居简出的父母都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已结过婚、又有孩子，还喜欢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在烟雾腾腾的街头酒吧间喝廉价酒的作家。后来，波林趁古斯伯父到巴黎来处理商务的机会，把古斯伯父拉到一个朋友家里见了海明威。古斯伯父只在那里呆了10分钟，出来就径直进了电报大楼，给他的兄弟拍电报说，波林要选的丈夫再没有比年轻的海明威更好的了。
而古斯伯伯后来又拿出巨资支持海明威到非洲去追捕真正的狮子。
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但是好作品终究能赚钱！
——海明威的“哲学”是**裸的，可又无懈可击，这就是他用来对付那个虚伪而怯懦、失去理想而又不愿面对现实世界的原始武器。
但是，海明威的“文学”却追求含蓄。
4. 《永别了，武器》
《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着重探索了“迷惘的一代”的形成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紧紧地同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联系在一起，因而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战争，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意大利与奥地利交战的前线展开。
小说主人公名叫亨利·腓特力，是个美国青年。他原来在意大利学习建筑，战争爆发后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意大利军队，被授予中尉军衔，指挥一个汽车救护队驻扎在意、奥边境上临近前线的哥里察小镇。头年夏天，意大利军队打了几场胜仗，战局有所好转，腓特力休了一段假。再回到驻地时，只见十几部汽车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长长的车棚下，司机们正在忙着检修，一切都令人满意，他暗自想道：“我人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有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以为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没我都没多大关系。”
同腓特力住在一起的意大利军医雷那蒂，不久前认识了设在小镇上的英国医院里的护士巴克莱·卡萨玲小姐。腓特力陪同雷那蒂到医院去看她。卡萨玲小姐高高的个子，金黄的头发，腓特力觉得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儿童玩具马鞭一样的细藤条。这是她未婚夫的遗物，他不久前在法国战线阵亡。
回住处的路上，雷那蒂对腓特力说：“卡萨玲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此后，腓特力经常到医院去拜访卡萨玲。但他并不爱卡萨玲，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他只承认是朋友。
一天下午，腓特力中尉奉命率领四部汽车开往某地。当晚将发起进攻，救护车队要做好运送伤员的准备。他们到达前沿阵地以后，把汽车隐蔽好，就坐在壕沟中待命。腓特力同四名意大利司机谈论起战争。
外面天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峰间晃动着。炮弹不断飞来，掩蔽壕里，泥土像下雨一般往下落。腓特力正和司机们进餐，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掩蔽壕里，只见一道闪光，前白后红，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再接着一股疾风扑了过来……腓特力只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身上，他用力扭，用力抽腿，终于把双腿抽出来，他身边一个叫巴西尼的司机两条腿全炸烂了。腓特力动手解下绑腿，想替他包扎，可是发现他已经死了。腓特力坐直了身子，突然觉得“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狠狠地从后脑勺往眼珠子里冲”，“双腿又暖又湿”，鞋里边“也是又暖又湿”。他知道自己也受伤了。
腓特力被抬到急救站。他头盖骨有破裂，膝盖骨炸伤。急救站军医给他做了简单的手术，然后用救护车把他送到野战医院。
