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一个真实的戴安娜 > 第八章 媒体：双刃之剑
一、媒体梦魇（1）
戴安娜作为英国王室成员，有着引人注目的美丽外表和活跃于上流社会的交际手腕，几乎注定永远是媒体的焦点。她自从与查尔斯王子谈恋爱开始，便受到了媒体的疯狂追踪。她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在葬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女孩子，父母起的名字是古狩猎女神，最后却成为了现代社会最受围剿的一个人。”
戴安娜自嫁入王室后的光彩与痛苦，都与媒体的镁光灯和报纸杂志等分不开。媒体的宣扬成就了一个名扬天下的戴安娜王妃，戴安娜也反过来借助媒体公布她宫廷生活中痛苦的一面。正因为有了媒体的疯狂报道，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经不起丑闻的冲击。但有了媒体的热心报道，戴安娜的慈善工作才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她也在“帕帕拉奇”的追逐中撞向巴黎车道的柱子而不治去世。
芳魂已逝，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媒体，对于戴安娜而言，是一座舞台，也是一座祭坛，是一面无所不在的哈哈镜。所有美好的与称得上美好的东西都被无限地扩大、美好；所有丑恶的或不那么干净的东西，也被媒体无限地扩大、丑化。
在媒体的旋涡中，戴安娜摇摇摆摆跌跌撞撞。虽然她试图利用媒体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但最终她仍被媒体追拍，直到意外发生。
1980年，自从戴安娜与查尔斯在一起被记者发现，她自由的个人生活告以结束。一帮记者昼夜等候在她的寓所外；另一帮记者则在戴安娜工作的幼儿园纠缠。有一次，她无奈同意拍照，条件是不许摄影师以后再来骚扰。(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幸的是，拍照那天下午阳光从戴安娜的身后射了过来，她修长的长腿透过薄质棉裙子清晰可见。查尔斯对此不太高兴说：“我知道你的小腿很美，但你有必要让每个人都看见它吗?”
戴安娜发现了与王储恋爱的巨大代价———她已经暴露在媒体的追踪之下。
有人天还没有亮就给她打电话，请她谈谈报纸上的报道。但她又不敢把公共电话的插销拔掉，怕的是夜晚朋友们打不进来。
每当她驾驶自己那辆很有特色的红色汽车外出时，新闻记者蜂拥而至，尾随其后。戴安娜从不失态，彬彬有礼，但当他们无休止地追问她对王储的感情时，戴安娜不置可否。她的美丽纯洁与端庄举止，很快赢得了公众的心。人人皆视她为理想的太子妃人选。
但在媒体的种种压力下，戴安娜无法承爱，只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白金汉宫无法帮她，王子查尔斯似乎更关心卡米拉·帕克·鲍尔斯。
1980年11月16日，《星期日镜报》头版消息透露，10天前，查尔斯与戴安娜秘密登上王室专列，列车停在威尔特郡斯塔给顿一条岔道上过夜，戴安娜在车上呆了几个小时。
暗示再明显不过。众望所归的纯洁无瑕的戴安娜，居然在暮色重重的掩护下和王子暗渡陈仓，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戴安娜深感困窘，这莫名的丑闻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温莎王室的反应则非常迅速。
女王的新闻秘书致函《星期日镜报》总编辑鲍勃·爱德华，严正抗议该报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并且要求在最短时间内于报纸显著位置刊登书面道歉。鲍勃·爱德华则再三审核消息后声明绝非虚构。
戴安娜自己则坚持说一整晚都与3个室友安妮、卡罗琳和弗吉尼亚在一起，她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早早就睡下；前晚她出席玛格丽特公主举办的晚会，这会儿还感到很累，她不想去任何地方，而且也的确没有走出过这幢公寓。
戴安娜的室友们发誓赌咒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这场丑闻或者说闹剧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时的真相尚未明了，后来人们才发现那个在夜色中登上王子专列的不是戴安娜，而是卡米拉。戴安娜并不知晓，她只是为媒体的无中生有而厌烦、痛苦。她也没有意识到，媒介已经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任何蛛丝马迹都会被聚光灯加倍放大于大众前。
从她成为查尔斯未婚妻那一刻起，这一切已经开始了。
她的母亲弗朗西丝·尚德·基德出面帮助她的小女儿。1980年12月上旬她写信给《泰晤士报》， 指责他们关于戴安娜的谎言与她给带来的困扰。
