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方和尚”的魅力
1924年1月，又是一个大雪纷飞、寒风怒号的日子，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和出生不久的约翰离开了多伦多。到火车站送行的只有3个人：4年前把海明威从瓦伦湖带到多伦多的“拉尔夫叔叔”老两口，和明星报社的一个女记者。
但是海明威一点也不伤感，他像离开监狱一样愉快。在纽约稍作停留以后，他们乘一艘邮轮又来到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这是海明威1918年以来第三次从美国横渡太平洋到巴黎。
他们在斯泰因寓所附近租了一套二楼的公寓房间。新家有两点令人满意，一是房租不贵，二是离爱丁堡公园不远，哈德莉可以带孩子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但这里对海明威很不利，因为窗子正对着木料场，楼下有一个锯木厂，电锯的尖叫，马达的轰鸣，木材抛落的声音以及运输卡车的喇叭和引擎声迫使海明威训练自己闹中求静的本领。
他将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一个再没有职业可依靠的自由作家要在这里背水一战，将奋力攀登文学的险峰。
不错，他已经发表过诗歌，发表过小说，他的打字机已经敲出了数十万字的通讯、报道、专访，麦克的迪昂出版社已出了他的第一个作品集《三个短篇，十首诗》，彼尔的三山出版社又出了他第二个作品集《我们的时代》。
也不错，橡园镇的图书馆已把他的作品赫然陈放在最醒目的地方；橡园镇的居民，当然包括埃德蒙医生和格莱丝，正在一面指责他的书中很多东西有悖于“斯文传统”，一面又为他的这些书感到荣耀，感到他最有可能成为继一位建筑师、一位作家和一位总统候选人之后的橡园镇第四位名人。
但是，海明威的目标太高远，太狂妄——“我要震撼全球”。
于是，他觉得那些作品寒碜。《三个短篇，十首诗》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几乎无人注意。只有《纽约论坛报》的评论家巴顿·雷斯戈在一篇小文章里说，有人请他读读一个名叫海明威的青年作家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并向他寄来了这本作品。但他三个月来都找不出时间去读这本只需花一个半小时就能读完的书。另外还有一个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给海明威回过一封信，写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鼓励话。
《我们的时代》遭遇也差不多，印数也是300册，据说只销售了170册。几个文友写了几篇客客气气的评论，从此湮没无闻。
还有一个令人扫兴的事情是：这两本书都是非正式出版社抛出来的。这似乎有点“门当户对”的嘲讽意味。
至于不计其数的被退回的稿件，更使人光火，许多退稿信不屑将海明威的作品称为小说，而是称之为“速写”、“短文”、“轶事”。
海明威发誓要出“重拳”。文坛也是拳击场，不出重拳，无人喝彩。
他已经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要把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历、见闻和体验都写进去。他决心忘掉一切，全力以赴。
但是，报界又在向他招手。哈斯特系各报想同他订立一份待遇优厚的合同聘请他当记者。
他拒绝了，他不愿再受报社工作的种种限制。他承认，记者生涯帮助了他的写作，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再当记者会毁了他的写作。
他这个决定引起了一场风波。
哈德莉争辩说，他们正需要钱用，怎么能拒绝这样一份好的工作？她指出，他的某些小说固然有人接受，但是还有很多没人要。退稿信总不能当饭吃，而报社的合同却能保证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她劝他采取以前的做法，一边为报馆工作，一边写小说。
海明威大发脾气，这些道理谁不懂？但是要打到狮子，总是需要代价的。
等哈德莉不作声了，他又去安抚。他清楚，妻子已经做出了够大的牺牲，她是全力支持自己的，她在陪伴着自己创业，她其实是勇于安贫的，之所以希望自己接受报社的合同，也实在是生活所迫，他如果卖不出文稿，他们就全靠哈德莉那笔信托基金的利息过日子。而且本金只剩了一半，另一半投股到朋友的公司里，公司经营失利，赔掉了。
阁楼上的作家生活在局外人的想象之中颇具浪漫色彩，但真正置身其中都很少有乐趣可言。住在锯木厂楼上的海明威对一个青年写作爱好者说：“写作是件苦差事，把你的精力耗尽，要你的命。不过你能把事情做好。无论谁，只要下决心，都可以成为作家。”
为了在用费上开源节流，海明威常常去从事临时性的工作。他到体育馆去当重量级的职业拳击手的陪练，一次可以赚上10个法郎，然后吃5个铜板的炸土豆，或者两片陈面包，一杯廉价酒，就算顶一次午餐。回到家里，常以“到别人那里去了，吃过午餐了”应付哈德莉。他觉得这样做很合算，清醒了头脑，练了拳击，挣了外快，还省了一顿正经饭。但不必跟哈德莉细述详情。
他要维护自尊，也不要让妻子难过。
他与巴黎那些他称之为“冒牌艺术家”的人断绝了来往。
他需要的是安静，或者毋宁说是“孤寂”。锯木厂使他白天几乎无法写作。他必须抓紧晚上和清晨。
每天晚上，催促哈德莉和约翰尽早睡下，他就开始工作，他不能使用打字机，敲醒了约翰，哭叫起来，那个晚上就完了。他改用铅笔。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又起床，先把奶瓶煮过消毒，调配好奶粉，喂约翰吃完，然后就坐在饭桌边上抓紧时间写几个片断。这时，哈德莉还没起床，约翰吃完又睡了，周围一片宁静，脑子特别清醒。他喜欢这种气氛，常常从中感到创作的愉快。不像晚上，晚上他常感到累，感到生存与奋斗的艰辛。到锯木厂那刺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一般他也开始“户外活动”了。如果写作兴头尚佳，他就找一个便宜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吃几片松糕，然后坐在那张餐桌边写上半天。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写1000字。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活。”
“你写得越勤奋，你就越是孤独。”
海明威的名言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尽管他从小就有令人惊讶的想象力。
海明威拒绝了报社的合同，但另一个机会把他拉出了潜心创作的生活。
庞德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福特·马多克斯的英国人。此人新创办了一个命名为《美洲评论》的文学杂志，有一个财东支持，但缺少懂行的帮手。庞德想撮合他与海明威联手干。
他们在庞德的书房里第一次见面。福特进去时，海明威正在打着中国的太极拳，踮着脚穿梭走步，一招一式，蛮像那么回事。庞德是个中国文化的热心推崇者，他倡导的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作了许多借鉴。海明威在庞德的书房里打几手太极拳，与环境与主人十分和谐。
