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动乱之途

　　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作他毕生最大的两件事之一，将它与推翻三座大山相提并论。不幸的是，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而周恩来一直陷入被动状态，要“紧跟”，又要务实，心力交瘁，而不时招致造反者们的不满。

　　毛泽东面对这一切，既自信又不自信，两位治国的老人，晚年的心境自然不好……

　　●1.毛泽东从《海瑞罢官》打开缺口

　　1966年春天，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10年、耗尽了两位老人生命的“文化大革命”。

　　人们常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给中国历史以那样巨大、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这就引出问题的另一面：领导体制的不健全。此时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已不正常，个人完全凌驾于集体之上，个人意志决定一切。

　　事情还得从1965年下半年说起。

　　11月10日，周恩来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写的一篇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点名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也令周恩来吃惊：这样大的事，他怎么事先一无所知？

　　可以说这件事的主谋是江青。

　　早在1962年，江青就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遭到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一仗”。下半年，她在北京找了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有接受。于是，1965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现实政洽联系起来，说此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江青后来自己得意地说过此文的出笼经过：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江青谈及此事后的一个月，接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证实过：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伹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文章发表之前，周恩来不知，彭真就更不知了。彭真只记得 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问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周恩来不知其具体指谁，彭真也没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彭真还在会上随口说道：“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在会上曾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有的问题可以批判”。但毛泽东指的是政治上的批判，而彭真指的是学术上的批判。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1月30日，在拖延20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还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毛泽东对北京和中宣部的反应很不满意。毛泽东在12月21 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毛泽东赞同康生的说法：“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洽批判的份量加重。

　　转眼到了1966年的2月，周恩来和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本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月8日，彭真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也批准了江青搞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真正反映和代表毛泽东心思的，是他审阅、修改了三遍的江青的纪要。

　　《汇报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被抑制，张春桥很不满意。但《提纲》又是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他又不敢轻易动作。于是他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

　　3月11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同杨永直的谈话，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立群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些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反讥道，“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回答经杨永直带回上海汇报给市委后，张春桥说: “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汇报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这一电话事件由江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令会议上讲话，还在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他也准备下去。

　　3月12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査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寄、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

　　然而从3月中旬起，周恩来无法在河北安身，时不时要回北京出席中央会议，讨论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3月底两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中宣部是阎王，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要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这三次谈话。

　　但是周恩来的心事还挂在华北农业工作。就在康生传达讲话的当晚，周恩来又启程前往河北石家庄、宁晋、冀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至6曰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 曰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然而毛泽东发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便拿出一份攻击《汇报提纲》的文章，紧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所谓“要害”的文章。中宣部被冷落一边。4月 9日至12日，周恩来又被叫回北京，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做了初步检查，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 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28、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当他到会的时候，林彪已经正襟危坐在中间的位置，他和刘少奇只能坐在两旁。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从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来京的红卫兵。到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已经见了好几百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再来就困难了。”

　　毛泽东说：“现在才是开始，我要接见成千万。”

　　他真的接见了八次，人数超过了 1300多万。这么多人的吃住往返，都要周恩来来操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周恩来就曾对一位负责人说过：“现在办事情太困难了。党的事只有彭真在管，军队全靠罗瑞卿，政府只有我。这么大的国家，就这么三个人管具体的事，别的人都只是说说，不做事。”现在彭和罗双双下台，周恩来自然寝食难安，办事情更难了。

　　彭真、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被关押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有一天，来了一伙造反派，打着中央旗号，要把彭真带走，去接受群众批斗。因部队有纪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造反派把彭真带走了。

　　部队领导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情绪异常激动，脸涨得通红。他弄清彭真现被挟持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林彪、江青一伙下一步行动的指示，立即要通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戌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大声命令：

　　“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之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戌司令傅崇碧算账！”

