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严肃的世界
毕业典礼之后不几天。海明威收到橡园镇第一公理会教堂一个负责男子部的牧师写给他的一封信：
亲爱的欧内斯特：
我想请你花点时间同男子部的少年说说话……请你告诉他们你在学校时体会最深的经验……以及你来年准备做什么等……希望你认真思考，让听者受益，得到启发，永远铭记在心。这是你毕业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一次好机会。来吧！小伙子，你步入这个严肃世界的时机到了。把你所获得的经验传给这些比你更年轻的人吧。
这封文体庄重而热情洋溢的具有牧师职业风格的“传道书”，唤起了青年海明威心中的神圣感。他欣然应邀，把自己认为值得讲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那些比他更年轻的人。
这是他告别学生时代以后第一次重要活动。它只占用了海明威一生中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然而它却像一道分水岭，象征着海明威即将面对另一个世界。
正如牧师的信中所说的，“海明威步入这个严肃世界的时机到了。”
他怀着激动、兴奋而又惶惑迷惘的心情站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前。
埃德蒙医生极力主张一同毕业的一双儿女都上大学。他自己是“C·E·海明威博士”，儿女不能不如其父。更何况中学毕业典礼上学校还向他们姐弟颁发了优秀成绩奖！父亲的责任不能提前中止。
姐姐玛丝琳是孝顺女儿，而且“一如其母”，她高高兴兴地选择了音乐学院。
海明威却不愿上大学！尽管父亲已替他安排好。
他心驰神往于大洋彼岸的欧洲，那里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还是海明威进入橡园中学的第二年——1914年开始。美国一直持中立态度，隔岸观火。到海明威中学毕业的前两个月——1917年4月，彼岸火势渐微，美国却突然宣布参战，并在“拯救国家和民主”的口号下，在全国广泛动员，征募开往欧战战场的志愿远征军。
报刊上连篇累牍报道热血青年踊跃应征。
学校课堂里发出动员号召。
著名演员，漂亮歌星为赴欧参战的青年举行盛大的欢送晚会。
童年海明威听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外祖父和爷爷谈起往事时，就有过生不逢时的遗憾。现在，机会来了。
就在他欣然应邀去向比他更年轻的人谈人生、谈理想的那个月里。他与一帮同伴兴奋地走进募兵局。但是，负责体检的军医把他排除了。军队里不能接受一个视力不好的青年，哪怕他身材魁梧，体壮如牛也不行。
而且，埃德蒙医生也反对。这可不是钓鱼、打猎、拳击、踢球之类的“户外运动”。当然，曾率领儿女们在家里举行过“美国革命英雄儿女纪念会”的双亲，反对的理由只是“年龄太小”。他们的这个长子确实还不到18岁。
父与子的冲突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海明威面前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机遇：他的在堪萨斯城做木材生意的叔外祖父来信说，他可以替擅长写作的海明威在堪萨斯城《明星报》设法找一个记者工作。
父子俩和全家都觉得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对海明威而言，这至少可以离开约束他的家，离开让他感到压抑的橡园镇，可以部分地抵消不能参加欧战的懊恼；何况参战一事总是可以找到机会的。不就是眼睛的问题和年龄的问题吗？前一个障碍对于写过那么多情节惊险、构思复杂的故事而又被同伴们公认为“既真挚，又老练”的他来说，应该不难跨越，后一个问题的解决那就更是指日可待。大洋彼岸的战火仍在烧呢。
全家意见统一，埃德蒙医生很高兴，他决定从繁忙的医生事务中抽身出来，陪即将离家远行的一双儿女到瓦伦湖去度过一个夏天。以前，他常被困在橡园镇那幢三层的楼房里处理医务和家务，难得有机会到温德米尔别墅和朗费尔德农场去避暑。
他们这次没有走乘船从南到北穿越密执安湖的水路。6月下旬的一天，埃德蒙医生开着前不久购置的福特旅游车出发，他要好好补偿一下已压抑多年的旅游愿望。车上坐着他，他的女儿，大儿子和不到两岁的小儿子。他们停停走走，一路观光、露营，整整一周才抵达瓦伦湖畔绿树浓荫中的那幢“白房子”。旅途虽劳累，但享受了别具一格，饶有情趣的天伦之乐。
这整个夏天，海明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朗费尔德农场劳动，与父亲一道挑水、劈柴、种菜、翻草，到每周的周末，才与几个住在邻近别墅的中产阶级子弟到霍托海湾去游泳、钓鱼。他在这种生活中等待着堪萨斯城《明星报》社的来信。
这是他在农场的最后一次与父亲一道在灿烂的阳光下出力流汗。两年以后，他又来过一次，但那次，他已开始埋头写作了。而且是处在孤独而失落的心境中。
他终于接到了《明星报》社的录用通知。
海明威第一次离家远行。他父亲与他吻别，为他祈祷，送他到车站，陪他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开动才分手离去。
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写道：
这个情景在海明威脑海里保留了许多年，后来还把他写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他害怕离去，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到了车站，车就快开了。他父亲和他吻别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平安。’他父亲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话虽简短，却情深意切。感情一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嘴上的胡子也湿润了。”此情此景使这小伙子感到很难为情——“这是一个祈祷者发出来的，令人听了感到难过的声音……他父亲吻了吻孩子，向他告别”——而他“突然间感到自己的年岁比父亲还要大，并为他几乎受不了离别带来的痛苦而同情怜悯他。”
他不喜欢在分别时看到亲人伤心流泪。
