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04章 踏上越战征途
约翰·泰森拿不定主意该怎样对持站在哈佛大学莱昂内尔楼他宿舍门前与他使劲握手的那带着陌生口音的沉闷的白人孩子。泰森的父亲是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母亲是非洲裔美国人。当他注视着电视上的民权运动时，他已在对南方白人的戒备中长大了。他来自新泽西州蒙特克莱，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被接收的高中足球明星。当他听到轻微的南方口音时，他猜想这是个不理睬人或尽使坏的人，或两者兼而有之。戈尔向他解释说，他住在莫尔乙楼，紧挨着莱昂内尔楼，在哈佛校园的西北角，他正在竞选新生理事会成员。泰森现在是华盛顿的一名国际商业顾问，他早已记不清1965年9月激励新生们从政的是些什么问题，他所记得的是戈尔简短的讲话给他带来耳目一新的印象，就像一位新的投球手在春训的第一天出人意外地向接球手手中投了一个快球。戈尔走后，泰森的同学格伦·普赖斯就准备放弃了，自己作为新生理事会的候选人资格。“这不公平，”泰森记得普赖斯的抱怨，“我怎么去赢这个家伙？”他没有赢，而泰森吃惊地发现自已被那位早熟的学生竞选人所吸引。几周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竞住在同一个宿舍。
从一开始，泰森对戈尔的人生奋斗目标就很少怀疑，哈佛只是进一步增强了那种使命感。学校的老师不断穿梭在学校和政府之间，与那些有权势的校友们来来往往。整个学校散发着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继承感。“耶鲁也许对外事有一点贡献，普林斯顿对华尔街和法律事务所起作用，而哈佛则是管理国家，”一位曾与戈尔高年级时同住在邓斯特楼的指导教师罗杰·罗森布拉特这样说道。戈尔在哈佛建立了重要的联系，结交了良师益友。这些良师益友的忠告至今仍对他起作用，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业已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重点问题给予了最初的认真定向，这就是军备控制与全球变暖问题。
与60年代后期其他学校一样，哈佛因学生的抗议而涣散，但在这些纷乱的政治活动中见不到戈尔。“在那混乱时期，他总想把自己融人这些人群中，但从来也没成为其中一员，”泰森的一位名叫杰夫·霍华德的朋友说，他当时是学校非洲籍与非洲裔学生协会的头，认识戈尔。“60年代，他一直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人。艾尔身上总是有特别之处东西。”1969年春占领学校的示威者中没有他，在要求解除后备军官训练队项目等其他事件中·也没有他，戈尔也不是给林登。约翰逊写信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后来受到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接见的大学生理事会成员之一。
在政府日益遭到谴责的形势下，戈尔推备加人政府行列，并悄悄地、有条不紊地一步步跟随其父亲进入政界。1968年的三四年级假期，他花了部分时间用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学习，他在孟菲斯州立大学学习田纳西历史，使自己陶醉在他希望有朝一日能自己代表的政府背景知识的学习之中。同年夏天，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之际，示威者和警察正在格兰特公园进行战斗，而戈尔正帮其父亲一起在会议大厅里起草讲话稿。1969年4月4日，在学生占领学校礼堂的前一周，戈尔从田纳西农场的合作伙伴库克维尔生产信用社借贷了4.5万美元，他用这笔钱从他父亲那里买了20英亩位于卡西奇郊外沿25号公路的牧场。不清楚他家里为他做了什么担保，一个21岁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居然能得到这样一笔贷款。但其意图后来是显而易见的——为开始其政治生涯打下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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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戈尔与校园的政治动乱保持着距离，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寻求找到一位热衷此道的朋友。他在第一学期时，有一个研讨班是由学校最具领袖魅力和影响力的左翼持不同政见者之一马丁·佩雷兹授课，马丁·佩雷兹的课成为那些旨在从事新闻、政治或法律的雄心勃勃的大学生们最受欢迎的场所。《发达工业社会的精选问题》是一个结构松散、由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课程，内容涉及托克维尔、马克思到弗洛伊德。开课前佩雷兹要进行面试。当戈尔身穿夹克、带着领带出现在柯克兰大楼办公室时，佩雷兹吃了一惊，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戈尔的这种正儿八经的装束在校园里早已不见了。戈尔表情庄重，他觉得那是周围已不多见的绅士派头。他问戈尔是否与田纳西州的参议员有关系，戈尔有些腼腆地笑了，但没有让他再谈下去。
