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个收获季节
毕尔·霍恩是跟海明威一起在红十字会服役并在意大利作战的一个老朋友，他们的父辈也有很深的交情，毕尔同布伦贝克一样，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家在东海岸的纽约，北部的湖边和中部的芝加哥城都有地产房屋。他弟弟肯里·史密斯在芝加哥大道100号有一套豪华的寓所，客厅里铺着大理石，螺旋式楼梯通往楼上**间大大小小的房间。
肯里夫妇热情好客而喜欢艺术，他们的寓所成了青年艺术追求者的沙龙。
海明威带上他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跟毕尔、毕尔的妹妹凯蒂一道从瓦伦湖畔来到芝加哥，几经迁徙，住进了东芝加哥大道100号。
这里住了一群各有奇特经历，又都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客厅里有钢琴，房角上有写生画架。几乎每个人都有打字机，几乎每个人都有七八个绰号。海明威到这里不几天，就有了厄尼尔、奥恩波斯、奈斯特、享米、史坦因、维梅奇和海明斯坦等不同的名字。海明威喜欢最后一个。
他们造出一些只有圈内人才懂的行话，把笑叫做打哈哈，把死叫做押，把钱叫做种子，把抽烟叫做吹筒子。他们互相激励，又彼此挖苦。时而敲打字机，时而又跑到阳台上去赛拳。
厕所的墙壁上糊满了退稿纸。但只要有人卖出了稿子，大家都有啤酒喝。
海明威在这里变得成熟老练多了。他待人和气，但不讨好；精明能干，但不自作聪明；举杯饮酒，但不喝醉；结交女友，但不动深情。饭菜概不讲究，一块粗面包和一杯廉价酒就是他喜爱的一餐。他进门与“艺术家们”谈得来，出外去又常与“艺术家们”不屑交往的下等人混在一起。
他一边写东西，一边找工作。他经常到最廉价的街头小吃店花六角钱对付一顿中餐或晚餐。《多伦多明星周刊》继续发表了他的几篇短文。最缺钱用的时候，他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犯罪案件记者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写的又是破旧公寓里跳楼自杀的女人，僻静街道上无人处理的车祸，还有漂在密执安湖上的身份不明的男尸。
他对这些事情已有点讨厌，但不得不勉为其难去写。因为他自己真正喜爱的小说作品，总是附了退稿信被寄了回来。
一天早上，海明威吃早点的时候，顺手拿起《芝加哥论坛报》浏览征聘广告，一家名为“美国合作社”的广告公司办的《共同利益合作报》招聘写文章的人。海明威打了一份应聘申请。他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这份《合作报》几乎没有人与他“合作”，广告以外的文章全由他一人写，每周薪水40元，每周要写50—60页，但这种东西花不了他多少力气，他仍然有的是时间去写他的小说和诗歌。
他不喜欢参加寓所里其他文学志士的座谈。一个人不能通过讨论去练习写作，正像不开枪打靶学不会射击一样。句子之间的关联，词语引起的感觉，都要在写的过程中才能捉摸。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总是在打字机上打他的作品。
他只相信行动。
他的打字机哒哒哒地响个不停，字纸篓里堆满了揉皱的稿纸。一篇篇的小说寄出去，退稿信却像秋天的黄叶一片一片地飘落过来。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的客厅是讨论室、约会处，也是文人雅士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退稿信与好消息都在这里当众宣读。
有一天，海明威撕开一封来信，几个脑袋凑过来。
他的一篇关于拳击的小说第一次被新奥尔良一家名字怪怪的小杂志《两面派》采用了。
大家马上祝贺。马上有人请教：“海明斯坦，你写小说是怎样构思的？”
海明威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在写字台前想。我常到体育馆里看拳击，我自己也参加。我到体育馆里去和拳击手一起研究，我在那儿竭力和他们打成一片。你该去看看我在那儿的模样。我甚至和那儿的气味也打成一片。我从体育馆回来便写下我在那儿的全部感受。我必须看到，感到，闻到才行。”说完便一步两级奔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享受成功的喜悦。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海明威创作方式的最早宣言。他没有进过大学，他不喜欢去啃大部头理论，也不相信这个主义那个方法。他的理论、他的写作风格，乃至他的全部人生哲学都是来自行动、来自实践。
他讲过他小时候如何悟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一次在野外钓鱼，他朝一棵树干小便，系裤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蛇正在捕捉一条比它粗一倍的蜥蜴。蛇伸长脖颈，张开血盆大口，咬住蜥蜴使劲往下吞。那蜥蜴还剩后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它奋力挣扎，显得勇敢、顽强，又有几分可笑。每当那蛇停下来歇气的时候，蜥蜴便能挣扎得露出后腿来。经过15分钟的战斗，那条蛇闭住嘴巴满足地盘卧起来，那蜥蜴则在蛇的肚皮里动弹了好一阵。小海明威绕有兴趣地观察了全过程，似乎获得了某种启发。他心里当时想要说的，正是后来生物课上老师讲达尔文的时候提到的原理。
他不啃理论，不谈主义，不学方法。他的朋友都说他有过人的直觉。他只认干和干好。干，而且干好了，就会得到承认。
当然，他也讲“运气”。他钓鱼、打猎、写小说都常讲：运气好，就如何如何。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大概就是给他带来好运的地方。他在这里收获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次成功，还采摘了爱情的第一颗果实。
房主人肯里·史密斯的妹妹凯蒂·史密斯有一个女友，名叫哈德莉·理查逊，毕业于圣路易女子玛丽学院，钢琴弹得很出色。哈德莉的父亲早逝，她长期与母亲同住。她母亲最近去世了，她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凯蒂就邀她来芝加哥小住散心。芝加哥是美国有名的音乐之城，哈德莉也希望能在这里做点事业。
哈德莉已经28岁了，但外表还像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一头光滑的长发，姿容美丽而气质娴雅。她秀外慧中，有才华，很自信。后来很多人都说她与海明威的母亲有相似之处。
哈德莉与青年艺术家们一起住了三个星期。他们那新鲜有趣朝气蓬勃的生活很快改变了她郁闷的心境。追求过哈德莉的人很多，她从没动过心，可她对海明威差不多是一见钟情。海明威出身于很好的家庭，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他工作很刻苦，有三个男子汉的精力，他的言谈举止粗犷而富有魅力，人人见他都喜欢，而且他无论在高级餐馆或者下等酒吧间都同样自得其乐。哈德莉只是顾虑自己比海明威差不多大了8岁。
海明威对哈德莉也同样钟情。他结交一般女友是凭兴致，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不怎么挑剔。但真要作妻子来考虑的话，他遵循的还是橡园镇文明的标准，要有风度、有教养，这不光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就代替得了的。哈德莉正是他心目中的佳偶。至于年龄问题，他根本不在乎。他疯狂地迷恋过的阿格纽丝也比他大8岁。
