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09章 庐山：历史的插曲
庐山，就其自然景色而言，山峰绚丽多姿，气候宜人，堪称避署胜地。山上的白鹿洞、仙人洞、三叠泉、含鄱口等景点，常令人流连忘返。
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颇，为她涂上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然而，仅就其自然风光而言，庐山算不上天下第一山；庐山闻名于世，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政治”。
民国时期，许多重要政治谈判都在庐山进行，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很少有不登庐山的。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有20多次，也有人说30多次。他头一回上庐山，是在北伐途中，占领南昌后，于11月26日上庐山。
到了共产党打下江山，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它也成了会议重地，许多政治事件发生在这里。在毛泽东心目中，尽管庐山云雾燎统，紫气通人，险象环生，却巍峨依旧，摧也摧不垮、炸也炸不平的，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无限乐趣在险峰。
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庐山上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1.庐山会议前，平静中的不平静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考察，25日回到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从汉口乘船到达九江，然后乘车级级登上了庐山。对于江西，毛泽东十分熟悉，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了多年，但登上庐山，这还是头一次。
在众人的簇拥下，毛泽东走过潺潺清溪东谷河一侧，来到一片翁郁苍松和碧翠竹林之中。这里有一幢乱石垒成的两层欧式别墅。通常，屋匾庐号总是高悬于大门之上，而此屋与众不同，在院子里一块巨岩上，镌刻着“美庐”两个大字，落款为“中正题”。因为是蒋介石的手书，有人想凿去，以免毛泽东生厌。毛泽东闻知，当即制止，说：“这是历史，不要铲掉，应该留给后人看！”毛泽东一句话，使“美庐”二字留存至今。
“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1922年。赫莉太太和他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这座私宅在当时庐山上是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赫莉太太就将此宅献给了宋美龄，于是此屋改名“美庐”。“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1500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秀美。蒋介石在园内叫人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胃花。
初登庐山的毛泽东，望都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东升，成诗八句，其中两句云：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从毛泽东的诗前小序和诗本身来看，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很好，他甚至联想到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这种愉快的心情来自他对客观形势的估计。尽管也有些国际上和国内的事情不顺心，实际工作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事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他总的认为，形势是好的，而且会越来越好；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向他汇报情况时曾说，“大跃进”以来，“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对这几句话很赞赏，进一步发挥说：“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于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了庐山会议前对全国形势的总估计，也是当时会议的基调。
当众人陪同毛泽东来到蒋介石用过现在重新装修过的“美庐”别墅时，毛泽东冲着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道：“现在天下大乱了。”
四个人一惊，不知如何作答。
江渭清很快琢磨过味来：“主席，哪里会天下大乱啊？现在形势很好的。”
“好吧，进屋来谈吧！”毛泽东边说边走进屋子，“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间题，不要怕右。”
众人一块石头落地。在实际工作第一线的领导们怎么会不清楚：本来1958年农业形势很好，风调雨顺，由于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其他事业，增产不增收，大批粮食、棉花，一场大雪全捂在里面。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培养了不少懒汉、败家子。
全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经济形势更是了如指掌。
在南宁会议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周恩来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总体构想，他的内心里又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他尊重毛泽东，更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他相忍为党。但当他面对实际时，他内心又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容忍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事，可又不便于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就他所处的地位和全国形势而言，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这与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对策相似。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什么约束作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定。这一年各地“大办”成风，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说稻子亩产几万斤，有一阵毛泽东都担心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是不是一天吃五顿饭；可周恩来到一个亩产大户现场看了看，这里稻田里擂着亩产10万斤的标牌，稻田的上空像灯火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正有一台大鼓风机在呼呼作响，说是为了通风。周恩来暗中一算，这不可能是一亩田的稻子，至少得几十亩田的稻子移过来的。因为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大办钢铁”，是大伤元气。
河南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间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7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了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心中很不安，照此下去，废铁成山更是浪费。他每星期亲自主持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1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衣被御寒，又无粮食充饥，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下山。
对此，一直关心粮、钢跃进的毛泽东不能说不闻不问。他走出红墙到各地视察时，在红薯地边，有人上前扒一块红薯，个不大，再扒一块，还不大。毛泽东看在眼里，不让再扒，转身留下一句话：“亩产13000斤？秋后我再来看。”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对亩产10万斤有过怀疑，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鼓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摇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人们也许会奇怪，既然毛泽东不相信这些，为何又不制止呢？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10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对亩产10万斤这件事，他曾对秘书高智作过这样的解释：你不要相信这件事。可是群众运动“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他的意思是群众热起来的时候，只能淋一点毛毛雨，不能泼冷水。所以，对群众中出现的狂热和浮夸，他不相信，但也不批评，相反还要鼓励，因为他相信这股空前的热情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尽管毛泽东不愿向群众拨冷水，但触目惊心的事实却不能不让他顾及事物的另一面。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次会议气氛很融洽。会议结束的那天，湖北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宾馆宴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很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身边的工作人员祝酒时，他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于是工作人员便举着酒杯来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干杯。周恩来即将酒杯高高举了起来：“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几乎是排着队来敬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也不发红。可是这天晚上周恩来喝醉了，到了半夜，鼻子出血的毛病又犯了。第二天一大早，罗瑞卿一见到昨天给周恩来敬酒的工作人员，就责怪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以后不许这样干！”
仿佛是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了两下，就要脱轨的经济找回了轨道。