课堂上挤满了言辞激烈的新生，但戈尔也许不愿意说任何可能会削弱或有害于他父亲的话，通常避免处于挑衅性的地位。佩雷兹看到戈尔对说教与理论同样厌恶的一些方面，这将导致他自身在反战运动结束前与左派疏远。“他对鲁莽政治没有心理准备，”佩雷兹说，“过热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争斗与他的经历是不相容的。”在佩雷兹看来，戈尔也找到了一位有钱的良师益友。1967年，佩雷兹与辛格缝纫机企业财富的继承人安妮·拉布伊斯·法恩斯沃思结婚。1974年，他在妻子的帮助下从吉尔伯特·哈里林手里买下了《新共和党人》杂志。他通过对这份杂志的重建，用一个他自身政治观点发展的形象，使该杂志成为了自由派共同的权威之声，并用它来揭露旧左翼的伪善虔诚。戈尔大脑里的自由主义中枢为他屡屡赢得教师的赞赏。1988年佩雷兹把戈尔作为本杂志的封面人物支持戈尔竞选总统。在戈尔当副总统期间，佩雷兹一直是个热情、甚至说是盲从的支持者，几乎不能容忍对他这个以前的学生不加吹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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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方面，戈尔在大学的几年与他在圣奥尔本斯学校期间相比少了些许沉闷。第一次，他在构成其从华盛顿至卡西奇的生活长廊里不再受到限制，他可以舒展自己，尽管只是在一些方面。一年级的圣诞节放假后，他在大暴雨中，开着从堂兄吉米那里买来的摩托车到哈佛去，他喜欢带着毫无提防的同宿舍同学沿着纪念大道做令人神经紧张的深夜飞车。他与一大群形形色色、有着不同理想追求的实力派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汤米·李·琼斯是个自我意识强烈、戏胚子式的西得克萨斯人(泰森说：“他总是这样”)，他带着足球奖学金住到了戈尔的莫尔乙楼的三人套间(第三位是他圣奥尔本斯的朋友巴特·戴)，但一年级期末时，他却出现在洛布戏剧中心的舞台上。马克·卡普顿高6.7英尺，他是来自底特律郊区的一个蓝领。他想从事雕刻，到1993年已是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专职雕像家。泰森是全常春藤队的后卫，对非洲文化充满激情，高年级时橄榄球打得相当好，但由于他不愿成为哈佛主子的“一个被雇佣的斗士”，毕业后移民到了肯尼亚去发展几项成功的商业计划。鲍勃·萨默比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温切斯特的篮球运动员。他敏锐机智，定时参加那些既把他当做老师后来又把他当做滑稽演员的比赛。戈尔还与有着黄铜色肤色的J·G·兰度结交。兰度是位来自长岛的令人振奋的篮球运动员，时常在游泳池里、在乒乓球台上和扑克牌桌上打败戈尔。
并不是因为缺乏成功才增强了戈尔的竞争动力。如果要说有什么动力的话，那只能说在哈佛加深了他的竞争意识。他加人了一年级新生的篮球队，虽难得上场，但他一直在为他的比赛做准备。泰森记得戈尔有“冷不丁”向他挑战俯卧撑的习惯，这是小时候艾伯特对他进行强化训练的痕迹。“他要向你或他自己挑战，智力上的或体力上的。他总是说：‘我打赌我最终能赢你。’”这包括比赛喝啤酒，在这方面泰森一直在学校新生中立于不败之地。有一天夜里，在莫尔乙楼只剩戈尔和泰森两人向一大堆啤酒挑战，比赛结果一直有争议，后来“我俩同时与啤酒一起躺倒了”。
第一学年结束时，戈尔、泰森和他们圈里的人决定一起为他们在高年级申请一处住处，也就是哈佛九座“宿舍”楼中的一座。结果他们得到了德恩斯特楼。这是学校宿舍中最边远的一座，坐落在校园边缘的查尔斯河边的威克斯纪念桥下。“在莱弗里特楼那儿向左拐，不要放弃希望。”这是指点怎样找到德思斯特楼时常说的话。
今天，戈尔把他在哈佛的那几年描绘成充满对越南战争和征兵的忧虑。“因那场可悲的冲突而产生的不确定的灰暗心情像阴云似的每天都笼罩在我们的心头，”戈尔在出席1994年的毕业典礼时这样告诉毕业生们。但至少他在哈佛的头两年里，这种阴云很少。他上课，与朋友们一起到德恩斯特的地下室娱乐间闲逛。在那里他发现的《星际旅行》这部太空传奇片成了他最喜爱的电视节目之一。戈尔自然被23世纪的旅行所到的宇宙所吸引。在那里，技术已把地球变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促使人类到达了更遥远的星系。他还被那时的另一部受欢迎的科幻片弄得神魂颠倒，那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年：太空奥德赛》。“它史诗般宏大。上帝、科学、技术，啊！”马克·卡普顿说，他1968年春假期间在华盛顿与戈尔一起看的这部片子。几个星期后，“他说：‘记得开场时所有的日出吗？有七个。’”
1966年秋，他开始读大二。蒂珀·艾奇逊住在加兰学院，从哈佛乘地铁只要一小会儿。戈尔读完大学一年级时，她从圣阿格尼丝学校毕业，她为戈尔编了一个相框放在戈尔的桌子上。尽管波林有疑虑，但戈尔还是坚决地要把她留在自己的生活里。一年级的圣诞节放假期间，他第一次把蒂珀带到农场去，蒂珀到处走以加深戈尔父母的印象。“她穿得合适极了，”艾伯特说到她那天晚上到来时的情景，“第二天早晨她的美丽更使我震惊，她来吃早饭时，她的每一根睫毛都恰到好处，她打扮得可以赴晚会。”初次见面对蒂珀来说一定挺不容易，她刚17岁，在戈尔生活中那些可伯的女家长们——波林、南希、埃德娜·阿米斯特德的众目睽睽之下。唐娜也在暗中窥视，在教堂，在聚会时。埃尔姆伍德中的一些人记得蒂珀局促不安，相当腼腆。“她是一只小耗子，”戈尔的一位朋友这样说。他回忆道，当戈尔把她带到商店去见埃德娜时，她是被哄着下车的。但他俩继续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蒂珀来到了波土顿，她祖母维德陪伴着她。1966年4月春假期间，她待在科普利中心，戈尔带她看了《诱惑》，还考察了第二年要上的学校。这年夏天，戈尔没回到农场在地里干苦活儿。戈尔在阿灵顿有了他自己的公寓，离蒂珀和他工作的一家旅行社办公室很近。