但是海明威的态度比哈德莉审慎得多。他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工作，为前程，为实现文学梦而奋斗，他的几个朋友也劝他千万别在这时候结婚。而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的满腔热情已经为阿格纽丝喷发过一次。火山的强烈喷发总是只有一次的。
3个星期以后，哈德莉回到圣路易斯。他们每周互通一信。
哈德莉称他为“我最亲爱的奈斯特”，邀他到她家去做客。他回信说他收入太低，没有钱坐车，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毫无价值的破烂。而且信的“字迹潦草，看不清，有许多折叠的皱纹，似乎曾在口袋里乱塞过”。
哈德莉在信中说：“我和你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我非常地爱你，我越来越喜欢你，但愿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并造了一个新的形容词“欧内斯特的”，放在自己的名字前。他的回信中却忧郁而莫名其妙地说：“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相爱。”并把以前同阿格纽丝的事告诉了她。
哈德莉说：“真是上帝保佑，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同一年代，而且得以相遇。”他却以自怜的口吻说，他生不逢时，命运的捉弄使他没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你不需要上大学学习！”哈德莉用十分钦佩的口气回答。
海明威终于无法审慎。他穿上崭新的西装，臂上挽着那件意大利军用斗篷，还带上一本他发表的文章的剪贴簿，兴致勃勃地前往圣路易斯去看哈德莉。哈德莉的几个女友对海明威赞赏不已。
不久，哈德莉又到芝加哥来看海明威。他们邀请肯里沙龙的朋友们到餐馆去喝红葡萄酒。海明威喜气洋洋地说，哈德莉和他们在一起，就像一朵绣在保加利亚黑缎子上的红玫瑰。
海明威22岁生日那天，哈德莉送他一台崭新锃亮的柯罗纳牌打字机。他当即用它打出几行诗：
建立起理想来，
你内心就会充满着甜蜜和欢笑。
忘却了忧伤，
你说……
没有任何修饰，纯粹是真情的自然流溢。
格莱丝来芝加哥见了一次哈德莉，觉得儿子终于做了一件使她宽心满意的事情。她催促他们早日结婚，她好把那份牵肠挂肚的操心和烦恼早日转给哈德莉。儿子有了“家”，就多了一份约束。她认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培养起真正的责任感。
1921年9月，距初次相识10个月的时候，海明威与哈德莉在霍托湾的一座乡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就在温德米尔别墅度蜜月。沙滩、树林、蓝天、白浪、明月、星空，全成了只为他们两人所有的世界。哈德莉快乐、深情而豪迈地说：
“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海明威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前面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
2. 从芝加哥到巴黎
生活好像由一个魔术师的巨手在搓捏着。喜庆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这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就遇到了一连串的不快。
他们闹了一场小矛盾。海明威一天忽发奇想，带着哈德莉去看望他以前在霍托湾一带结识的姑娘们，说她们差不多个个都希望同他结婚。哈德莉对此十分恼怒，气冲冲地甩开了海明威。海明威追到后面笨口拙舌地解释说，他是想证明他只爱她，证明她比她们强，证明他自己也不赖。他原以为她会高兴，会赞扬他呢。
度完蜜月回芝加哥后，肯里沙龙的主人又表示：东芝加哥大道100号不再欢迎海明威。矛盾起因于肯里的学音乐的妻子朵拉丝一次跟海明威讲了几件带**性质的事情，海明威后来又讲给一个朋友听，这个朋友后来又告诉了肯里。肯里非常气愤，把海明威的以卧具为主的全部物品开了一张清单，要他赶快取走。
更严重的是海明威失去了《共同利益合作报》那份周薪40元的工作。这份报纸归属的母公司“美国合作会社”在黑吃黑的交易中受了骗，资不抵债，即将破产，法院正在追究，“共同利益”解体，报纸当然办不下去了。海明威早就发现这个公司漏洞百出，黑幕重重，只把它当作临时寄身之所，但没想到结束得这么快，而且偏偏是在这样的时候。
橡园镇那个家近在咫尺，家里有许多房子，家里也没说过制裁之类的话，他们结婚时，父母都很高兴，请了150个客人。但海明威不愿带着哈德莉回去。他们从东芝加哥大道100号那套豪华的寓所搬迁至北克拉克大街1300号的顶楼。
幸而哈德莉有一小笔信用基金，每年大约有两三千元的利息收入。他们就靠这点“私房钱”过日子。他们还想出外旅行，日常生活就必须节衣缩食。海明威写了一篇讽刺结婚礼品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境况。《多伦多明星周刊》发表时配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又附了几句打油诗：
三个旅行用的钟，
嘀嗒！嘀嗒！
放在壁炉架上，
适号。
那年轻人正在挨饿！
挨饿倒不至于，但拮据、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海明威甚至想过到拳击训练场去当陪练，挣一份“愿打愿挨”的报酬。哈德莉执意不允，还没有落魄到这等地步。
这时候，舍任·安德森从巴黎回来了。他与肯里文艺沙龙里的人熟悉，为人有古道热肠，乐于替朋友排忧解难。他比海明威大十多岁，已经在文坛颇有名气了。这次可以说是载誉还乡。
安德森认为，对于想在文学、艺术方面闯出一条路的青年人来说，巴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而且”，他对海明威夫妇说，“欧洲正闹通货膨胀。在巴黎，外国货币的兑换率很高。只要口袋里有几块美元，你们两口子就能过上王族一样的生活。用不着花几个钱，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和舒适就都有了。”
生活与日益加强的责任感已使海明威抛弃了幻想和狂热，他冷静多了。他现在明白，任何一颗大橡树都必须有地方扎根，不能光挣破花盆就完事，否则就会像蛋壳那样立不稳。巴黎的两大优越正合他的意愿，更何况，他早就想重游欧洲呢。
到巴黎去！
事情一决定，他和哈德莉就马上行动。他们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了一趟。与《多伦多明星报》社谈妥：报社委派海明威为驻欧记者，支付海明威夫妇的赴欧旅费，以后如有文稿刊出，另付稿酬。双方都很满意。
安德森主动帮他们写了好几封介绍信，介绍他们去找格特鲁德·斯泰因、艾兹拉·庞德和其他一些旅居巴黎的美籍作家、艺术家。信中称：
“海明威先生是个天生有为的作家，写什么都很成功”，“他的超人天才不会把他局限于报界”，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人们乐于结识的人”。只字未提“海明威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个22岁的无名小辈。