他在野战医院度过了危险。雷那蒂来看他，告诉他说，正在给他考虑颁发一枚银质奖章。腓特力认为自己无功受奖。可是雷那蒂说：“受伤前后，你一定做了什么英勇的事。你仔细想想看。”腓特力说自己当时动都动不了，什么也没做。雷那蒂认为“这也没关系”，只需有人能证明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就可以得到奖章，腓特力对此不以为然。
为了进一步治疗，腓特力转到米兰一所红十字会医院。事有凑巧，卡萨玲小姐也调到这所医院来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并且相爱起来。卡萨玲利用每天值夜班的机会陪伴腓特力，同他一起欢度良宵。他们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幸福里。腓特力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爱上她了。现在当我躺在米兰的一家医院的房间里时，我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他伤势逐渐好转，到能走动的时候，他跟卡萨玲一起到公园赶马车，到赛马场看赛马，整整一个夏天，他过得很愉快。
他计划利用三周的“痊愈休假”，同卡萨玲一起到马奏列湖去划船、钓鱼，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里散步。可是他又得了黄疸病，计划没有实现。待到黄疸病好了时，他的假期已满，只好返回前线。他恋恋不舍辞别了卡萨玲。
前线，意奥两军正在鏖战，腓特力刚刚到达就接到撤退的命令，意大利军队失利，溃退下来，德奥联军突破防线，大步挺进。
腓特力和由他指挥的三部救护车跟着意大利人撤退，卡车、马车、大炮等等，在大路上汇合成宽阔的队列，在风雨中缓慢地移动。到黄昏时候，许多农民也加入了撤退的行列。军车中挤入了满载家具绑着鸡鸭的马车。人和车挤成一团，敌机时不时扫射，只要有一个司机丢下车跑掉或者有几匹马被炸死，公路便会完全阻塞。
腓特力带着三部汽车开上一条小路。开了半天，车子陷进泥里，进退不能，他们只好丢下车子，步行朝乌迪内方向进发。
他们沿着铁路走。突然，一片树丛里打了几声冷枪。一名叫爱谟的司机，身体一摇，滚下了路基；子弹穿透他的头部，紫红色的血从窟窿里往外喷，他死了。腓特力用他的帽子盖住他的脸，几个人又继续赶路。
他们来到一所空无一人的农舍。另一个叫做波罗尼的司机借机跑了。如今只剩下腓特力和一个叫皮安尼的司机，他俩在干草上睡了一会儿，重又上路。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来到塔利亚门托河上的一座桥跟前，挤进渡河的人群里。河水差不多挨到了桥板，水面上泛起漩涡，头上的雨下个不停。桥头站着宪兵，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每个过桥人的脸，仔细端详，见到军官模样的就抓去，他们是军法处派来抓溃兵的。
一个宪兵抓住腓特力的衣领，他刚要抗拒，另外两个宪兵从身后把他抓住。他被押到公路下边的田地里。那里正在审讯一名上校军官，一群宪兵分站两排，人人端着卡宾枪，审讯官威风凛凛，宣读判决：“擅离部队，依法枪决！”那上校便被拉去枪决，接着又审讯第二人。
凡是跟部队走散了的少校以上军官，一概枪决。腓特力是美国人，意大利语口音不正，因此被断定是德国间谍，必死无疑。趁宪兵忙于处置新抓来的人之际，腓特力推开两个人冲到河边，跳进河里。
河水冰凉，急流卷着腓特力滚滚而下，岸上不断往水里开枪，腓特力抱住一块飘到跟前的木头，把头缩在木头底下。枪声渐渐听不见了。
不知飘浮了多远，天亮了。腓特力游上岸，顺一条公路走到了从威尼斯到底里雅斯德去的铁路边上，他跳上一节平板货车厢，掀开帆布钻进去，里面是大炮。他躺在炮身下，听着雨点打在帆布上的声音和列车轮子与铁轨摩擦的声音，不觉睡着了。
他经历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一国大军的进攻，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空虚。腓特力对自己说：“愤怒在河边洗掉了，任何义务职责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已停止了……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明达的人，他们是值得拥有荣誉的。我并不反对他们，我祝他们万事如意，只是我个人不干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
列车经过米兰时，腓特力跳下车，到红十字会医院去找卡萨玲。但卡萨玲已去施特雷沙。腓特力找了一套平民服装换上，买了一张去施特雷沙的火车票。
火车上，旅客们都在谈战争，看报。腓特力一言不发，因为“我不想知道战争，我要忘掉战事，我与战争单独媾和了”。他在施特雷沙找到了卡萨玲。他们在巴罗美岛大旅馆开了个最好的房间同住，两人相亲相爱，犹如新婚燕尔。