她的信促使60名国会议员起草了一项议案，“对新闻媒介这样对待戴安娜·斯宾塞女士的方式表示遗憾”，并且导致编辑们和新闻理事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尽管如此，对柯尔赫恩街的包围仍然继续着。
在新闻界的包围中，戴安娜和她的室友们像是玩追猎的游戏。
有一次，戴安娜要与查尔斯在布罗德兰兹会面，她将床单撕成条，接成布绳，把自己的皮箱从厨房的窗户缒下，得以逃避等候在门外的记者们的注意。还有一次，她只得爬上垃圾箱，从一个商店的安全口逃走。还有一次她和卡罗琳扔下她的汽车，跳上一辆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来躲避几个摄影记者。后来这辆公共汽车因交通拥挤而受阻，她们跳下来，从附近的拉塞尔和布朗姆利鞋店穿了过去。“那回真有意思，”卡罗琳说，“就像在伦敦市中心用警犬进行追捕。”
为了和查尔斯约会，戴安娜和卡罗琳还和记者们玩起了小小的花招：
先由卡罗琳开着戴安娜的车引开新闻记者的追踪，然后，戴安娜再从寓所出来，从另一方向溜掉。
就连戴安娜的外祖母也加入到帮助戴安娜逃避跟踪的行列中。1980年过完圣诞节后，戴安娜去桑德林汉姆过新年，她把她那辆引人注意的梅特罗牌汽车停在肯辛顿宫外，而她外祖母那辆银色的大众高尔夫牌汽车也正等在那里。她坐外祖母的汽车悄然离去，着实骗了记者一回。
逃避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了，谁也不会觉得这种游戏好玩。大多数场合下，查尔斯与戴安娜仍在公共场合里微笑面对镜头，很友好地回答记者提问。
1981年7月29日的世纪婚礼，可以说是媒体与新婚夫妇的完美合作。那让众人回味不已的露台之吻，正是他们所要表演给世界看的“童话”。美丽的东西谁不爱看，人们不满足这些，窥私欲没有满足的时候。
从蜜月中回来，戴安娜发现自己仍旧置身于媒体的包围中。新闻界盯住她不放，在公共场合的露面对她而言是严峻的考验。她发现在媒体和公众的眼中，她已经成为了另一个被无限扩大的威尔士王妃。这个曾经辍学的中学生经历了一个被新闻界和公众神圣化的过程。她的平凡被加以赞扬，像亲自开车门或买一袋糖果这样的日常琐事也被作为她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太子妃的证明。人人都受到了感染，连那年秋天在巴尔莫勒尔的王室客人们也是如此。戴安娜深深地感到困惑。
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包括报纸编辑在内，都被“戴安娜王太子妃现象”弄得措手不及。他们的读者总是不满足对关于戴安娜的新闻报道，她的照片出现在每本杂志的封面上；她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引起议论；每一个曾经认识她的人都被设法找到，由永远不断挖掘秘密的新闻媒体前往采访。
一、媒体梦魇（2）
戴安娜羞涩的天性并未被克服，她习惯于戴宽边礼服，并经常盯自己的脚看。如果她必须走向人群，她会走向人群中的孩子们。她在慢慢习惯于成为公众人物。查尔斯则懊恼地发现人们对他的妻子显然更有兴趣。
他并非有虚荣心，但他发觉，如果在他俩出席同一个集会时他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完全被对戴安娜着迷的报纸和电视台忽视了。
戴安娜则在恐慌中摸索着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在学校时，她不会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不会主动朗读课文，只肯出演没有台词的小角色。她尽量避免别人的注意。而今日，所有的摄像机都对准了她，耳聪口快、反应灵敏的记者则捕捉着她的一言一行，挖掘出新闻素材。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试着如何说话，如何处事，如何记住别人的姓名。她自己说她用了6年时间才适应这些。
幸运的是，摄像机似乎与这位王室封面女郎有缘———不管内心多么紧张，她那亲切的微笑，落落大方、质朴自然的表情总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
1982年2月，威尔士夫妇在巴哈马群岛度假。不幸的是，有两家报纸了解到他们旅行的目的地，并一直跟他们上了温德米尔小岛。记者抓拍到了怀有5个月身孕的戴安娜穿着比基尼躺在海滩上的照片。查尔斯大发雷霆，女王也非常生气，称之为“英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也许这件事的发生，标志着媒体挖掘王室隐私已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
戴安娜刚被媒体捧为童话王妃，圣洁天使，马上就发现了媒体具有翻云覆雨的本领。继孕照事件后，在1982年11月她发现媒体对她无情的嘲弄。
