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02章 从不抱怨
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CNN)的沃尔夫·布利策正设法从副总统那里捞到一点政治新闻，但他并没有玩弄花招。不到1999年3月——离大选日将近20个月，艾尔·戈尔坐在白宫西翼办公室(距铺有蓝色地毯的门厅有18步远，该门厅通往他想搬进的总统办公室)里，谨慎地谈到了预选中所有的一般问题，一方面是关于缘自比尔·克林顿阴影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关于决定他将发布什么佯的“信息”的东西。然而，布利策把谈话转向了艾尔·戈尔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惟一竞争对手——比尔·布拉德利。
“为什么民主党应该……支持你而不是比尔·布拉德利？”布利策问。戈尔又用不清楚为由搪塞了过去，但接着，他开始谈论起他的功绩，他说：“在我当众议员期间，我带头创建了因特网。”
正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样，那是相当不真实的。因特网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到1969年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局(DARPA)创建的计算机网络。戈尔那时还是哈佛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布利策把这个大笑话传了出去，几天以后，戈尔就因他把一大堆历史事实归功于自己的做法而受到嘲弄攻击。甚至丹·奎尔看到又有一位副总统篡改、夸大事实遭嘲讽，无疑觉得刺激，他声称，如果戈尔创建了因特网，“那么我就发明了拼写检查程序”。
但是戈尔失言远不仅仅就这一次。这种失实是戈尔整个从政生涯中所说的一种微小但却显而易见的自我吹嘘，诸如所谓他和他夫人蒂珀激发起埃里克·西格尔创作《爱情故事》的灵感，他当报纸记者的经历等。有几年，戈尔对朋友描述说，他是怎样帮助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候选人提名演说中加上鼓动性言辞的。事实上，他并无这种功劳。这些歪曲事实的说法反映了关于艾尔·戈尔是怎样一个人及其如何看待自己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他所说的一切包含了大量事实，但它们都被夸大了、美化了。令人困惑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情况并不同样如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芝加哥那一周喧闹的日子里，戈尔的确帮助写过一个演讲稿——他父亲的演讲稿。在戈尔父子来自的田纳西州中部，有个习惯就叫做“当事实听起来会更好时就撒个谎”。
事实是，早在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之前，戈尔就领会到遍及世界的迅猛发展的数字新技术将带来各种各样的可能与挑战。他认为政府要在“信息高速路”(他帮助普及的一个术语)的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充当催化剂而不是保护者和建设者。30年后，戈尔采取了一项举措，即资助国家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的关键性改造，为因特网铺平了道路。1993年，克林顿对硅谷的一位听众说，艾尔·戈尔“曾是美国政府中惟一一个懂得二进制格式塔的人”。
那么，当事实本该完美无缺时为什么还要编造呢？这部分原因要归因于他父母是怎样对待事实真相的。艾伯特和波林夫妇关注怎样才能合乎某位极具吸引力的前总统的事迹，从而为他们的儿子作出选择，并且为了赢得公众的认可，对戈尔早年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美化。另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五六十年代华盛顿的文化氛围，当时在那里私生活确实远离媒体，公众人物可以或多或少地按照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的形象。对戈尔一家来说，使所说之事变得真实尤其重要；如果事情没处理好又如何对现实作出调整呢，副总统本人最初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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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杂志上报道的戈尔一家在华盛顿家中的形象洋溢着家庭的温情。