1922年圣诞节前夕，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海明威带着他新婚3个月的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赴法的轮船，他们没有丝毫伤感，仿佛是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上轮船，海明威就无法抑制心头的兴奋。他又变得像个大孩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不停地跟哈德莉讲他两年半前从纽约启程参加欧战的情景。甚至晕船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
他在船上组织了拳击比赛。下等舱里有一个法国姑娘很可怜，她的丈夫是个美国兵，把她遗弃了，她只好回法国去，她的钱几乎用完了，只剩下贬了值的10个法郎，可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捱过这漫长的航程。
海明威很同情她，便发起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她募捐。他的对手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他们把船上餐厅的桌子移开作比赛场地，哈德莉当她丈夫的助手。海明威比赢了，最后一拳几乎把那个意大利士兵击昏。他洋洋得意，向挤满餐厅的观众吹嘘说，拳坛名将科迪正在巴黎等他去一决雌雄。
他们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十多天。气候一直不好，但他们的心情很好。在欧洲大陆上岸后，他们没有直接乘火车去巴黎，而是向南绕道西班牙。西班牙是斗牛之乡，海明威要去看斗牛。为此在马德里停留三天后，他们才到了巴黎。
巴黎给他们的印象是寒冷、潮湿，但美丽、欢快，到处人来人往。生活上正如安德森所说的，用不了花几个钱，就能得到一般的食宿条件。
安德森的朋友路易斯来他们临时寄住的旅店看望他们。路易斯是个性格活泼的年轻人。见面没聊几句，海明威就提出赛拳，路易斯勉强答应了，打了几个回合，路易斯招架不住，便脱手套表示不打了。但海明威仍然挥拳进击，一拳把路易斯的眼镜打碎。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连忙去捡眼镜。
路易斯后来说，尽管海明威的行为这样莽撞，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魅力。
路易斯帮他们在卡迪那大街找了一个廉价的公寓套间，这条街的居民主要是平民。他们住房附近的广场正在大兴土木，堆满了砂石，附近有一处工人娱乐场，里面总是挤满了喝醉了酒的人，烟雾缭绕，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们要算是这个平民区中的贵族，卧房里有涂了重金水的桃木卧床，还有壁炉，厨房是中世纪的式样，旁边有间刚可容一人的洗澡房。通往这套公寓的楼梯又黑又窄。因为房租不贵，他们很满意。
海明威写信给朋友说，他们住在巴黎拉丁区最好的地方。
海明威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常常喜欢夸口，满足自己的虚荣。
他没有急于去见安德森要他去找斯泰因和庞德。他们都是文坛上的大人物，斯泰因女士的文艺沙龙，已使她具有当年的乔治·桑那样的影响，48岁的她在巴黎文艺圈内被称为“不谢的玫瑰花”；庞德是少年得志，他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领袖，身后有一大批不修边帽或者油头粉面的追随者。
也许是由于自视甚高而又还只能忝居无名小辈的行列，海明威对文坛大人物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仰慕、嫉妒，自惭形秽，不以为然……都有。他不想太早地贸然求见。他想埋头写出一点像样的东西。
而且，眼前是一个新鲜的世界。两年前虽然来过，但那时太匆忙，也太激动，只知道坐在出租车上追赶炮弹。
现在，他那好奇的天性以及《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身份驱使他到处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
没有炮弹的时候他才发现，巴黎值得追赶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好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海明威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说，他和哈德莉就像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一个挨一个的书店里浏览，在卢浮宫没完没了地细细参观，在街头小饭店里一边吃牛排烧土豆，一边学法语。
回到寓所，他便敲响打字机，把他看到的一切变成内容真实感人，行文简洁明快的报道和特写：白俄贵族如今在咖啡馆看门；带伤疤的公爵在驾驶破旧的出租汽车；退伍士兵成了没有腿的乞丐，他们一无所有，只剩下一枚战功勋章，因为这件东西在当铺里换不到法郎……
海明威后来说过一句话：打着这头狮子的时候，就要想到猎取下一头。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之一，也即既要盯住现在，又要考虑未来。
事实上，一到巴黎，他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一面忠实地履行驻欧记者的职责，一面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
有一段时间他在住地附近一家古老的小旅店另租了一间阁楼，将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冥思苦索，将各种得之于生活的印象和体验，转化成为简洁鲜明而又余意无穷的文字。真正过起了他母亲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生活。
这里很安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包括哈德莉。只是冷，像冰窖一样冷。他便裹着棉被靠在床头写，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不挪身。后来许多年，每到寒冷的季节，他都是这样写。
他习惯于清晨就开始写作，这时思维活泼，头脑清醒。下午，他常到附近博物馆去看名画。由于自幼受母亲的引导，他在绘画方面有很强的鉴赏力和领悟力，加上他有特别敏锐的直觉，他能渗透毕加索、塞尚等人的油画中的无穷奥秘。
他觉得，他们与他似乎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不同的是，他们用颜料和画布，他则是用打字机和笔。他常常在名画欣赏中获得写作上的灵感，便赶紧回到阁楼去写下浮上脑海的词句。
他有一口随身携带的提箱，里面装着他的手稿。这提箱正在一天天地充实，一天天地饱满。
3. 引路人
过了几个月，海明威才鼓足勇气带着安德森的信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
她和她的女秘书托克拉丝小姐住在卢森堡花园路一幢像小巧的博物馆一样漂亮的房子里，室内挂满了油画。主人用新鲜的葡萄、草莓榨成的果汁招待他和哈德莉。
海明威衣冠楚楚，把自己打扮得像《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董事长而不只是该报的驻外记者，尽量不显示出自己对这幢华丽典雅的房子及其誉满巴黎的女主人的惊讶。他把自己的几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在密执安那边》给斯泰因看。斯泰因快速地读完了他的稿子。
