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01章 生来就不同凡响
艾伯特·戈尔(简称老戈尔——译者注)的儿子一出世就不同凡响。老戈尔从不轻易表现出谦卑，他表面上有种出自山村的亲民意识，骨子里却是贵族气。1948年3月31日，他盼望已久的男性继承人终于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妇产医院出生了，体重9.2磅。老戈尔夫妇当时已有一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才有了第二个孩子。这对波林尤其不易，因为生小艾伯特·阿诺德时，她已经36岁。她说：“对我们来说，这总有点像是奇迹。”而艾伯特认为，奇迹的意义还不止这些。
老戈尔早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注意到，当他在田纳西的政治对手埃斯蒂斯·基福弗生了一个女儿时，《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报道了有关的消息。于是，他开始活动，终于从该报的编辑们那里也得到了承诺。他要借助这些编辑，既庆祝他的儿子降生，又显示自己比基福弗更胜一筹。当时基福弗已经参与角逐老戈尔觊觎的参议员席位。已经当了五届众议员的老戈尔说：“如果我有了一个儿子，我要让这个喜讯刊载在它应该刊载的报纸头版上。”在4月1日《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上，有一条新闻标题，插登在“哥斯达黎加内战”和“日本火车失事”之间的左上角：“呵，戈尔先生，儿子来了——详见第一版。”艾尔·戈尔离开产院回家之前，他就已经为他父亲赢得了新闻效应。
据称，产后惟一的难题就是波林所说在为儿子起名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她喜欢传统的做法，在“艾伯特·戈尔”的名字前加上“小”字，但她的丈夫认为这对孩子会造成负担。波林说：“他坚持己见。”于是，像众议员们开会那样，他们达成了一项折衷方案：他先叫艾伯特(小的时候叫“小艾尔”)，但以后由他自己决定是否继续使用“小艾伯特”的名字。后来戈尔为了作出选择颇费了一番脑筋。他开始用“小艾伯特”，后来不用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叫“小艾伯特·戈尔”，从1987年起，39岁的戈尔作为总统候选人迫切希望转移选民对他过于年轻的关注，永远告别了“小”字。
作为从贫穷中痛苦挣扎过来的幸运者，艾伯特和波林·戈尔赋予他们儿子一种可能和期望拥有的坚如磐石的自信。在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来到华盛顿之前几十年，他们已是地道的政治伙伴，把政治当成家庭事务。全家齐心合力推动戈尔28岁当上众议员、36岁当上参议员，并且荣幸地促使他在40岁之前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是他们夫妇对于儿子的赐福。艾伯特对竞选公职充满宗教般激情，对各种问题持有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对反面意见带有道德家式的蔑视。而波林的实用主义、小心谨慎和坚忍不拔的竞争锋芒，也是显而易见的。她曾说：“我认为你对孩子的最大影响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因此，对戈尔的任何了解都要从艾伯特和波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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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的父亲艾伦·戈尔，是17世纪初来到弗吉尼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迁到了田纳西州，在该州坎伯兰河谷贫瘠的坡地上开荒种地。艾伯特在家中五个孩子里排行第三，他于1907年圣诞节第二天出生在田纳西州格兰维尔附近。艾伦在这个儿子两岁时，带着全家人和所有家当，乘坐一辆轻便马车和两辆四轮马车上迁到了史密斯县波桑·霍洛地方一个占地186英亩的农场。这里的贫穷与荒凉从地图上环绕它的各地地名——“艰难”、“挫折”、“无名”——中就能看得出来。戈尔一家贫穷但可保温饱，他们自己养鸡、生产鸡蛋和牛奶，并有剩余产品出售嫌取现金。艾伯特在他1970年的一份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相当闭塞，因此，完全靠相互帮助。”
在这些向土地讨生活的人当中，恶劣无情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坚韧的独立性和对外人的戒备心理，也使年轻的艾伯特坚定而常常是不屈不挠，相信非黑即白。他父亲的纪律是说一不二的，他父亲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一年到头，他父亲每天都是早晨4点起床，规定艾伯特与他一同起来烧火。虽然劳作繁重，艾伦·戈尔还是与波桑·霍洛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并鼓励孩子们予以关注。晚上，他在一盏煤油灯下读报，谈论他所崇敬的政治家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位伟大的平民”的亲民思想和反帝国主义行为给艾伯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艾伯特儿时的朋友科德尔·赫尔当时在众参两院工作，还曾做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书。后来，作为一名年轻有抱负的政治人物，艾伯特周日下午总是要去卡西奇政府广场，与伐木者们一起坐在树阴下聆听赫尔谈论华盛顿的事。对老戈尔来说，他是一位良师益友，老戈尔接受了赫尔倡导的自由贸易和累进税思想，当他当选众议员后，这些思想成了他自己政策主张的基石。