波林·戈尔说，他们在费尔法克斯饭店度过的早晨是特别快乐的时光，其间9岁的小艾尔和他爸爸一边穿衣服一边嬉戏打闹，接着是轻松地吃早餐，直到7点55分圣奥尔本斯国家教会学校的班车来接孩子们上学。晚上，他们可以沿着马萨诸塞大街漫步，路过典雅的使馆区。被林说得很明白，不论她和艾伯特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她总要为艾尔做晚饭并且坐下来陪着他吃。她说：“没有什么事是比独自用餐更为孤独的。”
但事实上，艾尔·戈尔的成长历程与波林所说的那种理想景况并不一致。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田纳西，照看戈尔的任务经常是交给一个临时托幼服务站，或是家人和朋友。虽然，他的童年带有一名参议员儿子所特有的优越与舒适，但同时也是孤独的。高中毕业班时，尽管圣奥尔本斯学校的校园就在马萨诸塞大街的那一头，但他还是在学校寄宿。他的堂兄吉米·戈尔和弟弟马克、妹妹西莱斯特与他们的父母詹姆斯和吉尔就住在与戈尔家隔壁的一栋房子里。吉米·戈尔说，艾尔“每星期有几个晚上和我们一起吃饭”，还和他们一家出游过好多次。“波林和艾伯特从来都不在，”一位戈尔家的老朋友这么说，这位老朋友经常在费尔法克斯饭店陪艾尔和他姐姐南希吃晚饭，以免他们独自用餐。“波林请了个保姆做晚饭，然后将它放在桌上或是放在冰箱里。桌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老戈尔夫妇雇了两名卡西奇妇女——马蒂·露西。佩思和奥西·贝尔，她们定期到华盛顿待一阵子。当艾尔二年级时，家里雇了一个男家务工阿贝。盖诺，他还在卡西奇为戈尔夫妇干活。他早晨步行送艾尔、吉米和马克去谢里登私立小学上学，上完他自己在弗朗西斯公立初中的课后再去接他们。戈尔夫妇将托幼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带有自由贵族尽职尽责的味道。吉米·戈尔说，艾伯特和波林认为，阿贝(并不住在旅馆内而是与一位旅馆雇员一起住在附近)是“一位具有光明前途的非常正派、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把他带到华盛顿作为“对阿贝父母的一种帮助，以便阿贝能够适应城市生活”。在田纳西度暑假期问，艾尔经常是由阿朗特·汤普森照顾，她是卡西奇的一位护士，丈夫是戈尔家庭农场里的一个承租人。
五六十年代，波林。戈尔是华盛顿最忙碌的政治夫人之一，尽管有人帮忙，她的日程中仍然定期出现看孩子的麻烦。她担任“议员夫人论坛”的主席，主持一个旨在使夫妇双方熟悉大是大非问题和竞选技巧的训练项目。她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妇女演讲团的骨干分子。国会休会期间，她经常和艾伯特到田纳西州各地旅行。1956年9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请她到伊利诺斯、佛罗里达和田纳西三个州作为期九天的演讲旅行，艾伯特则二直到大选之日都在四处奔走竞选。她乐于做这些事，但却没有人照看她的孩子，当《华盛顿明星报》在“妇女世界”版中对此进行报道时，“照顾小艾伯特的问题还悬而未决呢”。最后，她找到一个朋友在家照看艾尔。
当波林·戈尔被问及为什么她不在家的问题时，她的态度通常是亲切的。她向人承认过自己对花这么多时间在外面奔波感到自责。(“我和艾伯特离开家的时候太多了，”她对华盛顿的一个密友如此说过。)但1997年2月在位于田纳西的家，她气愤地驳斥了这种看法。她说，那些帮她照看儿子的人夸大了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她几乎不加掩饰地指责五六十年代曾照看过艾尔的阿朗特·汤普森。当地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汤普森称她自己像艾尔·戈尔的第二母亲时，波林说：“我痛哭流涕，我说，‘我已做了身为一个母亲所能做的一切，尽力避免成为一个糟糕的母亲，然而却还碰到这样的事。’”她说，她从来没有“一次离开艾尔两个星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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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戈尔家标准，他们的儿子是个田纳西人——正像前州长内德·麦克沃特曾说的那样“像一只蓝点猎犬一样田纳西化”。