　　周恩来在听到傅崇碧的答话后，反复强调：情况复杂，不可简单从事，“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的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其实傅崇碧把困难先咽进了肚里。难处是：警卫部队官兵自1966年5月就接到指示，“调动一兵一卒，也必须经过毛林周”。要调动中央警卫部队抢彭真，却未经另两位，会不会……先不管它，一切照总理的办！

　　傅崇碧先召开警卫部队有关师团领导开会：“必须按总理指示，把彭真抢回来，不惜代价的抢回来！凡是去的人每人带上一条背包带，做什么用，你们去想。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木得乱来。”

　　警卫部队绝大多数官兵对“老革命”们有着朴素的感情，对造反派一味胡来十分反感。团长王夫回来动员时，握着两个拳头红着一双眼：“这次抢彭大个，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用小绳子还不行吗？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半路上再放了娘希匹的！"经他一说，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如临战场。

　　部队一到西山，便分三圈团团把彭真和造反派围住了。造反派一看这架势，知道不是对手，多数人都退却了，只有一小伙还在叫嚣：“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 “反对文化大革命死路一条!”……

　　卫戌区司令部一个年轻参谋站前一步说：“完全不是镇压，是执行中央首长命令。可你说镇压就是镇压，今天就镇压一回，你看怎么办吧？”

　　团司令部参谋杨丽坤也软中带硬地说：“如果不交出彭真，今天就要有好戏看！”

　　他们边谈判边把彭真抢了出来。迤反派恼羞成怒，部队走出老远还在后边大声谩骂：“我们到中央告你们，到中央文革告你们！你们这些保皇狗……”

　　年已花甲的彭真，在西山已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仍是那样乐观地开着玩笑：“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国的厂矿和农村中，全国大动乱的局面基本形成了。

　　1966年12月26日，一生都不愿过生日的毛泽东，破例举行家宴，庆祝自己的73岁生日。

　　●2.怀仁堂里座次分左右，周恩来坐在中间

　　中南海怀仁堂，是建在仪銮殿旧址上的一座大殿。仪銮殿被八国联军烧掉、西太后逃难回京后，在废墟上建了座佛照楼。民国后佛照楼改名为怀仁堂。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召开了第一届政协和人大会议。

　　1967年2月中旬，中南海怀仁堂成了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那极“左”的年代，连座次都打上了形式主义的印记。每次开会，几乎都是左边坐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江青只要到场，必然坐在这一边，这边象征着“左派”；而右边就坐的往往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余秋里和谷牧也是属于这一边的，这被人说成是“老右”；而周恩来总是坐在会议桌中间。其实这样坐，是因为一边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另一边坐的是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他们坐在一起，俗称“碰头会”，研究的话题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来，似乎又成了一边是“革命派”，一边是 “生产派”，两派人士往那里一坐，全没了笑容，常常是双方怒目而视，水火难容。

　　2月13日下午3肘，怀仁堂会议桌两边又坐满了人。议题是 “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都打倒。这些要害问题一经提出，自然是一触即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了起来，向“文革”以来异常活跃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也激愤地拍了桌子：“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的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着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的目光瞥向陈伯达，轻蔑地讽刺道：“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一挥手：“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左派”们也是一脸怒气，气鼓鼓地不肯应答，会议不欢而散。

　　三天之后，会议在原地原时间继续开。在门口，谭震林碰到在幕后指挥上海夺权的张春桥，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之所以问到陈丕显是否来京，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曾有过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积极执行毛泽东这一指示，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造反派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就是一个。张春桥永远是那副铁青色的脸，他一愣，马上说： “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 一词往往是最好的挡箭牌。

　　“群众?”谭震林对这一套见识多了， “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现在不管用了。”狡猾的张春桥射出一种挑战的目光：“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反唇相讥：“哦，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地走进会议室。谭震林一坐下，再次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又抬出他的“群众”观点：“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打断张春桥的诡辩：“老是群众、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手指头点着对面坐着的几个：“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40年的老革命, 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越说越气，猛地一拍桌子，大吼道： “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么！他是个反革命! 搞了个百丑图。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联想到去年年底，陈伯达抓住一部分渔轮回港学习的事，攻击谭震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气愤地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査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你的嘛。”

　　“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耿直的谭震林已经气愤得不能自巳，他站起来，离开座位，边走边穿上大衣，大声说：“照这样，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招呼他：“不要走!”