艾伯特的政治雄心是在上小学时被激发起来的。当时，他看到一个正在竞选州议会议员的堂兄照片贴在电线杆上和路边的树上。他后来写道：“在我孩提时代，我想像著有朝一日看到自己的照片贴在这些地方，我对这种前景着迷。”十几岁时，老戈尔拉小提琴拉得很好，已能够坐在舞池中演奏，但很快就丢掉了以音乐为业的想法，而把进入法学院作为他步入公共生活的起点。他经过一番奋斗才实现了目标。他勉强进入了田纳西大学和穆弗里波罗教师学院，但他从来没有交过超过一个学期的学费。为了攒钱，他开过卡车、当过餐馆招待、在坎伯兰山区一个只有一问教室的学校里教过课，这个地方因经营非法酿酒业而以“酒宴”闻名。
老戈尔18岁时已是一个高大健壮、长着方脸庞儿、留着棕色鬈发的英俊小伙儿，号称是本地最热情的单身汉之一。一位曾当过史密斯县学校老师的人说：“知道吗，在艾伯特上法学院之前，这个县的每一位女孩都和他约会过。”老戈尔也早就发现自己喜欢成为众所瞩目的中心。穆弗里波罗教师学院的一个同学回忆了当年老戈尔在学生创作的一出战争剧——《旅行结束》中扮演一名年轻中尉的情景。按剧情要求，他要在最后一幕死去，这位朋友回亿说：“艾伯特死得妙极了，但当大幕徐徐拉上时，他一跃而起拉开幕又死了一回。艾伯特总是这样喜欢出风头。”
老戈尔花了七年时间才完成大学学业。1932年毕业后，他来到了史密斯县的卡西奇。在那里，他第一次尝试竞选公职——学校的督导。但他竞选失利，且失去了教师的工作，于是，26岁那年又回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农场。在此之前不久，也就是20年代末，艾伦·戈尔对银行的经营状况越来越躁动不安，他把毕生积攒的8000美元都投到了几个银行里，没多久，银行破产了。当艾伯特回家时，他家过得仍比许多邻居富裕，至少抵押款已经付了，但是大萧条的蹂躏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在市场上，他看到“那些从农场领不到报酬的男人们带着衣食不保的妻儿，认识到了贫穷的真面目。当他们与我站在一起从窗台上领回支付他们全年工作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时，这些成年男子都绝望得泪流满面”。
老戈尔的时运发生了变化。当时，他那位在竞选中获胜的对手爱德华·李·赫法恩斯就职几个月后就病入膏肓，临终前，他向县议会推荐老戈尔继任他的职位。来自竞争对手的意外礼物对老戈尔来说是个重大事件。在以后的40年里，他从来没有对竞选对手进行过人身攻击。现在，有了资助他接受合法教育的途径，他在纳什维尔上了一所法律夜校。在那三年里，他白天要做监导工作，每周三个晚上要驱车往来100多英里到卡西奇去上课。不久的一天深夜，他于回家途中在安德鲁·杰克逊旅馆歇息，喝点咖啡，结识了那里的一位离了婚的女招待，即21岁的波林·拉丰。
在1930年杰克逊高中的年刊《闲谈者》里，波林将“让自己的丈夫幸福”列为人生目标。不论这一表白是一种嬉戏的调笑，还是试图提供一种能让世人接受的答案，它决没有反映她真实的抱负。对波林来说，未来不是待在家里或出去工作的问题，而是她可能到多远的地方去工作的问题。许多年以后，她说：“我没有想过当护士，也没有想过当教师。我不想做大多数妇女所做的事儿。”
她看来别无选择。其父母沃尔特和莫德·拉丰夫妇都是阿肯色州人，他们在帕默斯维尔附近的十字路口开了一家综合商店，帕默斯维尔位于田纳西州西北部的肯塔基公路以南。波林12岁时，沃尔特的右肘因感染而不能活动并丧失了工作能力。依靠他们家在韦克利县的政治关系，沃尔特在杰克逊的州级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弄到了一份差事，往南55英里是麦迪逊县。拉丰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孩子将家搬到了杨树街一座简朴的房子里，他们经常接待寄宿者以赚些额外的钱。波林将她的许多青春时光花在了做饭、洗衣和照顾生来就失明的妹妹塞尔玛上。当波林的父母拼命地东拼西凑以维持生计时，她的弟妹们把她看成精神支柱。她的一个弟弟，现已退休的麦迪逊县巡回法院的法官惠特·拉丰说：“她是这个家的核心，她总是有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她可能比任何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有勇气和力量。我也不知道她的精神来自何方。”
波林十几岁时的第一次婚姻主要是为了摆脱贫困，但它只维持了不到一年。波林带着塞尔玛上联合学院，那是位于杰克逊的一座小型教会学校。在该校的两年里，她一边做着自己的功课，一边还要帮妹妹整理笔记，读作业给她听。为了交学费，她到政府广场上的一个茶室当女招待。波林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她学法律的强烈愿望源自少年时的经历，当母亲在阿肯色州与其家族发生争执而失去土地时，她只能无能为力地于瞪眼。但惠特·拉丰说波林的这一回亿简直就是“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她选择学习法律是因为，那是离开杰克逊最便捷、最有把握的一条路。她从“扶轮国际社”(Rotaryclub)分社借了200美元去了纳什维尔，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个住处，进入范德比尔特法学院学习。她早晨乘电车去上课，晚上要及时赶到安德鲁·杰克逊旅馆上夜班。她是1936年毕业班上的孤寂女性，她的同学们至今还记得她那明亮的蓝眼睛和严肃的举止。亨利·科思是她的同班同学，在学校的模拟法庭上曾是她的辩论对手，他说她让他想起年轻时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科恩说：“她要的是结果，她不喜欢半途而废。”