当她来到时，戈尔欣喜若狂(排行榜热销歌曲《请到波士顿来》后来成了他俩伤感的最喜欢的曲子)，他们已难舍难分。德恩斯特的同室同学可以看见他们在查尔斯河边掷飞碟，或者是和萨姆比及其女朋友一起双双约会，通常是去波士顿的艺术电影院。学校里的规矩依然有效，晚上11点过后，女子不得留在男生宿舍里。这条规矩遵守的要比破坏的多，可即使是过于谨慎的戈尔在一大早护送蒂珀走出德思斯特楼时，他仍是碰见了校长罗森布拉特。“我在他童子军般警惕的眼睛里看到了害怕，好像在说：校长走过去了。”罗森布拉特这样写道，他没有追究这件违规的事。
有时，戈尔也被他的德思斯特同伴们调动起来。1966年10月，戈尔在一部乡村音乐剧中担任主角，剧情表现的是他们正在去韦尔斯利的一个咖啡屋途中。首先和最后出场的都是汤米·李·琼斯和本·希尔县的男孩子们，由萨姆比竖琴伴奏，琼斯和德恩斯特的另一位朋友罗杰·曼内尔演唱，戈尔表演的是一位名牌大学的学生明尼·珀尔，此人所作所为正像卡普顿所称的“这个乡巴佬玩噱头，讲述着卡西奇朋友和熟人的故事”。戈尔还从一家旧货店买了一件特大号的三片式花格西服，把自己变成艾伯特·A·戈尔博士，一位老式卖灵丹妙药的售货员。根据萨姆比写的节目单，他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畜牧与兽医学教授”。戈尔讲述他喜欢在后台说的那些田纳西乡下人的事——有关给鸡施催眠术的最好办法或是他父亲奖励那头当了1000头小牛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过性行为的公牛故事。他的讲述使他受到朋友们的喜爱，泰森说，特别是有感染力的笑声，“他先开始大笑起来，然后，每个人都跟着大笑不止。所以你在笑他，而他仍在设法要把故事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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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注意力松懈的一个地方是在教室里。据他的哈佛大学成绩单记载，大学头两年，他是个学习目的不明确、平庸的学生，从来没有超过良以上的成绩(只在第一年新生作文课上得过B+)，得的最多的分是及格。当他在《自然中的人类地位》这一自然科学概论课中得了个不及格时，萨姆比说戈尔料到了会不及格，他的这位朋友正明确地向着在田纳西从政这一更大的事业迈进。
政治存在于戈尔的血液中，但像许多刚开始大学生涯的学生一样，戈尔在进行实验。他告诉朋友他的兴趣在于从事写作，因此将主修英语以进行自我准备，但很快他的这一兴趣就消失了。在一年级读书检查中，他发现自已被乔里(英国诗人——译者注)搞得晕头转向，二年级在上了俄罗斯文学和美国诗词两门课后，戈尔开始寻找其他的学术专业。
与此同时，1967年他利用父亲的关系在暑假找了份在《纽约时报》当抄写员的工作。他在西边公寓与朋友合住，上班地是报社的西第43街的办公室。但并没有什么抄写或整理新闻的活儿，合同中所称的办公室工作实际上是“办公室杂工”。每日的工作就是从打字员那里把记者的“十份书”收回来。所谓“十份书”是一种特殊的稿件样式(即九份副件加一份原稿)。他迅速地将它们收齐后放到各大城市的台子上，然后，将它们分类交给相应的编辑。“即使那会儿，他看上去也木得像棵树。”记者约翰·基夫纳当一位从事纽约民主党政治工作的朋友要他照顾这位嗓音嘶哑、木呆呆的来自哈佛的孩子时，这样说。戈尔高兴地度过了他在纽约的这个暑假。当蒂珀来看他时，他们一起出去以他们最喜欢的方式过夜——吃晚饭，然后到剧院。有一天夜里，他带着她去了斯平德勒托普(这是位于斯蒂科赫斯区的一个受欢迎的剧院)，然后，他们又去看了音乐剧《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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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秋天，当回到哈佛时戈尔已上三年级了。他那奄奄一息的学术生涯突然间找到了新的力量与目标，这主要归功于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关于美国总统的课程。诺伊斯塔特既是名学者也是个政府知情者。他是杜鲁门和肯尼迪的顾问，他的课充满了现代总统决策研究的生动事例(从杜鲁门、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到小洛克)。他那部开拓性的《总统权力》一书促使学者们修正了对椭圆形办公室的占有者们的研究方式。诺伊斯塔特把总统看成是个运用自己的个人特权和声望进行统治的劝说者和教育者，而不是把总统视为一名司令官，周围的人只是纯粹地执行他发布的命令。