在她与查尔斯结婚后的18个月中，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先后辞职而去。他们中间有人觉得王储已成婚，职责已尽，有人则希望找到报酬更优厚的工作。但是新闻媒介的长处似乎不在于查明真相，而在于提出秘闻趣事，形成卖点。新闻媒介的宣传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那些人的笔下，她不再是童话故事中清纯可爱的公主，而是一个肆意挥霍钱财的王室购物狂。一时间，指责声不绝于耳：一年半来，亲王的一些工作人员陆续被辞是她一手造成的；查尔斯疏远了他的一些朋友也是迫于她的压力；她还一心要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插手他的着装等等。连女王的新闻秘书都在议论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关系。
那时的戴安娜，正陷于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中自顾不暇，对于媒介加到她头上的“王室毒妇”、“咆哮的老鼠”深为不满。但她无可奈何，她的极力辩解并不能阻止人们不泼脏水到她头上。
当然，更多的时候，媒体仍在疯狂地追捧她。
戴安娜的聪明美丽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她越发如一颗明星般耀眼。越来越多的人们羡慕她、追随她，这些更加深了查尔斯王子的嫉妒。查尔斯历来都是人们注目的焦点，而现在却是戴安娜在牵引着众人的眼睛，他开始感到自己微不足道，甚至受到伤害。他开始避开戴安娜。随着他们婚姻的恶化，他们的婚姻危机，不仅成为小报炒作的题材，也成为杂志、电台、电视台和外国媒介的热点话题。
敏感的媒体注意着王妃，有人甚至24小时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摄影记者们则全副武装，带着无线电和移动电话互相通风报信。但王妃并没有因此而行动谨慎。
1987年11月份的一件事，充分说明了戴安娜在私生活与媒体追踪间的烦恼。那时，她经常与大卫·沃特豪斯一起出席晚宴。一次宴会后，两个打打闹闹，大卫假装要开车撞王妃，王妃笑他疯了。
这个场面被一个记者看在眼里，并拍摄下来，戴安娜和保镖发现后，马上上前要他交出底片。记者不肯，戴安娜恳求说：“请将底片交给我，你不知道它将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
戴安娜随即哭起来：“求你把底片交给我，我每周工作得那么辛苦，难得有机会放松一下，我的朋友已所剩不多了，你这样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这些令人震惊的自白显然是戴安娜的肺腑之言。她接着说：“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离开了我，你不懂这种感觉，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必须得拿回这些底片。”
王妃的一番表白打动了那位记者，将底片交给了保镖。
这只是侥幸免于曝光，大部分时间仍是媒体的大肆渲染。只要她和某单身男子在一起，都会被注意到，在报纸上以通栏大字标题渲染。
菲利普·迪恩、大卫·沃特豪斯，还有后来的詹姆斯·吉尔贝和詹姆斯·休伊特上校，后来都意识到，与王妃会面使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92年是王室的多事之秋，约克公爵夫妇分居，安妮公主离婚。当年6月7日，安德鲁·莫顿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首篇摘要出现于《星期日泰晤士报》上。
莫顿在书中第一章说：“我们的采访向前进展的同时，在被高度粉饰的形象背后，另一个独特的戴安娜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在公开场合的笑容后面，戴安娜一直是一个孤独而不幸的年轻女人，她忍受着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被女王和整个王室视为外人，而且时常与无处不在的王室制度的清规戒律格格不入。翁纳夫·托佛洛曾经看护过温莎公爵，并定期到戴安娜那里去为她做针灸和默想治疗。他说：‘她是王室制度的囚徒，与被监禁的哈洛威监狱中的任何妇女完全一样。’”
对于他的采访行动，安德鲁·莫顿又引用了戴安娜一个朋友的话解释了朋友们对采访配合的原因：“10年来，我们等于一直是坐在一旁看着戴安娜被毁掉，我们常常谈到她，尽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我们感到肯定会出点什么事。眼看着一支漂亮的蜡烛将要在王室制度和没有实质的婚姻中慢慢地熄灭掉。”
人们非常惊讶这本书的内容，他们所相信的灰姑娘童话，居然是泡在泪水中的婚姻悲剧，更糟的是又无法驳斥这本书是泛泛的道听途说的王室杂闻。
事实是，这本书乃是戴安娜王妃授意并鼓励她的这位朋友写下的，她本人亲自为作者提供了大量情况，以及一些照片。
除此以外，王妃的好友们也向莫顿提供了许多材料。查尔斯是个不忠的丈夫，他的恶毒和冷漠把妻子逼到了自杀的沮丧境地。王妃有意让她的朋友们去透露秘密。