波林发现她招待的那位深夜来客很有魅力，如果用她那严肃的标准来衡量则有点太谨小慎微。波林说：“他那时很严肃，无论我们应邀参加多么有趣的聚会，我都不能让他提起兴趣放下他的正经事。这是当时最令我烦恼的事。”毕业以后，他们都从事律师职业，但分居了一段时间。1936年，波林去了阿肯色州特克萨卡纳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这是当时少有的聘用女职员的机构之一；艾伯特去了州政府的下属机构工作。那年，戈登·布朗宁当选州长。具有改革思想的民主党人老戈尔曾在一次没有获胜的参议员竞选中为其工作过，这次被戈登州长任命为该州劳工署署长。
波林在特克萨卡纳工作不到一年，她把这段日子称之为“灾难”。她受雇于范德比尔特法学院的校友伯特·拉里，也是因为她的自身经历，她开始为他们那只有两个职员的新事务所受理离婚案件。然而七个月以后，她突然回到了纳什维尔。她说她准备与艾伯特结婚，帮助他从政。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多年来从未公开谈到的，那就是拉里对她的性骚扰(拉里1984年去世。他的儿子兰斯——俄克拉荷马州的律师说，这根本不像是他父亲的行为)。
也许是她的家花不起太多的钱，或是因为她是个离了婚的人，而艾伯特是一位州政府阁员，她与老戈尔的婚礼简朴而不落俗套。1937年5月15日，在肯塔基州汤普金斯韦尔坐落在州边界线上的一间法官议事厅里，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他们的结婚证书上标注着“不公布”的字样，这意味着结婚的消息不在当地报纸上披露。八个月以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南希·拉丰·戈尔出生了。
波林·戈尔认为，她并没有放弃她的雄心壮志，但已把她对自己的职业追求变成了对丈夫攀登权力宝座的支持，以获得更大的回报。她说：“我不光是对他寄予厚望，自己也雄心勃勃。”1938年初，当该州第四区的在职众议员J·里德利·米切尔决定竞选参议员时，艾伯特赢来了第一个晋升的机会。
老戈尔辞去了在布朗宁内阁的职务，凑了几千美元，其中一部分是抵押他自己的一个小农场的钱。他在竞选中并非明显领先。其他五位候选人都泡在民主党预选区，而老戈尔则偏爱探讨互惠贸易问题。在6月份一个闷热的晚上，在芬特雷斯县议会大楼里的一次演讲会途中，老戈尔注意到有个人拿着小提琴从中间过道里走来，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拿着吉他，一个拿着班卓琴。头一个人冲着老戈尔说：“喂，艾伯特，给我们拉一曲吧。”他显然宁愿老戈尔是个十几岁的广场舞会演奏神童而非候选人。坐在前排的波林做了一个明确的动作表示“不要做”，她认为这种表演不会让他成为一名众议员候选人。老戈尔也感到矛盾，但他知道成败仗关的是什么。他告诉观众，竞选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他已抵押了他家的房子。他和他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们投他的票，他就为他们演奏一曲《草垛里的火鸡》。人们急切地希望听到比贸易平衡之类的话题更轻松抒情的东西，于是就答应了。
老戈尔不顾波林的反对带着他的小提琴参加他余下的竞选，将政治与音乐糅合在一起。他赢得了预选，在到处都是共和党人但没有听说他们赢得过普选的田纳西州，那就如同赢得了大选一样令人高兴。1939年1月，31岁的老戈尔正式担任州众议员，走上了通往众议院的道路。尽管老戈尔遵从了政治的戏剧性要求，但仍处于矛盾状态，有时几乎是不屑一顾。20年后，他曾这样说：“我已成了南方政客的样子，我能讲好故事，能拉小提琴，能与集会的人群欢闹。”但那种风格决没有反映出老戈尔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他自认为是一位超越粗俗政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作为一个“新掮客”，他很快以其广泛的独立性在华盛顿赢得了声望。作为一个新人，他与共和党议员一起迅速否决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投资8亿美元的公共住房项目，他要求为其选区每个县的交易会拨款5000美元，撤消了一位纽约众议员要求为纽约世界交易会提供100万美元投资的提案。他反问道：“为什么我的莱巴农、田纳西和骡子节不该有权利分得一杯羹？”
由于着眼于参议院的议席，老戈尔谨慎地对待州内的公共利益问题，支持资助像田纳西流域管理机构(TVA)这样大的政府项目。当田纳西人纷纷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想方设法和他们一道去。作为曾经诞生过阿尔文。约克的田纳西谷地之子，他在1943年放弃了众议员的入伍豁免权参了军。罗斯福请求他留在众议院，但他后来还是于1945年作为军事检察官在法国服役了几个月。