他一周两次给行政管理154班所讲授的课程是需要一些耐心才能听下去的。诺伊施塔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讲话不时地被长时间的、演戏般的点烟、吸烟所打断。《深红色的秘密指南》指出：“显然上一课的烟味仍留着。”他带烟斗的那一天，他一共停了40次。但那些容忍这种令人恼怒的吸烟本领的人通常感到有收获。甚至对一名参议员儿子来说，所讲内容似乎也是新鲜和具有挑战性的。他不久就把他的主修专业转向行政管理学。戈尔还受到行政管理154班指导教师格雷厄姆·阿里森的激励，阿里森就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组织了一个角色表演练习。他的父亲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国家安全问题，因此，阿里森说，他同样也“对核问题非常感兴趣”。阿里森将成为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并担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戈尔“对核危险有了生动的感性认识”，阿里森接着说，戈尔一直确信“一个清晰的威胁”——从教室到戈尔80年代初关于军备控制的工作直到他作为副总统都为确保前苏联武库的安全而努力。
这位费了很大劲、带着一连串及格的成绩才勉强通过乔叟课程的英语学生，开始取得优和良的好成绩了。他的学术课目开始看起来更像是为其从政作准备。在下一个学期中，他在如何准备和发表演讲这门课中旗开得胜。“总在寻找值得把他推向选举政治的人”的诺伊施塔特看到了一位在课堂上提问尖锐，他称之为“敏锐和严肃”的年轻人。而戈尔则又找到了一位良师益友和家庭代理人。他成了特雷尔街诺伊施塔特车库的常客，因为诺伊施塔特和夫人伯莎多年来在一场正式的家庭晚问娱乐和游戏活动后常在车库里招待学生吃夜宵。戈尔还与正在1969年班上学习的诺伊施塔特的儿子建立了友谊，他儿子住在莱弗里特楼。戈尔两个感思节晚宴都是和诺伊施塔特家一起过的。戈尔是否为在节日里与自己的家人分离而沮丧，诺伊施塔特不得而知。诺伊施塔特为戈尔在那两个节日的下午里所表现出的愉悦而震惊。戈尔玩呀，乐呀，对他的夫人殷情周到极具魅力，且在游戏中是个惊人的多面手。这是诺伊施塔特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也是他自那以后再未看到过的。
在诺伊施塔特的指导下，戈尔四年级时写了篇论文，将他新近对政治的迷恋与他对新闻的兴趣结合起来。论文最终有99页，《1947—1969年间，电视对总统行为的影响》反映了他早先对新技术及其社会结果所激发的兴趣。戈尔的结论是总统控制新闻报道的能力给予他沟通与决策以新的强有力的工具，而让看不见的立法机构处于严重不利的局面。十年后，作为众议院里的年轻一员，他成为了努力开创对广播和电视报道进行国会讨论的领袖。
这篇论文还是篇不可思议的先见之作，至少无声地预见了他自己在电视方面遇到的麻烦。把总统新闻发布会的演变作为案例来研究，戈尔就媒体对非正式行为的追逐及其对那些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人的无情本质作了探讨。他带着一些同情写到了林登·约翰逊，认为与具有领袖魅力的约翰·肯尼迪相比，约翰逊是倒霉的。与戈尔一样，约翰逊被舆论制造者视为呆板与做作而广受嘲讽。“约翰逊不愿面对照相机似乎没有什么错，”戈尔说，“他们似乎在恐吓他不能保持自己的本来个性。”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约翰逊助手告诉戈尔，林登·约翰逊的问题也许是害怕与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种机智和轻松的表现相对照，约翰逊试图找到其他的方式与记者交流，但戈尔说太晚了。“不幸的是，”戈尔写道，“已走得太远难以停下来了。”
戈尔能够进人华盛顿上流社会这一有利地位，显然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除了比尔·莫耶斯，他采访的人中还包括约翰逊助手杰克·瓦伦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和几位顶尖的新闻网总裁。诺伊施塔特欣赏这篇论文，但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没有给它评分。诺伊施塔特的同事们显然没有他那样的热情。1969年6月，戈尔以两项仅次于头等奖的成绩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但戈尔的父亲、参议员艾伯特·戈尔对儿子的论文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他复印了一份送给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联络主任赫布·克莱因。
在由诺伊施塔特主持的毕业聚会上，艾伯特和波林·戈尔夫妇感谢他“激发”了他们的儿子的爱好——再次把他引导到从政的道路上来。“他们非常感激，我理解他们从来都不相信什么乔里，”诺伊施塔特说，虽然他对自己的实际影响有某些怀疑。“我认为‘激发’是对他父亲职业的妥协，是一种必须的妥协，要丢掉某些东西，又要产生某些东西，”诺伊施塔特说。
多年里，这是戈尔不断反复的一种模式，先是与继承他父业的召唤保持距离，然后，又折回来。在哈佛，正像他在后来的《地球的平衡》中所承认的那样：“当主要任务是要发现和确定某人的‘个性’时，他正处在人生的棘手阶段。”这种探索在心理上激发了他长久的兴趣，他上了一门由埃里克·埃里克森讲授的探讨人生关键时期的动态变化的课。他周围的那些人感到他要为找到他自己的路而奋斗。“我想他也许为了和他父亲的形象保持距离有过一段更为麻烦的时期。”马克·卡普顿说。另一位观察到戈尔在寻求自身个性的是埃里克·西格尔，一个牛律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古根海姆基金董事，他在1968年休假时住在德思斯特楼。西格尔因为甲壳虫的《黄色潜艇》这部有生气的影片编写了剧本而非常著名，戈尔是一个大甲壳虫迷，自然与他结交了朋友。西格尔住在德恩斯特时开始写另一部剧本，这就是后来的《爱情故事》，他发现戈尔身上有一些奥利弗·巴雷特的影子，这位心情抑郁的哈佛棒球手爱上了珍妮弗·卡维列里这个自以为是的雷德克利夫学院音乐人。