这时，海明威刚过完18岁生日。他在步入“严肃世界”的起点上就觉得要克制自己的儿女情，这是他走出“中产阶级之都”以后必须具备的精神力量。
男儿有泪，但不可轻弹。也许就是这种性格使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硬汉子”。
2. 见习记者
熙熙攘攘的列车一下把海明威带进一个陌生的世界。幸而一大段路程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前进。海明威童年就很熟悉但直到现在才见到这条壮阔而神秘的河。沿岸时而是莽莽森林，时而是平坦的耕地，时而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河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清，而是混浊，浓稠，要不是遇到桥墩之类的障碍物卷出又深又大的漏斗形漩涡，简直是看不出在流动。他陷入了沉思：马克·吐温，他的密西西比河小说，汤姆·索耶，哈克贝利·费恩，探索者拉莎勒，快乐的费尔斯，一个接一个在他脑海里出现。他高兴地自言自语道：“我总算亲眼见到密西西比河了。”
他叔外祖父泰勒在堪萨斯城火车站接他。
堪萨斯城20年前还是一个边远小镇，现在有30万人口。新增的楼厦与贫民窟并存。污沟臭水反映着霓虹灯的光彩。急剧的膨胀使这里充满了“都市病”，成为当时美国出名的堕落和罪恶之城。
这里赌博风行，妓女遍地，犯罪行为随处皆是。市政管理也相当混乱。据说一次有十几个黑人因为赌博被法庭提审，法官叫他们站成一排，判决个子高的坐牢五天，个子矮的罚款释放。妓女在大街上扭来摆去，三五成群公开活动。还有那些即将参加欧战的新兵在这里最后一次寻欢作乐，更把这里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一个既不同于橡园镇也不同于瓦伦湖的地方。
但是，这里有一班文人办起了当时美国名列前茅的一份报纸——堪萨斯城《明星报》，它在格兰德大街有一幢当时可称得上颇为壮观的新楼房。
海明威第二天就到《明星报》社报到。走出二楼的电梯，一间巨大的房间赫然出现在面前。里面摆着成排的打字机，挤满了记者、编辑、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办公桌一排排地摆着，到处是一撂一撂的报纸、杂志和有字没字的纸。海明威非常惊讶，他那校刊主编的经历无法想象这等气派。
他在这里当了7个月见习记者，偶尔还要做点杂役，每周薪水15元。他的顶头上司名叫威灵顿。
终于成了大城市一家大报的记者，海明威高兴极了。他的上司威灵顿后来回忆说，他很健壮，目光炯炯有神，红红的脸颊上泛起两个酒窝，对人和和气气，爱与人交谈，希望别人喜欢他，说话时眼睛眯眯地闪着欢乐的光芒，但有点腼腆，而且总是把W的字音发成L。
橡园镇的小绅士和瓦伦湖的野孩子都不见了。
他浑身散发着聪明而健康的青年人的朝气，努力想把工作做好，这种愿望加上新鲜感和好奇心，驱使他一刻不停地行动。他要看要听的太多了，简直应接不暇。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车站、医院、警察局、法院和犯罪、灾祸现场。他常常凭记者身份坐在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上。
法庭开庭审判，他出现在前排。
哪里有凶案，哪里就有他与警察的身影。
医院地处偏僻，是城内灾难与犯罪荟萃之地。他很快就与医生们混熟。
他马不停蹄，四处采访。实地耳闻目睹以后，又匆匆赶回“巨大的房间”，坐在打字机前手忙脚乱地敲稿。敲完后又不见人影了。编辑室常常无法与他联系。
威灵顿谈起他的这个助手时说：“他喜欢行动。派他负责采访中心医院那一片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个惹人生气的习惯，那就是一见有救护车开出，他就要坐上去。我们打电话到医院找他，对方说，欧内斯特随救护车出去了。他去看某种令人痛苦的创伤。先也不通知新闻编辑部就擅自离开职守。他总是要亲临现场。我认为，这个特点在他后来作品中一直很明显。”
而且，他还爱管“闲事”。一天，他匆匆忙忙到火车站去，路上碰到一个人因出天花发高烧，倒在地上。他知道自己一岁多就种过牛痘，有免疫力，立即搀扶起病人，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安顿好病人，又提醒司机别忘了给车子消毒。
又一天，他同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小个子报社朋友到一家餐馆吃饭，邻坐一个喝多了酒的司机戏弄性地撩拨他朋友的领带，他一拳击去，打倒了司机，还把玻璃橱窗砸碎，自己的手也扎破了。后来他吊着绷带在报社里得意了好几天。
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和编辑，特别是威灵顿，使海明威在写作上接受了7个月的严格训练。
那些爱抽雪茄烟的，只用两个手指打字的性格执拗的人，有一整套关于新闻、通讯、报道的写作程式。这套程式经过试验，证明完全正确，成为报社的法规，神圣不可侵犯。
它总共有110条：一、要用短句；二、要有明快的风格；三、要切实可靠；四、要用动作性强的词……要语气有力；要行文流畅，要从正面着笔；要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要删去语意含糊的段落，能用一词表达就不用两词；不许使用过时的俚语……
威灵顿信奉这些条令，他很可能是“始作俑者”之一，起码是拥护者，执行者。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上司。但也是海明威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出色的报人高手。海明威佩服的男人或女人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
他要求海明威即兴写出事情经过，写完便删、删、删。文绉绉的形容词在新闻报道中没有位置。诸如“辉煌灿烂的”、“五彩缤纷的”、
“宏伟的”、“美丽的”等形容词，统统要删掉。不许写“黑色的乌鸦”，乌鸦都是黑色的，不许写“大的悲剧”，悲剧都是大的；“用动词，写行动，要真实可靠，不要评论，不要形容词，不要把读者弄得气急败坏。”