“正像那肥头大耳、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这是福特对海明威的第一印象。海明威身上散发出极易使人受到感染的生动气韵。
但海明威并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他11岁那年被接纳为教堂歌唱班的成员，歌唱班为此举行了一个仪式，他说了一句妙趣横生的大白话：
“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的感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还曾有记者问他，在巴黎时与别的作家，艺术家们有没有“团体感情”，他回答得很干脆：“不，没有‘团体感情’。”他事事好胜，事事要争第一，因此，即使在他手舞足蹈、谈笑风生的时候，他的灵魂深处也徘徊着一个孤独的影子。
他总是在边缘地带行动，在橡园镇，他是野孩子；在瓦伦湖，他是小绅士；在足球场上，他是作文写得最好的；在校刊编辑小组里，他是运动健将；在拳击场上，他是作家，在作家群中，他是拳击手；他与斯泰因、庞德等文艺沙龙的主人相交很深，却不屑与其他“冒牌艺术家”来往。
他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
但是，他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性格像未经打磨的磁石，棱棱角角，很坚硬，却放射出柔和的磁光，很吸引人。他可以在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一拳打落你的眼镜，当他帮你捡起来的时候，他跟你就成了朋友。
他的朋友曾亲眼看见，他一次打完网球，回家路上舞着网球拍，边走边做斗牛动作，惹得行人纷纷侧目。他愈加起劲，还跳到街中间去斗汽车，猛刹车的司机始而大惊，继而大怒，最后却相视大笑，互道珍重。他根本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之类的信条，而是猛士加顽童的性格使他生就那么一种使人不可抗拒的魅力。
福特对这个“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立即很感兴趣，而且联想起自己在皇家军团服役时认识的一位英勇的青年军官。于是，英国绅士福特在刚见面的几分钟里就对美国小伙子海明威有了好感。
庞德向福特介绍说：“他是个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他诗写得不错，而且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小说写作风格。此外，他也很遵守规矩。”
于是海明威就成了巴黎文坛上新出现的《美洲评论》的副编辑。
但是没有薪水拿。
考虑到能占据一片文学领地，有安营扎寨之所，海明威乐于干。一封封退稿信像一根根毒刺扎在他的心里。
光在阁楼里写不行，得有地盘。
“我要震撼全球”的海明威可不像冒牌的文人一样只会夸夸其谈，也不像迂腐文人一样仅知终日伏案。他有犹太商人一样精明的头脑。
2. 又蹬翻一架梯子
替福特当副手的时期，海明威创作热情很高，越写越好。他连续不断地写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印第安人营地》、《医生与他的妻子》、《归来的战士》、《终结》、《风刮了三天三夜》、《在积雪的乡村旷野驰骋》、《落汤鸡》、《史密斯夫妇》、《打不败的人》、《滔滔的心河》、《五万元》……等。这些作品大都在《美洲评论》上发表。
跟福特闹翻以后，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到了奥地利，在苏黎世与莫斯布鲁克之间的一个小山村住了一个冬天。
他们本来是打算到瑞士去的。一个朋友主张他们去奥地利，因为奥地利正闹通货膨胀，1块美元可以换7万奥币，那里自然风光也很有特色，冬季不比瑞士差。
海明威立即在他的蓝色笔记本上算起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在奥地利的生活费用只需28.5元。他们完全可以把巴黎的房子临时租给别人，就用这笔租金，全家能够舒适地在奥地利白雪皑皑的大山区里度过整个冬天。
巴黎的冬天又潮湿又寒冷，他们一家都过不惯，特别是约翰，总是感冒伤风。
他是写完《打不败的人》去的。一路上心情很愉快，因为刚刚完成的这部小说，他认为是他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这篇小说凝聚了他3次去西班牙看斗牛后的观感。最早表现了他后来热衷描写的“硬汉子精神”。小说中糅合了荣誉、勇气、暴力、复仇等种种成分，讲了一个年老力衰的斗牛士为保持往日的光荣，甘冒生命危险再次登场斗牛的故事。
主人公曼努尔大好的青春时光是在斗牛场上度过的。他和他的哥哥都曾经是斗牛场上的勇士，博得过无数欢呼和喝彩，杀死过无数猛牛，很受老板的器重。
九年前，他的哥哥被一头公牛挑死。这头牛因此也博得了“勇士”的光荣，它的头骨被剥制出来，摆在斗牛场经理的办公桌上，还有一块小铜牌记录了它的“战功”。如今，曼努尔已经年老体衰，脸上的气色“白惨惨的”，老板因他不叫座了，对他采取鄙视的态度，只肯出便宜的价钱雇他参加晚场斗牛。愿不愿干由曼努尔自己选择。
曼努尔不顾同伴的劝阻，再次走上斗牛场。他骄傲地宣称：“我是个斗牛士。”“我既然走上斗牛场，就要把枪扎到雄牛身上去。”
他的动作毕竟不那么灵便了；他被牛挑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觉得骨头已经粉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有人要他快下场，但他毅然拒绝。他头脑清醒，勇气犹在，他觉得一个斗牛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退出场地。于是他挣脱了身，又朝牛奔去，把枪准确地扎进雄牛身上的要害部位。
他终于胜利了，“望着牛慢慢地倒向一边，然后突然四脚朝天了。”曼努尔被抬到手术台上，在奄奄一息时，他无比欣慰地说：“我干得不坏，我干得很出色。”
对于自己的年老力衰，曼努尔无法阻挡，但他精神不老，勇气不衰，永远是一个敢于只身麈战的“硬汉子”。他对痛苦无动于衷，蔑视死亡，对于用勇敢取得的荣誉感到骄傲，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甘愿牺牲。
这个小说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写出了人的尊严，表现了海明威推崇的那种“处在压力下的优美”。
他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佳作。他是赶在圣诞节前写完的。从动笔到完成将近两个月。其时他已与福特闹翻，《美洲评论》也即将
“寿终正寝”。他很想在国内文坛上也造成一点影响，把稿子给了美国的《代耳》杂志。然后就同哈德莉到了奥地利斯奇伦斯山谷里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确实景色宜人，不亚于他们去年过冬的瑞士，而且民风淳朴，当地居民对外来客人非常友好，以致让海明威感到奇怪，自己19岁的时候为什么会跟奥地利人打仗，而奥地利人为什么会把自己打得像个“筛子”。