毛泽东的“紧急制动”，正合周恩来之意。这使得周恩来的步履变得轻快了，他又比较好说话了。他不时提醒人们，高速度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作为一国总理，他不能不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来年人民如何生活了。12月24日，他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徐水本来是个极平常的县，大跃进开始却不同凡响起来。他们有句着名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那就是“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他们还有许多“拳头产品”，比如“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还有惊人的粮食亩产目标。毛泽东8月份曾来此视察过，曾和乐观的农民探讨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他笑谈过“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四个月过去了，这里究竟如何？当周恩来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一阵酸楚，一路上直摇头。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他参加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指了指路边闲置的耕地，说得很实在：“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第二天，他在看过话剧《烈火红心》后讲话，又联系到工业、农业：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1959年3月2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后，当即借题发挥，对各部门的工作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搞了10年工业，积泉了10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指基建项目）。”
周恩来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
毛泽东：“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这句话就是决心。”
邓小平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10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是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将来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月15日左右回京。分工视察的地区是：周恩来——河北，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
可以说，在庐山会议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努力剑正经济上的浮夸、蛮干，一直在坚持和宣传自己的上述观点，当然，这鼓点是和毛泽东的节奏合拍的。
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轮船上，毛泽东在准备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他确定了18个问题，其中的“国际间题”是他后来与周恩来通电话，周建议加上的，于是成了19个问题。
●2.毛泽东秘会贺子珍
在7月16日以前，庐山会议还是开得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味道。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作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复发的症状越来越重。发病时，她提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她的体质完全垮了下来，与年轻时挺拔秀丽的模样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她若不发病时，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但不能谈得太久……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毛泽东还多次给贺子珍写过信，有时是让李敏带信，信的开头总是称呼贺子珍为桂妹，因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妹。据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分析，毛泽东词作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应是贺子珍。
7月7日中午，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什么事，这样急？”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毛主席要见她。”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原夫人。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啊，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天。她也曾就此事问过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水静以后就不存指望了，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听我说，”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壁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他又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贺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免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他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静将贺子珍接到车上，便向庐山飞驰。到了庐山涵洞左侧的28号房，贺子珍住下，水静就和毛泽东联系。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在电话里问，声调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报告。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贺子珍午睡，水静到了毛泽东住的“180号”，即“美庐”。她进去时，毛泽东正在抽烟，等着水静。水静将如何将贺子珍上山的情况简略汇报了一下，告诉主席，大姐情况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水静想起朱旦华，问：“要不要找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就可以。”毛泽东已有所考虑，他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水静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紧锁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直接回答水静的问话，而是自言自语似地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点，一辆吉姆轿车径直开进“180号”院，缓缓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打开车门，小心典翼地扶出贺子珍，水静在另一面扶着，一起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泽东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封粗松送贺子珍进里间时，水静就在值班室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卫士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封卫士把贺子珍扶进值班室，让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抬头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着毛泽东要她办的事。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说道，“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乘势说道：“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药瓶递给水静：“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水静接过药瓶。“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爽快地说。
水静暗暗嘘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她给封卫士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这天下午，贺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见，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延安别后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诀。本来毛泽东是抱着热望的，可结果令他失望。
这种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响了他对庐山会议的期望值？
●3.毛泽东的讲话中多次提及周恩来
周恩来是6月28日离开北京，次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7月1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邓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在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恩来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间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间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童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品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基礴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间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