戴安娜利用了媒体的力量，把长期以来夫妇不和的事实摆到了书店的畅销书架上，摆到了公众的眼皮底下。这是报复，是她10年孤寂苦闷生活的宣泄，也是她决心脱离王室，摆脱不幸婚姻的手段。
在莫顿的书出版以前，王子还坚持这段婚姻仍能继续。1992年他曾谈及他的希望，认为王妃也许能逐渐成为他的朋友。无论如何，为了他们的孩子和英国王室，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分居，然后共同履行公众义务。直到女王的私人秘书(王妃的姐夫)证实他的想法错误，他才承认了事实。
随后8月份，戴安娜与吉尔贝的电话录音露出水面，戴安娜在电话中抱怨着宫廷生活的苦闷，和吉尔贝有说有笑，亲热无比。他们的婚姻再一次置于媒体的议论中。
1992年12月份，王储夫妇正式发居。这场分居协议的达成，与媒体的摇旗呐喊、造出风雨欲来之势不无关系。
二、公众生活与照片风波
与查尔斯分居后，戴安娜必须安排各式各样的活动来打发肯辛顿宫里苦闷的日子。
而白金汉宫则有意减少她的活动，将那些任务转给了查尔斯王子。
1993年12月3日，在一次为慈善事业举办的大型活动中，戴安娜向和她共进午餐的慈善家宣布，她退出一切社交活动，卸下大部分的王室成员责任，理由是外界对她私生活的注意，已让她难以忍受。她还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都同意她脱离众人的注意。
在历时5分钟的动情演说中，戴安娜几乎掉下眼泪。她向人们诉说了13年来对社交生活的感受，祈求给予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短短的5分钟发言，流露出她内心极大的痛苦。
发言中，她说她将坚持不懈地为她关心的慈善事业做出努力，为婴儿出生权宜机构提供赞助，但至少在1994年夏天前她将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以下是戴安娜在发表声明时说的几段话：
一年以前，我曾说过将一如既往地完成我的工作。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同以前一样以饱满的热情开展这项工作，从未改变过计划。遗憾的是，生活改变了，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原先我与各位共同制定的行动计划现在不得不再作安排，对此我深感抱歉，请求大家原谅。
12年前，当我刚刚开始步入社交界时，认为媒体或许会对我所做的事情发生兴趣，当然也会把眼光投向我们的私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媒体竟然会如此关注我的生活，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大肆宣扬。这不仅妨碍了我履行公共义务，同时也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秩序，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
到今年年底，在完成预定的工作计划之后，我将缩小我的社交活动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支持社会慈善机构的活动，有选择地支持某些领域的建设。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将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使我的社会生活与私生活结成一体，希望能更多地享受个人生活。
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我的两个孩子威廉和亨利，他们值得我去疼爱和关心，同时也需要我的照顾。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必要继承和鉴别他们的生活传统，而这一切都需要得到我的帮助。
……我真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给我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弥补我近来生活中缺少的东西。
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大家对我鼎力支持，今天我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发表这项声明。
因为有了你们的宽厚仁慈和衷心爱戴，我才安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也正因为得到了你们的关心爱戴，我才能轻松踏上生活的旅程。为此，我从内心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在发表声明的前几天，《每日镜报》刊出了王妃健身房大曝光的照片。原本对戴安娜穷追不舍的传媒，发现白金汉宫不再是戴安娜的后盾后，把她当做一般明星看待，肆无忌惮地刊出不雅照片。