她欣赏他的诗，说写得“明白晓畅而又别具风格”。至于小说，她认为：“还不错，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并不吸引人。这就像画家作画，他尽可以画他喜欢的东西，但不一定能挂在墙上让大家欣赏。”她对小说中的一个小伙子在湖边勾引姑娘的情节不感兴趣。
海明威觉得斯泰因的文学观正像他母亲，年龄也确实不相上下。斯泰因还评论了一些青年作家，她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非常反感，还说乔伊斯正在挨饿。海明威后来说，要是谁在斯泰因那里第二次提起乔伊斯的名字，她就会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海明威对斯泰因的文学偏见感到十分好笑。但也许正因为此，他反而对她消除了敬而远之的心理，在对斯泰因有过短暂的不满之后，他觉得她是一个可亲的长者。
斯泰因乐于鼓励和资助青年作家、艺术家，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她自己的创作更有意义。此后，海明威便经常参加斯泰因寓所的文艺集会，他恭听斯泰因的谈话，择其善者而从之。斯泰因也称他为“吉卜林式的作家”，他很高兴，大受鼓舞。几年以后，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问世时，他用斯泰因的名言作了这部长篇小说扉页的题词。他长期对自己的母亲耿耿于怀，而在巴黎的几年里，他对斯泰因像母亲一样敬重。
由于他曾经帮助斯泰因出版了一部在许多编辑部周游了12年之久的作品《美国的形成》，帮助她争得3.5万法郎稿费。斯泰因对他非常感激。
他并不是到斯泰因的寓所去得最勤的文学志士青年，但斯泰因对他另眼相看，当他处在文学事业与家庭责任的剧烈冲突中而万分苦恼的时候，她曾给他以慈母般的关怀。
库·辛格的《海明威传》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描述：
“人家不要我的小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靠吃韭菜、喝劣等酒和白开水过日子。’
“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到体育馆去，借运动和苦练来发泄怒气。练得精疲力竭之后，他回到家里喝杯啤酒，又彻夜噼噼啪啪地打字。
“一天，海明威又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他独处一隅，不言不语。……到了夜里10点，他才腼腆地宣布说，哈德莉怀孕了。斯泰因女士一听就恭喜他，他却气呼呼地顶了回去：
‘我还太年轻，不该做父亲！’
“又过了一个小时，斯泰因和她的女秘书托克拉丝才使他的情绪安定下来，送他回家。她们要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海明威夫妇返回美国，在那里生了儿子约翰，可五个月后，又带着孩子回到巴黎。海明威发誓要忘掉一切，全力写作他那部已构思成熟的长篇小说。
“斯泰因和托克拉丝这两个老处女则围着婴孩团团转，忙得不亦乐乎。她们给婴孩做了一把镶有绣花边的小椅子，编织毛衣，还提出一些外行的建议。到圣公会教堂洗礼时，斯泰因女士和一个上年纪的英国退伍军人分别做了孩子的教母和教父。
“……海明威拿出许多纸张开始写他那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它在海明威当了父亲以后的一年多，正好是他24岁生日的那天在巴黎出版。小说的扉页的题词，是斯泰因评论海明威等一批青年作家时说的一句名言——“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但海明威并不是斯泰因的文艺沙龙中正式的成员，他对于围着斯泰因转的许多自命不凡的文学青年非常蔑视，就像在肯里沙龙时一样，他很少参与他们关于这个主义，那个方法的清谈。他尖刻地讽刺这些人：
“这是一伙行为古怪和相貌古怪的人，围坐在圆顶咖啡店的桌子旁。这些人几乎都是游手好闲的，把艺术家应该用于创作的精力花费在闲谈上，谈论他们想做这样做那样，对于得到承认的艺术家的作品一概予以谴责。真正的艺术家从自己的创作中得到满足，而他们空谈艺术居然也同样得到满足。”
海明威也自命不凡，但他同时又像斗牛一样将强劲有力的脚牢牢地抵住坚实的大地。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海明威心目中只佩服艾兹拉·庞德。
但他第一次持安德森的信去见庞德时，印象也不好。他和哈德莉都觉得庞德傲慢。庞德留一把不加修剪的山羊胡子，懒懒散散地倒在圈椅里，用手指不停地摆弄赤黄色的乱发，一副对人爱理不理的样子，但一开口说话便神气十足。海明威是个宁挨暗箭，不吃明枪的人，最不能忍受别人的傲慢。回到寓所，他马上写了一篇讽刺庞德的文章。
这篇文章幸而听取路易斯的意见没有投出去发表。海明威很快就发现，庞德真有才华，而且待人坦诚，乐于助人。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每逢有庞德在坐，日子就过得有意义了。他的意象派主张与海明威正在探索的文学风格有很多相通之处。海明威赞赏他用字就像吝啬鬼用钱那样，他的风格已简练到只剩骨架的程度，却有令人震惊的感染力。
庞德对朋友堪称赤胆忠心。海明威说：“庞德不写作的时候就利用业余时间力图增进朋友们的财富，包括物质和艺术两方面的财富。朋友们受到攻击时他就出来保护他们，把他们安排在杂志社，免受牢狱之苦。他为他们安排音乐会。他介绍他们认识一些有钱的女人，他叫出版社接受他们所写的书。他们自称病重垂危的时候他彻夜陪护在他们身边，看他们立遗嘱。他替他们预付住院费，劝阻他们自杀。所以到后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就不忍心一遇机会就伤害他。”
庞德很热心地把海明威的诗歌和文章介绍给文友办的刊物，并说他个人是很喜欢海明威的诗歌的。庞德说话很坦诚，不像斯泰因那样带有尊长者奖掖后进的意味，海明威很受鼓舞。以至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写诗，也确实写了一些构思新奇，字句凝练的诗歌。
曾经发表过海明威一个短篇小说的新奥尔良《两面派》杂志在刊登他的一篇作品的时候，附有编者按语，说海明威正旅居巴黎，受到艾兹拉·庞德的赏识，不久的将来会出诗集。
海明威后来还觉得，庞德其实很随和。他愿意向海明威学习拳击。
庞德天生不是打拳的材料，交手三五下，海明威身上还没出汗，他就在地上瘫成一团。但海明威感到，庞德不怕丢脸，敢于迎接自己的巨拳，这表明他有诚意，讲道德。这事使海明威很高兴。他对朋友眉飞色舞地说：
“庞德教我写东西，我教他打拳击。”
庞德还像兄长一样调解海明威和哈德莉的矛盾。在巴黎的许多日子里，海明威内忧外困，经常不得不冷落哈德莉。作为驻欧记者，他必须在欧洲四处奔走，回到栖身的寓所，又想埋头于文学创作。哈德莉有时便到楼下去跳舞。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中写道：
“那地方又窄又黑，墙根上摆满了木桌和长凳，只有中间一小块地方能够跳舞。来跳舞的人中有船上的水手，也有妓女。顾客只要出钱买票，每场舞都可以跳，而且可以随意跟舞厅里任何人跳。哈德莉被一些无赖纠缠，要求同她跳舞，她几乎吓坏了。
“欧内斯特却一个人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写作，自得其乐。”
内忧外困使这对一见钟情而又互相挚爱的年轻夫妇还来不及尽情品尝新婚的甜蜜与欢乐，就显出了破裂的危机。
庞德一心想弥合。哈德莉怀孕的时候，想到地中海边上去晒太阳，这能促使腹中的小生命健康成长。庞德盛情邀请海明威夫妇到他建在地中海边上的别墅去做客。