他们在一家旅店租了一个二楼的套间，站在窗口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峰和在山脚下吃草的牛。
他们在羚羊出没的山坡上踩着雪橇追赶羚羊；哈德莉用本地产的未经染色的羊毛给海明威编织毛衣和滑雪帽；店主人特地给哈德莉抬来一架钢琴；店里那个天天带着约翰玩的女佣人很漂亮，这里还有鲜美的牛肉，上好的杜松子酒和风味独特的梅酱布丁；每天晚上，楼下厅堂里都有人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海明威经常参与，有次还赢过43万奥币。
这里的人很友好地称他为“黑胡子酒鬼基督”。
海明威在小山村里的生活非常愉快。
更愉快的是，他在这里找到了“福特第二”。
巴黎《季度》杂志的主编也在这里休假。他与海明威同名，叫欧内斯特·华尔斯。海明威经常到华尔斯下榻的旅居去找他聊天。
华尔斯清楚海明威的来意，红火一时的《美洲评论》垮台了，海明威与福特分道扬镳，急于想寻找新的盟友。华尔斯也正需要帮手，他身体不好，正患肺病，也知道海明威精明强干，又正是声誉鹊起的时候。
于是，海明威又加盟华尔斯的《季度》杂志，成为华尔斯的副手。
这个杂志规模小，远没有《美洲评论》当初的那份雄心，可是不会有经费之虞，它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富有、慷慨，一诺千金。
从奥地利的斯奇伦斯山谷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就投入以《季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也许是因为增加了一员强将，《季度》杂志将版面一下增加到250页，与刚刚夭折的《美洲评论》不相上下了。
在福特手下的副编辑生涯使海明威具有丰富的办刊经验，他又从小就从他父亲那里秉承了韧性和耐心。增版的《季度》杂志确实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海明威从文字内容到美编设计，从敦促印刷厂务必准时印出到防止老鼠咬坏新刊，从采用庞德像为封面到杜绝校对错漏，事事都向华尔斯出谋划策，并且事事都乐于奔走躬亲。他还推荐哈德莉担任了校对工作。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季度》杂志也买下了海明威的《大二心河》和《打不败的人》。
《大二心河》是海明威已经写出的篇幅最大的小说，长达100页，主人公是在《印第安人营寨》中已经出现过的小男孩尼克·亚当斯。
这两个小说都贯穿了文学作品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生与死”主题。
《印第安人营寨》写小尼克随父出医，看到一个印第安男子因忍受不了妻子分娩新生命时的惨痛嚎叫、而割破喉管自杀死去的情景，这使尼克幼小的心灵对生命与死亡的酷烈冲突产生莫名的震骇。
《大二心河》则写了尼克参加欧战，目睹了空前浩大的生死冲突之后，在林间水畔的打猎钓鱼活动中，对人生与世界的若有若无的思考。他们的题材和作者从题材中挖掘出来的“意味”，都是海明威式的。它们在海明威探索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上有具小里程碑意义。
《美洲评论》和《季度》为这对姊妹篇的推出正好起了接力棒的作用。
至于《不可打败的人》，海明威起初不愿发在《季度》上，寄给了美国《代耳》杂志。他想用自己相当满意的这个小说，去攻破美国文学刊物的坚冰。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巴黎推出来的。在美国还没得到承认。他不满足于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取得的那点成功和那份名气。
但《代耳》杂志退了稿，附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小说写得很好，只是斗牛故事和西班牙风情不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海明威很恼火，只得换一个信封把稿子寄给华尔斯。华尔斯慧眼识珠，马上同意在《季度》刊物上发表。
于是，《季度》杂志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连续签发了两张支票，要华尔斯转海明威作为稿酬，其中一张就有1000法郎。这使海明威有点意外的欣喜，他致信说：“上一年他辛辛苦苦写了一年，总共才得到1100法郎，而此前由迪昂出版社和三山出版社分别出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和《我们的时代》，他一个子儿也没拿到。现在，他有钱交房租了，他还准备去做一套新衣服，买一些杂货蔬菜和几张可以连续观看六天的自行车大赛的入场券。”
有点夸张，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事实。大概就在差不多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有钱朋友的漂亮夫人极为不满，因为她经常带哈德莉逛商店，向哈德莉推荐这样那样的衣服首饰和化妆品。
海明威与华尔斯都是如鱼得水。不料结盟关系又迅即破裂，比《美洲评论》事件还来得快。
海明威的老朋友毕尔·史密斯从美国来信，请海明威帮他在巴黎找一份工作。毕尔曾与海明威有过反目成仇的时候，起因就是毕尔的弟弟肯里·史密斯当年把海明威排挤出了北芝加哥大道100号的肯里文艺沙龙。毕尔以“血浓于水”的理由站在他弟弟一方，海明威很气愤，与他多年无交往。
但时间能化消一切，现在接到毕尔的信，他马上决定帮朋友一把。
他对华尔斯说，他不能老是卷在《季度》杂志的事务性工作中，他一停止创作就感到难受，心情烦躁，他要排除干扰，一心创作，因此华尔斯有必要另聘一位助理编辑，而他的朋友毕尔很合适，毕尔一个人可以把排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包下来，当然，这要报酬。
自负而正患肺病的华尔斯断然拒绝了海明威的提议，还过于敏感地认为海明威是想再敲一笔竹杠。他的杂志一期就发表了海明威两篇没人要的小说，稿酬也特别从优，虽未另付编辑费，也够意思了，何况是海明威自愿效劳的。
华尔斯误解了海明威。
海明威怒气冲天，三言两语就跟华尔斯闹翻了。从此《季度》杂志再也不登他的作品。
而他也并不很需要《季度》了。
但毕竟这一次是为朋友而牺牲了自己。
3. “怪拳”与“重拳”
海明威不断抛出新作，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出版商似乎比评论家和杂志主编更敏锐地觉察到，海明威将会是一个行情看好的文坛新秀。基于商业效益的刺激某些时候也能给文学带来机遇。
当他的《打不败的人》被《代耳》杂志退稿的时候，有两个人正为他在美国造舆论。
一人是司各脱·菲兹杰拉德，他虽只比海明威大两岁，却已出了5本畅销书。以《人间天堂》一炮打响，又以《了不起的盖茨比》而红极一时。也许是由于思想倾向的接近，他是海明威真正钦佩的为数极少的同时代作家之一。他也属于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分子。
菲兹杰拉德向自己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推荐说，海明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作家。