“他们逼我苦干”，海明威后来说，“《明星报》的写稿法则——‘风格规定’，像军事条令那样念给我们听”；“这些就是我在写作方面所学到的最好的准则。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东西。一个有才能的记者在真正感受和如实描写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时，只要遵守这些准则就万无一失。”
《明星报》社那“巨大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令海明威佩服的人，叫里昂·摩斯。海明威与他并无多少交道，但对他印象很深刻。
摩斯占据了最远的一个角落，个子高大，远远望去像一尊山神。此人嗜酒、自私、傲慢、好斗。但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乐观，而且富于进取心，是个工作狂。他最善于揭露这个城市的阴暗面，黄色新闻文风泼辣。
海明威后来提到过他：“里昂·摩斯最擅长故事改写。他脑子里可同时构思4个故事情节，然后去打电话，电话刚一打完，脑子里又多了一个故事情节。接着用飞快的速度将这5个故事写出来交给编辑部。肯定说，每个故事都有其动人的地方。他在记者中工资最高，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是这样。如果他发现同行中有人工资比他高，他便要求提薪，否则就辞职不干。除非他喝了酒，否则，他从不同其他记者谈话。他是我看到过的打字最快的人。他有一辆小汽车，是一个女人送给他的，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天晚上他们开车去杰弗逊，在林肯大道上，那女人突然用匕首刺他。他抢过刀子，丢出车外，朝她腭部猛击一拳，把她的腭骨打断了。然后把她绑在后座上，开车回到堪萨斯城。”
如果说威灵顿让海明威接受了使他获益终身的严格的写作训练，那么，这个摩斯的某些性格为人则对海明威有潜在的影响。
他叔外祖父的邻居家有一个叫雪莱的妙龄女郎，爱穿着，好虚荣。有一段时间，海明威出了《明星报》社的大楼后，便常跟她一起逛电影院、剧院。
一次，他们去看喜剧，海明威没来得及修整仪容，衣着邋遢。雪莱一见就有些不悦。当他们到了人多的剧院进口处时，雪莱快步抢前，显然是不愿让人看到她那个样子难看的男伴。散戏后他们去吃了冰淇淋，海明威神情阴郁，一言不发。以后再无往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橡园镇和瓦伦湖就常有。但海明威在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史都有如昙花一现，没有多少意义。
至于对堪萨斯城街头巷尾那些扭来摆去的妓女，初出茅庐的海明威是“敬而远之”，“见而不碰”。充其量也只是偶尔说笑几句。埃德蒙医生早就适时地让儿子明白了混乱的两性关系的巨大危害。
18岁的海明威刚一“步入这个严肃世界”，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严肃。他或许还发现，世界愈不严肃，人就愈必须严肃。
他对堪萨斯城的评价是：“这个城市有好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五光十色的生活使他目不暇接。
告别校园以后的人生之路，从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生活开始，对日后成为作家的海明威来说又是一份幸运。他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写作训练，而且收集了许多写作素材，不过它们真正要派上用场，还是将来的事情。
眼下，他根本没有舞文弄墨的静气。
7个月以后，他离开堪萨斯城。从《明星报》社那“巨大的房间”奔向硝烟弥漫的欧战战场。
3. 追赶炮火
见习记者的生活固然让海明威感到新鲜、兴奋，他也干得很欢。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参加欧战的努力。年龄问题确实指日可待地解决了，而且他还蓄了一绺小胡子，装得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
但眼睛问题仍是障碍。也许是橡园镇文明使他从小就对弄虚作假有羞耻感。也许是两年前的“苍鹭事件”使他对“法规”之类的东西心存余悸，总之，他构想过各种各样“增加视力”的方法。但一站到视力表前就施展不起来。他一次又一次报名参加各种军役，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
但他的决心愈挫愈勇，历久弥坚。他在给他姐姐的一封信中说：“即使这样，我还是一定要到欧洲去。我不能因为眼睛有毛病，就放弃了参军到欧洲去的愿望。”
终于设法让海明威实现了这一宏愿的，是《明星报》社的一个同事特德·布伦贝克。
布伦贝克有一只眼睛是假眼，但他照样参加了欧战！
他是堪萨斯城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的子弟，读大学时被一只撞到树干弹回来的高尔夫球砸掉一只眼睛，换了一个玻璃假眼。他本人和他家里都有些办法，虽然伤残，他照样进了陆军部队当上了赴法美军野战勤务部的救护车司机。
大约正当海明威满怀懊恼坐在福特牌旅游车上随他父亲去瓦伦湖的时候，布伦贝克正志得意满一身戎装站在向大洋彼岸的战场乘风破浪挺进的远洋轮上。
大约在海明威到《明星报》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布伦贝克又从欧洲回来了，而且也做了《明星报》的一名记者，成天穿着阿尔卑斯山轻骑兵的军装，在一排排的桌子中间穿来穿去。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成为好友。布伦贝克比海明威大4岁，他还想重返欧洲，再次投身于这场“即将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不过，他把时间定在翌年春季，因为欧洲的冬季多雨。他向海明威谈了自己富于传奇色彩的4个月欧战经历，并许诺一定帮助海明威实现到欧洲去的愿望。
他们向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到欧洲战场上去开救护车。
1918年5月12日，布伦贝克和海明威领到了红十字会发给他们的军装，上面还带有尉官的符号。那天他们刚钓鱼回来，海明威一身泥污汗水，满脸激动兴奋地接受了军衔、军服。