西格尔把巴雷特描写成汤米·李·琼斯和戈尔的混合体，前者是位坚毅的有着诗人灵魂的人，他不踢足球时就演莎士比亚戏剧。后者西格尔称之为“总是在压力下才去追随其父的足迹，这与保持家庭传统是有冲突的”。戈尔从来没有明确地亮出他的父亲，西格尔说，但他“顺理成章地表明”他带着巨大期望的重负。“他局促不安，他对成为小艾伯特·戈尔很敏感。”
30年以后，当戈尔向与他一起乘坐“空军二号”旅行的记者们提出他和他的夫人是上述这对年轻恋人的原型时，那些字面上的脚注就成了一件让他难为情的事。然而，戈尔又在因特网上一再提到这件事，且一个有趣的故事还不够，仅仅成为创作奥利弗的一部分灵感还不够，他要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西格尔被迫在数天后承认戈尔只是奥利弗一半的原型，而对珍妮来说则完全没有那回事儿。“我对蒂珀一点都不了解，”他说，“我知道她只是因为艾尔才和他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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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也许已使戈尔在一本畅销书中不朽，但其他的学者为塑造和指点戈尔的政治前途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罗杰·雷维尔是个知识渊博、身材硕大的科学家，他身高6.4英尺，穿15号鞋，有时自己会绊着自己。但在科学和从政两个世界里却游刃有余，他给戈尔留下的印象是：在那些为知识下定义和那些立法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是重要的。戈尔今天仍把自己视为政治领域的科学理性之声，这最初就缘于雷维尔。受社会高度重视的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治家，雷维尔说：“而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的那些人掌握着人类的未来。”
30年代初，雷维尔是斯克里普斯海洋地理学院的年轻科学家，他研究海底采集的样土，这项工作激发了他一生对海洋二氧化碳含量的兴趣及地球可能变暖的预感。1957年，雷维尔和另一个研究人员查尔斯·戴维·基林开始了对夏威夷的莫纳罗火山顶的大气二氧化碳的年度检测。到第二年，数据显示温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二氧化碳含量的不断增加阻止了地球上太阳热量的扩散，因此，提高了地球的气温。到1957年，雷维尔和基林的数据显示大气二氧化碳在20年里增加了5％，其中1／3是因为伐木和农垦造成森林(二氧化碳的主要吸收物)的消失。
雷维尔，这位哈佛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在戈尔四年级上的一次课上讨论了他头八年的研究数据。就是这些问题使戈尔作为政界人物后标新立异之处。戈尔后来写道，雷维尔的工作“教给了我有关自然对我们的存在不具有免疫力和我们事实上能够用原始的方式改变整个地球大气构成的知识”。12年以后，在戈尔的主持下，国会首次就全球变暖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在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中，雷维尔是主要的作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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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秋戈尔上大学三年级，战争阴云扩散不止。约翰逊政府宣布从第二年春天开始，终止实施对大部分大学的延期服役制度。这对数千名指望把读博士作为三四年舒适的港湾以帮助他们将服役年龄推迟到26岁的年轻人来说是巨大的震动。在那年秋天到来之前，哈佛和其他几所名校的学生们大声抗议要求贫穷的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和并不重要的富人们去当兵的征兵制度不公正。当这一规定改变后，他们的团结精神也消退了。
“9月，显然出现了新的气氛，”戈尔时期的哈佛反战活动分子史蒂文·凯尔曼写道，“平静的校园，原本对越南并不特别关注，突然间变得绝望了，我们感觉被囚禁，我们就像要走人毒气室的人，走投无路，墙在我们的身后慢慢地、毫不留情地合上了。”现在是约翰·肯尼迪行政学院教授的凯尔曼说，恐惧导致了一个“新的考顿·马瑟时期燃烧般的狂热”，旨在让任何人都支持越南战争。民主党学生协会和其他活动小组突然有了机会，可以通过吸收那些因征兵的前景改变而成为新的激进派的学生来扩大他们的基础。
逃避征兵的战略开始成为食堂里的主要话题。人们潮水般地涌向享受豁免的学术机构——神学院和受保护的职业——教师。有时某些规定的适用扩大也意味着所适用人员的扩大。《红色哈佛》的编辑，比戈尔高一年级的詹姆斯·法洛斯节食使自己保持在120磅以下并告诉一位军医他已打算自杀；学医的学生帮助其他大学生找出不合格的条件，而这些问题在常年的健康检查中是被忽略了的，如周期性偏头痛和适度的肩关节脱臼。