另一个就是将海明威介绍给斯泰因和庞德的安德森，他也向他的出版商利夫莱特作了相似的推荐。
这情况颇有点像以前迪昂和三山两家出版社都愿意出版他的作品集一样。海明威又进入了左右逢源的顺境。而且，迪昂、三山是巴黎非正式出版社，利夫莱特和斯克里布纳则是美国的正式出版商。
不过，后者名气更大，经营决策当然也更精明审慎，菲兹杰拉德的介绍并没立即使之采取行动。
利夫莱特的出版公司就捷足先登了。他们与海明威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关键内容是两项：一、对于海明威的头三部作品的出版有优先权；二、为海明威已经构思成熟并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预付200美元稿费，以解决这位行情看好而眼下正受困的文坛新秀的燃眉之急。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同只得了部分的执行，但于海明威无损。
海明威很快就向利夫莱特交了第一部书稿，即《我们的时代》。这是巴黎的“三山”已经非正式出版过，销售仅170册的那本书。不过当时只包括18个短篇，这次海明威又增补了12个新作。这个同名作品集的增订版于1925年10月在纽约出版，印行1300册。
这是海明威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作品集。
海明威的朋友认为这本书的销路不如原先想象的好。但海明威本人很满意，这毕竟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集，而且是在美国出的。“墙外”的花香终于传到了“墙里”。
他父亲埃得蒙医生很快来信说，他满怀兴趣地读完了《我们的时代》，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这本书还缺少奋发精神，“相信在你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你描写更多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性格。在这本书中，你已经向读者揭示了人的残酷本性的一面，今后你应该多描写人的欢乐、振奋精神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这是十分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每个人尽力而为。我每天都想到你；为你祷告，我的儿子。”
父亲永远不可能放弃引导儿子的义务，既要儿子如何写作，也要儿子怎样做人。
评论界也有了众多的反响。
海明威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但几乎与此形成水涨船高关系的是，他也特别看重“人言”，他既走自己的路，也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并不矛盾，坚持自信与吸取人言可以使人走得更快、更准。
《纽约时报》评论说，《我们的时代》的故事情节使人愉快，文笔简洁，语言地道，用词很新颖，读来耐人寻味。评论家赫伯特·哥尔曼说了一句使海明威很受鼓舞的话：“海明威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切不必要的繁言冗语，不加修饰地说出了最本质的东西。”
另外还有人说，这个集子里的很多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短篇小说，但《我的老人》这一篇除外，它的描写十分动人，虽然有安德森的痕迹，可安德森本人写的也不一定能超过。
海明威对那种说他模仿安德森的论调很反感。安德森的作品现在正在走下坡路，而且，海明威历来认为独创性才是作家的荣耀。尽管人家说他比安德森写得好，他也极不情愿被套在安德森那个逐渐黯淡的光环里。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部与安德森风格完全不同的、以滑稽讽刺为主调的作品，用以摆脱老是有人拿他与安德森相类比的阴影。
不错，他还在习作阶段的时候，是模仿过安德森，也不错，安德森是他的恩师，他现在的成功离不开安德森的帮助和引导。但如果不摆脱那片阴影，他充其量只能作个二三流的作家，而他，事事是要争一流的，包括喝啤酒比赛和喝完啤酒后打碎酒瓶赤脚从玻璃渣子上踩过去也要比人强。
这是物竞天择的原理，也是新陈代谢的规律。
海明威决定在文坛上打出一记“怪拳”，不仅要以讽刺为主调，而且讽刺对象就是包括自己许多朋友在内的一批欧美文坛的文人雅士，甚至还准备影射安德森、斯泰因、门肯等人。正有人说现在美国文坛缺少斯威夫特、缺少菲尔丁、缺少高水平的讽刺作品，那么，让他海明威来填补这个空白吧。
谁也想不到，评论家并非恶意的评论与海明威那特殊个性的碰撞，竟会使海明威想要打出这样一记“怪拳”。
这简直是阴阳二电相遇，会爆发出震耳的雷声。
雷声是春天到来的信号。
海明威就将这部小说定名为《春潮》，再版的《我们的时代》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坚冰，引起了还从来没有过的众多反响，这使他感到欣慰。可这些反响似乎不温不火，这使他很不满足，他愿意在痛苦或狂欢中激荡，就是不能忍受平淡，平淡就意味着平庸，是“第一流”的死敌，这与白雪皑皑的山村宁静是两回事。没有一记“怪拳”，恐怕冲不破平淡，没有一声响雷，带不起滚滚春潮。
海明威的逻辑很奇怪，很顽劣，但在商业手段已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的20年代美国，也是很实在，很精明的。这样用攻击朋友和“大人物”来换取“名声”的把戏，在别人做起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你总不能咬那只喂你饭吃的手，但海明威做起来，却像一个顽童做游戏。
拳击场上的对手，并不都是仇敌，有许多还是至亲至爱的朋友。海明威就是这样来看待他那些文坛上的“恩师”和“友人”。
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反响逐渐冷寂，海明威的愠怒日益递增。终于有一天，他噼里啪啦敲响了打字机，突发猛劲，一鼓作气写完了《春潮》。
7天后，他的案头出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大摞书稿。尽管作为长篇，它的篇幅不大，但写作速度实在惊人。
海明威知道，这一拳击出去，将会使许多冒牌的和真格的文人晕头转向。他也知道，同时也会招致各方的还击。他没有急于发表。
《春潮》不仅是打向文坛的“怪拳”，也成了他与出版商周旋的锦囊妙计。
为了确保自己不至于栽倒，他还有一记“重拳”殿后。
这就是另一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它已在《春潮》之前完成初稿。海明威后来说：“我是在26岁生日那天在巴伦西亚开始写这本书的，后来是在巴伦西亚、马德里、圣塞巴斯蒂安、昂代和巴黎等地花了三个月写完的。”“小说初稿上的最后一行字是：‘全书完。1925年9月21日于巴黎。’”这以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去修改。