1948年，老戈尔准备采取行动，但受欢迎的埃斯蒂斯·基福弗先他一步投入了竞选。所以，他瞄准了下一个可行的目标。年事已高的肯尼思·麦凯勒被提名在1952年再度竞选。这位参议院的“老顽固”已近80岁，原指望他在第六任期届满后退休，但他竟然变卦了。挑战麦凯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意味着要同他那强有力的支持者——孟菲斯的政治后台爱德华·克伦普较量。虽然1948年基福弗的胜选已削弱了本州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但克伦普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能够在孟菲斯和谢尔比县周边地区赢得绝对多数，而挑战者则在本州的其他地方分走选票。但老戈尔已厌倦了众议院，他决心已定：认为成败在此一举。
带着尚在松袱中、年仅一岁的戈尔，老戈尔夫妇收拾了他们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住所，回到了卡西奇，重新住进了竞选时期他们曾住过的渔夫街上那栋有白色护栏的房子。麦凯勒拒绝放弃竞选使他的高龄在竞选中成为问题，老戈尔的支持者要求他利用这一点，但艾伯特不愿意。他在给伯纳德·巴鲁克的信中说：“我现在的策略是避免进行任何攻击，而在提到他时使用赞美之辞，谈及他的履历时总是用过去时。”
麦凯勒到处宣扬他的资深与功高——他作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帮助家乡建造了道路、水坝、办公楼和电厂。他在州里四处散发写着“想着伐木者，为麦凯勒投票”的招贴画。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卖点，波林作出令人难忘的反应。老戈尔回忆道：“星期六夜里，我和夫人在经过一天艰苦的竞选之后回到家，她收拾好餐桌，冲了一壶咖啡，对我说：‘喂，艾伯特，坐这儿。’于是，我们写打油诗、韵律诗和谜语，最后，我们想出了一句我们觉得对我们有用的话——‘想得到更多，为戈尔(指老戈尔——译者注)投票’。”他赞赏她回敬的这句话，把它贴在每一处他们能发现的麦凯勒的招贴画边上。在民主党的初选中，他们以九万张选票击败了麦凯勒。
老戈尔认为，政府是经济公正的保护者，应堵塞特权者的税收漏洞，而将钱慷慨地花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钱那样治愈贫穷。”因不忍心再看到农民行进在艰难的道路上到市场上去卖粮，他想到他在军中服役期间，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行军，因此，他成为参议院1956年通过的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网法案的两个提案人之一。八年以后，他又帮助牧民在参议院通过了第一个医疗保障提案。
老戈尔最突出的形象是他率先公开反对越南战争。但他在其他日常政治斗争问题如民权问题上，采取了谨慎、温和的方针。’按照迪克西的标准，他是一个危险的革新分子，是种族隔离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但他从来没有置身于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他时常为自己在民权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懊悔。多年后，他儿子以几乎相似的方式，对自己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没有在环境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示自责。他退休后曾写道：“在这一事业中也许有过一些政治‘英雄’，但即使有，也很少能在南部的白人政治家中发现，我知道我不可能把自己包括在内。”1952年，他首次作为参议员候选人，将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并尽可能不让种族主义无事生非”。
老戈尔对种族歧视并不缺乏切身体会。在从田纳西去华盛顿的路上，由于带着南希和艾尔的黑人保姆奥西·贝尔，他们一家到旅店投宿通常都遭到拒绝。直到车行了将近一半的路程时，老戈尔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纳他们的旅店，但条件是他们在天黑以后人住。因此，他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南方需要变革：1956年，他(与他那位雄心勃勃的田纳西同事埃斯蒂斯·基福弗一道)拒绝在斯特罗姆·瑟蒙德的所谓“南方宣言”上签字，该宣言鼓动南方各州公然反对联邦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命令。当瑟蒙德在参议院议席上把宣言文本递给老戈尔时，老戈尔说：“见鬼，我不干。”他的声音大得足以让旁听席上的记者听到。
但他就民权发展问题给予选民的信息却是混乱的。1954年，当最高法院的布朗教育委员会的决定否决了关于公共种族隔离中“隔离但是平等”的条文时，老戈尔给一位选民写信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赞成最高法院作出决定所依据的理由……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法院的决定毕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最高法院作出的，不能根本就不予理睬。”