显然，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和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相似，也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那三句话的。在上庐山的半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在关于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发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毛泽东说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也赞同“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毛泽东觉得虽然如此，并不可怕“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此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上庐山的初衷。
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阿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从7月10日到12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1959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庐山的和谐气氛开始逆转。其实在写信之前，彭德怀在庐山的大会小会上已作过多次发言或插话，其锋芒毕露，言辞尖锐，虽经出于好意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作了处理，特别是删掉了在小组会发言中最尖锐、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护短的人不少，估计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比如这样的话：“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间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戚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戚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那里，周恩来也听到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动向。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经常亮到子夜，可是里面并不见人。毛泽东过去开会总要轮流找各路“神仙”谈话。自从彭德怀开炮后，他召人谈话的次数少了。时常面色阴沉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着书，或者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夕阳西下时，他独自在竹林里徘徊，或者绕着喷水他，反剪着双手来回踱步。有时，周恩来到“美庐”请示工作，常见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发愣。他可能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下什么决心，因为他那种沉闷的态势，周恩来还是在打三大战役前决策时见过。
事也凑巧，本来彭德怀想将他的种种看法，当面找毛泽东谈谈，可毛泽东的卫士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毛泽东并不怪罪，总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事情，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可现在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到毛泽东住的180号，走林荫甫道不过200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很显然，彭德怀的发言和后来的上书，在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和迷信已经很盛的情况下，是很不合时宜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联系到彭德怀的历史，怀疑到彭德怀的用心。
毛泽东把彭的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这一天，他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开会。
“昨天收到彭德怀写给我一封长信，我加了个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印发下去后，大家评论一下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望望周恩来，“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恩来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常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看来，毛泽东还想观察一下彭德怀的信在会上的反应，看看有无彭德怀的支持者和同路人，同时，也调集反击彭德怀的兵力。
庐山已经有点火药味了。
但晚上的舞会还照常举行。当时这里还没有舞厅。只能在一座小教堂里进行。毛泽东一般都是请东道主水静先跳，一两个曲子后再换别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样，没有太多的规矩。周恩来一般总是轮番请李先念夫人林佳相、曾希圣夫人余叔、水静等跳。他的舞姿潇洒，职然如风。最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舞姿。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参加舞会，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已经隐约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周恩来：“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当然看过彭德怀的信，随口说道：“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7月17日，按照新的分组开会，开始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会上，传达了刘少奇、周恩来16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精神。刘少奇的意见是，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干劲要鼓足。周恩来则算了一笔账，说虽然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大大提离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和缩短了投人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钥铁账要算。
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也要算将来的盈亏账。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
7月23日一大早，临时通知开全体大会。上午，毛泽东亲自到会，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当一截烟快要熄灭时，毛泽东发言了。他的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意，却往往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在毛泽东这篇近三个小时充满愤激之倩的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联系到反冒进，说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协修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毛泽东欣慰的是，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其实信的原稿是写的“有得有失”，秘书在抄写时给写倒了。彭德怀对此从没怪过秘书，只是自己承担责任。毛泽东情绪颇为激动，说道：“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了呢？20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些权利。”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是比较冷静、客观的：“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实在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毛泽东这样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毛岸英，是彭德怀没有保护好他。毛泽东又一次联系到周恩来，“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从中看出，毛泽东对南宁会议后的周恩来的工作是肯定的，这次庐山会议也觉得周恩来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这次毛泽东反复提到周恩来，他希望周恩来不要忘掉“反冒进”的教训，站稳反击彭德怀的立场。
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毛泽东的讲话真是如雷贯顶，不知所措。散会时，彭德怀匆匆离开了会场，但刚刚走出不远，就被周恩来派人叫去开会。他回过头，看到毛泽东正与其他人一起向这边走来，彭德怀迎上前去，对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回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一向不善言辞的彭德怀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开了。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成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此后，会议的主题和方向，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批彭的调子一步步升级。
