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10章 饥魔游荡在中国
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眼里，这大获全胜的政治局面必将带来经济的飞跃。
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大跃进才进行了两年，迎来的不是为“一天吃五顿饭”而发愁，而是要勒紧腰带共度饥荒了，人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要为几斤粮油去排长队了。初始的困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不久，饥饿，这个发了疯的魔鬼就在不远处狞笑，死神在向人们招手。
据大致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4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上最大的饥荒。毛泽东彻夜不眠，思考，再思考；周恩来马不停蹄，努力，再努力；饿死人了，能不急吗？
●1.两位领袖为粮食问题操心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先到杭州视察。
几天前，浙江省委接到陈云的电话，陈云说在嘉兴他有个舅舅，来信说生活困难，没粮食吃。陈云在电话里带些讽刺意味地说：“你们嘉兴不是亩产七、八百斤吗？你们去查一查啊！那里的百推在俄肚子。”省委书记霍士廉就带上省委办公厅几个同志到嘉兴、温州、丽水地区调查。一查亩产果然没那么多，那里的老百姓确实正在闹饥荒，还俄死不少人。当霍士廉小心冀翼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时，其他官员的心情都有些紧张。
因为他们已觉察到领袖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与笑容。毛泽东的眉头紧皱，连点烟时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那神色难以捉摸是惊讶？是疑惑？还是气愤？
霍士廉急忙做了补充：“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主席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吐着烟，半晌不说话。这使得紧张气氛更加剧了。
毛泽东说了句：“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显然他的气愤另有所指：“这是犯罪啊。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他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话“四川俄死人报了，河南、安徽死了也报了，你们浙江死了这些人，还说没有死人？”
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毛泽东气得手颇微徽地，又去点烟。趁此机会，周恩来接过话茬：“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俄。”他说着，两行热泪流到腮边。他站了起来，深邃的目光直通前方。他严厉地批评道；“你们是外来人嘛，对浙江的百姓没有感情！”
“百姓俄肚子，我们是有责任的。”霍士廉承担着责任，又一言难尽。
周恩来继续说：“浙江在自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调大批粮＊支援重灾区，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重灾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平日温和的面容一下变出严峻的棱角，加之两道浓眉，显出不怒而成的风度，他的话体一转：“你们当父母官的，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要犯官徐主义的错误。上调粮食50亿根本不可能。今年你们少缴国家2亿斤粮，再不够吃，再返梢一点。不能让浙江的老百姓饿肚子啊。”
霍士廉汇报说，在一次华东会议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和华东局的柯庆施要浙扛报高产指标，省委十分为难。
毛泽东点了点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庐山会议前后，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浙江各地也放起了“卫星”，说假话，说大话，刮浮夸风的人大有人在。
毛泽东已渐渐平静：“报产量，高了就好，低了就右，这不好。这是逼着人家说瞎话。”他起身在房间里溜达，双手剪在背后，边走边说：“报产量多少就是多少，产量上不去，总结经验，找找为什么搞不好？要实事求是嘛，怎么不实事求是啊？”
霍士廉说了自己的意见，“一个不说实话，一个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他害怕，害怕戴右的帽子。”
毛泽东推心置腹：“你们都是地方官、父母官，最了解情况。我们高了好几层，情况了解不了。你们不向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啦！”
霍士廉：“这二年全省粮食连年减产，但国家粮食征购增加，使农民的生活用粮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瓜菜代。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牛瘦、地瘦，不少地方出现饿、病、逃、荒，一些产粮区饿死人的现象也有发生。”
毛泽东当即指出：“征购粮食可以低一些么，得保证农民吃饭，你把农民口粮都弄来了，可不行啊。”
周恩来也说：“对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关心。”
毛泽东：“农民没了粮食，吃不饱饭，劳动就没劲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周恩来对霍士廉说：“你们查一下，粮食不够吃的究竟有多少？”
霍士廉有苦难言：“一个月前就给中央报了。”
周恩来：“今年你们浙扛粮食少交1亿斤，补给不够吃的。不能我们吃饱饭，让老百姓饿肚子。”周恩来想了一下又说“老百姓没有饭吃，称们要负贵任，省委要写检查。”
毛泽东感慨道：“浮夸风害死人哟！”
所以，毛泽东上庐山，一开始的初衷的确是想解决党内作风不实、经济下滑的问题，他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特意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很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响亮地提出：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要改进的空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求中央委员们敢讲真话，不怕警告、降职、撒职，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可悲的是，当彭德怀真的“要当海瑞”时，毛泽东否定了自己。然而毛泽东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庐山之后，他还是要回过头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着手解决天下最大的事情：粮食，或日吃饭间题。到了1960年，粮食问题仍在继续滑坡。全国有好些省份灾情十分严重，饥荒肆虐，己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一国总理，如同一家之长一样，最操心的事莫过于粮食。人们已经听说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已经几个月不吃猪肉，饭也吃得少了。
这年四五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到北京开会，他几次见到总理，都觉得他心事很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优郁之色。星期天。杨尚奎和夫人水静正准备去看望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外出。他俩就坐在屋里等候，猜想总理会谈什么问题。杨尚奎心里有谱：这个时刻，成是谈粮食问题乙10点半钟，周恩来步人杨尚奎的房间，坐下不一会儿，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起：“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周恩来说完，含笑望着杨尚奎。
杨尚奎很沉重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略有难色。作为一省之“长”，担子之重不亚于一个小国，他同样担负着“家长”的角色，也总要吃着上顿想着下顿，吃着锅里想着盘里。
周恩来理解杨尚奎的心情：“是啊，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持中央，救救姗眉之急？”
杨尚奎觉得尽管总理对江西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将江西的情况作一详细汇报：
“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我还是想，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周恩来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杨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
杨尚奎声音嘎咽，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长叹一声：“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