1957年，他投票赞成民权法案。该法案寻求扩大司法部长处理选举权案件的权力，但只有在一项旨在减少其影响的修正法案得以通过后才能生效。他还参加了一些令人不大相信的联盟。1958年，他支持老牌的种族隔离分子布福德·埃林顿竞选田纳西州州长，以换取其对他1960年竞选总统或副总统的支持。1964年，随着又一次大选的临近，他反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权法，因为他认为该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限过大。他致信费斯克大学教区主持牧师劳伦斯·琼斯说：“虽然我知道渐进主义现在遭到许多人谴责，但我坚信容忍、时间、耐心和教育是最终解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但当即将退休时，他承认仅有经济发展和教育是不够的。1965年和1968年，他支持保障选举权和开放式居住的反歧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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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艾尔·戈尔在进入国会时就努力塑造自己的政治特性，但他父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他1992年关于环境的《地球的平衡》一书清晰地反映出名戈尔对地球生态健康的关心。“我感到世界的基本问题是恢复和保持土壤的肥力，”老戈尔在其1951年中东之行后这样写道。“数百年来的过度放牧、过度种殖、土地开垦导致数百万人正处于饥饿的边缘。”
跟他的儿子一样，老戈尔是个好为人师和卖弄技术的人。艾尔·戈尔支持信息时代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他父亲的想像力则受制于他那个时代领先的核能技术。他帮助解决了给予田纳西州橡树岭实试室的秘密拨款，是它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50年代，他关于核战争的一些想法时不时发生英明其妙的逆转。1951年，他向亨利·杜鲁门建议：将狭长的朝鲜半岛变成一个原子死亡地带，因为散播放射性物质对北朝鲜和中国军队来说“意味着死亡或逐渐致畸”。
但老戈尔也意识到军备竞赛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军控委员会主席，他领导进行了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谈判与批准活动。他称之为“奔向核火山顶的竞赛”，警告说新一代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MIRVs)代表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危险升级”。80年代初，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推动发展单弹头的迷你型“侏儒”导弹以取代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
戈尔父子对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在城市和北方地区失利有一种莫大的挫折感。老戈尔1952年曾对巴鲁克抱怨说，在杜鲁门的领导下，民主党一味地迎合黑人和白人少数民族，如同他原来所说，迎合“哈莱姆(美国纽约一个黑人聚集区)和汉姆特里密基斯(底特律郊区一个波兰裔美国人聚集区)”。他如此写道：“只有迎合东部和北部的那些极端主义者们才能得到提名。”1984年，民主党对于像袄尔特·蒙代尔这类自由主义者的偏爱促使戈尔参与发起了中间派的“民主党领袖协会”。
老戈尔还将保守的公众形象传给了儿子，如今这在新闻报道中被称为“呆板”。在田纳西的老家，老戈尔在竞选集会上先是谦卑地鞠躬，然后才发表他那令人振奋的国庆节讲话。而在华盛顿，特别是当他要在参议院立足，他的这种风格就显得太一本正经和老气横秋了。威廉·怀特1956年的一番描述原本一直是评说下一代参议员戈尔。当时，他将老戈尔称做“印象里中学时班上最聪明、品行最端正的那个小男孩——但他因此常在同学中不受青睐。他极具才能又满腔热忱，但相当缺乏有助于其事业的与同伴们自然地随意交往的特质”。在俱乐部般热闹的参议院，老戈尔是一位离群索居的人物，他那“神学院学生式的蓝色”西服和有节制的生活习惯(不吸烟、少喝酒和天天在参议院游泳池里游泳)，使他有一股“经受过强烈的布道式说教”的气息。“艾伯特·戈尔是一个有点难以理解的人，”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乔治·斯马瑟斯这样说，“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不易亲近。”
50年代，在老戈尔就民权议案投票之后，民主党南方核心小组就回避他，甚至连他的一些天然盟友也发觉他很难处、很固执，认为他对标榜原则有着不切实际的爱好。当萨金特·施赖弗正试图为“和平队”(最早依赖南希·戈尔为其在华盛顿的职员)寻求立法上的支持，休伯特·汉弗莱对萨金特·施赖弗有过这样的告诫：
艾伯特是个孤独的人。艾伯特是个不合群的人。因此，他需要一些爱。
我要你们“和平队”所有的人都去关爱艾伯特。到他的办公室去，恭恭敬
敬地坐下来，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等你们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给他打
个电话，感谢他说的每一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不在乎他
那可爱的女儿在“和平队”里是否干事，艾伯特是个非常独立的人，这是
你要确保他投赞成票而必须去做的一点。