“写一部长篇小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我写得太快了，后来又得重写一遍。”海明威这里说的就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快写精改”的过程。实际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他那有时非常急躁有时又特别耐心的性格正与这种写作习惯相吻合。
海明威对这部长篇非常满意。他写的过程中非常投入，常常写到晚上二三点。直到脑袋变得“像一株冰冻的大白菜”，才昏昏沉沉睡去。几个小时之后又突然醒来，原来模糊的词语已能联结成清晰的句子，他立即翻身下床继续写下去。
那种持续而长久的艰苦，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称得上空前绝后。后来的修改又花了他一个冬天和半个春天，他带着书稿在欧洲大陆到处寻找离群索居的环境，其间大部分时候，连哈德莉也没在一起。——这倒不光是为了摆脱干扰，而是由于另一个女人的介入，使他和哈德莉之间产生了危机。
全著尚未修改完毕，他已对这部长篇满怀信心，寄予厚望。
与他签约，对他的前三部作品拥有出版优先权的利夫莱特出版社也在翘首等待他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已为这部作品预付了部分稿酬。
偏偏在这时，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也对海明威投以青睐了。这个出版公司的审慎而精明的编辑帕金斯已从种种信息中预测到，海明威的这部新作，不会让出版商失望。
帕金斯许诺，愿先付给海明威1500美元，愿出华美的精装本，愿按高于通常标准15%的数额计付稿费……
海明成立志献身文学的第一天就有严肃的追求。观其一生，他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没有为金钱写过一个字，他心目中第一位的是艺术。早在芝加哥肯里沙龙里用退稿信糊墙壁的时候，他就教训过文友：
“艺术家，艺术家，懂吗，就要有艺术。”
他后来还总结出一条**裸的真理：“虽然好作品终究会赚钱，可是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事情。”
海明威再潦倒，也不愿让他的文学事业成为金钱的奴隶。他认为毁掉作家，把作家弄得不伦不类的，“第一是经济”。
不过，他的作品一旦写出来了，他就会像犹太商人一样看准行情，“待价而沽”。他的《五万元》写了一场为保住五万元巨额赌注而既斗蛮力又斗巧智的拳击，他的好几个小说都表现出对“欺骗与出卖”问题的浓厚兴趣，他绝不推崇或者毋宁说深恶痛绝“欺骗与出卖”，但他也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些剥削作家的“剩余劳动价值”的文化商人。
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财大气粗，擅长发现和推出畅销书，菲兹杰拉德就是摆在海明威面前的大获其益的先例。明珠不可暗投，这谁都懂。何况怀抱《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
可利夫莱特出版社有约在先，并慷慨地预付了200美元。
这个局面可能使别人进退两难，却不会使海明威尴尬。他没有“哈姆莱特式的踌躇”，只有果断的行动，但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行动。
于是，海明威打出了那一记“光明正大”而又迫使对方犯规的“怪拳”，这颇有点像《五万元》中因为自己暗中将赌金押在对方身上而希望裁判判自己输的次轻量级拳王杰克。
他把那一大摞《春潮》的稿子作为自己的第二本书，交给了对他的前三本书有优先出版权的利夫莱特出版社。
利夫莱特退回了这部书稿，其中讽刺的对象许多是利夫莱特的朋友，也即稿源供给者，特别是安德森，更是莫逆之交，他不能为了海明威的三本书和已付出的区区200美元而出卖朋友，其中的“文坛大腕”，他更是得罪不起。
库尔特·辛格的《海明威传》中写道：“博奈和利夫莱特说他在传播丑闻，是个阴险的作家，因为他故意写了一部他们不会出的书，其目的就是叫他们退稿，然后让那个较大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去出他的书。”
巨大的勇气加极端的精明便是所向无敌。利夫莱特犯规了，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海明威“光明正大”的一记“怪拳”把出版商打得晕头转向，七窍生烟，还只能和着血水把打落的牙齿咽到肚里。
海明威哪里“阴险”？他极守信用，但是，你若毁约，则我也不仁了。海明威哪里“是叫他们退稿”？他只是像中世纪奉行“放血疗法”的医生，猛刺文坛歪风劣习，同时为美国文学增添一部讽刺杰作。
精明而无勇气，非阴险即狡诈；勇气没有精明，非鲁莽即野蛮，喜欢在边缘地带行动的海明威，二者兼备，或许正因为此，他才成为“这一个”海明威。
他坦然而迅速地与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签约。
他那突发猛劲写《春潮》的七天，推倒了前进的障碍，抓住了崛起的机遇。而他真正的威力还在那一记殿后的“重拳”。
机巧固然能一时凑巧，但只可偶一为之，真要立于不败之地，还得靠硬功实力。
4. 太阳升起来了
如愿以偿，《春潮》与《太阳照常升起》都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这是1926年，海明威27岁。
这两部长篇几乎紧挨着问世，像他当年爱玩的意大利照明弹一样，一前一后射向文坛，两股强光，不由你不眩目。
人们先是受到“春潮”的冲击，还没回过神来，又看到“太阳”升起。海明威成为这一年欧美文坛上热度和亮度都咄咄逼人的明星。从此，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作家，而且是有名的作家之列了。
《春潮》引起一片怨愤，如同石块投入蛙塘。最恼怒的是安德森和斯泰因女士，他们都是海明威名副其实的引路人。没有我们的当初，哪有你海明威的今日。
安德森注意绅士风度，以置之不理或者嗤之以鼻的态度来保持自己的尊严。斯泰因女士毕竟心胸有限，便以眼还眼，反唇相讥，说海明威妒忌她的荣耀，质问他为什么不敢对付另一派“文人”。她称他为“胆小鬼”，“活像马克·吐温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中平底船上的水手。”
《春潮》印数不多，斯克里布纳公司本来就是作为争得《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权的附带条件而接受的，它基本上只在文人中有“圈内效应”。这也够了，海明威至少因此而充当了一场“文坛闹剧”的导演。导演也罢，众矢之的也罢，都同样引人注目，他需要这样一种近乎“哗众取宠”的效应为紧接着打出的“重拳”作铺垫。
果然不错，《太阳照常升起》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当然，归根结底这是凭实力取得的胜利，而不是机巧的结果。
编辑帕金斯原来最乐观的估计是总共销售1万册，第一版6000册，第二、三版各2000册。结果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就销了1.2万册，一年时间竞销了2.3万册。其间常出现印刷厂刚收版，书店就脱销的情况，形成了2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版业少见的红火。