海明威夫妇回美国生孩子的时候，庞德希望他们再来巴黎，并且把哈德莉叫到一边轻声细语地对她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海明威，有很多做妻子的都想方设法摆脱原来的丈夫。要是你离开他，将会铸成大错。我想当你带着孩子再回巴黎时，你和现在会大不相同，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心就会软下来。”
哈德莉挺着肚子，神色严峻地望着庞德。她一直不怎么喜欢他，脑子里总抹不掉第一次见面时他那个懒散而傲慢的神态。但对他的临别规劝，她却永志不忘。
4. 成为“名记者”
20年代初的欧洲，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经济危机的魔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在许多国家徘徊。这对于驻欧记者海明威来说，既是幸事，也意味着苦差。
他一面与斯泰因、庞德等搞“纯文学”的文人雅士频繁交往，一面结识了许多报业同仁，每星期都参加巴黎的英美新闻俱乐部的例会。
不能因为下一头狮子更大就放过眼前这头，何况作家与记者并非水火不容呢。
《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常向他下达指令性的采访任务，他也凭自己敏锐的直觉捕捉新闻报道材料。
他采访了1922年4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之一，有三四十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刚成立的苏联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会议期间，海明威耳闻目睹了破坏政治谈判和外交措施的种种手法，这是他亲身领教的政治学的第一课。
他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发去了15篇报道文章。总的说来，对于政治纷争，他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对于政治家，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分析。他最欣赏保加利亚的首席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大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红脸，富于男子汉的气魄和美。
海明威像古希腊人一样，对于伟岸雄健的男子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次会议上，海明威还结识了很多记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马克思·伊斯特曼，他是**《大众报》的编辑，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样子像个教授。他称海明威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给了海明威不少指点。他们一同去采访了热那亚的贫民区，那里是意大利北部**运动的策源地。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若干年以后又发生过一次火并。
热那亚会议以后，海明威忙里偷闲，带着哈德莉到米兰作了一次旧地重游，这是他接受了生死考验，经历了狂热初恋的地方。在米兰，他碰巧遇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编辑部接受了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此时，墨索里尼的面目还不清楚，才39岁，还没有掌权，但是他的“黑衫党”有25万成员，墨索里尼声明说，他们不想与政府作对，可如果政府要吃掉他们，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将政府摧毁。这一次采访留给海明威的印象是，墨索里尼还看不出像个青面獠牙的暴力煽动者，倒是像个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报道文章中，还是冷静地分析了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借反对**的名义自发地成立组织；第二阶段是把该组织发展成为正式的政党；第三阶段是发动旨在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军事运动。海明威认为墨索里尼已走完了前两步，眼下正在走第三步。
他是最先报道墨索里尼的记者之一，而且既审慎又敏锐。
重访米兰的几个月以后，他又接到《多伦多明星日报》编辑勃恩的安排，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采访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
哈德莉听海明威无数次描述过战争的恐怖，她坚决不同意海明威去战地采访。而海明威一闻到战争的气息就像蝙蝠飞进夜幕一样迫不及待。
如果说18岁时他参加欧战是出于某种狂热，那么，现在他完全明白，战地采访对于一个记者具有何等意义。他与哈德莉发生争吵。他离家前三天，哈德莉都不理他。哈德莉后来说：“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他就走了，真够他受的。”
赴君士坦丁堡之前，他还秘密地与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签了合约，他似乎预感到《多伦多明星日报》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所，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仆二主”的策略。
像拳击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海明威的信条是：“光明正大地打”，但这不妨碍他偶尔也来几个犯规动作。
他手头紧张，他还住在平民区的顶楼，他与哈德莉还常常作着漫游欧洲的梦。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天天带着妻子到米丘饭店去吃饭，而他和哈德莉顶多一周去一次。
这次战地采访为时不过一月，却是他驻欧记者生涯中的一段辉煌。
但他还没走出巴黎，就摔坏了哈德莉送给他的那台柯罗纳牌打字机，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疟疾，他用葡萄酒咽奎宁丸，凭这两样东西和自身的强健去抵御，在数百公里的战线和战区内奔走。
他报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这个“神奇的东方之城”现在到处是枯瘦的老狗和翻着白肚皮的鼠尸。他报道了惊恐的人群拥挤在教堂祈祷主的拯救，而有钱人则抢购完了两周以后的火车票。
他采访了穿着美**装的希腊士兵和希腊军队里的英国顾问，他拍下了燃烧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描写了两个土耳其士兵枪决六名希腊大臣的情景，“有一个被处决者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他们全是在下雨的时候被打死在医院的墙跟下……
他住在被捣毁的旅馆里，房里没有床，每次写完报道发完稿，浑身便散了架，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一觉醒来，用葡萄酒送服几粒奎宁丸，又赶到下一个采访地。