但在周恩来住处召集的彭德怀等几位副总理开会时，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恩来说：“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仍沉浸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他的情绪有些抵触，他解释了自己写信的动机和考虑，表达了对受到错误批评的不满。他说：“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说：“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说：“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他情绪有些激动：“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撼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劝解道：“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役指名，要注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想不通：“共产党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心里也仍记挂着经济间题：“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间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粮只有31斤。去年增加了加即万人。按一五经脸，一元货币比9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就紧张了。”
彭德怀一抬脸：“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摇了摇头，道出心里话：“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箱怀不以为然：“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
周恩来：“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役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懊，扳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用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问题”远没有他当时反冒进那样严重。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
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
23日以后，彭德怀就再没到食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彭德怀心里很矛盾：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转不过来。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他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
彭德怀的老战友朱德元帅在23日下午参加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并没谈彭德怀的错误，直到25日他在第四组作较长的发言，才提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间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
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在26日彭德怀检讨后，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担，宽慰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
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很明显，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轻淡了。
事实上。形势并不像周恩来、朱德估计的那样乐观。
●4.形势所迫，周恩来也不得不提高调门
7月26日，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升温。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多字的批语。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给毛泽东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直接参与了1959年经济计划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却受到严厉申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于1959年6月9日，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李云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谈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当年能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错误，在党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信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上百亿投资，上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李云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议。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但毛泽东对信中所提到的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予了肯定，尤其对于他敢于秉笔直言大加赞赏。毛泽东笔锋一转，又对准了彭德怀：“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闪闪的态度，不大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存的困难……”
毛泽东在此时公开李云仲的信，的确显示了他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使得那些说毛泽东批评不得的人，无法张口，因为同样是写信，李云仲写得比彭德怀激烈得多，毛泽东都能欣然接受；毛泽东也借李云仲的信让大家特别是彭德怀不要躲躲闪闪，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毛泽东觉得彭德怀还没说真话，而且他的动机与“满腔热情”的李云仲不同；同时也对那些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们敲起了警钟……毛泽东在“引火烧身”，而最终是要烧一烧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
毛泽东之所以能容忍李云仲，关键是李云仲还是“小人物”。在庐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本人常说，人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还反对过鸦雀无声，说过“我就喜欢唱对台戏嘛”。在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本人逐渐离开了这个传统。当然，南宁会议时，我陈述有关三峡间题不同意见，是一个同实际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
1959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怀疑“大跃进”的上书，可说也是一例。毛泽东很看重这封信的意见，认为计委领导从未反映过。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前期几次被召见，毛也是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是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这些大人物开了口，事情才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了。
（然而，由于全国上下的极左思潮，受到毛泽东赞扬的李云仲并没有逃脱厄运。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长期在黑龙扛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历经艰辛，直到平反。）
7月26日，各小组的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间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李云仲信的批语，使得庐山会议又起波栩，彭德怀被抛上了浪尖：既然对人，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于是，彭德怀一贯动摇啦，这次反对总路线，过去执行的就是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啦；闹独立王国，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听党的话啦……后来竟说彭德怀的人党动机都不纯，是带着入股思想人党的。
在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一些好话的人大为紧张。有人正式声明，收回说彭德怀是好同志的说法，表示要重新评价彭德怀。
过去主持过反冒进，在7月23日还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周恩来，也感到一些压力。他不得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26日，他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负责人作的长篇讲话中说道：“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佳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间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就在周恩来说过“不能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局部和全局，还有当前与长远，得失要算总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之后，他还是算起了“经济账”：
“落实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另一种偏向是，尽说些空话，看到间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资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上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万吨。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怕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几十万条错误，不能动摇总路线。间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碰到一个间题出现，就又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又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八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他还指出，基建用俐材要减32%，共250万吨。生产用钢材减52万吨，减9.2%。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和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作为当家人，周恩来不能空谈总路线，空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他自上了庐山，就没有停止对这两年经济计划的落实，为此他忧心如焚。可是正值批斗升级、对事又要对人之际，他要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保卫“总路线”，言词之间，显露出他内心的矛盾。