小说的标题意味深长，以慧眼识珠而自豪的帕金斯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稳步上升，越升越高。”——这话几乎使人分不清他是欣赏自己还是赞扬海明威。
海明威确实看重他作品的标题。当然，任何作家都如此，但海明威可能特别看重，他的写作记事本上有大片大片的标题，他在读书或者与人交谈时，一遇到他有所感的句子乃至短语，他都习惯于记下来。他的许多小说就是由这样记下来的一些句子或短语衍生出来。他有很多作品都是先写好，后定题，这时他就常常到他的“标题库”或者到某本书上去找。
《太阳照常升起》就是这样。写完初稿以后，他才斟酌标题，他的笔记本上开列了一串名称：《费尔斯塔》、《垮掉的一代》、《注入大海的河流》、《两人在一起》、《旧习未除》、《太阳照常升起》。他最后选定《太阳照常升起》，这是他从《圣经·传道书》第一章中一段话里发现的。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落下，急归新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都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这段渗透“万物循环，天道恒定”思想的话，还被海明威采用为小说卷首的第二段题词。
而第一段题词就是斯泰因评论战后青年的那句名言：“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想把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见闻和体验都写进这部长篇，因此小说内容可谓五光十色。
这部小说正在写作的期间，他曾同菲兹杰拉德谈论过小说题材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战争是最好的题材。因为战争中动作多，场景也多，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作家从一次战争中取得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他得花一辈子。帕索斯参加过两次战争，因此他的小说《三个士兵》大受欢迎。可见最好的题材是战争。除了战争之外，其他好的题材是爱情、金钱、贪婪、争斗和无能等。
《太阳照常升起》几乎涉及了上述种种的题材。内容相当丰富。正因如此，海明威拟用过众多标题。
但它的主题却不难理解。书名和两段卷首题词就是牵引它的两股纲绳。
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以及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和他性格上的许多特点。
巴恩斯是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重伤，战后旅居法国，为美国的一家报社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无望感所笼罩。
巴恩斯热恋着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勃瑞特·阿希利夫人，但下身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只能把**当成海市蜃楼，他不可能与她结合。于是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
巴恩斯的朋友比尔对他说的一番话，概括了他迷惘、无所依从的生存境况：“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
女主人公勃瑞特是个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战后，由于丈夫死去，她只身侨居巴黎，过着纸醉金迷，纵情行乐的生活，只因为“在这种地方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她和男人在一起鬼混，终日在咖啡馆酗酒**，为的是忘却“人间地狱般的痛苦”。她也是迷惘者。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个美国青年作家罗伯特·柯恩，他自以为富有英雄气概，对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他也追求勃瑞特，但勃瑞特和其他人都不喜欢他，觉得他矫揉造作，连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还自得其乐，这样的人，归根结底也是“迷惘的一代”，同他人并无二致。
巴恩斯高出于这群青年流落者之上。他不愿意在寻欢作乐中浪费生命，企图寻找“和土地的联系”。勃瑞特也不甘心自暴自弃和堕落到底。于是，他们一群人到比利牛斯山去旅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然垂钓，寻求精神的解脱和慰藉。
他们又一起参加巴斯克人的狂欢节，一起到庞普洛纳观看斗牛。从斗牛中，他们得到了精神激励，勇敢的斗牛士和疯狂的公牛搏斗，使他们欢欣振奋。特别是巴恩斯和勃瑞特，在斗牛士身上看到了敢于只身麈战，不怕痛苦，蔑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他们忽然觉得发现了人生真谛，原来在有勇气有行动的地方，就会有“太阳照常升起”。
但是，七天的狂欢和斗牛活动过去之后，他们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惆怅。巴恩斯又感到生活失去了依托。勃瑞特则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仅19岁的斗牛士罗梅罗，可是终因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自己也因身无分文被困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巴恩斯又向她伸出友谊之手。
但这两位彼此钟情的男女却永远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小说中的最后对话是，勃瑞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是啊”，巴恩斯无奈地回答，“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这部小说揭示了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青年在身心两方面受到的沉重创伤，他们的形骸和精神都失去了家园，也即与“大地”失去了联系，四处飘泊，无所归依。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反映了战后欧美青年普遍的生存境况和精神面貌。因此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导致了20年代欧美文坛上出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