当抗议队伍越来越壮大，“形式越来越激烈时，国内的战争也开始升级了。10月，数百名年轻人烧毁了他们的征兵卡或将它们丢到司法部，促使征兵主任刘易斯·赫尔希通过指挥地方征兵委员会立即对任何销毁和交还征兵卡的人进行清理予以报复。数千名示威者向五角大楼进军，119人因封锁了奥克兰陆军入伍中心的大门而被捕。在哈佛民主党学生协会，有组织的抗议者们把一名征兵人员堵在一家位于马林克洛德山的凝固汽油弹生产厂达五小时之久，这一行动员终导致70名学生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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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几个月的1967年夏天，也就是哈佛反战运动还没有激烈之前，入伍是艾尔·戈尔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的堂兄吉米·戈尔回忆了与他的一系列谈话，包括一次他读三年级之前他为《时代》杂志当抄写员时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这事听起来已确定了。“从来没有，假如他曾暗示过我他不准备去当兵，”吉米·戈尔说，“我想艾尔总是要去当兵的。不是作为职业，而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戈尔对当兵没有什么激情，但反对这一制度也不是他的本性。这还有相应的家庭和地区的传统，二次大战期间，艾伯特·戈尔放弃了他的众议员豁免权参了军，拒绝当军官，像大多数他的田纳西伙伴一样当了一名列兵。在一个被称之为志愿者州的地方，这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
然而戈尔在临近毕业时发现自已被两股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抓住了：一股是新的道义要求与哈佛的政治气候，另一股是保护父亲的责任感。这时，他父亲因其反战立场危害了自己在田纳西的政治前途。两者都与他的良心相悖。1968年他成为“为了麦卡锡一马丁·佩雷兹的田纳西青年”组织的主席，是促进林登·约翰逊退出政坛的反战风暴的主要贡献者—于虽然此州里的民主党并不十分记得他所起的实际作用。而且，他在许多方面还是个模范的青年麦卡锡工作者，正像讲稿撰写人杰里米·拉纳在一篇竞选报告中所说：“从政治上来说，他们赞同新左翼切·格瓦拉和马尔克尔姆的一些浪漫幻想，但不论他们是否留着胡子，他们反对新左翼暴力的反美做法，他们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新左翼。虽然他们仇视战争与征兵，但他们仍相信如果按照美国自身的原则行事，美国可以是美好的。这些内心里的美国乐观主义者，长期以来不受空想的影响，并极其庆幸有机会做一些实际的事。”
1968年的选举之夜，戈尔与鲍勃·萨姆比一直到天亮都在等选举结果。用萨姆比的话说是“为休伯特·汉弗莱祈祷”。尽管他因拒绝在战争问题上与约翰逊决裂而不被汉弗莱相信。对汉弗莱来说，最不幸的是他在田纳西州的得票率只有28％，落后于约翰·沃拉斯和理查德·尼克松。显然，戈尔的自由派父亲在1970年的改选中将处于危险境地。儿子从征兵中溜号只会减少其父的获胜机会。当戈尔在困境中搏斗时，学校里的一些习惯于他是个更自傲、更自信的戈尔的老相识，实际被他这种犹豫不决的迹象鼓舞。“他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一位住在莱弗里特楼的圣奥尔本斯的同学菲尔·罗森鲍姆说，“我喜欢他那样。”
戈尔声称是被像民主党学生协会那样的新左翼集团的教条排斥的人，但他的一些家书似乎说明他受到了他们辩论的影响。“我们确实对共产主义，或者说对偏执狂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正像我爱指出的那样，”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自认为，这种形式的心理折磨——也就是国家疯狂的情况，导致受害者去真的制造同样极为可怕的东西。这位我警醒这正是美国现在做的事。制造——假如不是制造而是有力地支持——法西斯以及以反极权主义为名的极权主义政权，如希腊、越南和许多拉美国家，对我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陆军。”
戈尔入伍的事是其家族事业的一个复杂片断。这在戈尔所作的解释和其他已多年流传的传说之间所存在着矛盾得到了印证。他说，他入伍的动机是合乎道德的，通过幕后活动使自己逃避或操纵征兵，这对一个参议员儿子来说，将从内心里感到是对那些与他没什么干系的田纳西人的不公。“我来自一个大部分同龄人我都相识的小镇，”1986年戈尔这样解释说，“我知道定额分配制是怎么回事，我意识到如果我决定不去并找到某种方式逃避，那么，我家乡的某个人就得替我去。我考虑了很多，我感到那比我个人对国家政策是非的评估更重要。”他说，他父亲的处境则是第二位的，有时，他以冷静客观的口吻谈到这一点。“这不是影响我作出决定的因素，”他说，“但这使对这件事的分析与得出正确的结论更为容易。”
他对其“家乡”朋友的关切尽管值得赞赏，却未必反映实际情况。至少他密友中有两位正在寻找逃避征兵之路。“山羊”·汤普森参加了国民警卫队，戈尔的朋友和邻居中没什么人指责他逃避服役。“我觉得他们没有认为该严厉地批评他，”他说。即使在富有爱国热情的坎伯兰山区，到1969年，对战争的忧虑也已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卡西奇信使报》7月31日发了一篇社论，哀悼当地的一位名叫香农·威尔斯的男孩，年仅19岁，两个星期前在越南的广南省中弹身亡。“如果我们的国家正为其存亡而战，或者是我们正遭到入侵的威胁，或者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那么他的死可能更有情理接受。”《卡西奇信使报》写道，“我们都会问这样一个我们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为什么？”