　　陈毅也要他回来：“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过身，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走！”他又坐回原来的座位。

　　陈毅也大声指责康生一伙：“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的吗？”

　　周恩来不说话，静静地听着陈毅的发言。 “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很显然，他指的是接替刘少奇、已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余秋里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工作!”

　　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冲了一句：“你不要和稀泥！”他正言道：“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不愿听这些：“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大局出发。”谭震林怒目相向：“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摸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红旗》那篇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一直仔细听着大家发言的周恩来，目光含威地转向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不认账：“我没有看。”

　　周恩来：“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不吭气。其实，这篇鼓吹“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还经他亲自审查过。

　　怀仁堂里正义抑制邪恶的一幕，使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输在嘴上，恨在心里。他们决不让这所谓的“二月逆流”冲垮“文革”大堤。2月16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 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而，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由江青向毛泽东通报，向毛泽东汇报中央碰头会的情况。

　　汇报不可能公正，而是取其所需，攻击“三老四帅”们。

　　开始，毛泽东只当着新闻一样地听，边抽烟，边插话。

　　张春桥讲到谭震林要拂袖而去的情节时，毛泽东安详地说: “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又抓住陈毅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停止抽烟，脸色也变了。他有些恼火地看着张春桥：“真有此事？”

　　其他人又添油加醋地附和着。毛泽东光火了，在烟缸里揿灭烟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富于联想的思维方式一下将事情看重了。他不能容忍这股逆流。

　　●3.毛泽东最终为“三老四帅”平了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的目光严厉地扫过陈毅、谭震林等面庞，严辞说道：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谭震林不服气：“我认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什么错，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陈毅也附和着说：“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天下让他们搞得这么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机关干部不上班，将来……”

　　毛泽东一听此言更加恼火了：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代表林彪来参加会议的“林办”主任叶群，说出令人吃惊的话：“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愤怒至极，冲着“三老四帅”喊道：“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

　　此言已出，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很是惊诧。其他几位副总理、老帅也是一脸惆怅。

　　毛泽东火冒三丈，说出一连串气话：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谭震林真是个舍得一身剐的人，他顶撞起毛泽东：“我不该早入党40年，不应该跟着你干革命，也不应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气得手发抖，他没想到谭震林会这样，多年来没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盛怒之下，都说着气话：“那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65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周恩来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清楚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他不无担心，他不想眼看着再两败俱伤。尽管事先他嘱咐过三老四帅们要冷静，可事态正在激化。他站起来，打起圆场：“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责任主要在我。会后他们也向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一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又在“和稀泥”，他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像林彪那样紧跟他，能像林彪那样劈头盖脸地像骂彭德怀那样骂一顿这些人，可他又深知周恩来的性格，要不怎么会在赫鲁晓夫面前说到周恩来“有弱点”呢。而周恩来也比谁都清楚毛泽东的性格。他知道自己若像陈毅、谭震林一样拍案而起，他就有可能在 24小时之内被打倒。可是，对于一生离不开工作的周恩来来说，他宁愿自己入“虎穴”，入精神“地狱”，也是万万不能离开工作的。他若賦闲，就等于生命消亡。他已经把共和国这个大家完全和自己融为一体了：就像一个主妇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宁，会舍弃自己，会退让，会明知是错也要去做。于是有人便说周恩来是 “中和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挑战者是伟大的，而“中和者” 也同样伟大。中国应该庆幸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应该庆幸有缜密如丝的周恩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他现在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干具体事务的能力是任何他人都无法代替的。毛泽东就一直怀着对周恩来这种矛盾心理，颇有些“无奈”。