从周恩来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实在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又必须正视国民经济困难的现实，从钢铁工业完不成计划的情况出发，一调低和落实相关的其他各项生产指标。而且，还得对这一工作进行足够的解释和说明，以免被人说成是“动摇”和“泄气”。
●5.常委会上，彭德怀难以申辩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处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列席旁听。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基本上是他讲，彭德怀答，其他参加者很少发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有休息，工作人员送来一些包子充饥，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从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情况，批评彭德怀的表现。
彭德怀低沉地说：“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1，2月间，我自己就已经转过来了，认为仍旧由老毛领导好。这是过去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同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讲了“五次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后，批评道：“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插话：“我61岁了。”意思是年龄已经很大了，还恨什么？
话题又转到“大跃进”上，毛泽东指责说：“你彭德怀不愿上落后地区，不愿上山。1956年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不用反冒进就好了。收缩是对的。……群众兴高彩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彭德怀：“我对此领会不深。”
林彪插话：“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林彪将话题转到百团大战上，说是只有打大战的观念。
毛泽东赞同：“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期发动群众。”
彭德怀抽起了烟。透过迷雾似的烟圈，他仿佛又回到当年的那场争论：
十几年前，在延安，有些人对彭德怀打的百团大战指东道西，彭德怀十分恼火，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作中间人。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毛泽东自己先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你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彭德怀是个直肠子，一听这话，一肚子怨气顿时烟消云散“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于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
这时，周恩来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你不要错过机会哟。”彭德怀接着对毛泽东说：“那好，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彭德怀最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显然是动了感情，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
“我举双手赞成！”……
彭德怀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没想到20年后，许多好东西丢弃了。他也承认：“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毛泽东面对彭德怀，问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答道：“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彭德怀后边又说到：“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思想路线容易动摇，马克思没有学通，盲从也不行。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关系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进北京后。跟主席得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还是不满意：“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这一回反映了你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
彭德怀不同意：“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有思想革命。”
毛泽东又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还没等彭德怀反驳，林彪赶紧表态：“完全同意主席这个看法。”
……
快散会时，毛泽东说；“会议交换意见，取得认识一致，要有个过程。”
彭德怀承认：“我这次的事，同过去有联系，要搞通。片面性同立场有关，出了点乱子就动摇，要慢慢探入。弄清思想。”
8月1日的常委会，仍在大多数时间里由毛泽东讲话，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毛泽东的讲话近于漫谈，内容广泛，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列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一如既往，说话仍然慢条斯理。他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不解气的事，他希望其他人不要这样表态，于是在朱德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时才另说了几句。
林彪是搬来的“救兵”，很快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几句话便“击中要害”。朱德不讲了，他便开始讲，其中有几句话讲的时候声色俱厉：“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样。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长嘘了一口气，对着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福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出。整人，目的是醉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指党内斗争），我们有自己的套。昨天没有讲完。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同在北京城，10年九次电话，一年不到一次。我的责任是官徐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九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九次，老子跟你不往来。”
彭德怀插了一句：“你可以写个条子。”
毛泽东；“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三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
毛泽东对有些事，虽小，却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武断地指出“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薄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
会议室里只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和偶尔彭德怀的声音。满屋充满惶惶不安的气氛，好像整个庐山就要爆炸似的。周恩来在后来有过几句插话，多是附和性的。只问过彭德怀一件事，访间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刘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直到最后才讲了一篇话。
毛泽东的话信马由僵，但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批判彭德怀，以至攻击到个人：“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六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先生，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三七开。”林彪一开始给彭德怀定性的那几句话，毛泽东几乎都接受了：“人家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
毛泽东：“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
彭德怀始终坚持：“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认定：“有右倾活动。”
林彪，这个一向话少的人，此时却一反常态，不但讲得多而且调门也高：“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
毛泽东颇有同感：“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
林彪继续讲：“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扛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
彭德怀不能同意：“也有自卑感。”
林彪借题发挥：“你那是腰杆不硬。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煮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马克思世界观没有接受。”
周恩来插话：“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他又联系自己：“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