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周恩来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同志，都是好同志呀。”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杨尚奎坐直了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大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俄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周恩来格格地笑了，他笑得那样舒心：“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他站起来扶着杨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
憨厚得如同农民一般的杨尚奎也笑了。
仅靠江西那几亿粮食，对于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到了1960年年底，全国粮食紧张情况仍在加剧，许多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
周恩来和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急如星火。他们一次次地研究调配方案，都显得捉禅见肘。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这可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印年，国家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吃进口粮，这对“大跃进”来说简直是个讽刺。用外汇进口粮食，无疑是当时一个禁区。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是决定了。
12月30日，周恩来离京前往缅甸访问。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童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额是150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周恩来出访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粮食。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
陈云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度过难关。
心急如焚的周恩来许久没有说话。
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非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间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间题。”任民到香港以后，召集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基本解决了货源、运抽、外汇等问题。在晌粮、运输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括雷任民叫去汇担进口粮食的各个细节。
1961年，中国共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500万吨。
这使得周恩来疲于应付。有一天，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退地徽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急需调人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不忍地说：“总理，像这样县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周恩来猛然一征，严甫地看了小郑一眼，说：“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他接过药片，用杯中的水送服，又俯下身子“算账”。
小郑觉得总理说得在理，可还是嘀咕着：“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她的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
这一年，有一次周恩来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他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他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间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写这条新闻的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恩来放下手中工作，又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因素，才出了这样的差错。周恩来略一沉思，又谆谆告诫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现在天灾人祸闹得我们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的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于民心”，群众看了会怎么想？
这几句话说得那位记者刻频点头，并记了一辈子。
●2.因农村食堂的事，两个老乡非要见毛泽东
“天灾人祸”，使得共和国的领袖们凝聚在一起，要共度难关。这时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也比较融洽。
毛泽东的专列又从湖南开入江西。
江西的“东道主”杨尚奎已经得到通知，毛泽东要在南昌停留几日。于是，他便和夫人水静早早地来到向塘车站等候。
可谁知专列刚刚停稳，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他不但没有下车，还拉上杨尚奎夫妇一道直奔杭州方向而去。他俩没有一点准备，连盆洗用具、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只好让警卫员回去拿，直接送到杭州。
列车在绿色的江南水乡穿行，一夜过去，杭州到了。
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下车。
而车下上来了许多人，他们之中有周恩来、谭震林、李井泉、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江华、江渭清、曾希圣、叶飞等，除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就是南方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了。
专列又开到了绍兴境内。绵绵春雨使宁静的田野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
而专列里头却很热闹。有人是第一次登上主席的专列。他们好奇地打着这类似房间的流动的办公室。主席住的那节车厢除了卧室、卫生间外，还有一个大客厅，里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沙发，几把椅子，全部都套上了白布套，显得素雅洁净。还有两三个小房间，是卫士和工作人员住的。与此相邻的一节车厢，结构也大致相似，卧室里有张大双人床，两张沙发，一个茶几，沙发也套上了白布套子。秘书告诉大家，主席住的那节车厢叫甲组；这里叫乙组，原是给江青准备的，但她一直没有来过。
各方领导人座后，毛泽东宜布开会，议题是农业问题。他还准备带领大家去绍兴东湖农场参观。1954年谭启龙曾陪同他视察过这个农场，对它的印象很深，认为办得好。
这中间，毛泽东自己提出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可是一开始，没有人吭声。因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话犹在耳畔。毛泽东那时讲得很肯定：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约归己。保持1/3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2.5亿人。《红旗》登了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儿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尽管许多人已从实际中看到了食堂的弊病，可毛泽东言之凿凿，谁敢再去反这个潮流，去当“彭德怀第二”？党内的生活已经严重地不正常了。于是，在已经发过言的人中间，还没有多少不同意见，最多只是说了“一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点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渭清啊，他们都发表了意见，唯独你什么也没说，是何道理啊？”
江渭清一搭话，把大伙都听愣了。他说：“主席，我不能说！”
毛泽东也很吃惊：“为何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江渭清仍是一脸踌躇，欲言又止：“主席，我真的不能说。我要是一说，就该唱反调了。”
“不管什么意见，你讲出来嘛，怕什么？”毛泽东完全清楚江渭清的性格，奇怪的是，一个行伍出身的炮筒子脾气，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扭扭泥泥，吞吞吐吐了呢。可江渭清越不说，毛泽东越想知道。他做开了思想工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咱们今天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三不抓辫子，怎么样，你畅所欲言吧！”
江渭清这才开了腔：“那好，我就说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坏吧！”又是一语惊人。