堪萨斯城《明星报》马上刊发了照片和文字报道，宣布本报两名记者将参加欧战。
一星期之后，他们的部队在纽约第五大街举行阅兵式，一共有远征志士7500人，报上称他们为“美国生活中的精华”。他们从82号街口走到贝特丽公园。他们通过彩旗飘扬的检阅台时，精神抖擞地向右看，台上威尔逊总统和夫人对这些出国作战的男儿频频点头，表示送别。比他们的队伍更整齐的乐队高奏美国国歌和雄壮的进行曲。海明威深为这热烈庄严的场面所感动：
“我简直激动得要发狂。”
海明威在陌生的世界面前总是充满童心稚气，到老都没有多少改变。
在纽约度过的最后一晚，是海明威一生中登峰造极的狂欢之夜。他和布伦贝克都通宵未睡，两人从电影院到夜总会，从咖啡馆到酒吧间，从哈莱姆区到贝特丽公园，从鲍威里街到中央公园……一直有女孩子挽手相陪，每小时换一个。
7500个热血志士，谁将血洒疆场？谁能保不是自己？
第二天，他们两眼发红，脚下摇晃，晕头转向地赶到纽约港布鲁克林码头，登上了远洋轮“芝加哥号”。在大西洋上，他们既无驱逐舰护航，也没有遭到敌舰或潜水艇的袭击，一路上风平浪静。
海明威觉得“受了骗”，因为没有发生令人激动的事情。只有第五天上遇到一艘美国巡洋舰，彼此用旗语致意，引起了一阵欢呼。
他们在法国波尔多港上岸，接着马上乘火车到巴黎。这里不是两军交火的战场，但也有令人紧张而兴奋的气息。
为了压倒法军士气，德国人正在用远射程巨炮向这里轰击。在那时，这种巨炮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新式武器。
终于听到炮声，看到炮火，闻到硝烟了。
法国人将他们的住地选定在安全区。对此，海明威和布伦贝克大为不满，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
海明威吩咐布伦贝克：
“告诉出租车司机，叫他开往巨炮炮弹落下的地方。我们要给《明星报》写一篇快讯，让堪萨斯城的人看了吓得瞪眼睛。”
布伦贝克后来回忆说：“那次坐出租车的经历奇特无比，以后我怕再也没有那种机会了。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个多钟头，在整个城里到处追赶炮弹的爆炸。弹片击中了马德林教堂的正面，炸掉了一块约莫一英尺长的石头。炮弹飞驰的响声，听起来就像是正好要击中我们的车子。我们一直听到炮弹从头顶上飞过。真够惊心动魄了。”
“我们一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就不要命般地开着车子往那里跑。可是等我们到达那里，又听到爆炸声在更远的地方。”
最后他们泄气了，打转回旅店。刚到旅店门口，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门前，把镶着大理石的墙冲开了一个两尺长的洞。海明威虽然离得很远，但仍十分危险，因为接着轰隆一声，炮弹炸开了，仿佛弹片钻进了他们的衣兜里。
为了等美国的志愿队，他们在巴黎逗留了两天，趁机走马观花般地游览了市区。他们看到，只要不遭炮击，塞纳河畔的这个城市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街头照样有暗娼野妓，夜总会照样充斥着色情表演。海明威不屑一顾，这可不是在纽约，也不是出征的前夜。塞纳河左岸的那些舞文弄墨的艺术家仍然在画画、写作、喝酒、大谈人生和哲理。从根本上说，海明威并不反感他们的生活，他在《明星报》社已看惯了这一套。
而且三年后他自己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
只是眼下，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能沉得住气，为什么还这么清高得起来。他自己已是心急火燎。由于战场离得还远，他懊恼地说：“这简直等得让人不耐烦，我真希望他们赶快把我们送到前方去。”
第二天，英国的志愿队来了。海明威、布伦贝克与其他150多人一道被派往意大利的米兰，那里有真正的火线。火车轰隆隆向南行驶，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了危险。到米兰以后，他们又同另外22名美国司机一道被派到米兰市以东90英里的斯基奥。
他们刚下火车，就遭到一阵炮击。炮弹像流星一般在他们附近落下，然后又像礼花一样炸开，俨如欢迎他们到来。
海明威用电报式的语言向大洋彼岸的亲人和朋友连发了三张明信片：
“十分愉快。”
“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因为一座兵工厂爆炸了。我们抬伤员，像在堪萨斯城的中心医院一样。”
“好家伙！！！我真高兴，我身临其境了。”
但炮击很快停止。大概是兵工厂的火光使德国人明白不必再浪费炮弹了。
一出好戏，刚演了第一场，便让人拉了电闸！
接下来的一星期，又是难耐的沉寂。谁叫他眼睛不争气只能是美军野战勤务部的“军人”呢？没有枪，连军衔也是“名誉”的，而且他们这支战地救护队有个文绉绉的名称——“斯基奥乡村俱乐部”。他讨厌自己这个以没有“悲剧”而自豪的民族，怎么把一切都弄得像“玩儿”一样。
他在“乡村俱乐部”里闹起来：“我闲得受不了啦。无事可干，尽看风景，可叫我看得讨厌透了。我要离开这个救护队。人家在那里打球，我却必须在这儿等待上场。我等于在阿尔卑斯山利用这个危险的工作来享太平，坐在怀特牌汽车里到处闲逛。”“把我当作无用的人，真他妈的见鬼了。我不愿在这个小分队干了，到别处去，我保证能上前线。”
海明威是救护队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最不安分的。这就像他五岁时在“阿卡西俱乐部”的情形一样。
救护队队长——也就是“斯基奥乡村俱乐部”主任——终于找到了照顾这只“小公鸡”情绪的办法：派他往战壕里给前线的士兵送香烟、巧克力和口香糖。这些工作也属于救护队的业务范围。
不管是送什么玩意儿，总算能上前线了。
他在“俱乐部”与战壕之间穿梭般来往。他同战壕里的意大利士兵结成朋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美国小伙子”。
炮弹在地堡上空呼啸，士兵们趴在沙袋上打枪，迫击炮在漆黑的战壕上空划出可怕的红光、白光。海明威真正参战了。
但是结局来得太快了。就像一场拳击那样迅捷。他19岁生日前的两个星期，也就是他深入前线战壕一周之后，他就躺到了手术台上。他被迫击炮炸开的暴雨般的弹片击中，抢救他的医生说：
这个娃娃的身体被打成了“筛子”！