现在，对于腓特力来说，“战争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根本没有战争”。但有时他又觉得，“战争依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有一种没有真正结束的感觉。”他的心情就好比一个逃学的学生，正在想着学校里某个钟点是什么活动。
一个风雨之夜，旅店的伙计告诉腓特力，说警察明天早晨会来逮捕他。于是他和卡萨玲连夜逃往中立国瑞士。第二天清晨，他们踏上了瑞士的国土，感到这是一个和平宁静之邦，是个“可爱的国家”，脚下踩的泥土都给人一种快感。
腓特力和卡萨玲在日内瓦湖的东岸一栋农舍式样的木屋里住下来。四周环绕着青松，背后山顶白雪皑皑。一条蜿蜒的小径，盘来绕去通往山顶。山谷里，一条小溪流进湖中，流水琤琤作响。这里是世外桃源，看不到硝烟、听不见炮声。腓特力和战争“没有关系了”。
一个冬天过去了，1918年春天来临。卡萨玲怀孕数月，将要临产。于是，他们移居到洛桑城。
卡萨玲在洛桑的医院里难产。医生同腓特力商定做剖腹手术。可胎儿一取出来就是死的，卡萨玲也在危险之中。腓特力坐在医院走廊上，思考着人的命运和死亡。他想起一次升篝火的情景：火里有块木头上全是蚂蚁，蚂蚁起先成群地拥向木头中央着火的地方，随即掉头又向尾端跑，它们在尾端上叠得高高的掉到火里，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大多数烧死在火里。
医生说卡萨玲仍在危险中。腓特力连连祈祷上帝别叫她死：“上帝啊！求您别让她死。只求您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我求您，求求您，求求您，别让她死……”可是卡萨玲最终还是死了。护士阻止腓特力进屋去看卡萨玲的遗容，“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上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回旅馆。”
小说写到这里戛然而止。
腓特力往何处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点，即他跟战争永远告别了。但其余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他成了一个失去过去，没有现在，看不到未来的人。这便是“迷惘的一代”的典型特征。他们是被战争损害了的，他们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
腓特力是听信了“神圣，光荣，牺牲”这一类字眼的诱惑而参加战争的，他也曾有狂热的时候，也曾慷慨地反驳过主张停战的司机：“倘若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你们大概是不晓得被征服的痛苦，所以以为不打紧。”但他在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和亲身遭遇，使他发现他的追求是虚幻的，披着神圣外衣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对于那些仍在津津乐道于战功和奖章的人，腓特力和卡萨玲后来都很鄙视。战争中的厮杀不仅同正义、公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极其残酷和毫无意义，所谓“神圣、光荣、牺牲”一类的字眼，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少数将要从战争中获利者的欺骗宣传。这使腓特力对“银质奖章”不以为然。
撤退中误被当作德国间谍抓起来并险些送命的遭遇更使他觉得战争的荒谬。于是他心中的“崇高”彻底崩溃。他宣布战争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他与战争“单独媾和”他转而去追求爱情，他们在日内瓦湖畔过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卡萨玲的遽然死去又使他这种追求化为泡影。
于是，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失去了意义，他陷入无边的迷惘之中。如果说《太阳照常升起》着重描写了“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状态，那么《永别了，武器》则揭示了这一代形成的社会原因。
当然，卡萨玲之死并无必然性，这似乎冲淡了小说的中心思想，但它加强了腓特力命运的悲剧色彩，以这个角度看，它又强化了作品的反战倾向，把读者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思索之中。
5. 重树“雄”风
《永别了，武器》在海明威度过30岁生日以后不久出版。帕金斯在拍给他的电报中说：“书出版之后，评论界的反应很好，前途光明。”评论家马尔科姆说，看到这本书的名称，“不禁使人想起，它像征着海明威同他过去所处的时代，他过去的处世态度以及写作手法永别了”。另一个评论家克里登说，这部小说堪称“现代派作品的顶峰”。