　　这一次又是这样。

　　毛泽东一向善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从不搞四面出击。他现在集中攻击的仍是“三老四帅”：“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退场。

　　毛泽东一走，会议室像塌了半边天，沉默了好一会儿。

　　周恩来继续主持会议：“根据主席的指示，像今天这样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他转向老帅和副总理们：“谁有什么话，先说吧！”他有意缓和一下紧张不安的气氛。

　　谭震林火气未消，也不寄什么希望：“已经没有我们的发言权了。”

　　于是，会场成了 “中央文革派”的天下，先是批谭震林，接着是徐向前，又是叶剑英，他们也不肯退让。当江青说到“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那么嚣张，又是拍桌子，又是叫口号，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时，叶剑英反唇相讥：“有什么话，都要摆在桌子面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见这样争论下去无法向毛泽东交差，也附和着批评了叶剑英：“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这正是周恩来策略。

　　这次会议使得“中央文革派”个个扬起了头。

　　这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则变本加厉地攻击老帅和副总理们。全国范围的批判“二月逆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余秋里和谷牧支持老帅们，康生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经常通宵不眠，几个副总理在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这使得周恩来十分着急，他担心他所依靠的这些中坚力量一旦倒了，整个中国将陷于瘫痪。他在寻求解救的办法。

　　这时江青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已同意……”

　　周恩来看罢信，心思沉重地静坐良久，便给西山叶剑英处打电话：

　　“我是周恩来。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块议论一下会议上的情况也好嘛！……我没有什么事，只是对你们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和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査，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战略战术比我懂，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污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老帅们还是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都做了检查。

　　周恩来也得到了向毛泽东说明情况的机会。

　　1967年4月初，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来到“文革” 以后毛泽东住进的“游泳池”。毛泽东心事重重地问周恩来：“现在北边的情况怎样？”

　　“还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陈述着，“苏军在邻近我东北、内蒙边境地带，调兵遣将，陈兵几十万。他们的意图是明显的。从各种情况分析：一种可能是搞边境摩擦，小打小闹；第二种可能是炸毁我们的核设施；第三种可能是大动干戈，发动全面进攻。”

　　“苏修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毛泽东沉思着，说道：“要把这种形势告诉全国人民，加紧备战，准备打仗。特别是军队，一定要有准备，要防患于未然，防止突然袭击。几位老帅怎样？”

　　周恩来从这句问话里感到了毛泽东对老帅态度的松动，趁势汇报说：“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已经开过几次了。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都做了深刻的检讨。”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摞材料，递给毛泽东，并说，“他们都认识到在怀仁堂的发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还有些居功骄傲，对自己的战友被打倒，想不通，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怨气也已平息。他点点头说道：“他们能认错就好嘛。我并没有打倒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让他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1967年五一节前夕，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又恢复了往日与他们的亲近关系，放松地仰靠地沙发上。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看着大家，说道：“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这一说，在座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毛泽东也说得更加轻松了：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他笑了： “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主席啊，我们没办法跟你讲呀。”

　　“一天到晚被拉过来拉过去地批斗，我以为没得机会了……”

　　陈毅、谭震林等几个直性子脸上露出了许久未有的笑容。他们说着，肚里仍然有不少冤屈。

　　毛泽东安慰他们：“那些天，你们思想不通，过不了关，我心里也着急啊！你们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也不奇怪。想不通心里就憋着气，就犯了错误。承认错误，检讨了就好嘛!”