但艾尔·戈尔成长阶段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他生活的中心就是费尔法克斯——一个宁静的公寓式旅馆，华盛顿城的许多年长者像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和普雷斯科特·布什以及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都在这个饭店里保留着房间，再往前不到两英里是通往他戈尔现在的副总统官邱的马萨诸塞大街。费尔法克斯虽然现在成了里兹·卡尔顿，是韦斯廷连锁店的一部分，但在戈尔那个时代更为简朴，对居住的议员和外交官来说是个方便的住所。它号称“华盛顿的家庭旅馆”，那光溜溜的亚麻油毡地面，厚实的钢门使人想到变幻无常和实用，而不是亲切的家庭气氛。直到艾尔·戈尔1965年高中毕业，809房间一直是他们的家。这是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小套间，可以俯视使馆区和罗克·克里克公园。
对在华盛顿的戈尔家族其他人的事业发展来说，费尔法克斯是一个吉星。艾伦(戈尔的爷爷——译者注)弟弟的儿子、艾伯特的堂兄格兰迪·戈尔来自附近的威尔逊县。他是又一位在外厮混几年事之后暴发起来的田纳西人，与小时候的恋人吉米。肖特结了婚，25岁的时候搬到纽约并为纽约人寿保险公司销售抵押保险。当大萧条袭来时，他来到华盛顿，进入已经崩溃的房地产市场，收购亚当斯·摩根和杜邦。西科尔周围的公寓房。其间，他在1937年收购了费尔法克斯。当艾伯特当上众议员时，格兰迪已经富裕起来了。1943年，他买下了马里兰州占地125英亩的豪华房产——马伍德，置身其间可以俯视波托马克河。谈及这座有30个房间、12个盟洗室、1个游泳池和1个100个座位的电影厅的房产时，格兰迪·戈尔称之为“只是一个有大片绿地环绕着的美好而舒适的家”。
随着其财富不断增长，格兰迪对民主党也逐渐失去兴趣。1948年，他支持杜威，四年后他自己也试图进人政界，起而竞选马里兰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名，但未能成功。戈尔家族中的共和党人只不过是在政治历史中添加几条含糊不清的脚注。格兰迪·戈尔两个女儿(他还有两个儿子)中有一个名叫路易丝。她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曾竞选马里兰州州长未果，1961年在费尔法克斯开设了赛马俱乐部。但她政治上命运攸关的时刻是她在1967年的一次聚会中所作的介绍。据报道，当她把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与当时担任过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撮合到一块时，她说道：“我想你们俩应该相互了解。”有人指控格兰迪的孙女德博拉·戈尔·迪安说，她在里根时期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塞缪尔·皮尔斯的办公室主任时，曾将联邦政府的钱给了共和党内的人。就在她的错误行为曝光之前，她的堂兄艾尔·戈尔已经对提名她为1987年助理部长表示了支持。
艾伯特偶尔也抱怨格兰迪的孩子们——特别是他的两个女儿，他认为她们是被惯坏了，但格兰迪仍是一个重要的捐助人，不仅捐助他竞选，而且以一个家人称做“慷慨的”减少租金的方式使戈尔家得以继续住在费尔法克斯。格兰迪还向他的田纳西亲属开放马伍德。艾尔在那里游泳，在草地上漫步。艾伯特和波林在此进行高档宴请。比如1957年7月，当这年的民权法案尚在辩论之时，他们就在其游泳池边为留在城里的参议员们举办了“阻碍法案通过聚会”。
费尔法克斯的氛围很适合政治活动。在炎热的夏夜里，老戈尔夫妇邀集其他议员夫妇一起在顶层花园里乘凉聊天。艾尔可以到自家的客厅里逛一逛，碰见过克拉克·克利福德正和他父亲讨论约翰·肯尼迪1960年竞选总统的策略。或者他可以接个电话，比如，1962年4月10日晚上较早时候，他听到白宫接线员传来急讯，要他的参议员父亲速给肯尼迪总统打电话。当时，他父母出去了——参加田纳西州华盛顿协会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但老戈尔还是接到了消息，并立即赶回了家。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14岁的戈尔从电话分机上所到：约翰·肯尼迪(老戈尔回忆说“气得像是跳了起来”)告诉他父亲，美国钢铁大王罗杰·布劳已决定提高价格。政府当时正在努力实行工资与价格稳定措施，且已就停止要求增加工资与钢铁工人达成了协议。“可现在他自行其是把一切都给毁了，”肯尼迪怒气冲冲地说。他问道：“你能在参议院征询反对意见吗？”老戈尔说他将尽力而为。当他们挂断电话后，艾尔·戈尔告诉父亲：“我没想到总统会那样说话。”