老戈尔的自行其是激怒了约翰·肯尼迪，他是老戈尔在参议院中仅有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1963年，当老戈尔反对肯尼迪的削减税收法案时，肯尼迪咆哮道：“艾伯特·戈尔想干什么？”)，而且惹恼了林登·约翰逊这位最终拍扳人。他们两位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吵翻之前许多年，早就相互使绊儿了。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约翰逊一开始就把老戈尔撇出了他想要的财政委员会成员的人选之列。而老戈尔于1960年也曾试图利用参议员自由派去限制约翰逊作为多数党领袖的权力，但是没有成功；1961年初，他还激烈反对约翰逊以副总统身份主持参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
50年代，老戈尔渴望得到提升，但常常发现自己远要逊色于两个更具活力的田纳西对手，即州长弗兰克·克莱门特和他那位参议院同事基福弗。三人都是南方温和派中的新生代先锋，而且都是雄心勃勃。老戈尔是一位有造诣的演说家，但与“坎伯兰的男孩雄辩家”克莱门特不是一类。他也缺乏基福弗那种往上爬的技巧，也没有他那种与选民之间的和睦关系。曾对这两个人都做过报道的《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前记者兼编辑韦恩·惠特说：
两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位老农跑来问基福弗对联合国接纳红色
中国有何看法，基福弗会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老农又跑去问艾
伯特·戈尔同样的问题，艾伯特给他上了30分钟的课。老农回到家里，告
诉他的妻子说：“那个埃斯蒂斯·基福弗可能是我见过的最精明的人，瞧，
他反问我对让红色中国重返联合国有什么看法。”
由于在经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就有组织犯罪问题发表看法，基福弗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使他一跃而为1952年民主党总统提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而老戈尔关注的是一些至关重要但往往又是政治效果较低的问题，如贸易和税收问题。“如果他确实有当总统的抱负，他自己就是他最糟糕的敌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埃里克·塞瓦赖德说。“他没有公众意识或者说没有吸引公众的办法。”
老戈尔认为，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要赢得总统提名简直是不可能的，但他却在1956年又觊觎副总统职位。在与阿德莱·史蒂文森在芝加哥饭店的套房里晤谈后，他马上放出风来说他是史蒂文森选择的竞选搭档。但当史蒂文森把这一选择交给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竞争时，老戈尔忙不迭地去寻找支持。乔治·里迪是约翰逊的前助手，他记得看见艾伯特是那样的狂躁以致他第一次认不出来他了。“一个男人冲我们跑过来……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正振振有词地像是说什么‘林登在哪儿？林登在哪儿？阿德莱让公开竞争，我觉得只要我能得到得克萨斯的……我能赢得这个机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被勃勃野心折腾得如此完全疯狂的样子。这在表面上已经改变了他的形象。”
老戈尔发现他自己在与基福弗和约翰·肯尼迪竞争，第一次投票以后落在他们两位的后面。虽然基福弗得到了州里为民主党把持的报纸《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支持，老戈尔仍固执地坚持要与他竞争。艾伯特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他像一位政治家那样支持了他的伙伴田纳西人基福弗以阻止肯尼迪获胜。但前《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基福弗的传记作者查尔斯·方廷纳说，报刊发行人西利曼·埃文斯对老戈尔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放弃竞选。方廷纳说：“埃文斯告诉他如果他不退出竞选，《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也不会支持他当捕狗员。”于是，老戈尔前往众议院，向基福弗让出了他的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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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的儿子一样，老戈尔喜欢由于自己品行好而获得的“童子军”名声。但与他儿子的情况一样，这个称号掩饰了他形象中部分不受欢迎的地方。他与商人阿曼德·哈默之间长期互利的关系尽管当时并不违法，但却引出了事关其判断力的严重问题。这位石油公司的经理、艺术收藏家和慈善家曾资助了癌症研究，增进了美苏之间的和平关系，而这一切近年来却被揭露为一个骗局。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1996年出版的《档案》一书将大多数联邦调查局的卷宗和其他文件予以揭秘，其中透露，哈默这位第一个与苏联做生意的西方人，所做的事实上远比这要多：他20年代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由列宁指定作为共产党获取美国资本主义资源的官方“渠道”。哈默作为苏联的信使为苏联洗钱并帮助征募间谍。