他的哈佛的朋友们记得戈尔对道德的关切，但他们也回忆了一系列明显来自他父母要求他去做的情况。“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压力，”泰森说，“但他们一定要他知道他父亲正在参加中期选举。这就是他们对他说的全部内容。”私下里，其他人也回忆说戈尔承认家里的政策使他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我记得1969年4月我们的一次非常特殊的谈话，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怎样能够作出决定，”戈尔在哈佛的一位密友说，“公正地说，他当时说，如果他有我那样的父母，他会作出不同的决定。他是为他父亲的情况承担责任。”
艾伯特和波林·戈尔夫妇总是表示他们准备接受儿子所做的任何决定，坚持他们告诉他不必凡事都面面俱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不必考虑他所做的事会有什么影响，”波林说。可情况再一次表明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灰色的阴影。当艾伯特·戈尔为有朝一日他儿子成为总统的想法而高兴时，是波林在努力确保不让任何东西置这一幻想于危险之中。假如艾尔·戈尔选择逃避服役，他父亲也有可能接受这个决定，虽然对他来说，其政治结果事关良心。“那些认识参议员的人怀疑他会不介意在其全力竞选之时儿子拒绝去越南，”戴维·哈伯斯塔姆在1970年的竞选后写道。查尔斯·方廷内记得波林告诉他艾伯特·戈尔甚至提出要在幕后活动以便他们的儿子免于被征兵。“一个真正的男人会为他的儿子做任何事，”方廷内说。波林·戈尔也许没有如此支持不服役的选择。是波林，而不是老戈尔，监控着家庭的政治关系网，这使她就像耳朵贴在地面一样早早地就能听到讨厌的DA呱喳喳声。一种她必然捕捉的声音是年轻的戈尔设法逃避服役可能会对老戈尔在田纳西州的影响。“关心可多了，”一位前议员和老戈尔的竞选助手特德·布朗说。她也不想让第二代戈尔进人政界受到任何损害。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有广泛的报道称如果艾尔·戈尔选择逃离祖国，波林·戈尔提出把她的儿子打发到加拿大去，一位哈佛老朋友转动着眼睛说到这个主意。家庭政治环境决定了只有一种选择。他说戈尔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信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句话：“想想你要做什么？”
戈尔生活中其他有影响的声音也试图保持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有前途的未来，他们告诉戈尔一个成问题的征兵记录会使他在田纳西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勇往直前，你就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中了。”史蒂夫·阿米斯特德告诉他。“你没有什么选择，”诺伊施塔特为“列兵莱思”这一代辩护时说。他认为田纳西的男孩子们按要求做事是对的，他还告诉戈尔·“如果他想参政，到军队服役对他大有好处，因为这样既可了解人民，又可以表达合法性”。
1969年春，戈尔的决定显然已经锁定，已被说服、自我牺牲的忠诚和政治算计拴住。无论如何，当哈佛和田纳西的一些朋友逃避服役时，这是一个痛苦而孤独的决定。也许对一个渴望以自己的主张高视阔步地迈人政界的年轻人来说还有烦恼。面对他成年后的第一个重大道义决定，戈尔发现他自己所做的不像一个完整的自己，而是一个参议员的儿子。
这笔交易剩下的未完成部分是决定怎样服役。春假期间，他回到华盛顿，在乔治敦键桥(thekeyBridge)附近的一座名叫马克斯的酒吧里仔细考虑他的未来。蒂珀和他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此人来自华盛顿的名门望族，与戈尔的母亲一直保持联系，比戈尔大几岁。他还是一位陆军老兵，戈尔近几年里与他的交情越来越深。最终，他还成了资助者，为民主党和1996年的克林顿一戈尔竞选捐赠了一大笔钱。这时，他是艾尔·戈尔正在发展中的良师与顾问网络中的又一员。
戈尔说他几天内要去城里并需要与他谈一谈。“我要做个决定，”据与他一起喝酒的同学回忆，他这么说。那我们现在就谈吧，戈尔的那位朋友说。但戈尔坚持过后在这位朋友位于华盛顿西北的家中谈，好像所谈之事太敏感了不便在公共场合谈。
那天夜里，在桌上的问题以及此后几周的一系列话题都涉及老戈尔。戈尔估计，服役不足以保护他的父亲，他要确保他所选择的像服役这样的事不会不经意地使他受到政治伤害。那么他应该登记入伍呢，还是等毕业后轮到要他去当兵再说？对田纳西州的选民来说，培养官员的学校会带来太多的杰出人物吗？
他的这位朋友指出，应征入伍会减少他看到战争的机会。“我任何情况下都能活下来。”戈尔说，强调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我怎样做才能不危及我的父亲？我不想使之成为问题。”对军队情况有所了解的这位朋友更关心的不是艾伯特的处境而是他儿子。军队指挥官对议员中的鸽派怀有相当的仇恨，他担心戈尔可能经受不了官僚们的骚扰或其他形式的“捉弄”。他说他要与某个他所认识的社会名人讨论一下戈尔的选择，这个社会名人了解服役会给一位要人的儿子带来的可能影响和意想不到的情况。戈尔同意了，虽然他从来没有问过他朋友推备咨询的这个人是谁。他准备先把这事放一放，因他不喜欢用他的特权地位去铺平自己的道路。