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高度概括”，也不满意江渭清的激动情绪：“坏，就具体说坏在何处嘛！”
随着毛泽东吸烟的力度加剧，烟雾中，仿佛车厢里的空气也凝重起来。人们不免为江渭清担心起来。
江渭清一开口就刹不住车了：“我说三条。主席啊，你老人家说过要忙时吃干的，闲时吃稀的，整劳力吃干的，半劳力吃稀的。可现在，公社食堂统统吃的是干的，管也管不住。半年吃了全年的粮。下半年怎么办啊？”
大凡行伍出身又心直口快的人，能身居高位者，一定是粗中有细，江渭清可以算是这样的人。他在阐明自己意见之前。没有忘记抬出“老人家”说过的话。这也是一种艺术。
毛泽东不反对，且听下文：“这算第一条，那么，二呢？”
“你老人家曾经说过不吃猪肉了。我说，要是全国人民都不吃猪肉了，那该成个什么样子啊！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搞点野莱、剩饭剩汤什么的就能养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我们还愁没有肉吃吗？可现在社员都进了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鹅、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这是第二条。”毛泽东扳下两个指头，“三呢？”
“食堂天天打破锅，天天摔碎碗，大家不爱护啊。还有，统统砍硬木烧火。您老人家提倡绿化，可现在树都快被烧光啦。”江渭清讲完了，轻松地端起杯子喝水。
会场仍然很静。
毛泽东不表态，反而侧身问起旁边坐着的周恩来：“总理，他讲得有道理吧？”
周恩来点点头。
书记们也相互议论起来。其实他们也有话埋在心里。
“那么好吧，”毛泽东没有把话说死，“就这个问题再继续作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江渭清说得对时，公共食堂一风吹。若江渭清说得不对，另做评论！”
这天，专列到达绍兴时，天仍在下雨。毛泽东、周恩来和省委书记们只好凭窗观望东湖农场。毛泽东没有多说话，可能他的思绪仍沉侵在农村食堂那件事上。
对于“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毛泽东有过反思。他在1960年6月18日所作的《10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否定过自己，即肯定了周恩来：“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少好啊！”但他并不因此改变整个“大跃进”的即既定方针，谁都难以突破历史的局限。他的方向没有变，只是在不断地校正行进的脚步。
这年的9月下旬。毛泽东家乡的两个人来到北京。
他们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他们是代表乡亲们，要来向“主席三哥”面陈农村实情的。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毛泽东的姨表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10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老人是个热心肠“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眼看国庆节都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他们有些着急，催主席秘书快办。秘书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
两个老乡一口拒绝：“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秘书没法，又去请示，回来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
毛泽荣一拉文东仙：“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说着，两人就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和王季范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身边。两位乡亲一见毛泽东，发现主席比前几年苍老了，鬓边白发增多，眼角皱纹加深，神色憔悴。他们顾不得多想，滔滔不绝地说起家乡的事：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讶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文东仙也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王季范附和着说：“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
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
“老秤还是新秤？”
文东仙答：“是新秤。”
王季范插言道：“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
毛泽东依习惯半支半支地抽着烟。青的烟丝袅袅地往上飘，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在像烟丝的无主，纷纷的，轻轻的，但又重重地压在心上。心是沉闷得很。他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1961年中央召开人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泽东的家乡。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解散了食堂，该当何罪？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信，连同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材料，要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完信件和材料后，于15日接见毛华初。
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
“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领悟了其中的奥秘，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
毛华初答道：“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
“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
“是的。”
毛泽东又问起一个叫唐家坨的情况。
毛华初如实相告：“唐家坨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差。”
毛泽东宽慰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害人不浅。”——他说到食堂问题：“关于解散食堂，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你们到韶山先作试点，注意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进行，社员们听说解散公共食堂，个个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3.毛泽东渴望来信，周恩来及时汇报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周、陈、邓写信，号召大家亲自去农村调查。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
5月3日这天，天气晴好，春风送暖。周恩来身穿半旧藏青色中山装，脚母一双半旧画口布鞋，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包括身体欠佳的邓顺超，驱车悄悄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村。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着名的上党战役和都郸战役。这次来。他们仍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这时的伯延村成为公社所在地，有十多个小村，人口不到三万，但这里的公共堂办得较早。但伯延受灾面积大，正面临着严重饥荒。周恩来这次来调查的意图主要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就带着随行人员，突然走进农民的食堂，说要在这里就餐。食堂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赶快叫社员们把饭打了走。周恩来进来时好生奇怪：平时那种热热闹闹的吃大饥景象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几天见不到一点肉星子的饭桌子，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猪肉和鸡蛋。周恩来四处张望，间堂的人：“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晋吾“唤，唤。”周恩来笑了：“誉这么说，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好，好。”“那好，”周恩来指指桌上的饭菜，说，“今天我不能吃这些东西。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说完，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些东西端走了。