艾伯特·戈尔对此知道多少不得而知。但至少有20年，他是华盛顿几个向哈默敞开大门的议员(其中有纽约州的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詹姆斯·罗斯福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之一。他们共同的影响可能就是帮助哈默在那段反共产主义的审查中免遭大麻烦。50年代初期，这两个人在田纳西的家畜拍卖会上见面，很快相处得很好。两人饲养并出售纯种的黑色安格斯牛，他们的合伙关系一直持续到60年代后期。
自1940年开始，老戈尔一直是史密斯县的牛场主，他从众议员到参议员地位不断上升，使他的生意也受益不小。在戈尔家庭农场举办的拍卖会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交事件，有时竟招来这样一些买主：他们对活畜没什么兴趣，但却乐于讨好一位有影响的参议员。在1958年9月13日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在建筑和造船界很活跃的纽约商人塞西尔·沃尔夫森出资1.1万美元买了10头牛。那天的另一位客人是来自弗吉尼亚的食品批销商莫尼特，他的饮食公司曾向军方出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食品，这一次带着受聘于他的纽约“扬基队”前明星乔·迪马杰奥，据沃尔夫森说是“要设法敲开军方的大门”。那天，莫尼特买了多少头牛不得而知，但就连10岁的艾尔也成了对他父亲的话畜有极大兴趣的受益者，他把父亲送给他饲养的一头牛卖给莫尼特，赚了751美元。吉米·戈尔是他的堂兄，小时候到农场来玩过几次，他说戈尔通过在暑假里饲养和出售活畜挣了几千美元，他把钱存起来以便上大学时用。
艾伯特与哈默的联合投资很有限。净收益通常也不大，据1964年底的结算统计，两人分得8425美元。四年以后，合伙关系结束，在除去费用后，两人只有907.96美元可分。但对两人来说真正的收益并不是钱。哈默的存在吸引了其他一些客户，使戈尔家的所有家畜生意收入大增。1963年销售额达8.6万美元，在这之后，老戈尔给哈默写信表示感谢：“你通过让人花钱买好牲畜给予我们很大帮助。”
当然，对哈默来说，一位美国参议员长久的善意是有利条件。老戈尔以他朋友的名义行事是有限的，但由于牲畜生意火爆，他对哈默和他的西方石油公司给予了一连串的支持。有些是小恩小惠，如通过国会图书馆弄到一些珍本书籍。而其他方面的帮助则是巨大的，如绕过司法部的反对派，让一位有资格的联邦调查局职员在一宗涉及西方石油公司的民事诉讼案中作证。“显然，你的说服力比我们的律师大得多。”哈默以感激的口吻说道。
1970年，当老戈尔失去参议院的席位时，他们一家与哈默的联系并没有断。两年后，老戈尔这个大商人的死对头却进入哈默的煤炭附属公司——克里克岛公司，当了年薪6位数的主席。1976年，也就是在他提出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丑闻中的非法竞选献金案有罪之后一年，哈默及其家人和他的雇员们承诺支持艾尔·戈尔从政，使他开始了第一次众议员竞选。当戈尔在国会里抨击环境每况愈下时，克里克岛公司正经常性地大肆进行违法活动，包括在老戈尔的眼皮底下进行掠夺性的开采。老戈尔对他某些被视为出卖的行为没有做任何道歉。“由于我失去参议员职位转于畜牧业，”他说，“我决定到草肥水美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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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孤傲的艾伯特怠慢的人，常常发现能在波林那里得到些许安慰。“他不像她那么善解人意，”南希·戈尔在范德比尔特学院的同学南希·弗莱明这么说，她一直是戈尔家的好朋友。“如果他感到被抛弃了，他就不会与现实保持联系。对我来说，他是雾中人，漂亮而没有真实感。”波林注视着议会政治的日常细节——谁在下一程的旅程中需要按摩，某个支持者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儿名字，如何才能弥合分歧和扭转窘境。为缓和艾伯特锋芒毕露的印象，她培养起自己与华盛顿记者们——如《华盛顿明星报》的社会专栏编辑贝蒂。比尔的交情。曾在戈尔的参议院班底中工作过的亚特兰大律师特德·布朗说过：“波林·戈尔是戈尔家中政治上最敏锐的一个，比她丈夫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谨慎地施加影响，以一种温柔、优雅的女性形象小心地发挥着传统政治夫人的作用。但出乎公众意料的是，她的朋友说老戈尔的许多决策，无论大小，都有她的印记。1965年初，吉尔伯特·“巴蒂”·梅里特这位28岁、有政治关系网的纳什维尔律师在大学里曾唐突地约会过南希，这次对升任美国纳什维尔的大律师职务感兴趣，但老戈尔在信中以他太年轻为由拒绝了他，艾伯特说：“老弟，我正在物色某个头发已有些灰白了的人。”
那天晚上，老戈尔在饭桌上提起他已拒绝了梅里特，抬头看着波林想得到她的肯定。然而，她问道：“你记得你28岁时在做什么吗？”艾伯特回答说他是史密斯县的学校总监。“我想他对美国律师的了解要比你当时对学校总监知道的多得多，”她说道。第二天，老戈尔告诉梅里特，现在想推荐他去担任联邦法官一职。