英国《镜报》于1990年11月7日刊登了戴安娜王妃穿裤衩背心在健身房作四肢伸缩运动的照片后，曾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愤怒的戴安娜委托她的律师到法院控告《镜报》集团和偷拍照片的L*9郾A*9郾健身房老板泰勒侵犯她的隐私权，甚至不惜亲往法庭与被告对质。
本来戴安娜和她的法律顾问们决心把官司打到底，认为手中握有王牌，肯定会胜诉。但是偷拍照片的泰勒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他的“军师”们的帮助下，他突然采取反守为攻的战略，计划反过来控告戴安娜本人早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和新闻界相互勾结作自我宣传。他所举的例子主要包括戴安娜在海滨度假时曾允许摄影记者拍摄她穿“比基尼”三点式泳装照，并由许多报刊登载，那上面身体所裸露的部分比在健身房穿运动衣裤多得多；她还向关系密切的新闻记者安德鲁·莫顿倾诉内心的痛苦和各种隐情并鼓励他去访问她的知情朋友，后来莫顿便出版了惊骇世界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泰勒还故意列出了十几个有关人士出庭作证，其中包括戴安娜的司机。
情况发生了变化，泰勒可以施展浑身解数，尽力在法庭上曝光戴安娜的短处。戴安娜为了自己的名誉及对王室的影响，可以说投鼠忌器。1992年2月1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声明：这场隐私权官司已经化干戈为玉帛，戴安娜和两位被告同意私下和解。
庭外和解的条件是：戴安娜接受《镜报》集团的道歉；诉费约20万英镑由《镜报》集团承担；以戴安娜的名义由《镜报》集团向她所指定的一个慈善机构捐款2*9郾5万英镑；戴安娜收取泰勒所拍摄有关她的照片和底片，以及泰勒在国内外出售这些照片得到的报酬(估计为30万英镑)；《镜报》集团依照以前商定的购买照片条件，付给泰勒25万英镑。
消息传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戴安娜是大赢家，而《镜报》则是一败涂地。但是对于戴安娜来说，已经和一败涂地差不多了。她无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不被媒体干扰，不被暴露于公众面前。她仍旧是任媒体摆布的玩偶。更让她震惊的，她利用媒体以攻击查尔斯和透露自己悲惨处境的事迹授人口实，成为攻击她的利剑了。
她无可奈何，在巨大的新闻效应和金钱诱惑下，她努力追求的每一份感情都会化作轻烟离去。休伊特出卖了她，吉尔贝因电话事件也尴尬万分，其他人也不敢面对媒体的巨大压力。
记者仍在追逐她，锲而不舍。她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媒体是残忍的”，他们“蓄意要伤害我”。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王室给予她行使的权力，媒体则给予了她生存的空间。
毫无疑问，她是最善利用媒体的名人之一。
三、镜中王妃
戴安娜有自己的一帮知心好友，有她自己的关系网。在她与查尔斯、与王室的对峙中，他们是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也许无权无势，但他们利用永远敏感的新闻媒体，争取大众舆论的支持。他们会打电话给报社的记者，或透露戴安娜的痛苦，或透露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幽会。
1991年6月，威廉王子被网球拍击中头部，造成了颅骨压迫性骨折，被迫接受手术。查尔斯匆匆赶来探望后，确认无恙后按计划参加了歌剧的义演活动。
在记者采访时，戴安娜告诉记者，自己如何在医院的椅子上守护威廉，那个“铁石心肠”的父亲———查尔斯则在闹市区寻欢作乐。第二天的报纸上，以“你是怎样的爸爸”为标题刊出了采访戴安娜的全部内容。
如果仔细想想查尔斯在王室职责和父亲间作出的选择，确实不能过多责怪查尔斯。威廉并非处于生死关口，查尔斯也并非在“寻欢作乐”，他用他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戴安娜对媒体舆论的引导，对于查尔斯来说无疑不公平。
一位王室工作成员说：“报纸上连续不断地出现恶意攻击查尔斯王子的文章，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查尔斯是一位对于家庭和他本人生活十分看重的人，非常在乎自己的家庭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与戴安娜相比，并不见得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放纵。但是戴安娜善于利用媒介来提高她个人的公众形象，这一点恐怕是查尔斯所望尘莫及的，哪怕是花上几年的时间去研究也绝对不是戴安娜的对手。问题在于他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自小到大他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偏偏他娶了一个‘胳膊肘儿向外拐’的戴安娜，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她的美和她的不幸。这让查尔斯气得发疯。”