不久，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腊的萨雷斯地区，并限定希腊军队三天内撤离该地区。
记者海明威随同撤退，沿途景象触目惊心。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基督徒难民队伍，使海明威看到战争的灾难，他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悲惨景象，他用可以与戈雅的战争题材油画比美的文字，描述了身不由己背井离乡的难民群：
“安德里亚诺普城外那些全是稀泥的低洼地带，雨中高耸着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喀拉加奇大路上拥挤不堪的车辆绵延30英里。水牛和耕畜在泥潭里拉拽这些大车向前挪动。车队不知头在哪里，也不知尾在何处。一辆辆大车上就是难民的全部家产。年迈的男男女女浑身湿透，跟在车旁驱赶牲口。马里查河混浊的河水几乎涨上桥面。整个撤离其间一直下雨。”
作家林肯·斯第芬看了这篇报道后，坚信海明威将成为欧洲文坛的新秀。
带着疟疾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整整睡了一个星期。
不过，他的中东之行和付出的艰巨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多伦多明星日报》社付给他400美元稿费，他秘密签约的哈斯特国际新闻社还有一份。不过，明星报社曾打电话问他，怎么他发回的实地报道与国际新闻社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一样。海明威没能做出令对方满意的解释。
这次成功的战地采访使海明威获得了“名记者”的声望。他很高兴，身体恢复过来后便埋头写作了一段日子。1922年11月下旬，他又奉命到瑞士去采访报道洛桑会议。
这是希腊与土耳其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最后一次会议，举世关注，海明威同时接受了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的任务，每天24小时保持通讯联络，连续三周忙碌不堪。
这次采访中，海明威的“政治学”有很大提高。他遇到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驻欧记者利欧。利欧热衷于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国际纠纷和政界要人。他们几乎每天在一起吃晚饭，一边喝白兰地，一边谈会议、谈政治。由于利欧的影响，海明威对墨索里尼有了清醒的认识。
几个月以前，他还对墨索里尼不无好感，称他为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现在他意识到了已走完了“第三步”的墨索里尼将成为“欧洲最大威胁的人物”。
这使他对墨索里尼鄙视起来。他讨厌他身穿黑衬衣，脚套白鞋罩的奇怪打扮，讨厌他用那双非洲人一样的大白眼盯着漂亮的女记者。他还用小说家的笔法挖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墨索里尼板着面孔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大书，“我蹑着脚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天哪！原来是一本法英字典，而且还拿倒了。”
海明威关于墨索里尼的预言，由十多年以后的历史印证了。这是他记者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而他那个搞“纯文学”的导师兼文友庞德却认为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救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执迷不悟、忠实追随，结果战后锒铛入狱。
海明威对出席会议的所有政治家都有相当敏锐、准确的评论。
洛桑采访期间，不久前被伊斯特曼称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海明威搞了一个恶作剧：出席会议的土耳其将军伊斯梅特很讨厌，样子像个狡诈的商人，他带了一个保镖。一伙记者想出这个土耳其将军的丑，碍于外交礼貌，只好从他的保镖下手。于是，一次宴会上，海明威自告奋勇去给这个保镖送上一枝装有爆竹的雪茄烟。
海明威后来说：“他很有礼貌地接过那根雪茄烟，并且回敬我一支。”片刻之后，雪茄烟爆响，那保镖立即拔出四支手枪来，可已找不到“凶犯”了。
谁会想到，揭露墨索里尼的野心和戏弄土耳其保镖的会是同一个海明威？
不久，他奉命去德国报道法德边境冲突。
他又采访了鲁尔会议。
……
在担任《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他报道了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访问了大多数欧洲要人，他向多家新闻单位供稿，他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仅在头一年里，他就6次到瑞士，3次去意大利，3次去君士坦丁堡，一次到黑森林、一次到莱茵河，行程近万公里。
海明威25岁时就确立了优秀记者的声誉。
同时，他那蓝色封皮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见闻，这将成为他日后文学写作的素材。美国现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进过大学的海明威说，记者生涯“就是我的大学”。这话绝不是对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模仿。
这时候，巴黎有家出版社正准备出海明威的《三个短篇，十首诗》，这将是他的第一个作品集。
5. 在重创中崛起
博得了“名记者”的声誉，海明威应该着手打“下一头狮子”了。
可他遭到了一场不亚于80岁的女王痛失王冠那样惨重的打击。
洛桑会议快要结束时，海明威发了封电报给在巴黎的哈德莉，要她速来洛桑。圣诞节临近了，只等他的采访一结束，他们就去滑雪。
瑞士山区的冬天，银装素裹，绿树婆娑，美丽极了！
他嘱咐哈德莉务必带上他那口装满手稿的提箱，从巴黎坐飞机来洛桑。
他19岁那年在瓦伦湖的别墅里“写了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那时起他就觉得清晨和上午用于“户内写作”，下午则进行“户外运动”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多年来，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追求这一份惬意。
他要在瑞士一边滑雪，一边写作。既要创造生活，也要享受生活，这，也是海明威的人生哲学。他似乎没有说过类似于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名言：“人只有每日每天去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作生活和自由的享受。”但他毕生都在实践着浮士德发现的这个“人生真谛”。
哈德莉收拾好东西，便搭出租汽车到了里昂车站，在这里转乘火车去洛桑。为了少花点旅费，她没有乘飞机。在月台上，他请一个挑夫帮她把行李提进车厢，几乎只是转背的一瞬，那个手提箱丢失了。
手提箱里装着海明威已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个短篇小说和30首诗的手稿。也就是说，除了已交给一家出版商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外，23岁的海明威为作家之梦而奋斗数年的几乎全部成果，都在这“转背的一瞬”化为乌有。