1988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艾尔·戈尔看到了漫画家加里·特鲁多所作的、刊登在《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上的一幅令人发笑的漫画——《艾伯特王子》。他不是皇室子弟，但他早年的活动充满了贵族气的外表。假如马伍德或参议院游泳池不让他游泳，他还可以常常去海军乡村俱乐部玩，他是那里的小会员。他还主持了一项增加玩具收藏量的活动。1958年初他儿子10周岁前夕，老戈尔写信给一位在伊朗外交部工作的朋友阿里·赫里维时说：“艾尔现在体重90磅，有一匹小马，一只狗，一辆自行车，还有我们收藏不下的许多小玩意儿，如舢板、太空飞船等等。”为了替儿子最终参加交谊舞社交活动做好准备，戈尔夫妇给他报名，让他参加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周六下午舞蹈班，由劳埃德·派克·希彭夫人教课，她的工作室在北威斯康星街，为华盛顿几代积极有为的年轻人开办过华尔兹培训班和社会品行综合训练班。
同时，戈尔夫妇始终从未放松过提高儿子知名度的努力，在田纳西州媒体上将他描绘成一个必然要在政治上崛起的神童。《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头版曾经予以祝贺的这个孩子是媒体不断追踪报道的对象。《诺克斯维尔新闻哨兵》1954年的一篇报道描述说，艾尔是如何“雄辩地”说服他父亲买了价值98美分的一副弓箭，而不是艾伯特更喜欢的49美分那一种。该报的一个三行标题这样写着：“他是一位才华初露的政治家。”文章开头就说“也许又有一位戈尔正在走向政治顶峰”，并配有一幅照片，其中老戈尔弯着腰在帮艾尔戴一条饰有羽毛的头巾，头巾上标有“小海狸”字样。“他现在只有六岁，但随着他的阅历增长，谁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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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夫妇尽管经常不在家，但还是基于自己的期望、责任和成就给儿子定下了严格的家规。
“我父亲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伟大的人，”1998年，艾尔·戈尔满怀深情地说到他的父亲。戈尔决不会说的话是他父亲也可能是个最难相处的人。艾伯特这位自以为是又要求极严的家长总是把单杠调到最高档，要求他12岁的儿子每天早上首先做50个引体向上。
艾尔的使命完成超出手头任务的工作，以显示他的优秀，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参议员的儿子，而且是因为他愿意超负荷地做事。在田纳西州克罗西维尔训练(4一H)营中，当孩子们买落这位从华盛顿来的男孩为大人物时，他设法以志愿帮厨而使之折服。厨房里让12岁的艾尔去自助餐厅帮助卖饭，这项工作通常是留给那些年龄大、身体壮的训练营成员去做的。他尤其努力与父亲一起出席各种公共论坛，以展示自己的出色之处，比如1962年的联合国辩论(他父亲当时是美国代表团成员)：尽管在两年的法语学习中成绩几乎都没有超过“C”，但这个年仅14岁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竞从头至尾地听完了用法语进行的整个辩论过程。“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听便了或是他这样表现是为我好，”艾伯特致信阿曼德·哈默说。“我欣赏这一点。”
老戈尔承认自己是个监工——既是家长、又是海军陆战队教官，而且还是教授，极好那种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和说教，他的孙子辈有朝一日也会在餐桌边领教得到。“他爸爸总是没完没了地向他说教，”戈登·汤普森说，他是阿朗特·汤普森的儿子，艾尔儿时在田纳西的伙伴。“假如艾尔问一个问题，他爸爸会详详细细地解释。如果我想要七八个字的答案，他爸爸会不停地说上一刻钟。”老戈尔期待他的儿子出人头地，但无论多么小的成绩对他来说都值得庆贺。艾尔·戈尔的一位同学记得，有一天，艾尔从学校放学回家带回了意想不到的成绩“A”，他看到老戈尔手拿成绩单，喜不自禁地满屋子跳起舞来。
如此小小年纪就处于沉重的束缚之中，艾尔·戈尔却从来没有抵制过。他奋力保护父亲的形象，努力避免做出可能玷污家庭声誉的任何傻事。当他的同龄人在试探大人的忍耐力时，艾尔·戈尔本能地想方设法遵从大人的要求。他是“乖孩子”的缩影：愉快、讨人高兴、不抱怨。“他总是说‘我很好，妈妈，我很好’。那就是他的全部，”他在田纳西州时的女友唐娜·阿米斯特德这样评论说。“他从来不要别人替他担心。”