　　当晚，周恩来拿出一份亲自拟定的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请毛泽东批准。名单上赫然写着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的名字。而那时，各种节日是政治资格的“检阅台”。谁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谁就意味着“没倒”。

　　毛泽东最终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那时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五. 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副总理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騷。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好多年才搞清楚。”

　　●4.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

　　武汉的形势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

　　1967年7月初，周恩来接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电话，陈司令员汇报说：“近20多天以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

　　周恩来很高兴：“好，这样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陈再道继续说：“按照6月26日的电报精神，各派群众组织已经选出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可以到北京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说：“等我们研究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你们。”

　　过了七八天，周恩来给陈再道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武汉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他还在电话里说，毛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

　　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散会后，周恩来对卫士高振普说: “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高振普郑重其事地答应着，心中不平静。他知道武汉的形势，那里有“百万雄师”和“工总”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当地驻军也被卷人，而党政机构几乎瘫痪，谁说话也不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去游泳，实在是担着风险。当时除了正副统帅的权威外，也只有周恩来的话他们还能听。所以，中央考虑让周恩来先去，主要是为毛泽东的安全着想。周恩来也想借这次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14日凌晨2时左右，周恩来坐上空军专机，随行的还有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飞机4点之前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并将北京来的客人接到武汉空军司令部休息，此时天已大亮，营区的官兵还没起床。

　　武汉这个出名的火炉，使从北京赶来的周恩来一行立刻感到它的厉害。虽说是早晨，几个人往会议室里一坐，几分钟后都已是汗流浃背，大家不约而同地盯着那两台电扇，总以为它不转了，其实它呼呼地转得正欢，却感觉不到一点凉意。周恩来向刘丰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现状。卫士们见周恩来也热得满头大汗，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使得房间空气流通，点。周恩来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泽东要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打算。工作人员送来了早点，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1961年，周恩来曾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宾馆的百花一号楼里，世事沧桑，如今另两位已经被“打倒” 了。

　　周恩来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泽东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恩来又把宾馆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主席的到来。

　　下午5时，周恩来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军衣上透出了汗迹，便过去握着他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关照他：“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仔细査看着。房间内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预计毛泽东是晚上9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作了两手准备。因为发电厂停工，这里的冷气无法使用。周恩来就对驻军的负责人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一听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供电。周恩来又冒着暑热赶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和各种预防措施。

　　当天晚上，毛泽东到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周恩来住百花一号，由重庆赶来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住百花二号。

　　在安排好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周恩来把陈再道和军区政委钟汉华叫到他的住地，让他们做好向主席汇报的准备，并关照： “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两人低头不语。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 ‘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陈再道的心情很复杂，倒不是怕丢乌纱帽，而是搞不懂自己错在哪里。但他还是向周恩来表示，一定如实汇报情况，听从党中央作出的一切决定。

　　15日和16日的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在梅岭一号开会，听取谢、王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议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

　　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做了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他们的头头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泽东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从15日开始，一直到18日，在每天下午的时间里，周恩来都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部队的负责人，在百花一号开会。18日下午，汇报全部结束，周恩来发表总结讲话。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周恩来还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 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31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最后，周恩来已是苦口婆心了：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此时的陈再道、钟汉华已被周恩来的言语所感染，并终生难忘。

　　晚上，周恩来带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梅岭一号。毛泽东已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和王力也在，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和他俩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他的旁边，问道: “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炮筒子，说话从不会拐弯抹角，再加上思想不通，说话时更是气呼呼的。

　　毛泽东反而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嘛。”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被毛泽东一说，陈再道心情顿时轻松许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泽东笑着给他们出主意。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莫名其妙地摆了摆手。他们不知他为何意，继续听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嘱咐道：“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陈再道直来直去：“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坐在对面的王力，一听这话，满脸不高兴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讲到这里，吩咐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毛泽东最后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约10点来钟，他们从毛泽东处出来，毛泽东一直把他们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好有几位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就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一一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

　　毛泽东笑着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他转向陈再道，又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这天晚上，周恩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

　　●5.周恩来再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去上海

　　20日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16楼开会。16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址。3点多钟，卫士长张树迎给高振普打电话，叫他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恩来去趟武汉。邓颖超一听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叉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周恩来回到西花厅，走进办公室，跟邓颖超交待几句，就带着身边的人乘车去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三架飞机，除了周恩来常坐的那架外，另外两架已经关上了舱门，机舱里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高振普跟着周恩来登上专机时，一看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不由得一阵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起飞后，张树迎告诉高振普，说在武汉谢富治被围攻, 王力被抓走，毛主席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主席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总理去一趟，把毛主席接出来。