哈德莉大惊失色，浑身瘫软，好像被人掏走了心。一路上，她又冷又怕，索索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无声的忏悔：我为什么要乘火车呢？欧内斯特本来要我乘飞机的。
海明威后来写道：
当哈德莉告诉我她把东西丢失了情况时，我看到她那悲痛的程度比起死亡或其他任何难以忍受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要厉害得多。她泣不成声。于是我告诉她，不管发生了任何可怕的事，也不必那样惊恐。她终于把情况详细地告诉我听。我知道她也没有把我要的复写纸带来。于是我请一个人代理一下我的工作……然后坐火车返回巴黎。她说的完全是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到巴黎的那个晚上，我一进屋便发现，情况正同她说的一样。
海明威度过了可怕的，他终生难忘的一晚。第二天他向斯泰因倾诉了此事，斯泰因深表同情，极力安慰。他在回洛桑去的火车上——会议还没有完，那里还有24小时开通着的电报机要他去守——一直坐在餐车里，要了一餐桌好酒好菜，闷头吃喝。他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跟他作对。
一回到洛桑，他就怀着拜伦式的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情绪，写讽刺诗攻击出席会议的所有达官要人。
但是，既然在圣诞节的时候来了瑞士。雪，还是要滑的。
消沉放荡了几天以后，洛桑会议结束，海明威又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于是带着哈德莉，和几个朋友一道乘缆车上了山。
他们在山上找了一家包食宿的旅店住下了。他努力摆脱丢失手提箱的事，和妻子、朋友一起喝烧热的酒，一起围炉烧火，一起在山坡上滑雪。这使他减轻了心头的痛楚。
有一天，他的一只雪橇掉下深谷，他非要找回。他踏着一只雪橇，冒着迷茫的风雪，终于在谷底找到那只雪橇，然后艰难地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往上爬，两个多小时后才到山顶。
这个爬山的过程惊心动魄，寂静空荡的山谷里此起彼伏地传来雪崩的轰鸣，瀑布一般的雪从山顶上直向山谷倾泻。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写道：“这样的爬行攀登真有点像爬上正在扣动扳机进行疯狂扫射的机关枪的枪筒口……在两个小时内欧内斯特一共听到14次雪崩的巨响。”
每一次雪崩都可能让海明威永劫不复。
可就是为了一只雪橇！
荒唐吗？可笑吗？自然只能由人评说。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行动需要一种超凡拔俗的勇气和精神。
海明威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而最终让他消除隐痛的，也许是阿格纽丝。
阿格纽丝后来没能与那个那不勒斯青年结合，那青年的古老而高贵的家族不接纳她。早在海明威认识哈德莉之前，她就把自己被抛弃的不幸告诉了海明威。
海明威的心已冷。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他海明威呢！他的高傲与自尊不容许他跟阿格纽丝恢复情侣关系，他甚至还产生过比诅咒、愤恨更可恶的幸灾乐祸心理。
但时间能改变人的情感，当他在报界脱颖而出，声誉鹊起的时候，他忽然又向阿格纽丝写信了，也许是想与初恋的情人分享成功的喜悦吧。
于是，他接到了阿格纽丝的回信，而且恰逢其时。阿格纽丝写道：
接到你的来信，我惊愕不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正常，这时我又感到特别的高兴。这种高兴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过去我们结束友谊时，双方都备受痛苦的折磨……不过我总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相信，你会理解的。现在你身边已经有了哈德莉……将来有一天我会十分自豪地说，“哦，欧内斯特·海明威，我很熟悉他，因为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向来以为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现在看到我的预见成为事实，那是多么令人愉快呀！
阿格纽丝的信使他感到快慰。他完全重建了信心。他还只有23岁。来日方长。
当哈德莉仍不免伤心的时候，他说：
“没什么，丢了这些破纸片也许对我更有好处。”“没关系，我们一定能够重新开始，从头做起。”
硬汉子仍在。硬汉子本来就是摔打出来的。“人生就像一个拳击场”，
“拳击教会我绝不能躺下”。
从瑞士滑雪回巴黎后，欧洲暂时无事，记者可以稍事休息。海明威应庞德的邀请，到庞德在地中海边雷巴那的别墅小住。真是大悲接大喜，他在这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鼓舞。
雷巴那城外小山上一座寺院里正住着一位文坛要人，爱德华·奥勃瑞恩。此人性格内向，不善结交，是写诗的，其作品并无多少影响，但他自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这个职位自然使他成了小说评价和拔选方面的权威。
海明威去见了他，他当时正在选编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他问海明威手上可有作品。
海明威从旅行包里翻出了一篇劫后幸存的“奇珍”——《我的老人》。这是《三个短篇，十首诗》中的短篇之一，因出版社已拟出版，原稿没有随着那只倒霉的手提箱丢失。
《我的老人》写的是一个孩子发现他父亲是个窃贼因而震惊、痛苦的故事。海明威说完全是虚构、想象的，他后来并不看重这个作品。也许是因为其中的道德感情很符合“斯文传统”，奥勃瑞恩看完后对海明威说，写得很好，并决定将它破格编入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按惯例，入选作品必须是已在杂志上发表了的。
海明威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意外的收获对一直渴望承认而又刚刚遇到重创的海明威来说，不啻注射了一剂强效的兴奋剂，而且成了他写诗歌还是写小说的分水岭。
在庞德的雷巴那别墅小住以后，海明威和哈德莉乘兴前往威尼斯北部的柯迪纳。这里成了海明威站起来“从头做起”的地方。
柯迪纳是一个山区小镇，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山村，适宜冬季旅游。山上净洁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皑皑的白雪鼓起了海明威的创作**。他很快恢复了创作力，一鼓作气写了六个短篇。这六个短篇是根据他一年多以前留在写作笔记本上的六个句子写成的。他的方法是把这些句子扩展成段落，又把段落串联成文，然后又精心修改，删掉一切赘语和废话，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反复琢磨，就像雕刻浮雕像一样。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精巧又别致，具有炸弹般的威力，能震撼读者的心灵。
海明威将这六个短篇一起取名为《1922年的巴黎》，很快就在巴黎的《小评论》上发表。
稍前一点，美国的《诗歌》刊载了他的六首诗。不久以后，他的第一个作品集《三个短篇，十首诗》在巴黎出版。
还有那个有幸打入当年最佳短篇小说行列的《我的老人》。