4. 死神与女神
1918年7月8日，海明威少尉的名字出现在驻意美军救护队重伤人员的名单上。他是救护队为数极少的受伤者之一。
这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
一天夜里，海明威在战壕里分发完巧克力，趁意大利士兵休憩的时机，他向敌军阵地“单独宣战”。
他抓过一支步枪向300码以外的德国人阵地猛射。他的枪声招致了敌人的还击。几个意大利士兵立即跃出战壕，想突进到敌军阵地前沿消灭对方已暴露的火力点。几十秒钟以后，便见一个意大利狙击手猛一跟头栽倒在地。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毫无遮掩。
海明威纵身冲上前去，想把受伤的意大利士兵救回战壕。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密如暴雨的弹片迸射开来。等他从震荡中清醒过来，他的附近躺了3个意大利士兵的尸体。一个被炸飞了双腿，另一个被削去了半边面孔。海明威活动了几下身子，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便继续前进，他要找到那个最先栽倒的狙击手。
在离开意军阵地150码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受伤的意大利人，他已昏迷，但还活着！海明威抱他往肩上一背，便赶紧返回意军阵地。才走了不到50码，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膝关节。
接着，突然天崩地裂，空中变成一片火海。德国人又发动了一次炮轰。细碎而致命的弹片五色缤纷，密如暴雨。无数弹片穿过了他的少尉军服，冲进他的身体。有一刹那，他觉得这回可完了。
他体验到了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机会告诉世人的濒死体验：“我那时已经死了。我觉得我的灵魂或者别的什么正从我的躯体里往外逸出去，就像你捏着一只角把一块丝绸手帕抽出口袋一样。灵魂飘荡了一圈又回来了，我才活过来。”
“我既清醒又不清醒，我的眼前发黑。我全凭本能穿过泥塘朝前爬。我问自己是否已经死了。身上感到有点痛，但主要觉得像是脏，像粘了一身弹片，粘了一身垃圾。后来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应该想一想生活，我过去的生活。我来到意大利却要回想过去的生活，这就忽然可笑了。我过去的种种事情一件也想不起来。最要紧的是回到战壕。脑海里爆发出绿色和白色的火星，很像喝醉了酒时倒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情景。我看到一个女人涂了口红的嘴，左边在往外流血，但这是我认不出的一张嘴。我很想跑，可是跑不动。就像每个人都做过的那种噩梦一样。
就在海明威觉得自己灵魂逃逸然后又回来，恢复知觉又陷入幻觉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仍在前进。这个后来被称为“行动的巨人”而眼下还差两个礼拜才满19岁的青年，完全凭着一种顽强的本能，在一寸一寸地前进。
他身上还背着那个意大利士兵！
一寸一寸地前进，一点一点地清醒。肌肉痉挛了，呼吸困难了。意念却反而集中了：回到意军战壕边上的红十字会营帐，那就是无比辉煌的目标。
沼地上空一片寂静。不知是哪一方突然打出了探照灯。
一个奥地利军官后来说，他们看见一个人背着一个伤员像蜗牛一样朝红十字会营帐爬去。敌人敬佩这种勇气，也敬佩那营帐上依稀可辨的红十字，不忍心打出将成为那场遭遇战最后结局的一枪。
这正是海明威所需要的一瞬间，他用本能激发的最后力量爬到了树林和小山的背后。
许多年以后，那奥地利军官才无比欣慰也无比震骇地发现，他们没有放出的那一枪，留下了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生命，他们想要放出的那一枪将会从世界文学史上抹去《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长串明珠般的杰作。
海明威被意大利士兵架入战壕。他背上那个伤员已经死了。他倒在地上，浑身上下千百处疼痛，震荡和激奋状态所导致的麻木突然消失。他后来说：“我的两只脚好像穿上了灌满热水的长筒雨靴，一只膝盖活动时的感觉也很奇怪。中了机枪子弹时感到像是一个坚硬的冰球猛击在腿上。”
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两英里以外的野战救护所。他身上一共中了237块弹片。医生们当即取出28块。其余的有些在以后的手术中取出，有些任其自行排出，有些则长存体内。
他在野战救护所里住了5天之后被送到了米兰的战地医院。他在这里动了第二次手术，接着又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共13次。
他的身体被打得像个“筛子”，竟然活过来了，医生们惊叹这简直是奇迹！
237块弹片中的任何一块都可以要他的命。
但许多医生都断言他不可能再站起来，有几位医生主张锯掉他的右腿。海明威气得咬牙切齿，他大嚷道：“不行，我哪怕是死也不肯只剩一条腿。死我不在乎，但我说什么也不肯撑一根木棍走路。”
他又创造了一个奇迹。6个星期以后他站起来了！后来，这两条腿还把他的足迹带到了五大洲。
他被打碎的右膝盖换上了一个白金做的膝盖骨，他也照样使用了一辈子。他幽默地说：“这比原来的膝盖还好使。”
在米兰战地医院，他得到两个护士——弗兰西丝卡和阿格纽丝——的精心照顾、护理。他们帮助海明威创造了奇迹。海明威刚送进医院时，还处于昏迷状态。很多医生都说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啦，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个残废人，但她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日夜守护在海明威的病床前。
弗兰西丝卡以母亲般的慈爱对待他，为他祈祷，叫他“破烂娃娃”，替他换去肮脏的绷带，擦洗他那伤痕累累却仍然肌肉结实的身体。即使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而责骂她时，她也默默地忍受。
海明威有一次动大手术前对医生说，如果他万一死了，就请弗兰西丝卡小姐代领抚恤金和人寿保险金，还请她收藏自己“那双带有血迹的军靴”。