周恩来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了，不管别的，先去盖锅盖，说东西已经吃光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不动声色，直奔着灶台走去。公社干部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就怕总理掀锅盖。可周恩来抓的就是锅盖，他掀开一看，里面还剩下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急了，要用千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欲数的碗边，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一顿玉米糊糊下肚，周恩来对农村食堂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了。但仅就一村而言，他还不敢肯定都是这样。他问公社干部，干部说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周恩来将信将疑：他看社员们不少面有菜色，还有一些浮肿病人，这能叫吃饱吗？
他召集了一次社员座谈会，一开始，群众还是不敢说话，敢说话的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怕“官”，一回身，指指后墙上挂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他，说道：“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
一听这话，群众乐了起来。刚才寂静无声的会场骚动起来，一些人的脸上有了活泼劲。周恩来继续说：“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可仍无人敢大声说话。
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抽烟，就间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别的人就说他叫二延，也有的报出大名张二延。
张二延年近50，其实是个爽快人，要不是村干部一再叮呼，说总理是大官，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话，他早就开腔了。他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觉得他很真诚。散会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就来到张二延家。说家，也不是什么家，而只是公社拖拉机站旁的一间小屋，周总理的车正好停在邻近。刚一走近，周恩来就亲切地商声叫道：“二延，二延，在家吗？”张二延听见是周恩来的喊声，赶紧把身子一侧，面向墙壁，佯装睡着，这时隔壁木匠铺的人告诉总理，说二延在家哩。
周恩来推开屋门，走到炕前，发现张二延在睡觉，就拍了下张二延的腿，说：“二延疲劳了？”
张二延坐起来，说：“不疲劳。”
“那你下午去开会吧，会上见。”
周恩来说完转身走了。可到了下午开会时，还是不见张二延的影，原来张二延扛着撅头上地里干活去了，周恩来就派人去。
当张二延走进会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延的手，叫他坐下，并叫他发言。
张二延见总理如此恳切，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我要少说，伤风感胃了。”
“你也不伤风，也不感冒，你有了糊涂思想。”周恩来一下说到了张二延的要害。
张二延就说：“干脆我就糊涂糊涂吧。你老叫我说，我净说真话，公社、区里干部都在哩，你把他们的职撤了，对我有啥好？你管着全国的事，你走了，我还有命吗？我说了那么多话，那有不说错的吗？说错了，人家把我逮起来，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胆说吧，说错了也不逮捕你，我每年都要派人来看看你。”
张二延被打动了，呼地站起来，话一出口就很冲：“总理，你还叫我说真话？”
他这一开口，可把村干部紧张坏了。周恩来却很平静：“当然是说真话啦。”
张二延根据伯延公社受灾的所见所闻，大着嗓门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周恩来严肃地盯着二延的脸。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张二延一说三叹：“这两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人打了头炮，别的人就掏开了心窝。七嘴八舌之后，有人竟抽噎起来。
也许是受了会场情绪的感染。张二延一下冒出了一句“狠话”：“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在场的地委千部没有料到这个二延会冒出这样大为不敬的话，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对着周恩来说道：“总理你别听他瞎咧咧，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位干部，仍然和气地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延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又转过脸去，鼓励张二延继续大胆说真话。周恩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真的每年派人到伯延村来看望他的农民朋友张二延。在调查的时候，周恩来又去过一次张二延的家，知道他1960年死了妻子，留下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只有三岁。一家人挤在一个炕头上。
周恩来就说：“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总理，你管国家大事，不给你添麻烦了；让我自己领着吧。”
这件事过去20多年了，张二延也70多岁了，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孩子们还埋怨这位又当爹又当娘的父亲当初为何不让总理领走自己哩。
经过几番细致的调查，周恩来终于弄清了社员们对食堂的态度。跟随他来的人说：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采取自愿原则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口粮领回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组在一个生产小队宣布了这个决定后，谁也没有料到，除了炊事员外，社员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这以后，周恩来又到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304斤粮食能够达到吗？
这一间，感受了周恩来平等待人作风的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育：“多了，包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只有70斤左右，有的只有40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304斤不可能……”
周恩来转眼看着生产队长，问他：“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
生产队长说得明白：“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周恩来掐指一算，摇了摇头，又问社员：“你们的意见呢？”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200多斤。
一个社员磕磕烟袋锅，望望在场的“头头脑脑”，磨蹭了半天才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空。”显然他心有余悸，又想得周全。社员们又是一阵赞同声。
周恩来看看在场的地委、县委和公社的负责人，那目光是在征询他们的意见，见没人反对，他便说：“我可以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社员们顿时眉开眼笑。
回到住处，周恩来忙着整理几天来调查的情况，一直工作到5月7日凌晨3时。
这天之前，毛泽东刚从杭州到达上海。他是为5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南下的。他要继上次广州会议再次研究农村问题，包括反映强烈的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
5月6日凌晨时分，他披衣起床，提笔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那里调查的农机部长陈正人写信，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调查。并和他随时通信。
毛泽东颇为动情：“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信随便写，不拘形式。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处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当毛泽东的信发往各地的时候，周恩来的电话来了：“主席，您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6号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在邯郸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
“恩来，那里的情况如何？”毛泽东关切地问。
“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周恩来谈的另三个问题是：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在秘书整理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随即，中共中央将周恩来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5月下旬至6月上旬，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在下发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