海明威在1923年的春天和夏天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季节。当然，这还是一批稚嫩的青梅。
6. 三级跳
在柯迪纳这个宜人的地方，海明威感到自己的创作渐入佳境，他不急于挪动了，就在这里，他写了半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其间只受命到鲁尔地区去采访报道德国与法国的边境冲突，他3月底去4月初回，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寄了10篇报道文章、对政治形势作了他投身报界以来最认真也最透彻的分析。
他的记者意识和作家意识有了明确的方野。
完成采访报道任务，他马上又转向文学创作，在写一篇叫《不合适宜》的小说时，他发现了些新的手法和技巧。
这个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写一对年轻夫妇之间发生的纠葛和一个乡下老头如何去调解，这老头的办法就是怂恿那个小伙子去钓鳟鱼，可这可是违反当地钓鱼法规的事。老头是个不急不躁的人，后来却上吊自杀了。
海明威将高明的诗人运用比喻的技巧，吸收到了对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两个相关事件的处理中，使二者一明一暗，虚实相应。这很像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中常用的“意象叠加”手法。
海明威有意识地抑制了以前常有的“哗众取宠”倾向，对那老头自杀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目的是想使之“含义更深”。
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具有类似含意的连锁隐喻，它们像明亮的星星嵌在夜空一样，渲染出一种氛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在他30年代以后发表的传世之作《老人与海》中，炉火纯青地运用了这种手法。
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把这篇小说看得很重要，认为它是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中，运用美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写作的成功之作，“正是在这篇小说里，而不是在那些他曾引为自豪的然而十分乏味、毫无感染力的诗歌里，表现出他真正的才华来，而这种才华将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展现出来。”
海明威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劫难中新生了。
威尼斯的柯迪纳是个宁静优美的地方，海明威喜爱这份宁静优美。但是，他的生活不能缺少壮美，他需要从壮美中汲取勇气。
他和哈德莉到了西班牙，他要去看斗牛，正怀孕的哈德莉也认为看斗牛对胎儿发育有益。这种“野蛮娱乐”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在欧洲只有西班牙，在美洲只有墨西哥，而墨西哥的斗牛又是从西班牙传过去的，它在300多年中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海明威的作品中已经写到过斗牛，但他实际上还没真正见识过。
同行的还有两个朋友，彼尔·巴德和鲍勃·麦克，他们都是出版商。麦克有的是钱，他负担全部旅费。他们在隆达看到了古老的斗牛场和幽深的大峡谷，在塞维尔看了吉卜赛人的歌舞晚会和他们居住的洞穴，在格拉达看到了气势磅礴的大瀑布，最后到了庞普罗纳。
庞普罗纳是西班牙的高原城市，每年7月都要举行为时一周的庆祝圣弗明节的集会，在这七天里，全西班牙的斗牛士和猛牛都云集于这座高原城市。
海明威夫妇都不懂西班牙语，但这不要紧。
节日的第一天燃放烟花，接着是连续一个星期的狂欢、喝酒、跳舞、宗教活动，再就是斗牛。
每天清晨，海明威就把哈德莉叫醒，到窗口观看斗牛群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路上狂奔，跑到斗牛场地的牛圈中去。而在牛群前面跑着的，是庞普罗纳城最勇敢的青年男子，他们边跑边炫耀自己的矫健，沿途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下午的斗牛是庆祝活动的**。海明威场场必看。披着斗篷的斗牛士一出场，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斗牛士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接着，斗牛从牛圈中放出，观众中立即卷起紧张兴奋的热浪。斗牛体型健硕，神态威猛，一对牛角像两把锋利的钢刀。斗牛士用红布激怒斗牛，自己时而躲闪，时而进击，时而绕场疾奔，逗引猛牛追赶，时而返身威逼猛牛，每一个动作都虎虎生风。每一次险情，都引起全场的惊叫，每一个漂亮的招式，观众都报以欢呼。
一场斗牛就是一场力与美的激烈舞蹈、生命与生命的撞击，爆发出震耳的旋律，眩目的火光。
海明威说：一个人坐在斗牛场里观看斗牛，就像在战场上观看作战。他特别赞赏一个叫尼卡诺·威拉尔塔的斗牛士。尼卡诺身高无比，像狮子般勇猛，像豹子一样迅速。海明威与哈德莉商量好，要是哈德莉生下的是男孩，就取名为尼卡诺·威拉尔塔。
也许是因为看到的、谈论的大都是斗牛吧，海明威西班牙之行中也显出“牛性”，他经常奚落自愿承担此行全部费用的麦克。他与麦克是在庞德家里认识的，麦克一直对他很殷勤，但他却莫名其妙地瞧不起麦克。
一路上他一有机会就顶撞麦克。
麦克有次提议到隆达去。
“隆达是什么？”海明威明知故问。
“哦”，麦克答道，“大概是南方的一个大峡谷”，接着又补充，
“据说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
“到底是峡谷还是城市？你什么时候去过？”海明威咄咄逼人。
麦克尴尬起来：“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只听人说过。”
他们有一天在路上见到一条死狗，已经发臭生蛆，麦克嫌恶地把脸转向一边。
海明威用教训的口气说：“你要面对现实，不管眼前的东西是多么丑恶。你写文章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者，难道现在又要我们把你当作一位浪漫主义者吗？”
一次看斗牛，当一个骑马斗牛士被撞翻时，麦克兴奋得大喊大叫，海明威鄙夷地盯住他，后来还写文章讽刺。
同行的彼尔也看不过去了，说海明威你已经受人之惠，不应该“横蛮无礼侮辱别人”，海明威听了只是阴阳怪气地笑，并说要通过彼尔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彼尔给弄得莫名其妙。
这是海明威式“精神胜利法”的表达方式。他受人之惠以后，特别是得到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帮助以后，他内心深处不是感激，而是恼和羞。他又不知掩饰，于是便化为“怒”。他的很多朋友都领教过他对待麦克的这种方式。
当然，他也不会太过火。所以，从西班牙一回到巴黎，这两个出版商朋友就争着要出他的第一个作品集。麦克是实干，彼尔则似乎有点虚张声势，至少开头是这样的。
最后，麦克的迪昂出版社终于捷足先登，出了那本《三个短篇，十首诗》。
这就是海明威通过彼尔想要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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