波林满足于对问题平静和谐的表面不做深究。“他生长在一种非常幸福的气氛中——当时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且我觉得那总是使他不愿记起其他的情绪……他从不想使自己成为那种抱怨的人，”波林·戈尔说。当他穿梭于参加各种晚餐会和其他华盛顿社交聚会的小伙伴之中时，他不像个孩子，更像一个小大人，代其父母四处周旋。“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引人注目的方式是非常温文尔雅的，”他的一位越南伙伴迈克·奥哈拉说，“他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小政治家。’”
只有当他远离大人的威严时，脸上才会偶尔露出不满，比如对他父亲在他高中田径队应选项目上硬要给他建议这件事。“天哪，他知道多少掷铁饼的事？”他对在圣奥尔本斯上学时同宿舍的毕业班室友杰夫·库思抱怨说。“他父亲对他发了火，”库思说。
即使当艾尔·戈尔自己成为名人之时，他父亲仍然保持着自豪而又敏感的自卫情绪。纳什维尔老城的朋友们说，他们懂得不做像“你父亲一定会为你骄傲”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评价，以免招来怒目相对。“艾尔看着你的时候好像他的眼睛在冒火，”前《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约翰·沃内基说，“当你提到他父亲时你会遇到那样的眼神。”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当问及、父子关系时，蒂珐·戈尔说：“你记得俄狄浦斯情结(幼年儿子潜意识中一种指向父亲的敌对情绪——译者注)吗？”她马上补充说，她在开玩笑等等。“你有过一个非常威严的父亲——对许多人来说他是个英雄，但还有一位正在成熟并学会维护自己尊严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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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的弟弟艾尔不同，南希·拉丰·戈尔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道出自己的不满。艾尔·戈尔的姐姐与艾尔截然相反：任性、对着干，远比那个天生顺从的儿子对艾伯特和波林更具挑战性。波林喜欢说，艾尔设法了解你的要求并照着去做。南希发现你要她这样，她偏偏会反其道而行之。波林60年代初期曾对一位朋友抱怨说：“那个丫头简直把我折腾够了。”
对艾尔来说，南希光彩照人，她身材苗条，有一双美丽的绿眼睛，比艾尔大十岁，吸引了一大批追求者。当艾伯特和波林外出忙于政务时，她又是一个托幼帮手，随时准备担当父母亲的角色，在少年艾尔的记忆中隐约显得高大。她在和平队里做管理员时，常常在下午披上外套，以人们熟悉的目光扫视一下大厅(其神态就像“居民斯卡利特·奥哈拉和政界女圣人”，南希的同事科茨。汤普森说)。“她说：‘我得走了。’我问为什么要走，”与她共过事的密友查尔斯·被得斯回忆说。“她说，‘圣奥尔本斯学校有场篮球赛。，”现在是《华盛顿月刊》出版商的彼得斯说，事实上她就是为了去看戈尔打球。“她爱艾尔，而且在我看来显然她是在充当(父母亲的——译者注)角色。”
当艾尔在家也许还是个“真正的小政治人物”时，南希对政治已经有了更多的波林式的领悟。大学毕业后，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任职，又在1964年帮助艾伯特再度竞选。她有灵巧的个人风格和策略技巧。但在当时对于一位年轻妇女来说，在田纳西州从政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小艾尔注定要做他们家的政治接班人。当艾尔还在圣奥尔本斯学校操场上混战时，南希已参加了“霍尔顿臂膀”，它当时是社交新援的摇篮，也是后备夫人协会。
但那也不是南希真正的世界。作为参议员女儿的那些年，她已在这个古老的男权世界里享尽了舒适。在保守严谨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她无视女生联合会的主导地位，与法学院的一帮学生一起抽烟、喝酒。“她是范德比尔特大学里最令人注目的年轻女子，”她的法学院酒友、前《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和《纽约时报》记者弗雷德·格雷厄姆评论说：“一位外表惹眼、不怕世上任何恫吓的年轻女子。”
她也是一个娇惯、活泼并且爱听奉承的华盛顿公主。“我去了梅塞德斯一奔驰汽车厂，玩了玩大奔。”她1958年从斯图加特给家里写信中这样说，这一年她在布鲁塞尔国际交易会上当导购。“告诉他们我要买一辆190SL型的车，我与三个人聊了一个小时后，才决定今天早晨要买一辆奔驰190，还要一名司机。”当她在布鲁塞尔的工作结束时，她独自从华沙到东京环游世界两个月。