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是变化的。这个变化呈马鞍形态势。在西班牙庞鲁洛纳的狂欢节日和斗牛活动中一度振奋，达到高峰。这揭示了在“迷惘的一代”的心灵深处，还是有着亮色和光明，只不过这片光明像太阳一样升起，也像太阳一样落下。
这片光明强烈地反衬出了他们面对生活时的无奈。回顾过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来是满天阴霾，但他们仍在做着要留住这片光明的努力。
“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海明威用了一个疑问句收束他的小说。
——明天，太阳应该还会照样升起。
由于小说的画面充满了颓废悲观色彩，海明威在小说中潜藏得很深的良苦用心很难被人体会到。他对人生也许持悲观态度，对人性则不放弃乐观的思考。这种思考与“万物循环，天道恒定”的观念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正如海明威的意料，评论界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反响非常强烈，而且赞扬多于否定。他的朋友们从各地来信说：纽约史密斯学院的女大学生在模仿勃瑞特的一举一动；中西部的青年人都像小说中的“英雄”一样，说话时只微微张开嘴，从嘴角挤出一种含糊而有力的声音，给人以特别的印象……
海明威非常高兴，“重拳”就是不同。他绝对不怕攻击，但更乐于听到赞扬。正如斗牛士不怕公牛那一对钢刀般的斗角，却更陶醉于观众的喝彩。如果是在拳击场上和斗牛场上，海明威真会扬起双拳，跳起来高喊：“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远在橡园镇的埃德蒙医生和格莱丝却来信给他们的儿子降温。知子莫若父母，欧内斯特从小就容易头脑发热。他父亲用红蓝铅笔仔细在一篇评论中划出重点，社会上不欢迎“**小说”和“高级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希望海明威写“健康的文学”，但也尊重他的选择和他的作品。
格莱丝则一方面为小说的销路很好而兴高采烈，一方面又因橡园镇居民说“这本书是今年最坏的书”而忧心忡忡。她希望儿子懂得选用文雅的词汇而不仅仅是几个骂人的字眼，她正像当年纠正儿子唱歌走调的毛病一样在信中说：“也许你找不到好的词语，我可以帮你找到。”信的末尾使用了庄严的笔调：“我完全相信你能为人类干出有益的事业，请求上帝的指引，做真正有益的工作。望上帝保佑你。”
海明威哭笑不得，他当然也不会置之不理。但他总觉得，他们——特别是母亲——在家庭的荣耀与儿子的成功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前者。
不管怎样，《太阳照常升起》与后来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犹如四根大柱，撑托起了海明威建造的文学殿堂。
“好作品终究会赚钱”，《太阳照常升起》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海明威收到了8万美元。
不过，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5. 炼狱中的煎熬
作为作家的海明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作为丈夫的海明威正在炼狱里煎熬。他与哈德莉相濡以沫，携手创业的艰辛生活中，冒出一个波林·帕发芙。
波林在巴黎一家名叫《风行》的杂志社当编辑，是美国阿堪萨斯州一个富绅的女儿，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她个子矮小，蓄着刘海发式，算不上美丽，但体态秀气，服装考究，穿戴时髦，常着一件漂亮而昂贵的小金鼠皮外衣，也颇有一种富家闺秀的气派。
她已过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后原在堪萨斯城一家杂志社工作，后来到了巴黎。她的女友凯蒂——也即海明威的朋友哈洛德的妻子——认为，她到巴黎来的目的是想找一个理想的丈夫。
在哈洛德和凯蒂家的一次友人聚会上，波林认识了海明威夫妇，她与哈德莉很谈得来。不久，她就带着自己的妹妹吉尼到海明威家探望哈德莉和小约翰。
当她经过嘈杂的锯木厂，沿着狭窄的楼梯进到海明威的家时，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对海明威以文学创作为名让他的妻子和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感到十分震惊。
卧室门半开，她看到海明威正躺在床上看书。她后来说，当时海明威给她的印象是衣服很脏，胡子很长，样子难看，举止粗鲁。她无法理解，浑身透出聪灵和俊秀的哈德莉怎么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这是1925年夏季里的一天。波林对海明威没有好印象，海明威只把波林当成哈德莉新结识的女友。
海明威的小说越写越好。
波林来向海明威约稿了。她对海明威说：“我喜欢你的那些直截了当，句句中肯的段落。我喜欢你那些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的段落。当你讲得太过分的时候，我就希望你收敛。”
海明威觉得波林既坦率又有洞察力。
海明威写出那部讽刺文友、抨击文坛的《春潮》以后，哈德莉不赞成他拿去出版，她的道德观念接受不了过河拆桥贬人扬己的事情。
身材矮小的波林却极有勇气，她欣赏《春潮》，别人为海明威写一本这样的书而感到惋惜的时候，她哈哈大笑说：海明威干得不错，并鼓动他立即交付出版。
海明威觉得波林志同道合，波林是《春潮》的唯一支持者和好评者。
波林又是哈德莉的知心朋友，海明威埋头写作的时候，波林可以解除哈德莉的寂寞，约翰跟她也非常亲热。于是，她成了这个三口之家的第四者。他们常在一起游玩，在一起生活。
终于有一天，波林像青藤缠大树一样缠上了海明威。而天真的哈德莉还蒙在鼓里。海明威同时得到两个女人的爱，神魂颠倒，又痛苦不堪，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战争之中。
海明威后来大略地描述过这个由“天真纯洁”不知不觉演变为“邪恶”的过程：
一个未婚的青年女子一时成为另一个已婚的青年女子的好朋友，并且同那对夫妇住在一起。后来人不知鬼不觉地，她单纯而不屈不挠地情愿同那个有妇之夫结婚。这个丈夫后来成为作家，很少有时间陪他的妻子玩。这样的生活、工作自有其优点。当这位丈夫每天工作完毕，就有两位漂亮的女子在等着他。其中一个是新来的，还不那么熟悉。如果他运气不佳，他会把她们两个都爱上。有时凑巧两个女人都在场，再加上他们的孩子，一共四个人。开头，还很欢快，很有情趣，而且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世上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是从天真淳朴开始的。人们一天天这样过下去，并已习以为常，无忧无虑。人们撒谎，痛恨生活，生活把你毁灭，危险的因素一天天在增加，这时你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战争之中。