她比艾伯特更喜欢华盛顿的社交生活，有时也为她丈夫反对社交行为而感到痛惜。“我在凌晨2点离开时，聚会活动还在浓烈的气氛中进行，”1958年她在一次聚会后写信给南希这样说，“所幸的是爸爸在田纳西，否则聚合早在11点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她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待得太久，她会感到不安。即使是暑期在家里的农场里，这段议会休会无事缠身的日子也变成了举行各种热闹活动的日子，就像她在写给她的朋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凯蒂·洛凯姆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我在农场里宴请田纳西中部安格斯饲养人协会成员，为300人准备了
午餐。我街对面的邻居前天生了个孩子，隔壁邻居刚动了手术，我去拜
访了他们并给他们送去了饭……如果过去总是这样我可能会烦，可现在
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我喜欢这样。我已经得到了真正的放松。
如同艾伯特所受影响一样，在贫穷中成长的经历在波林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她享受富足的生活，但总是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她的许多衣服是自己做的，与她每年一次从纽约买来的衣服搭配着穿；她给艾尔穿的是他表兄穿过的旧衣裤。1960年冬天，她离开华盛顿去家庭农场，亲自监督盖新房子。这座楼房很时髦，错层式建筑，共六个卧室，建在卡内河边的一个悬崖顶上，气派之势在史密斯县显得格格不入。但老戈尔夫妇把它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家乡的一份贡献：外部的大理石来自于诺克斯维尔采石场，内部装修用的是本地木材——灰胡桃木、栗木和杉木。
艾伯特梦想着儿子有朝一日成为总统，但正是波林在努力确保这一梦想的实现不受任何妨碍。当1976年戈尔第一次竞选众议员时，波林在幕后起了关键性作用，她调动起自己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熟人支持他儿子竞选。历史学家詹姆斯·加德纳也是范德比尔特学院毕业的学生，他至今还记得在竞选之初曾在戈尔家农场待了一天，为了一个历史节目口头采访过老戈尔。这位参议员为他儿子获得竞选人资格感到激动，但只有波林提出了实实在在的忠告。“她告诉他谁是他需要在任何他感兴趣的情况下去交谈的人，”加德纳这样说。朋友们说，她在爱恋并敬慕艾伯特的同时，也发现他那狭隘偏执的思想方式令人沮丧，她鼓励儿子采取更灵活、更务实而且必要时也敢斗的策略。早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在衣阿华州的一次候选人座谈会之前，她递给儿子一张只有三个词的纸条：“微笑、松弛、进攻。”看到儿子事业进步，她像一个培育了前途看好的运动员教练一样，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训练了他们两人，”她喜欢说起她生命中这两个政治人物，“而且我为儿子所做的要比为丈夫所做的更好。”
她也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直觉看法的女人，她本能地知道戈尔在政治中可以信任谁、应该避开谁。在她儿子成为副总统之前几年，她感到要避开的正是比尔·克林顿。“她认为他是个道德不好的人，”詹姆斯·弗莱明说。他是纳什维尔的一名医生，也是戈尔家的老朋友。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与戈尔和他的姐夫弗兰克·亨格站在戈尔家的客厅里，一起谈论著阿肯色州的州长，当时这位州长刚刚结束对纳什维尔的访问。不管什么原因，弗莱明说：“她看着她的儿子说，‘比尔·克林顿不是一个好人，别与他走得太近’。”
如今，波林虽然因为中风和心脏病而行动迟缓，但她仍是一位热心的监护人。对于揭露所有她认为敌视其事业的人，她从不迟疑。“不要再说我的孩子古板！”数年前，在一次晚宴上看见喜剧演员马克·拉塞尔时，她这样告诫他，“难道你不知道好品行与其他行为间的区别吗？”
艾尔·戈尔所知关于母亲早年的艰难、她失败的婚姻、她初当律师时遭受性骚扰，以及那些痛苦的经历是如何形成他自己的情感特征等，都难以确知。一次，在参议院就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所进行的辩论中，艾尔·戈尔对阿妮塔·希尔多年来一直对她在“就业平等委员会”中的上司——托马斯敢怒不敢言的做法明确表示同情。“为什么一位妇女将这样的不快深藏不露这件事如此令人震惊？一位妇女宁愿保持沉默而不去与一个远为有权有势也更可伯的对手抗争以免毁了她正在上升的事业，为什么这件事如此令人惊讶？……为什么其他各种屈辱的受害者仍长期保持沉默？”
戈尔对此的回答是，那些记忆简直太痛苦，只有在别无选择之时才可公之于世。他说：“这相当简单，既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
众所周知，艾尔·戈尔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享有特权和优厚的物质待遇环境里。那在大萧条时期两个孩子的奋斗经历赋予了戈尔强烈的自信与使命感。就戈尔个人而言，那些同样也是得自父母的礼物却让他付出了沉重的情感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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