但是，我行我素的作风掩盖了她骨子里的不安全感和冷落感。南希有极强的妒忌心并且担心，男人们对她感兴趣只是由于她父亲的缘故。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田纳西州，她似乎从未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波林设法让南希上法学院或在金融界谋一份工作，但南希从未坚持到底。
为了使自己不去介意生活中的这种变换无常和失落，南希酗酒了。纳什维尔的整形外科医生詹姆斯·弗莱明在与南希大学同宿舍一位室友(南希·斯克尔顿，后来成为弗莱明的第一个妻子)约会时就认识了南希，后来成了她的密友。弗莱明说：“南希是个从未接受过治疗的酗酒者。”“她酗酒是逐渐加剧的但把握得好。她早晨不喝酒，中午也不多喝。她是个夜间酗酒者。”60年代初，她动不动就与和平队的朋友聚在一起。一天晚上，在乔治敦的一所公寓里，朋友们要送她回家，但她恳求在沙发上过夜，她说她喝了酒不能回家。因担心她的父亲会生气，她请求主人说：“我能在这过夜吗？我不能回家去面对‘一个浸礼教徒’。”从事康复医疗十多年、如今在纳什维尔开设了一家酗酒治疗中心的弗莱明说，据他所知，戈尔家没有一个人就南希酗酒的事寻求过干预或帮助。“像与大多数酗酒者相处一样，这都是你没有谈及的事，”他说，“那是不曾有过的事。”
当南希1966年结婚时，朋友们都感到欣慰。但她的丈夫弗兰克·亨格是密西西比州威诺纳一个沉稳的乡村律师，当过空军飞行员，人们对于她的选择感到有些迷惑。他们俩是通过在范德比尔特一个朋友相识的，后来，当亨格驻扎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时，两人再度见面。8月的婚礼让波林又一次感到失望：她想为她惟一的女儿举行一个很有排场的婚礼；南希则要求更简朴些，坚持只在农场举行一个小型仪式，从乡间采来一些金盏花和百日草装点了一下现场。不过，她还是了却了母亲的一个心愿：披上了白色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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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校放假、艾尔的许多同学都被打发到夏令营去了时，他却走向了位于田纳西卡西奇东面25英里的家庭农场，那是一个种植烟草和放牧的农场，占地800英亩。老戈尔安排的这次旅行不像是假期，倒更像是培养素质的新兵野营训练，其目的是为了使他的儿子通过体验他自己在博塞姆·霍洛农场的奋斗经历，淡化特权意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尔·戈尔的共和党对手抓住他对在农场从事艰苦劳动的回忆，攻击他又制造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生活的虚构故事。事实上，艾尔·戈尔拂晓起床照料牲口，用水管子接水冲洗猪圈。但他父亲之所以强制安排的这种暑期生存训练，为的是一个精心追求的政治目标：帮助儿子有朝一日在田纳西州赢得从政机会打下基础。
实际上，高中时的每一个暑假，艾尔·戈尔都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农场与农场工人一起劳动，而且他父亲还常给他加派活。一年里，他要自己照看几英亩的烟草地，这是一段后来经常激起他如数家珍地吹个不停的经历(1988年大选期间，他在一架小飞机上让一群记者洗耳恭听了一个小时)，他声称烟草从种植到收割共有“32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田纳西朋友说，艾尔·戈尔还用小型的手工工具清理了山坡上茂密的灌木丛，用推土机只需干两天的活却让艾尔辛苦了整整一个夏天。有书本记录为证。根据他在圣奥尔本斯的手稿，至少有两个夏天他的日程安排中包括了生物、西班牙语、在莱巴农城堡高地军事学院学打字的课程。即使是可能喜欢看城里人流汗的当地孩子也被戈尔所干的活吓倒了。一位从戈尔十几岁起就认识他的妇女说：“真吓人。”那些从华盛顿来看艾尔并和他一起干过活的朋友和家人两次想把他带回去。“艾尔的父亲真是要让他干出毛病来，”艾尔的一位堂兄、格兰迪家一个住在使馆街的孙子马克·戈尔感慨地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天一亮就起床，干很苦的活儿。我去过那儿两三次，我只有说：‘哦呵。’”
甚至连波林也认为艾伯特的做法过分严厉，给儿子如此大的压力是不必要的。“他在农场劳动时，我总是天一亮就起床，为他做早饭，”她说。“我告诉我丈夫，他不是在磨炼艾尔，他是在磨炼我。我得起来为他做早饭。”当他儿子被叫到危险的陡坡上去耕地时，她极力去确定最后界限。当艾伯特坚持己见时，她挖苦似地驳斥道：“是的，一个不能使用那个该死的坡地犁耕地的男孩绝不可能当总统。”