林彪指责：“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
刘少奇抽着烟像思考又像疲倦，插了一句：“不好敞开谈。”
林彪细致入微：“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
林彪讲得很长，使毛泽东能稍事休息，他端起茶杯，吹走上面的茶叶，扭头说了句：“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
林彪更加起劲：“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
此话正合毛泽东意：“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林彪怒目而视：“说信不准备发表，而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稿，党内刮风。”
彭德怀不承认：“就是一稿嘛。”
林彪几乎骂了起来：“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值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周恩来还是比较平和，很少涉及具体内容：“一改二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而毛泽东则细得多：“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刘少奇说彭德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祟拜。
众人纷说之下，彭德怀急了，他抬起僵硬的脸，争辩着“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
周恩来缓缓道：“看来是感情问题。”
到会议快结束时，按常规，思想批判完了就是人事处理。似有取代彭德怀之意尚未受命的林彪，此时就开始摆弄起彭德怀“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口气很像毛泽东。
彭德怀难以申辩：“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但工作有消极面。”
毛泽东：“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要搞五湖四海，要容纳那些反对派。
彭德怀早有退意：“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了解了为何又不愿干？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建议一人去主持军委日常事务。国防部同外国不同，外国是一长制。”
毛泽东不同意：“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彭德怀怕毛泽东又误会了，掏心窝地讲：“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我承认人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读书没读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2年来，没有真正坐下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役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棍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得看环境形势。对你还是寄托希望的。”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我决不抵触。”
毛泽东：“可以继续申辩。平时不往来，是一种观察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合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指长征时张国森阴谋另立中央），我不会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用了很多东西。”
彭德怀：“信中也讲无产阶级，也下了决心的。”
毛泽东也承认：“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不反对：“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很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次会议的话，走到另一条路，也许会的。”
毛泽东：“采纳你的意见，会棍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毛泽东再次联系到历史。“吴起镇我讲话，长征胜利，取得经验，有7000骨干，前途光明，当时只有7000多人。很多人不赞成这样讲，说吹牛皮。”
周恩来也重复了前面大家讲到的：“（彭德怀）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刘少奇说得也比较平和：“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感觉。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九个元帅、十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
彭德怀：“两天来，有两面，有恨，也接受，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像自用。”
看来，要讲的都已讲完。与会者的冲突心理也渐渐平息。包括毛泽东，最气也都和缓：“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指黄克诚），有缺点，慢慢改。”
彭德怀也很诚恳：“近几年有些改。如果意见不合，强迫我实行，抵触厉害。主观还想搞什么，则不是。有人说我投机，很反感。话可以讲，实际问题一来抵触大。”
只有林彪火力不减：“你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把自己看成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
陷于孤立的彭德怀已经没了起初的激动，表情严肃，却静若死水，痛苦的感情被埋在了心底。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他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最后他表示：“大家可以放心，我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会议是从上午10点开始，下午结束的。领袖们离开会议室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桌上的烟灰缸已冒出了尖。
人们都走开后，大门和窗户仍然烟雾缭绕。
事情并没有完。
●6.庐山的悲剧风光
在开常委会的过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陆续上山，毛泽东的一个更大计划已经开始。
8月1日晚，周恩来召集了一个短会，宣布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泽东将发表讲话。那天晚上，彭德怀在走廊坐着乘凉，向秘书们谈起这两天党委会的情况，唉叹地说：“主席批评我这次写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我实在难以接受。”他边说边摇着头。8月2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幕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着，大步走出门，向会场走去。
全会会场在庐山人民剧院即原来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会场里分散着摆了许多膝椅，大体有前、中、后之分，毛泽东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另有14人列席会议。还是毛泽东先讲。他说，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前一个间题，毛泽东只捎带了几句，重点讲路线问题：
“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议定的。发生了间题，起初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间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判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制等。九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间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扁，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明春准备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10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头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几天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毛泽东又重复了他经常讲的两个问题：团结和允许犯错误，再次举出阿Q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等等。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不但为全会规定了“反右倾”这一主题，还将彭德怀等人的间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讲话时比锌注意辩证法，但实行起来，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可能离开这些原则。特别是将彭德怀的事与“非组织活动”、“军事俱乐部”联系在一起时，许多原则只能停留在嘴上或纸上，而实际情况是，与会者关注的重点早已转移到追逼彭、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的“组织关系”上。在人们旧有的观念中，“组织”往往大于“路线”。于是，全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开分组会，由各小组对上述几人进行揭批。毛泽东照例不参加分组会议，但总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分组会内容，并适时出面召开大会或个别谈话，以指导和规定会议的进程。但更多的时间里，他是批示印发文件、材料，对与会者施加影响，即他后来自称这是“机关枪”和“迫击炮”。
8月3日，在分组会一开始，毛泽东就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各组组长写了一封信，鉴于彭德怀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他不习惯称“主席”的情况，建议在会议简报上一律称同志。
他提出，简报上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请各组长在会上宜布一下，一律从4日起照此改正。也许毛泽东的姿态是“有错就改”，但称呼并没有就此全部改过来。特别是对毛泽东，都已习惯了称呼“主席”，改起来别扭，再者，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也使他们难以直呼其名。