这自然是站在王室的立场上为查尔斯辩解，但不容否认，查尔斯与戴安娜对待媒体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位专门采访王室的新闻工作者也承认：“戴安娜王妃出现于现场，给我们提供了获取关于王室第一手资料的宝贵机会。向媒体吐露实情，她是王室成员中的第一人。”
“在采访过程中，查尔斯的朋友没有一个对于查尔斯有什么议论不满，他们都认为查尔斯的行为无可非议。这么一来，我们更加同情戴安娜的遭遇。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对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戴安娜的痛苦遭遇，恨不能把一肚子的话全都说出来。一方吵吵嚷嚷，嘈杂声不绝，异常活跃，仿佛有道不尽说不完的言论。而另一方则冷冷清清，缄默无语，你无法从查尔斯的朋友们那儿得到关于查尔斯与婚姻关系的任何评论。他的这些朋友相互间都发过誓，对王子的个人生活守口如瓶，因而谁都不愿意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戴安娜对于媒体的作用太了解了，她自己就是通过媒体的力量而被塑造成为童话王妃，为了维护童话灰姑娘的形象，她曾经付出了巨大努力。当童话不再、婚姻陷于困境时，她开始利用媒体为自己翻案。她的好朋友卡罗琳认为当全世界都在注意她的婚姻时，要她不为自己辩解是很难的。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戴安娜，的确很好地利用了媒体对于她和对于王室的兴趣。
戴安娜的反对者攻击她说：“戴安娜除了深知新闻媒体的价值以外，还懂得如何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在报刊上露面。如果有机会登上报刊的头版新闻，即便只有1%的可能性，她也会付出100%的努力。在这方面，她不仅懂得必须把握，更懂得如何去把握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她得知一所儿童医院即将被登载在某家报刊的头版位置上，她会毫不犹豫地取消事先安排好的约会，然后迅速扑向采访现场，进入记者们的镜头，堂而皇之地发表一通演讲，以便独占新闻报道的核心位置。她很早就学会了这一套，只不过在现场操作上比从前更加熟练了。当她的婚姻陷入危机之后，她更是变本加厉地追求头版新闻的上榜率，以确保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她要达到一个明确的目的：一旦她的婚姻破裂了，公众将会认为她是这场悲剧中真正的受害者。”
戴安娜王妃与她的孩子们在一起时的照片，其中在阿尔顿塔和索音公园与她儿子的合影是她配合媒体的最佳例子。她很善于抢镜头。当摄影机的镜头对着她时，不用摄影师指点她便清楚自己该站在什么地方，她的眼睛从来就懂得随着摄影师的镜头闪烁，明白如何争抢最佳镜头。查尔斯呢，你几乎看不到他和儿子们在一块儿的照片，因为他带儿子外出郊游。他会花大量的时间陪儿子钓鱼、骑自行车或者外出散步，所以没有机会让摄影师们捕捉到他们父子在一起时的身影。他天生就不喜欢把自己的孩子推入摄影师的镜头中，因为他要庇护他的两个儿子，不希望他们频繁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不仅如此，他还讨厌孩子的母亲动不动就带着他的儿子任人拍照。因为这样做会令他为儿子担忧。
戴安娜与查尔斯各自电话丑闻的相继曝光，也可以说是两人利用媒体斗法的结果。1989年12月7日，臭名昭著的“卡米拉之门”电话被录入了磁带，戴安娜曾经想以此为把柄要挟丈夫与卡米拉断绝关系。但是查尔斯置之不理，笑话她别做梦了。作为反击，查尔斯和他顾问们一起策划了、录制了戴安娜与吉尔贝的电话。两年后，两人的艳情电话先后被公之于世，直接造成了王室声誉的下降，童话婚姻再也无法维持。这场斗法中，可以说两败俱伤。谁得到的好处也不会多一些。
安德鲁·莫顿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的出版，戴安娜又一次利用媒体取得了广泛的同情。1994年6月29日，查尔斯在电视片中承认与卡米拉的奸情，当他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后”，他确实对戴安娜“不忠”。查尔斯态度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卡米拉是他“至要好的朋友”，“她曾是长年好友，并将继续是长年好友”。查尔斯的坦白替他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谅解。
这对于戴安娜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在媒体面前，一切脸面撕破了，还有什么好挽回的呢?