弗兰西丝卡后来说：“那天早晨听了他的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可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真想赶快给他父亲打电报，告诉他，海明威一切平安。”
阿格纽丝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治疗”上。她身材修长，头发乌黑，性格开朗，风度超凡，具有惊人的魅力。米兰战地医院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伤病员都希望早日痊愈，好同阿格纽丝去约会。
海明威每次见到她，就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她也敏感到这个英俊的青年与众不同。他朝气蓬勃，勇敢无畏，内心深处有一种要超越别人的意志。她只允许少数几个人对她使用“阿格”或“阿姬”的昵称，海明威是其中之一。
海明威第一次感到自己深深被一个女性吸引，一天内向阿格纽丝连写过五封信。阿格纽丝的口袋里也放着海明威的好几张照片。
两个多月以后，阿格纽丝调往佛罗伦萨的边界医院。分别前一晚，他们在米兰战地医院的图书室里谈了个通宵。当时已有消息说，战争结束后，红十字会将向海明威提供在意大利免费生活一年的机会。阿格纽丝劝海明威不要接受，她怕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养成了寄生习气。她对海明威说，在这个战火连天的年代，能活下来是不容易的，因此生活要过得有意义。她自己正想为重建和平生活贡献力量。
海明威伤愈不久即回美国。他们仍频繁地通信。但是正在海明威渴望采摘爱情的果实时，阿格纽丝告诉他：她已经准备同一个那不勒斯青年结婚了，她向他表示歉意。
10年以后，这段在米兰战地医院发生的爱情，被海明威写进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
真正震荡过心灵的爱情总会有收获的季节。从炮火连天的战场到温馨浪漫的医院，海明威的生活总是在两极世界中跳荡。这段生活向他昭示：人应该加倍地珍视生命，也必须无畏地面对死亡。
5. 潮起潮落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海明威带着退伍证明书在纽约港登上了故国的土地。8个月前，他正是从这里启程参加欧战的。出征检阅和狂欢之夜的情景仍在眼前，他却经受过了一次生死考验。
荣誉像潮水一般向他涌来。
这股潮水早在他康复期间就开始涌动了。
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美国人，芝加哥各家报纸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有关他作战受伤的消息。
在米兰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他每天就像国王接见臣民一样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
他姐姐写信来说，她在新闻节目里看到了他，他坐在医院走廊上的一个轮椅里，由一位腰里围着一块毛织白方巾，样子很漂亮的护士小姐推着走。
橡园镇的牧师用庄重而热情洋溢的文体写信给他，表彰了他的英勇，并告诉他，教堂每天都要为在欧洲战场上的美国青年鸣钟祈祷。
回到纽约，他成了“英雄凯旋”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员。纽约人热爱英雄。用军乐队，彩旗和啦啦队欢迎凯旋军人。他一瘸一瘸地从轮船吊桥上走下来时，纽约《太阳报》记者立即就认出了他，请他发表讲话。第二天的《太阳报》上就刊登长文报道海明威的英雄事迹。文章说，他回国时“所带的伤疤大概比任何一个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人都要多，他根本不在乎中欧列强的弹片”。记者想当然地为海明威添加了一些更具轰动效应的事迹和经历。他也没有加以否认。
但热情的纽约似乎没有满足这位英雄的一个小愿望。海明威对记者声称：“只要纽约任何一家报馆需要一个不怕干活和不怕受伤的人，我就合格。”《太阳报》长文的标题也涉及到他的工作问题：《负伤237处，但还要找工作——堪萨斯城一青年从意大利前线凯旋》。
并没有出现报馆争着要他的情况。
海明威被荣誉烧得发烫的心头掠过几分凉意。他必须回到芝加哥橡园镇去，他很想解决工作问题再荣归故里。他在纽约逗留了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地乘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
橡园镇的父老乡亲早已望眼欲穿。他父亲和姐姐开着汽车到芝加哥火车站接他，看到他平安归来，高兴得不住地流泪。镇上挂起了欢迎他的彩旗。欢迎场面虽远不如纽约那样热烈隆重，但这却只是为他欧内斯特一人。
他身着笔挺的蓝色军制服，脚登高统军皮靴，年轻、英俊的脸上留了一簇作为欧战经历重要标志的法式小胡子。他很疲惫了，但回到了阔别经年的橡园镇，精神又抖擞起来。手上那根暂时还不能丢的手杖与他那昂首挺胸的样子非常协调，更使他平添了几分青年绅士和青年军官的气派。
《橡园新闻》报一个女记者采访了他。他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上战场是因为我想去。我身体好，国家需要我。我上战场，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那里，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应尽的职责。”他还表示，一旦形势需要，他就重返战场。
海明威不愿回到橡园镇。但一旦置身其中，就找回了置身于“严肃世界”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做，如何说，才能保持或增加用生命换来的“荣耀”。而且他的一言一行都很真诚。
他也许有夸张的时候，但他绝不需要面具。
海明威家里喜气洋洋，来拜访英雄的人络绎不绝。与他父母同辈的人也带着钦佩而惊异的笑容，听他讲欧战的见闻和经历，听他唱意大利歌曲，听他讲一个战友如何胸部中弹，如何自己用烟蒂堵住弹孔止血，而后继续战斗的故事。他母亲格莱丝愉快而不厌其烦地接待一批批客人。