也许是因为刚上山的一些人还不完全了解庐山发生的严峻情势，少数人，特别是彭德怀的老部下，在分组会刚开始时，还在称道彭德怀的劳苦功高和优良品质。毛泽东很快觉察出这一小股的“不合时宜”，防微杜渐，他让刘少奇在4日晚主持召开一个通气会，由在山上的其他几位常委向刚上山的人介绍7月初以来的斗争形势，特别是两天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等人批判的情况。
在会上最先讲话，讲得最多的是林彪。
前些年他称病不出，此时已养精蓄锐，虽说仍然瘦骨嶙峋，却是意气风发底气十足：
“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大家看到彭的信，骤然一看，还不大容易看出其精神和用意。信发出以外，他还在小组会里讲了很多暴醉观点的荒谬言论，还有会外的活动。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办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他散布的情绪和言论都是泼冷水的、松劲的。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
林彪的讲话中充满了推断：“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分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
他在小组会中很多插话都是散布右倾思想，觉得还不够，所以要写信。说庐山会议讨论不够，民主不够，他要发动讨论。实际上他在会外讲，华北座谈会骂他40天娘，这次他不可以骂20天娘吗？所以总的目的是为了骂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
林彪将毛泽东讲话作了概括后，又借其他常委的话说道：“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大体差不多，就是揭发他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他个人品质方面的东西，包括组织观念方面的东西。他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间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议攀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毛主席说，去年5月间讲党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他……。”
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半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在别的常委仍称彭为彭德怀同志时，林彪已经改口，通篇他没有叫一个“彭德怀同志”，而是以“这个人”或“他”来代替。林彪敏感的政治标尺已经将彭德怀划了另册了。
朱德接着讲了10分钟：“主席跟他算账，30年，是三七开，三成合作，七成不合作，不是完全拥护中央，拥护主席。主席把这个三七开，前前后后讲得很清楚。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现在彭自己也承认了。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是基本是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在这里。”
周恩来的讲话，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庐山会议的经过，前后两个阶段的情况。周恩来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
“大跃进搞了一年，大家都很忙，很辛苦，到庐山来总结经脸，顺便也休息一下。主席根据湖南省委的三句话，将经验很多改成问题不少，提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样概括的三句话，并提出了18个问题。前15天分组开会，有时开点汇报会。准备解决十一二个间题，起草一个会议记录，不叫决议。工业方面指标比较落实了，但是具体布置还有些问题如铁、钢、木材、运输、粮食等，在山上顺便同部长们解决。当然还有个别失调、部分紧张，一定要解决，抓紧起来，大家努力，就会好转的。关于得不偿失的议论，山上山下，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说法。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驳右的说法。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要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
……原来的安排，确是想把十几个问题解决好，定人会议记录，15、16日下山的。德怀同志写出一封信，就影响了一些人，形势就起了变化。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绢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见是逐步形成的，到下面找缺点、搜集材料。在主席处两次汇报，关于公社问题，主席顶了他；别人也有同他争的，他觉得他的话总是有人听，所以在西北小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虏了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话有市场，有影响。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
周恩来解释了“军事俱乐部”：“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黄克诚同志是同林翻同志二起上山的。17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就是批左的东西，还气势汹汹，跟谭展林吵架。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10日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他讲了三个钟头。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
说到彭德怀对“错误”的认识，周恩来还是寄予了希望“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后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条叫我们读书。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但周恩来还是认为：“不仅对彭德怀同志，对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帮助。”
周恩来还是抓住一切时机落实1959年的计划和生产。他说“这回主席再三说，要我来抓一下今年这个计划生产建设。陈云同志还病着，小平同志还病着。这个时候我把这项工作抓一下，也希望大家一道来抓。”他在会议期间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与到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了1959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粮食购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并促成会议制定了相应的文件。
在当时的情况以至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毛泽东的巨大权威性和感召力，使得党内投了不同意见，极不正常的众口一词，人们逐渐习惯不是从实际中认识间题而只是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差距了。言必称“主席”如何讲，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再也没有出现不谐和音，都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调子，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彭德怀。即使有共鸣，也不敢作声；彭德怀孤掌难鸣，有口难辩，陷人了被“口诛笔伐”的境地。而追通“反党集团”更是“水深火热”……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给会议：一篇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另一篇是《关于枚乘<七发>》。有关“机关枪和迫击炮”的那篇文章虽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以后近20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其指导思想皆出自于此。这篇短文把与彭德怀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定性为“阶级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杭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虽然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但在人事处理上，毛泽东仍照他的“老规矩”：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庐山斗争并不像毛泽东理论指导得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泽东说“来点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样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庐山的斗争是无情的。
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人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
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间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以后，彭、黄、张、周等人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并认定是“高饶反党集团”的继续。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员会中的职务，但都调离了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
会议结束后，九江机场已经准备好专机，以每巧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将多数与会者送往北京。彭德怀成了“孤家寡人”。
他的那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除彭德怀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边的秘书、参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遇上一场暴风雨，全部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棍，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饭。与上山时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年的国庆正好是“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前的盛大典礼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功勋卓着的彭德怀元帅，取代他检阅部队的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