由于艾伯特和波林常常不在家，他们常将儿子交由他们家的租地农户照看，并要他们督促其完成任务。“那就是说，‘保证戈尔做这做那’，”戈登·科茨·汤普森说，他是1955年与他们的父母威廉和阿朗特一起来到农场的。他比艾尔大三岁，但两人高兴地交上了朋友。对戈尔来说，汤普森一家渐渐地成为一个新的大家庭的一部分。50年代后期，艾尔和他们有几个暑假在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有个寒假期间一直待在一起，在那间四面透风、没有暖气、仅靠一只小煤炉生火取暖的房子里，艾尔与科茨同睡一床。七八月间，在劳动了一天之后，他们就到卡西奇城的游泳池去游泳，而更多的时候是干脆跳进牛的喝水槽里，那里有一股隐约的酿酒味，正像汤普森所说的：“那里面什么都有一点儿。”在炎热的夏夜，两个男孩把电线拉到院子里，架起一个狗台式的帐篷，在那里打牌或下棋，一直待到很晚。
威廉·汤普森是个宽容、说话和气的人，他并不总是一字不差地照着艾伯特给他儿子的规定来做；每当艾尔在农场干了一整天最后和衣睡着了时，他把他抱到床上，挨着科茨躺下盖上被子。天黑后，他带着他们捕皖熊，捕住一只小浣熊后就教他分辨其狗吠般的叫声有什么变化。艾尔对阿朗特·汤普森尤其亲密，她在卡西奇当护士。“她像想着我一样想着艾尔，”她儿子说。尽管生活严酷，田纳西的夏天使艾尔·戈尔显露出作为孩子的更多天性，他也总是尽情嬉戏。十几岁时，有一天早晨，他正开着他父亲的新雪佛兰车从城堡高地返回，当他开过70号公路时，他掉到了北边一个很陡的路肩上，车轮子空转了好一阵子。他没受什么重伤，但冲击力把他的鞋子磕掉了。“我不知道他有几次试着将车开出险境，但他竭尽全力了，”科茨·汤普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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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夏天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艾尔·戈尔正从卡西奇城里的一所医院——佩蒂一格林诊所出来，阿朗特·汤普森在这里当护士。他当时注意到唐娜·阿米斯特德正把车停在前面，一边还听着收音机中雷·查尔斯的曲子。他已经看中她了，她母亲也是佩蒂一格林诊所的一名护士，她弟弟史蒂夫时常到戈尔家的农场里干活。她住在卡西奇东部的一个小社区埃尔姆伍德，虽然她父母都还健在，但她通常是与祖父母住在位于70号公路边上一家综合商店背后的一套房子里。
她16岁，比艾尔大两岁，留着男孩子似的红头发，一张娇嫩的脸上有一点雀斑，甜甜的神态，赢得了1962年度卡西奇中学“最快乐女生”的称号。年龄差距并没有吓倒艾尔·戈尔，他断定这是他采取行动的时机了。阿米斯特德记得一位礼貌而自信的男孩向车边走来，简短地谈了一会儿，最后并不过分地提出了建议。“他说：‘嗯，你知道，我们去看电影吧，或者，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吧。”’艾尔直率地表露了心迹，当时他只有14岁，他的行车执照表明他尚不能夜间开车。唐娜回答说，他们也许可以带上他哥哥罗伊，他那天晚上正要去库克维尔的汽车影院。
阿米斯特德记不清看的是什么电影，只记得他俩坐在后排聊了两个小时的体育。他们都是篮球运动员，戈尔是圣奥尔本斯学院校篮球队的，阿米斯特德是奥里特斯队的，也就是卡西奇中学女队。她被他良好的举止和认真的倾听打动了，当罗伊和庸娜开车把他送回家时，他坚持让她进去见一见他的母亲。第二天，他让她做他的女朋友。
三年里，唐娜一直是艾尔。戈尔的女朋友，这是他在遇见后来的妻子玛丽·伊丽莎白之前仅有的一段浪漫关系。阿米斯特德对需要保护和常感孤独的年轻戈尔来说是个感情上的安全港湾。他向她敞开心扉，就像他对待他生命中很少的几个人那样。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只能靠通信保持关系——他们有数百封信，戈尔经常一天写两次信。夏天，当有时间离开农场或教室时，他们就到附近的中央希尔湖去划水，在埃尔姆伍德的B＆B餐馆吃夹着香蕉的奶酪汉堡。
但他们经常选择的约会地点还是戈尔宫殿般的家，他家的整个地下室就成了唐娜所称的“艾尔的公寓”，那里配备有一张乒乓球桌、一台音响和一个小厨房。对一个住在综合商店背后的女孩来说，这可不仅仅是出风头，而是与一个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有了联系。他向唐娜介绍他偷听总统电话的技巧，尽管不清楚那次老戈尔是否知道他儿子在电话分机上偷听。“他走过来说：‘我们得赶紧回家，肯尼迪今天给我爸打电话’”唐娜说。