媒体不会就此罢手。在金钱的诱惑下，1994年10月3日，詹姆斯·休伊特出卖了他与戴安娜的故事。《恋爱中的储妃》一书出笼，揭露戴安娜与休伊特前后长达5年的恋情。
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节目《广角镜》记者马丁·巴谢尔访问，剖白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恩怨怨，承认曾患易饥症，曾试过伤害自己，曾与休伊特通奸，对丈夫不忠。在全球2000万观众面前，她道出自己不想离婚，希望主宰个人命运的心声。她的坦诚与对王室的背叛，得到了广大英国民众的同情和谅解。但是，媒体对于她的作为贬多于赞扬，认为是不明智的自私行为。但是责任确实不能由戴安娜一人来承当。先有婚外情的是查尔斯，先上电视向公众剖析心声的也是查尔斯。戴安娜从丈夫那儿学来这一切，而且演绎得更加出色。
在媒体斗法中，两人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媒体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聪明的戴安娜利用媒体做了一件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为她的慈善事业开辟道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她走到哪儿，媒体的记者就会跟踪到哪儿，她巧妙地把镁光灯转向了那些无助的儿童、绝望的地雷受害者。热爱戴安娜、对戴安娜感兴趣的人们自然看到那一幕幕悲惨的景象，看到他们热爱的王妃身体力行地工作在慈善事业中，看到王妃在电视中演讲，宣传如何关爱、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结果自然是慈善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了戴安娜作为某慈善机构的赞助人，该机构得到的捐款就会直线上升，有戴安娜出席的慈善晚会也会座无虚席，捐款数目也很可观。戴安娜效应不仅为杂志带来了巨大的买方市场，也为慈善事业找到了热心人。
戴安娜与媒体的关系，一言难尽。媒体不仅是她的舞台，也是她的祭坛。
四、王妃之死与帕帕拉奇
1997年8月31日深夜，戴安娜的座车为躲避一群尾随紧盯的摩托飞骑自由摄影记者，于时速约两百公里的飞驰疾驶中，在巴黎市区的艾菲尔铁塔附近的阿尔玛桥塞纳河畔一隧道内触壁翻车惨死，与她同车的42岁男友法耶兹和司机当场丧命。红颜归西，世人唏嘘。
法国警方盘问7名骑摩托追逐戴安娜乘坐轿车的摄影员，以便从中找到罪魁祸首。当戴安娜在事故发生后痛苦呻吟之际，摄影记者涌上前去拍照，却没有人想到赶紧救人。警方控告他们犯有故意伤人、杀人和见死不救罪，以及是否在车祸后只顾拍照而没有及时报警甚至阻碍了救援工作的进行。
公众舆论因戴安娜的骤然辞世，将怨愤直接投向那帮被贬称为“帕帕拉奇”(Paparazzi)的追车自由摄影记者。专程从南非来英伦为其姐送葬的斯宾塞伯爵不无愤懑地指出：我早就说过，她会丧生于那帮记者的手中，但却没预料到来得如此迅速和不加掩饰。
戴安娜从她嫁入王室之日起就成为帕帕拉奇和花边新闻的最大捕捉对象。她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起伏都无一例外地、一次再一次地沦为帕帕拉奇的捕捉“猎物”。正当她努力走出个人生活的阴影，开拓更广阔的人生之际，却被那场飞来车祸夺去了生命。
尽管她曾与某一摄影记者打过官司，法院下令必须与她保持300米的距离；尽管她在离婚后曾恳请记者们不要再干扰她的私生活，让其享有隐私的空间，但这些均如耳边清风，一扫而过。帕帕拉奇照盯不误，每条花边新闻都获得巨额报偿。戴安娜死前一段时间，她与情人法耶兹的照片、新闻成为了新闻界的“硬通货”。一名摄影记者在8月份拍到了戴安娜与情人法耶兹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卖到了400万法郎。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羡煞同行。
早在戴安娜车祸身亡之前，帕帕拉奇已经臭名昭著了。Paparazzi是一个意大利词汇，它来自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力昂在50年代末所导演的电影《甜美生活》。在影片中，名叫Paparazzi的摄影师主人公为了拍摄自己偶像的照片不择手段，穷追不舍。
一时间，帕帕拉奇成为国际范围内谴责的对象。但是愤怒过后，警方调查的结果是司机酒后开车，刹车失灵所致。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只是一个因素。他们不能对戴安娜的死负担全部责任。