在这一天，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
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
这使彭德怀重新燃起了希望。他顾不得吃早饭，马上命车出发，直驶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当他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歌歇落座。
毛泽东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间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也同意。
这时，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候什么。
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以便有所表示。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历史再一次暗淡起来。两个历史巨人，两个同样火辣的湖南老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再次失去了谅解的机会。
●7.彭德怀给毛泽东、周恩来最后的上书
春去秋来，中国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农村去。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看信后，于23日早7时半，叫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约他8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谨慎了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就来吧！”
彭德怀即乘车前往，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到彭德怀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
两人握住手，打量着。毛泽东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龚，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翠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又说：“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二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
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对张国森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彭德怀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但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又给他投下一片新的阴影。临别时，毛泽东忽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回来一想很是不解。的确，毛泽东后来一直认为彭德怀“里通外国”，和高岗一样，“想夺权”，这使得毛泽东最终没有与彭德怀和解。
会上没有看到周恩来，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过几次电话，都说周恩来不在家。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间了他六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六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六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要他注意几点，鼓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谁知还没等他施展才能，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他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持走了。
情况突变，西南建委的杨焙想了一下：“我看，打电话请示一下总理办公室吧！”他要通了长途台。
清晨6时，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秘书周家鼎听取了杨焙的汇报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一惊：“哪里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凝眉沉思，眉锋一抖，马上吩咐：“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周家鼎认真记录着周总理的指示“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以上三条，同时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家鼎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总理指示。尔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总理，给成都军区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说：“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周家鼎又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祟碧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祟碧因正在主持会议，就让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布置：“你们卫戍区马上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5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
北京卫戍区派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专门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他和周述清一起来到车站，这时已得到风声的红卫兵也站满了车站，准备截留彭德怀。王金岭和周述清与他们争执一个小时，仍无法将彭德怀带走，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戚本禹接到红卫兵的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捂住话筒，进一步探寻着意见。
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转过身去，又对着话简喊。
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祟碧。周恩来跟傅祟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祟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里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祟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祟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祟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待，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扣心自间，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1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1959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怀以他青年时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然而周恩来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在年初专门研究生产的经济计划会议上，本来应该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可现在都成了一张张空椅子；无限惆怅中，他急切地盼望着主管工业的余秋里快些到来。他喃喃着：“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面最终等来的是秘书的低语：“余秋里同志被揪斗去了。”
如此一来，面对彭德怀满怀热望的信，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没有忘记彭德怀。
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个“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对于被“监护”的彭德怀来说，度日如年，眼看又一个春节到来，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这一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礼品：描点和幼头。彭德怀接过礼物时，问起哨兵：“小鬼，这罐头是你买的？”
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政治犯。在长达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由黄永胜。1970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筹党慈国”和“颇砚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助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着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0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间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间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帐！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在风雨城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
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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