阿米斯特德对大人们把艾尔·戈尔说成呆板和孤癖感到不解。与她约会的戈尔当然是严肃和雄心勃勃的(他早在十几岁时就将哈佛定为自己的目标)，但也常常开怀大笑，并有俏皮的幽默感和她所称的“一个北方人的脑袋和一颗南方人的心”。他会“坐着听你说，对你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甚至毫无保留地向你敞开心扉，直到你证实你配不上它”。
至于性，她说那是“艾尔、上帝和我自己之间的事”。但两人年轻时的一位密友说，阿米斯特德曾透露过，他们总是尚未达到完美境界时就停止了。多年以后，戈尔喜欢把自己描述成“埃尔姆伍德的巴比和肯”，以表明他们美国式的健康并暗示了他们的纯洁。两人都接受了父母关于十几岁孩子冲动危险的说教。据一位邻居说，至少有一次，波林下楼来到儿子的单身房间，把两人拉开，命令儿子去冲冷水澡。唐娜回忆说，1962年一个晴朗的夏夜，他俩坐在车里，车子停在一条脏路的尽头，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把脚架起来，看着月亮，就在这时，一束车灯光突然出现在近处，惊恐中的戈尔认出那是他父亲的车灯光，混乱中，他俩彼此穿错了鞋。当他跳下车时，戈尔正笼罩在他父亲的远光灯里，“你以为你在于什么呢？”老戈尔问道，“你觉得我们还不该回家吗？”
但按照老戈尔夫妇的日程，他们并不总是监督这对年轻人。据唐娜·阿米斯特德回忆说，虽然周围有其他大人，艾尔·戈尔在农场的许多时间里都是独自一人。到1962年，汤普森一家也搬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去了。尽管戈尔与科茨和他的父母仍保持着密切往来，他与唐娜的关系将阿米斯特德一家作为他最新的第二家庭带人了他的生活。很快，他就与唐娜的四个兄弟姐妹亲如家人，他们经常在城堡高地学校下课后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农场干一下午枯燥的活并在那里吃晚饭。史蒂夫·阿米斯特德是个爱叨叨的“好小伙”，与戈尔关系最密切，成为戈尔从未有过的大哥哥，他称戈尔为“小家伙”，愿意让他这位朋友将夏韧带自华盛顿的压力一扫而光。阿米斯特德的嘴有时会让他惹麻烦，一次，艾尔·戈尔站在边上看着他的朋友和另外几个当地的孩子扭打成一团。后来，他对唐娜坦白说，他感到有愧，他没有站出来帮史蒂夫。他问她：“如果我不打架，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吗？”
艾尔·戈尔与这个家的女家长尤其亲近。唐娜的祖母埃德娜·阿米斯特德是一位金发、正直的信教妇女，她怀着同样的热情研习圣经和纳什维尔各家报纸上反映的政治动向。“上帝、家庭和民主党人”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她和弗洛伊德一起经营的综合商店成了艾尔·戈尔的第二个家，他喜欢和埃德娜坐在一起谈论宗教和政治。“他们能在一起聊上三个小时，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提问，她回答，”唐娜说。
埃德娜·阿米斯特德在艾尔·戈尔早期的宗教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使他进一步参与到新塞勒姆传教浸信会的宗教活动中，他在小时候曾跟随祖父母艾伦和玛吉参加过它的教事活动。新塞勒姆是一个繁荣的充满保守精神的社区——一个曾与唐娜和艾尔·戈尔一起参加过那种活动的人评论说：“真是活受罪！”戈尔并不是每天都去，他只是到过香烟缭绕的周末信仰复兴仪式和主日学校。正是在这里，艾尔·戈尔对圣经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在作为艾尔·戈尔女朋友的几年里，唐娜·阿米斯特德从来没有到华盛顿去看望过他。她说她没有钱去。但是，更可能的原因是戈尔的本性，或者说是他的父母认为卡西奇和华盛顿最好是能保持分离的两个世界。随着艾尔·戈尔成了大学新生，他俩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最终分手了。不到一年，唐娜就与卡西奇高中时的一位同班同学结了婚，她把戈尔写给她的几百封信都付之一炬，只保留了其中的一封。她还保留了一个小银戒指，是戈尔曾送给她的圣诞礼物，因几年里戴着它打篮球已撞击得变成方形了。戈尔仍与史蒂夫·阿米斯特德保持密切联系。几年前，戈尔悄悄地溜回了纳什维尔参加阿米斯特德的50岁生日庆贺，但没有和近20年未见面的唐娜讲话。已离婚住在纳什维尔郊区、在那里当护士的唐娜坚信，她的家、埃尔姆伍德和新塞勒姆仍是戈尔记忆里的一个安全地带，一个能使他找到自我的难得的地方。“我们能为之高兴的事不多，但其中之一就是那个惊奇的艾尔，”她说。“他惟一更好的事是有一所漂亮的房子，但一所漂亮的房子有时并不意味著有一个家，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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