戴安娜死后，记者贝利萨里欧为9月1日的泰晤士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在六七十年代，贝利萨里欧专门拍摄王室人员的私生活。他在1964年偷拍女王与玛格丽特公主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开了侵犯王室隐私权的先例。不过贝利萨里欧当年的所作所为，比起今天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年他用长镜头偷拍王室，关键是不让人发现。今日的记者早就不在乎了。他们肆无忌惮地追踪戴安娜，恨不得把镜头贴到车窗上。在追猎中，危险的不仅是在车中的戴安娜，还有那些以性命换取金钱的摄影记者。
这直接的推动力量便是金钱了。据法国某杂志介绍：在萨拉热窝的枪林弹雨中呆上十天半个月的摄影师，没有一位赚过2500美元。可是有些媒体愿意付15000美元一晚雇佣一位“帕帕拉奇”去拍摄某一名人的照片。市场天平的倾斜显而易见。
拍到戴安娜车祸照片的摄影师，准备以100万美元向全世界兜售。鉴于舆论压力，各报纸都表现得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再用戴安娜之死来提高发行量，同时忙不迭地与所谓小报划清界限。
在世界的一片口诛笔伐中，许多报道声称这是西方黄色小报、缺乏职业道德的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但是，从巴黎警方的报告中可以发现，被警方拘留询问的摄影师中，有两位Gamma图片社摄影师，一位Sygma图片社的摄影师，一位Sipa图片社的摄影师。世界上3家最著名的新闻图片社所雇佣的摄影师决不会是等闲之辈。为Sygma图片社工作的摄影师杰克奎·兰格威曾任美联社的摄影记者达7年之久。加盟Sygma图片社后，兰格威报道过卢旺达大屠杀、波黑战争、中东战争、罗马尼亚政变等世界重大新闻，他在中东和中国拍摄的照片曾为他赢得国际新闻摄影的奖项，是一位享誉影界的摄影记者。声称被警方拘留起诉的是西方黄色小报不入流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的说法有栽赃的嫌疑。
热衷刊登并能够出大价钱购买名人照片的媒介都是有极大发行量和广大读者群、受广告商青睐的娱乐媒体。严肃的主流媒体也时常参与竞争，如《时代周刊》曾8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人物》曾二十多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媒体对戴安娜照片的需求是摄影师拍照的直接动力。
每一分向摄影师购买戴安娜照片的钱都出自那些热衷于名人趣事读者们的口袋和对这些读者感兴趣的广告商的口袋。一位传媒评论家嘲讽道：只要照片、不要摄影师的读者对摄影师太不公平了。
戴安娜死后，在白金汉宫无数向她致意的花束中，有一张没有署名的卡片写道：“是我杀了她，因为我经常买小报”。戴安娜的死像是丢给了所有热爱戴安娜、热爱买小报的人的一颗良心的手榴弹。但是把责任推诿给读者也是不公平的。小报追逐名人是为了市场需求，问题是读者绝对没有要求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这是报纸自己的选择。
做名人常常也是个人的自我选择。戴安娜也不是生来就是名人，她有选择是做名人还是不做名人的自由。戴安娜不仅选择做了名人，而且还是利用媒介与王室对抗，她曾经故意向媒体爆料，使王室不愿看到的新闻上了报纸的头版。
单纯地指责摄影师是不公允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摄影师、媒介、读者和戴安娜都应承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媒体时代的怪圈中。
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杜鲁瓦在他的一本引起轰动的书《虚伪者的狂欢节》中对这个怪圈作了深刻、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名人需要出名，就要新闻媒体的捧场；新闻媒体要有销路，就要有名人新闻；而读者往往不满足于名人愿意透露给新闻界的新闻，也想知道偷情啦、离婚啦这些名人所不愿意告诉读者的“隐私”。于是媒体就开始突破名人对自己的报道所设立的界限，进入到名人所不愿意暴露于众的私生活。而一些名气不那么响的名流，发现“适当地”暴露一些自己的“隐私”，既能够满足读者的“窥淫癖”，亦能够大大地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可以弥补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不足，于是，帕帕拉奇就大大地红火起来。这就形成了“金钱=出售名流隐私=报刊发行量=名流之名声=金钱”这样一种怪圈。
帕帕拉奇也许会因为戴安娜之死而有所收敛，但是绝对不会消失。
在这个媒体怪圈时代，戴安娜究竟死于何人之手呢?我们耸耸肩，只好说：大概是喝醉了的司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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