纽约时报的专栏批评家，也是海明威研究专家的帕西·赫金森则认为：“这个关于一位英国护士同一个美国救护队军官的恋爱故事，就其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说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堪称为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新闻出版检查官也说：“这本书里虽然也有粗鄙话，但不严重，因此，如果拒绝出版，那也太过分了，以内容看，书里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两性关系上的描写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也没有过多的渲染。”
海明威很高兴。
他不缺少自信，他也喜欢听到好评。
确实，他以前的作品很少有人情味，而在这部小说里，读者可以体会到人物的深邃感情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语言也非常流畅。看来，具有矫正意义为“女性批评”在海明威那里见了成效。
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已售出2.8万册，连胡佛总统的藏书中也有《永别了，武器》。
评论界几乎一致的好评使海明威不再是争议的焦点。
海明威终于不负众望。可赞扬之声尚余音未尽，海明威又抛出一本《死于午后》。评论界一片哗然，仿佛海明威故意嘲弄他们。
《死于午后》是海明威九年中七次到西班牙庞普洛纳参加圣弗明节，观看斗牛的产物。它规模不小，有20章。但它不能算是完整的小说，而是由具有小说性质的一连串故事、速写和随笔组成。
海明威试图为文学史增添一部空前绝后的，关于斗牛的史诗性作品。
他在写作《死于午后》的同时，还进行着《斗牛词汇小辞典》的编写工作。由此不难看出，海明威几乎是把描写斗牛，研究斗牛当成了自己当仁不让的职责和“事业”。他在1925年就想写一本《死于午后》这样的书，但是直到七年以后才问世。
他认为斗牛就是没有战争的年代里的战争。战争不是随便可写的，斗牛同样如此，他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体验和研究琢磨。
为此，他不仅每年去西班牙看斗牛，而且自己也上场斗过牛。库尔特辛格在他的《海明威传》中说：“海明威在庞普洛纳斗过牛，但勇敢有余，灵活不足。他上场的经历很短暂，而且是以受伤告终的。‘那头混蛋公牛是用钢骨水泥做成的’，他后来说。海明威膀大腰圆，在斗牛场上的那副模样与其说是一个灵活的斗牛士，不如说是一部推土机。他的嗜酒使他体重增加，呼吸急促，但他总算有了感觉上的体验，他看到了一吨重的黑公牛猛扑过来的凶相，看到了流出粘液的牛嘴和鼻孔以及野蛮地用蹄子扒沙的情景，也听到了牛受伤时的哞哞叫声。”
他从中“获得了生与死的体验”。
这本书的最后两章尚未完成时，他因车祸险些丧生。他和几个朋友旅行，一天晚上，他们的福特牌旅游车翻进山谷。他被发现时，是两脚朝天地挂在仰翻的车身边上。
万幸的是他只折断一条右臂。
住了七个星期医院以后，他回家养伤。他为未完成的《死于午后》而烦恼不已。波林提出，剩下部分由他口述，她来作笔录。但海明威反对。他说，任何需要用眼睛看的东西，必须通过自己的手写，自己的耳朵听，最后再用自己的眼睛检视才成。他把“亲身体验”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几个月以后，他才用还不太灵便的手写完了《死于午后》。
《死于午后》被誉为斗牛题材的英文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它对斗牛的描写很真实，记述了斗牛的起源，演变和现状。探讨了这一活动与民俗，宗教，社会心态，民族感情的复杂关系。它大量反映了海明威的哲学思想，它的文字风格也相当优美。
海明威想在书中充分表明的观点是：斗牛总被人误解为运动，其实精彩的斗牛像芭蕾舞一样，不是运动而是一种艺术。场地布置有规定，而且跟芭蕾舞的五个标准姿势一样严格。但是动作富于变化，死亡就掌握在公牛的威力或者斗牛士细巧灵活的手腕威力之中。
精彩的斗牛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出悲剧。其中所有的人物——骑马斗牛士、短枪扎手、斗牛士以及头号主角公牛——都必须有技巧，有美感，有勇气扮演各自的角色。
书中写了“斗牛”中具有宗教色彩的动作“弗朗尼卡”，即斗牛士双手举起斗篷的传统动作。斗牛士对它非常讲究。这种动作是根据圣弗朗尼卡的名字而被称之为“弗朗尼卡”的。圣弗朗尼卡曾用一块布给基督擦过脸，但现在，这块布是用来蒙住基督的眼睛，不让他看到暴力和流血。做完这个象征性动作，这块红布就成为斗牛士的斗篷。
书中写了斗牛士的荣耀和耻辱。一个默默无闻的做苦工的或擦皮鞋的，只要能在斗牛场上大显身手，22岁时就能一年挣到10万美元，即使他用手抓东西吃，社会上的大门也都会向他敞开。但“拳击家、斗牛士和当兵的常会染上梅毒”。