●4.周恩来“赌酒”：干三杯，增加外调粮三亿斤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省城南昌视察。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周恩来的精神很好，兴致极高。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 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18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边吃边谈工作。周恩来又说到粮食问题：“你们不是 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 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 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 起来，将酒杯高髙举起：“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 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 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 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 绩，要谈就是谈失败的教训。今天他也转移了话题：“江西对国 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 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 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 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 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忙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舞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这下刘俊秀 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较上劲。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更加 为难了。
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 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哺道：“总理啊， 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 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老刘啊，总理多年没 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 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 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 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 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 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 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 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好, 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 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们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叮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 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人 们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他心里高兴：三亿斤粮 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 他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 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 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一干了。
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 “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 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 一斤茅台，谁也没醉。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 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 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 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江西省委也有求于周恩来，目标就是台上正在演出的杂技团。
这个杂技团是上海星火魔术团。他们曾在南昌演出多场，很 受当地群众欢迎。有关部门曾向杨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鹰术表演 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铒织出 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杨尚奎也早有此意，只 是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正好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 来了，要是当着周总理的面提出这个请求，柯庆施总不该拒绝吧
演出开始后，杨尚奎就向柯庆施说出这个要求：“把这个团 体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上海文艺团体那样多，这类 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柯庆施不置可否。
周恩来主动帮着杨尚奎说：“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 江西的粮食支援过全国，互通有无嘛，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 方一点，送给他们吧。”
柯庆施笑笑，仍没表态。
周恩来和杨尚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边开玩笑边说服，最 后柯庆施才笑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 那就留给江西。”
因为台下坐着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魔术团的演员格外卖 力。当“表箱遁表”节目开始，魔术师请台下观众借一块表上来。
“把我这块表给你!”观众正在交头接耳之际，周恩来立即站 了起来，高高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周恩来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当时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台下看得禁声屏气。表演结 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周总理时，周恩来右手朝前一挥说：“这 块表就送给你了！”
剧场顿时滚过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 唯独郝治平心时一格登：“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 了。”她又轻声对水静说，“一块表倒不要紧，只是总理还要到外 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
““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水静说，“表 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终了，周恩来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 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抱肘问道。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
“是的，江西是好。”周恩来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 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都说江西的现众很热情，领导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 活也很照顾。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 好不好?”