他的朋友与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进行了联系。那年春天，他与美军前驻南越司令进行了两次会晤，第一次是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堡家的门廊里见面的。威斯特摩兰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当司令时就认识艾伯特和波林·戈尔夫妇，那儿离田纳西州界不远。但在第一次会晤中，戈尔的朋友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问了一下将军，假设一位反战的参议员儿子入伍会有什么结果。威斯特摩兰回答说，从技术角度说没有任何问题，但从现实的角度说，可能会有问题。
意识到他们所讨论的对象可能仅仅是一小撮年轻人中的一个，威斯特摩兰要求来访者提供所谈到者的姓名。戈尔的朋友请求暂不奉告，说他先要与有问题的这个人确认一下。“我正在和某人打交道，我得用一下你的名字，”他在电话里这样对戈尔说。戈尔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当时说的那个人是威斯特摩兰，一个对凡是有点政治影响的事都耍滑头的人。戈尔坚持不要帮忙，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不会有什么事。
第二次与威斯特摩兰会面时，戈尔的朋友最终说出了戈尔的名字并表示担心他经受不了戏弄或虐待。威斯特摩兰问戈尔入伍后想干什么，他的朋友说他对新闻有兴趣，这是他最有可能寻求的职业。威斯特摩兰没有承诺和保证不会有特别对待。但他留给戈尔朋友一个含糊的保证：“我相信他会受到注意的，他会得到关照的。”
威斯特摩兰现已85岁，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说他只是大概地记得与某个代表戈尔的人讨论过。“我确实回忆起有过某种会面并提了一些建议，”他说。但他坚持他“没有参与”指派让戈尔当随军记者。至于戈尔的父母，他的朋友说，他们知道他与威斯特摩兰谈论过此事，但他们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过，尽管波林对“进展如何很感兴趣”。
☆ ☆ ☆
1969年7月17日，戈尔从哈佛毕业后的第五天，田纳西州第87征兵委员会取消了戈尔的B—S类学生缓征资格，将其重新划归I—A类学生。
艾伯特和波林·戈尔说他们儿子毕业后仍未作出决定，虽然有迹象表明惟一真正的问题是是应征入伍还是等待按常规人伍。据他们说，毕业不久，他们三人坐在田纳西农场家中的客厅里毫无结果地讨论著其他年轻人正在设法逃避征兵的事和戈尔所面对的合法义务。父子俩在坎尼河边散步后，讨论继续进行。艾伯特·戈尔说他没有引导儿子作出决定，但只设法“尽力帮助他分析形势”。晚饭后，戈尔独自又去散步。波林记得，戈尔散步回来后对她说：“我要去当兵，我不想等到征兵。我明天就去当志愿兵。”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说：“但我可能是惟一一个来自哈佛的志愿入伍者。”
实际上，这是戈尔志愿入伍前几周的事。在服役之前，他开始了一种告别旅行。旅伴包括泰森、劳德和佩雷兹，他利用这一机会把他的入伍决定解释为出于道义而非政治原因。“他要在走之前与那些性情相投的人见见面，”泰森说，“他的确要我们知道他的出发点在哪儿，这是有关他自己的情况，而不是事情本身所显示的那样。”7月19日，他和蒂珀与佩雷兹一起在科德角的特鲁罗度周末。“他是在找乐趣，”他的老师说。他什么也不缺：他游泳，与安妮·佩雷兹一起骑马，一动不动地看着人类第一次登月的电视实况。星期日晚上，佩雷兹夫妇在马撤葡萄园岛附近的查帕奎迪克岛上举行晚宴。马撤葡萄园岛就是特德·肯尼迪驾车从一座木桥上落水后，车上的一妇女被淹死的地方。戈尔和蒂珀在那儿加入了一场气氛活跃的时事讨论会，参与讨论的有欧文·豪、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肯尼迪顾问理查德·古德温和阿瑟·施莱辛格的夫人们。
8月初，他在泰森的蒙特克莱家中结束了此行。他这位昔日的同室好友去了哈佛神学院，然后到肯尼亚经商，他还记得那个平和顺从的戈尔。尽管已在征兵委员会登记，戈尔决定从泰森那里的纽瓦克登上入伍之路。戈尔说未确定的入伍地点给了他“一个更好的展现自我的机会”而不必作为他父亲那些事中的一部分。但也许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他的朋友，那位陆军老兵建议说在主要训练基地选择工作的余地更大。因此在一个主要训练基地附近的征兵点入伍有助于他谋得记者这份工作，当时迪克斯基地就在附近。陆军历史学家说没有任何军中的记录以支持这种说法。
但1969年8月8日，戈尔向纽瓦克军队审查与接收站报到时，这也许就是他部分想法，几天以后。经过测试和面试，他宣誓人伍。一张正式的陆军照片上，他新理的平头，眼里是迷茫和暗淡的神情，挂着一个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戈尔，艾伯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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