大约是波林第一次到锯木厂楼上的半年以后，海明威要回美国与出版商洽谈《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问题。“四口之家”分为三下，海明威赴纽约，波林回到她在巴黎彼科特大街的寓所，哈德莉带着约翰到奥地利斯奇伦斯的山村过冬。
海明威在纽约处理完事务，返回巴黎后本该立即去奥地利，妻子和儿子在等着他。但他却鬼使神差般地“回”了彼科特大街波林的寓所。
好像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人生中会遇到这样的门坎，不跨过去，你会感到不幸，而一旦跨过去，你会感到更不幸。
海明威跨过了这道门坎。与身材纤细灵活的、已决心选他作为自己丈夫的波林在巴黎彼科特大街的寓所享受了“**的快乐”。
他随即就坠入了地狱的烈火。
他后来回忆了他离开巴黎的波林寓所到奥地利斯奇伦斯去的情景，这是以文风冷峻而著称的海明威留下的一段动情文字：
本来我应该到火车站搭火车……可是巴黎有一个我钟爱的女子……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我将干些什么，我内心突如其来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相信的。这种杀人的欢乐，这种背信弃义的自私，使我深深感到悔恨，久久不能平息，以致第一趟、第二趟和第三趟车我都没有搭上。”最后他乘第四趟车到了斯奇伦斯。“我又同妻子见面了。当列车驶进车站经过堆放在车站里的木材堆时，我看见哈德莉站在铁路边上接我。除了妻子外，我不该爱上别的女子。现在情况如此，真不如死去的好。妻子对我微笑着，阳光照在她那美丽的身段上，照在她那张被太阳和雪照成褐红色的动人的脸上，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之下光泽更加艳丽。经过一个冬天，她变得更美丽了，也好像更羞答答了。在妻子的身旁站着我的儿子波比。他头发淡黄，长得胖乎乎的，冬天过后双颊红润细嫩。
他既舍不下妻子，又割不断与波林的关系。他痛苦不堪，一人静处时脑子里常常冒出死的想法，与人交谈，也常常是死的话题。
他的心头成了拳击场、斗牛场，凶狠的拳击手在对打，斗牛士和猛牛在搏杀，把他那颗坚韧的心践踏得血水四溅。他两面应付，强装镇静，内心却如滚油煎煮。
天真的哈德莉终于觉察。
一天晚上，海明威在床上翻来覆去闹失眠，哈德莉突然说，她现在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在与波林恋爱。海明威的脸刷地一红，随即恼羞成怒，反过来气势汹汹地说，她不应该揭穿这个秘密，这等于把联结夫妻关系的链条砍断了。海明威翻身起床，冲到楼下，天正下雨，他站在黑地里任雨淋。哈德莉蒙在被子里哭泣，他们的稚子在一旁酣睡。
此后，他们之间便频繁爆发争吵。这年夏天，他们仍一同到西班牙去看了斗牛，然后夫妻便分居了。
这时候，距波林第一次出现在他们家里刚好一年。
秘密既已揭穿，波林也越来越大胆。哈德莉决定用女人的方式与波林来一次最后的较量，她写了一张誓言：假如海明威与波林分开100天仍然彼此相爱的话，她就退出这场爱的角逐。
于是波林回到美国堪萨斯州那个阔气的家里，哈德莉也带着儿子搬出了锯木场楼上的房间。四人又分隔三处。
海明威在炼狱中受了3个月的煎熬，他带着深重的罪恶感坠入了波林的爱河。他用埋头创作的方式来摆脱痛苦。
波林则隔着大洋每天给海明威写信：“你太可爱了，你美貌、潇洒，无与伦比。”“只花两分钱，信纸一张，信封一个，我就来到你的身边。”
“圣人约瑟啊，请求你赐给我一个善良英俊的基督徒丈夫吧！”
海明威也去信诉说自己的痛苦。
空间距离的拉远反而使他们心理距离贴近。
工于心计的波林还向哈德莉写信，主动提出延长“隔离”时间。表面上是表示内疚，实际上是显示信心。
既已至此，哈德莉刚强地接受了婚变的现实。她给海明威寄去一张索取衣物和生活用品的清单。海明威租了一部手推车送去，送了好几趟。在送第一批东西的时候，他忍不住失声痛哭，眼泪长流。
男儿的眼泪，每一颗都是金子。这时候的海明威不知是否还记得，他18岁那年第一次离家远行时，他父亲在车站月台上与他吻别时流下的眼泪。
哈德莉取消了100天的期限，但波林仍坚持要有延长的表示，她在隔离107天的时候抵达法国瑟堡港，海明威前去迎接。1927年1月，哈德莉与海明威正式离婚。
但海明威永远也忘不了哈德莉。他们共同生活了5年，这并不算长。可要知道，这是海明威一生中最艰难的5年。哈德莉用自己的忠诚勇敢和无私慷慨，支持激励年轻的丈夫取得了成功。可他，却在自己成功之际，给了她致命的伤害。
哈德莉曾苦苦挽救她同海明威的婚姻。最后，看到无法破镜重圆，她以一种高贵的平静和安详接受了痛苦的现实。她决定离婚后的一天晚上，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母亲般的爱，她希望他今后吃好，睡好，工作好，身体好。总之，希望他幸福、健康。
不错，哈德莉跟他争过，吵过，有时还很激烈。但这比起她的牺牲和奉献，比起她的善良和贞真，比起她的聪慧和美丽，又算得了什么？
离婚后的好几个月里，海明威经常用暴怒狂躁来掩盖他失去良妻爱子的懊悔和痛苦。他的朋友出于善意，用高明的哲理帮他解脱：“一切有天才的人都是不道德的。”
海明威对此毫不领情。
跟哈德莉离婚前，他总想与波林厮守在一起，现在，波林催促他结婚，他却提不起兴趣。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甩开波林跑到意大利去了。
在意大利的一次行车途中，他碰到一位相识的牧师。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描述：
“同那年轻牧师的邂逅，触发了他的宗教感情，他和哈德莉婚姻的不幸结局，使他良心受到谴责。当车子来到斯佩吉亚城外一所教堂时，他请求盖尔停车。他下车进教堂，跪拜在圣像跟前，久久地虔诚地忏悔祈祷。返回车里时泪痕满面。”
为了弥补给哈德莉造成的心灵创伤，海明威把自己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献给了哈德莉，小说的扉页上题写了献词。后来的岁月里，哈德莉经常在他心中升起。他的许多小说情节，都来自他与哈德莉共同生活的那段时光；他笔下好多美丽的女性形象，都有哈德莉的影子；他的心情不快的时候，常常想到哈德莉，写信给哈德莉；他们后来也曾几度重逢。
海明威在步入“不惑之年”时，无限感慨地说：他接触、了解的女性越多，越对哈德莉感到敬佩。他逝世后才出版的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中，描写了主人公赫德森与其第一个妻子重逢的热烈情景，就是以自己与哈德莉的悲欢离合为生活原型的。
海明威对哈德莉抱有终生的内疚和怀念。因为她美好，因为她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更因为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时光。
他与哈德莉的关系，很能印证库尔特·辛格在《海明威传》中对他的分析：
“海明威外观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有男子汉气概。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容易落泪、善感、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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