演员们有的说好，有的不知所措的望着柯庆施。柯庆施点着头。
于是，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人江西，又并入南 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麋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 江西省杂技团。他们不忘周恩来的教诲，勤学苦练，精益求精，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后还到非洲、南亚、西欧等十几个国家演 出，载誉而归。想起这件事，人们笑谈，这是刘书记赌了三杯 酒，输了三亿粮，赢了一个“团”。
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南昌。这一次，他是为预防国民党 当局利用大陆暂时困难窜犯东南沿海而来的。他一到南昌就召见 刘俊秀、方志纯等几位书记。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毛泽东说得并不紧张，“据有关方 面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正从美、英等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把岛 上的短程飞机也改造成能于海峡之间飞来飞去了，听说还从日本 买了大批血浆……”
毛泽东支起腿，点着烟：“我看蒋介石他不一定敢来。但我 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备才能无患嘛！他若真的来了，你们江西 粮食供应将如何打算?”
刘俊秀心里有底：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 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所 以，他又一次拍了胸脯：“请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马上就要开镰， 确保200万前线将士一年的粮食供应，没问题!”
毛泽东豪迈地挥手一拍桌子：“行了，关起门来打!”
当毛泽东的专列又要启程时，省委书记和省长们都来送行。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特别关照刘俊秀：“打起仗来，离不开 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啊!”稍顷，他又说：“总理告诉我了，你们已经多拿出三亿斤粮食外调，不容易啊。”说着，毛泽东伸出左手轻轻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
●5.人人检讨，惟林彪独树一帜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 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 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 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 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示。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那时的空气依旧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 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哪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 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和开 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 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 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 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 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说法，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提修改意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讲话 中，介绍了这个经过：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 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 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 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 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的报告》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 西。《报告》在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 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 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 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 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 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 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曾在会上讲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 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但他 在这几年的深入调査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对书面报告 的内容作说明时，他讲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他说一条是天灾，一条是 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 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 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叙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 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 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 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 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 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 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无疑是对评价“三面红旗”的 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 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但是毛泽东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 不悦，对于任何动摇“三面红旗”的说法他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由此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右倾”开始“讨嫌”，四年之后，毛泽 东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抨击“1962年的右倾”，首先 就是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次讲话。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 难以充分发表。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 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 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 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 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 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 “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 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 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 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 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 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 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姫’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道：“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 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 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 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 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 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 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 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 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 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 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 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 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 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 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 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 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 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 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 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 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 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 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 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 ……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 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 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 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 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 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 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 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 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 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 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 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 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 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 见，是五十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 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 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 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 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 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 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 工业、全民办工作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 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 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 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 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 “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 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 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 家认错、道歉。”
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 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 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 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 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 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 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 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 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 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 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 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 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 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 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 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 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 高了无数次。他替毛泽东将缺点错误洗刷得一干二净；而正当刘 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这 使得两个人在毛泽东眼中的地位也此消彼长了。
毛泽东不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 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 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 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 1962年3月20日， 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 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对比 之下，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中的一些中肯意见，如“大跃进走了 一个大的马鞍形；三面红旗我们现在不取消，过五年、10年后 再来总结经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听不顺耳，心中不悦甚 至不满，这成为日后逐渐不再信任刘少奇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毛泽东1966年批判刘少奇时重提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分歧，“文 革”初期江青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曰 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 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 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 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 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 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 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 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 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 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 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 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 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 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 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 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 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 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 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 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 一个令人振奋的精采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 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 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 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 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 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 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 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 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 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 思想的正叙，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起用陈 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 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 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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