母校橡园镇中学也请他去讲话。他欣然应邀，怀着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他回国后最严肃认真也最慷慨激昂的一次演讲。他带去了一大堆实物：一支左轮枪，一把打照明弹的枪，几颗机枪子弹，一条意大利军用绦毛毯，一顶代表战利品的奥大利军用钢盔，一条能使人产生丰富联想的自己受伤时穿的裤子。他讲了战争的神圣与恐怖，讲了战争的残酷与惊险，讲了自己生死之交的感受和与死神抗争的过程。
最后，他站起来，用最能使中学生激动不已而又认为富含哲理，回味无穷的话结束了演讲：
“这是我平生发表的关于战争的第一次演讲，我希望，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次！”
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他把那条浸透了自己鲜血的裤子献给了母校。为橡园中学的校史展馆增加了一件绝无仅有的珍品。
看到台下那些“比他更年轻的人”挂满泪花的面孔，19岁的海明威也为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激动不已。他只要剃掉那簇小胡子，脱下身上的蓝军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他必须用严峻的神情控制住自己激动。第一次离家远行时在父亲面前都没有流出的眼泪，在“孩子们”面前，更不能流。而且，还要5个月才20岁的他，已经拥有比他年长两倍的橡园镇居民都没有过的经历：谁在堕落与罪恶的堪萨斯城当过记者？谁在纽约有过狂欢之夜？谁在战壕里与意大利人喝过酒、抽过烟、打过牌？谁拼死抢救过伤员？谁身上中过200多块弹片？谁在米兰那温馨的战地医院与像希腊女神一样的阿格纽丝有过热恋？
这经历，就是男子的力量。硬汉子流血不流泪。不论是伤感，还是激动。
这经历，也将成为海明威的财富。不过还需要时间去增值。正如一根骨针、一把石斧、一块陶罐碎片，经年累月可以变得价值连城。
荣誉的浪潮汹涌而来又呼啸而去。
荣誉与孤独往往是孪生兄弟。海明威的处境很快就印证了这个道理。
感情反复无常的公众能够迅速地受到激励，但也能够同样迅速地将一切淡忘。今天的英雄，明天就成了过时的人物。
从欧洲凯旋回国的军人都发现，当他们把军装收到箱底，把勋章交给母亲或情人珍藏之后，他们就等于被剥光了，就丧失了荣耀，降低到凡人的地步。他们没有政府颁发的职称证书，没有退伍军人的退役年金和津贴，他们要补上耽搁的课程时，学校不给助学金，他们想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却找不到工作。
生活又变得平淡无奇，变得索然无味。橡园镇那栋带有音乐房和诊疗室的三层楼房里经历了短暂的宾客如云局面以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且还平添了几分凝重。
喧哗过后的一天早晨，来了两个小女孩，年龄相仿，大约十一二岁，她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花灯，送给她们崇拜的英雄海明威。她们在门口放好花灯，按响门铃拔腿就跑，因为跑得不快，海明威开门出来看到了，很高兴地把她们叫进来，放了一颗意大利照明弹表示欢迎。
他又把她们领到他母亲的音乐室，同她们闲聊了好几个小时。音乐室里现在多了一张垫了绒布的小圆桌，上面放着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纪念品。他跟小客人一一介绍纪念品的来历。她们最注意一个镶了小弹戒的戒指。听说这弹片就是从他腿上取下来的，她们惊奇不已。
海明威像大哥哥一样很开心地跟她们谈了一下午。
临别时，那个稍大一点的女孩突然感到这位大哥哥很孤独。
他确实十分孤独，周末回家的姐姐说他是一个“被关在一只密封的大匣子里的人”。他向远隔重洋的“希腊女神”写信倾诉难耐的寂寞与孤独，一天三四封。他常常百无聊赖地朝天上打照明弹。那流星般倏忽即逝的强光或许能使人们不至于淡忘得太快。
橡园镇居民都清楚：只有埃德蒙医生的儿子才有这种稀罕物。
雪上加霜。阿格纽丝的来信，语气越来越冷。
一封信中说，他寄来的信实在太多，她找不出时间去看，她在医院里要工作。这样多的来信，她应付不了。
又一封信中说：“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也许是，但那是过去。现在开始变化了。我今晚感到有点不舒服，那么就此搁笔了。晚安。”非常得体地表示了与他疏远。
接着一封信就说她现在爱上了一个那不勒斯青年。这个青年是个门第显赫的世家子弟，即将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和财产。她向海明威表示歉意。说开始时他可能不理解她这一决定，但过些时候，相信会原谅她的，说不定还会感激她。她衷心希望他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海明威如烈火烧心，大病一场。这是他一生中真正投入了自己全部热情的第一次恋爱！
也是最后一次。
他一生中有过许多次有爱情的或没有爱情的浪漫经历。他先后娶过四个妻子。他坦诚地说自己喜欢女人。但没有哪一次有这么强烈，这么疯狂。
火山大喷发只有一次。
6. 自我流放
火山喷发后便是死一般的冷寂。
海明威的生活从“沸点”骤然降到“冰点”。与其说他像关在匣子里的人，不如说他是关在笼中的豹。
他无法摆脱孤独，他恼火、愤怒，又一筹莫展。他常常彻夜失眠，一合眼就做噩梦。昔日战场上的巨炮吓得他尖叫着惊醒，垂死的伤员痛苦的呻吟使他的每个夜晚都成为苦难。他喝光了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烈性酒，再到酒吧间痛饮，喝醉了就诅咒阿格纽丝回国时一下轮船就摔掉满口牙齿。
他成了橡园镇的零余者和局外人。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常常跑到芝加哥的贫民区去。有一天，在一所简陋的公寓门口，他遇见一个喝得半醉、冻得发抖的姑娘。这姑娘叫玛丽雅，是意大利的移民，而海明威是刚从她的祖国回来的。两人说了几句话，玛丽雅就上前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自己屋里。