　　大约飞行了 40分钟后，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 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并不惊慌：“到时看看再说。”

　　飞机飞抵王家墩机场，一看机场跑道果然人山人海，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走下来。他没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但太烫不能喝。高振普赶忙接过杯子，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倒，让水凉得快一点。

　　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 “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很快，有人给战士们送来了汽水。

　　周恩来着急，一面摇扇子，一面与从王家墩机场赶来的刘丰商量如何进城。他提议坐汽车或者直升机，刘丰都认为不安全。

　　周恩来只好说先休息一下，等天黑下来再说。也许是着急，天好像变长了，而且越来越热，大家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满身大汗。终于等到电话，说王家墩机场的群众已经离开，飞机可以过去了。周恩来高兴地站起来：“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周恩来到达王家墩机场时，机场会客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 7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

　　原来是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工总”，压制了 “百万雄师”。这一派的红卫兵和军队的造反派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水利电力学脘的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日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这次由谢富治、王力一手摘起的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这样做的结果，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 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把毛泽东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恩来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恩来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

　　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人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才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毅然决定：“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只带了卫士和医生、护士，分乘两辆吉普车，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依然很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执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叫喊声震耳欲聋。

　　周恩来到东湖宾馆一号楼，看见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人都在，还有一些随谢富治从北京来的院校造反派头头。他们看到周恩来来了，都抢着报告7月20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人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及由哪些人护送等等，都做周密的布置。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梅岭一号。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在7月20日上牛，林彪避开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写完信，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

　　戚本禹看完这封信后，觉得“这是大事”，不敢擅自作主，就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在这封信的落款处，不知为什么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经过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划，决定派邱会作、张舂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上海。在邱会作临行前，江青向他交待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听了江青的话，为了防止万一，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2点10分赶到武汉。乘另两架专机的张春桥，也于下午4点20分赶到上海，准备接应毛泽东。

　　邱会作赶到武汉之后，立即展开了“外围战”。他先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商量毛泽东转移到哪里最合适。由于邱会作早巳有数，商量的结果自然是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最安全。

　　下午5点多钟，邱会作见到了毛泽东，说明来意，并把那封信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告诉毛泽东，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请毛泽东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毛泽东打开那封信，一边看信一边笑了。显然毛泽东对信的内容将信将疑。至于这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直到1974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透出实情。他说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看来，那是一封诬告陈再道搞兵变的信。对于是否立即由武汉转移，毛泽东还在考虑，如果走，到哪里去？是到长沙？是到上海？还是到南昌？

　　和周恩采商议后，毛泽东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到上海。临走时，毛泽东看了一眼武汉的夜景，喃哺道：想到长江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周恩来回到百花一号，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周恩来请军区的同志劝说抓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把王力放了。

　　毛泽东安全离开了武汉，周恩来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他走进楼上一间卧室，上床休息。三个卫士守在房外，很快就听到周恩来的鼾声。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英雄”。

　　本来，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约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等人，却通过吴法宪操纵，让周恩来的专机提前飞到北京降落，以便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林彪根据谢的汇报决定：把“七.二〇” 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 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告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造成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对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

　　从此，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舆论大“围剿”，为 “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

　　“七.二〇事件”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很深。到达上海后，他常在考虑这个事件。一天，杨成武随毛泽东散步。林荫道上，夕阳西下，寂静得很。

　　“你认识陈再道吗？”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许多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反剪着双手，缓缓地走在林荫道上，神态显出几分焦虑。

　　“你知道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问总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好，我马上报告总理。”杨成武很爽快地说。

　　“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很快将毛泽东的这些话报告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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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动乱之途

第11章动乱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