书中也写了与斗牛相关的特殊禁忌。在看斗牛时不可挑逗女人。连把望远镜对准坐在场上看斗牛的女人甚至妓女，都是不礼貌的。“妓女在看斗牛时，是有权利保持清闲的”，“站在斗牛场的看台上使用望远镜，就是偷看者的标志，而且是很下流的偷看者”。
但大量的篇幅是描写斗牛场中使人不由得不产生的“生与死的体验”和与之相关的场面。
有这样一个片断：
“抵死16人和抵伤60人的那头公牛，是被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处死的。它抵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大约十四岁的吉卜赛男孩。后来这个男孩的哥哥和姐姐到处跟随那头公牛，希望在它被斗篷引进栏里的时候有机会刺死它。他们跟了它两年之久，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后来那条公牛老了，它的主人决定把它送到屠宰场，那一对吉卜赛兄妹跟到屠宰场。
“其中那个小伙子要求让他来杀那头公牛，因为它抵死了他兄弟。获准后他动手了，公牛关在笼里，他先剜出公牛的两只眼睛，对准两个眼窝往里面吐唾沫，然后他把一把匕首插到公牛颈部的两节脊椎骨之间，用截断脊髓的办法杀死它，他这样做时遇到了某种困难，他又请求允许割掉公牛的两个睾丸，这也获准，于是……”
与这类场景相关，书中还有这样的议论：“‘看斗牛’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感受到在死亡的控制下产生的对死亡的反抗。你接受了死亡的控制，不可杀生这条戒律就不难做到了。但是当一个人在反抗死亡时，他就很乐于使自己具有一种神圣的属性……这是嗜杀的人一种最深刻的感受。”
海明威似乎想在《永别了，武器》之后重树“雄”风。
他是一个一方面渴望得到公众的赞赏，另一方面又不畏惧舆论非议的人。
《死于午后》引起美国批评界的极大愤怒。
无独有偶，海明威早在《死于午后》的校对过程中就发了一场小题大作的无名火。
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将清样寄达他时，他正患支气管并发性肺炎，这是他在海上钓鱼突遇暴雨而招来的。
在一阵阵猛咳的间歇，他拿起《死于午后》的清样进行校对。他一页一页地翻，无意中看到有一页右上角的空白处，有一行小字：“海明威的死”。夹在“4版80，3404”之类的数字当中。
他再前后一翻，才发现这一行字在每一页上都有。他心里明白，这只是排字工人为了方便，把作者和书名用缩写表示出来。
但他小题大作，大发其火。
他立即拍电报给帕金斯：“在每一版上都嵌入‘海明威的死’字样，这太荒唐了。要不然，就是你别有用心。”
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信，扬言要扭断那个排这行字的工人的脖子，还说，对于一个有迷信思想的人，在校对这本书时，这5个字要看上千百次，没有比这再倒霉的事了，如果他海明威在校对书稿时死去，那么你帕金斯要负完全责任。帕金斯哭笑不得。
海明威脾气暴躁，但这种暴躁常常表现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而且不会把事情弄僵，犹如鞭炮的轰响只是为了打破平静，而并不对人构成威胁。
他小时候曾因挨了他父亲的责骂，而端起猎枪远远地瞄准他父亲的后脑勺，但他决不会扣动扳机，如果扣动，也一定是枪口朝上。
顽童的天真和壮士的勇猛再加上一种潜藏在性情深处的冷静，常使他做出奇特的行为。
这个“校对事件”仿佛是预示了《死于午后》将要引起轩然大波。1932年，这本书出版，立刻遭到批评界的猛烈抨击。
《死于午后》是“血淋淋地美化残杀和暴力”，是堕落分子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是“恐怖的自由”，是对暴力的“宗教式的迷恋……”这一类批评铺头盖脑地朝海明威泼洒过来。即使是最温和的批评，也不客气地指出，《死于午后》中过多的男子气概的描写使人读了感到索然无味。
在30年代的美国，信仰基督、遵循清教的中产阶级文明不只在橡园镇受到推崇，在其他地方，哪怕是最开放的纽约，也有很大市场。而海明威在《死于午后》中也确实有太多过火描写。但海明威是想在这本书中表达自己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对“生命与死亡”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美学哲学问题的思考。
他试图在这本书中表达出自己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对“生命与死亡”以及与相关的一系列美学、哲学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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