这是一间肮脏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油漆斑斑的铁床，一把直靠背的椅子，还有一个摇摇欲坠的梳妆台，几个半开的抽屉里有几件女式衣服，全都象像面条一样扭在一起。彼此没有问长问短，也没有忸怩羞惭之态。他们互相尊重，也都有激情。
海明威在灰尘密布的窗玻璃透进的亮光下，发现她的眼睛就跟紫罗兰一模一样，闪烁着使人感到宁静安详的光芒。他在那张铁床上躺下，立刻睡着了。这是好久以来第一次未受惊忧的安睡。
他醒来时，刚从外面进来的玛丽雅说：“欧内斯特，我从你的衣袋里拿了些钱。瞧，我买来了面包和咖啡，还给你买了些酒。”她骄傲地指着报纸包的一大包东西，一瓶意大利葡萄酒和一玻璃缸浓咖啡。
海明威哈哈大笑，这是好久没有过的响亮、开怀的笑声。玛丽雅的表情从迷惑不解变为委屈，然后又变为欣喜。看到这个曾为自己的意大利而流血负伤的年轻人如此高兴，她自己也不觉心花怒放。
玛丽雅成了海明威的避难所。她的身材细小，但结实得像钢丝。海明威渐渐地看惯并且有点喜爱她那散发着廉价香水味儿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的风姿，以及她那长围巾飘垂在背后的模样。她抚摸他身上密如瓜蒂的伤疤时，嘴里总是轻轻地发出叹息声，于是他身上和心上的疼痛便烟消云散。
玛丽雅善于使人安静，也善于使人兴奋。这都是海明威需要的。他们到烟雾腾腾的酒吧间去喝酒，也到普灵河上去划船。
海明威有一天说：“玛丽雅，为了我，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用你的长发擦干了我的脚，用你的身体温暖了我的灵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我就算复原了，我就满足了，那就糟了。我要写作，我现在还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小说。读起来全都是味同嚼蜡，低劣极了，比我那被打碎的膝盖骨还要支离破碎。我心里有东西可写。可活像患了便秘，憋在肚子里出不来。”
玛丽雅用她那充满意大利人热情的眼睛望着海明威说：“我要祈祷，祈祷你能够写出你喜爱的小说。”接着又顽皮地补充道：“有朝一日你也许会写我吧！”
他大笑起来：“对了，我的神圣的小鸽子，有朝一日我也许会写你的。我要描写你的伟大和诚实，因为你给予人的那么多，要求于人的那么少。”
海明威把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军用斗篷送给了玛丽雅。
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非要他追回来。他与玛丽雅的交往也就结束了。作为临时避难所，玛丽雅帮他度过一段最消沉痛苦的时光。但他后来并没有认真写过她。一年以后，他在芝加哥租了一个阁楼埋头写作。一天晚上，他又漫步到了玛丽雅寄身的公寓门口，看到她那蒙尘的玻璃窗上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从此他再也没有想过要去见见玛丽雅。
海明威就这样两面应付，一面是芝加哥的贫民窟，一面是橡园镇。
当他孤独、烦闷、惊恐、苦恼的时候，他的父母也正为他的工作和前途焦虑不安。他们还是要他学医，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或者像祖父和外祖父一样去经商做生意，这也是一条很实在的“正道”。他母亲已经46岁，正是精神恍惚而又容易激动的年龄，每天在饭桌上，总是对儿子发出一连串训诫、规劝、质问，当然还常带着由来已久的怨气。她一想到儿子要在一间零乱的阁楼上当一个饿肚子的作家，伤心和恼怒就不打一处来。
然而海明威无意于学医，对经商更无兴趣，他要走文学之路。他不知能否走通，但他执拗地要去闯。在橡园镇这个家里是无法静心写作了。他想到瓦伦湖去。他父母也同意，省得他三天两头往芝加哥跑。
于是在橡园镇熬过了漫长的5个月以后，夏季刚刚来临，他就带着一小捆稿子到了温德米尔别墅。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一人来这里。摆脱了温文尔雅而又使他莫名其妙地烦恼不安的橡园镇，他感到舒畅多了。
他发现，原来真正处在孤独之中时倒并不感到孤独。他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他要让自己的才智重新发挥作用。
他的朋友布伦贝克应邀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过自我流放的生活。他们两人一起钓鱼、打猎，回忆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和法国、意大利的生活，并且计划自己的前程。他们随心所欲地安排每天的活动。
就在水上垂钓的过程中，就在盘坐于篝火旁烧烤刚打到的野鸭的过程中，就在霍托海湾游泳和在朗费尔德农场上出力流汗的过程中，他自己清楚地感到一个新的海明威正在脱颖而出。
布伦贝克是一个真诚而坦率的朋友，又是一个乐于听他说话的人，他不知不觉地提供了海明威所需要的精神治疗。海明威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一切，而且都能被朋友接受，就像玛丽雅那样地接受。不过布伦贝克的见解比较深刻，他能领会海明威的全部意思，也能与海明威进行争论。而不是像玛丽雅那样只会说“我要为你祈祷”。
海明威对自己的选择时而信心十足，时而踌躇不前，布伦贝克的话就成了他的强心剂，他相信海明威至少能靠写小说养活自己。海明威的自尊心也驱使他朝这个眼下最实际也最迫切的目标挺进。他早在刚进橡园中学的时候就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各种各样的计酬劳动，从扫地擦玻璃到上街卖报都干过。而从欧洲回来以后，他已经依赖家里生活了半年。
他拟了十几个标题。可是好多都没有完篇就写不下去了。完成了的只是《渥安皮的道路》、《在异邦》、《你们决不会这样做》、《现在我已倒下》、《月夜炮轰》等，写的全部是他在欧洲战争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他牢记两年前一个写作上的启蒙老师说的话：“写自己最熟悉，最有体会的题材。”他不再像中学习作时那样无边无际的想入非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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