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立场 > 第十二章 泡泡快乐小家
“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仅仅等待了27年而已。2002年9月1日，早上9点半刚过，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布鲁克林的小弟弟——罗密欧出生了。我还记得，当初自己同两个姐妹一起长大的时候，是多么希望有个小弟弟。对此，有人比我知之更多，你可以去问问，为何我总是渴望家里再有个男孩子来和我做伴，这不仅是因为我需要有个小家伙在后花园和我一起射门。但我并非不爱琳恩和乔安妮。布鲁克林出生后，我们开始讨论要生更多的孩子。维多利亚和我都希望下一个是女儿。当维多利亚再次怀孕后，布鲁克林也满怀期望。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罗密欧是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为布鲁克林感到高兴，也为我——那个曾经的小男孩感到高兴。说实话，这种强烈的兴奋与欣喜，令我自己都颇为惊讶。
维多利亚的姐姐路易丝和我们来往密切，她有个女儿叫莉贝蒂，和布鲁克林自幼一起玩耍，他们两个的年龄只差几个月。也许这就是为何在发现我们有了第2个孩子的时候，布鲁克林总认为会是个小妹妹的原因。在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上，我和维多利亚都是早有计划，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巴黎”和“罗密欧”这两个名字。
“想不想对小‘巴黎’说点什么？”
布鲁克林就会把头贴在维多利亚的肚子上。他和我们一样兴奋。我们认为这种期待会—直持续到孩子降生。
总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与我们的生活如影相随，其中更为怪异的便是我们的私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被歪曲的版本一被曝光了。因此，事情有时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天下午，布鲁克林和维多利亚—起外出购物。他们进了一家药房，售货小姐就问他到：“你妈妈的新宝宝好不好？”
布鲁克林—定很喜欢这位女士，因为他很高兴地告诉她说，他就要有个小妹妹了，名字叫“巴黎”。24小时后，报纸就煞有介事地刊登了这件事：3岁的布鲁克林，已经代表贝克汉姆家正式发表—了这—消息。我们并非有意愚弄他人，那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丈夫们相对轻松，是不是？准爸爸只要尽力帮点忙，然后等待孩子降生就是了。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维多利亚要怀胎10月。我喜欢她怀孕时的模样，我喜欢知道她把我们的孩子视若珍宝，我喜欢和她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忧愁。但是，做母亲的难处，男人也许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我已经两次亲眼看到，维多利亚的情绪、身体、荷尔蒙，一切的一切，在怀孕期间起伏不定。
罗密欧和十电的哥哥一样，出生在伦敦的波特兰医院。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知道如何偷偷溜进医院而不被发现。我们在转弯处就停下车来，然后我就躲在车子的后部，直到走完最后几百码，到了医院的后门时，我再出来。但是孩子都各有不同之处，我不能保证一切按部就班地和上次—样。当医生告诉维多利亚，第二天早上需要做剖腹产的时候，我们着实惊慌了几分钟。这也就意味着我要从曼彻斯特连夜驱车赶去。而那一天，显而易见，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一旦你曾看到过一个孩子降临这世界，那么当另一个孩子到来的时候，你在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但是对我而言全非如此。当罗密欧被捧到手术室的灯光下，那种兴奋、幸福、骄傲的感觉汹涌而来，将我淹没，就像3年前布鲁克林出生时一样，初为人父的一幕幕在重演。我挚爱维多利亚，挚爱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孩子。
这个新生命，已经占据了我的心。
当美妙的那一刻还未到来，我在手术室陪伴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妈妈来照顾布鲁克林。哥哥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弟弟，是在罗密欧出生半小时之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兄弟俩在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无与伦比：布鲁克林俯下身子，看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儿。他对罗密欧是如此温柔，如此充满爱意。他伸出手，以最最轻柔的姿势，抚摸弟弟的额头。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全无必要叮嘱布鲁克林要小心些。他虽然只有3岁，但是已经知道罗密欧是多么可爱珍贵。他们在默默交流。我也一直想有个小弟弟，如果有，一定会像此时我的大儿子对他的小弟弟那般爱护。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里，相互抚摩，自成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此时，他们的父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骄傲。
我喜欢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感觉，即使在我离家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心里。儿子们出生后，我就将他们的名字纹在后背上，上面还有一个天使，永远守护着他们。我父亲的身上就有3个文身，因此，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父辈看来，这带点少年叛逆的表现。我知道父亲小的时候自作主张穿耳洞带饰物。同样，14岁的时候，我在钦福德的一家珠宝店里穿了耳洞。爸爸顿时歇斯底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别人发现你带着耳环去踢球会怎么说？”
小时候，我就会不时提及自己也要文身。我一直没能抽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没去文身是因为我喜欢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图案。
我没把它仅仅当作一种时尚、新潮的表现。把名字纹在身上这个想法是后来才有的，是在布鲁克林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和梅尔以及她那时的丈夫吉米·古尔萨谈话，然后这个文身图案就应运而生。后来我就到这个荷兰人那里去文身。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想通过文身来表现什么。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亲人，我的妻儿，我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的爱。你看到我，就看到了我的文身，看到了维多利亚和儿子们在我心中的地位：他们是我的一部分。
提起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我们有时把它笑称为“泡泡贝克汉姆一家”。
维多利亚、我、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在家里，在商店，在度假时，是相互关爱的一家人，像其他家庭一样。作为父母，我和维多利亚均从事备受注目的行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寻常。我要在观众如潮的体育馆里踢欧洲冠军联赛，全世界还有数百万人在看电视转播；维多利亚在纽约的录音棚里录制新单曲；我们两个还要匆匆登机，去泰国海滩拍摄日本商业宣传片。
在外部世界，使这个“泡泡”保持弹力的、是名气，是夹注、闲谈、摄影师及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名气一我们都知道这些一还有在报纸头条不断出现的我们的名字。而在“泡泡”里面，我们有家人、朋友和帮助我们的专业人士，对此，我们心怀感激。我也感激上帝，让我和维多利亚拥有彼此。自从相识相恋，我们有许多妙不可言的经历。这些经历会使你深信，总会有一只手，等待你去紧握。我知道维多利亚也有一样的感受。
当我初识贝克汉姆太太一漂亮时髦的辣妹时，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万人注目的明星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常常在我还不明就里的时候就在各种局势间应对周旋了。也许我在曼联的经纪人更希望我找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打扫房间、换尿布、为我准备晚饭。可是，你无法选择自己会爱上谁。当我看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孩一一个我想与之结婚、安定生活的女子时，我顿时为之倾倒。如前所述，她因行为得体大方而闻名，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因为认识维多利亚的时候，她已经是名人，又因为我随后7年的职业生涯，我们便日渐出名。我们在一起后，名气也自然大涨。
这个“泡泡”似乎日渐增大。也许迁往马德里会带来些许改变。我们将尽力低调地开始在新国家、新俱乐部的生活，这无疑是个新的历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有点故事，不是吗？就算没什么事，也会有人杜撰一些出来。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当一切在一夜之间消散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得就是我们有彼此，还有孩子。假如这“泡泡”越来越大，又会怎样？我们有没有想像过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女朋友，还有好多好多令人期待的第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及这些的时候，也不禁相视而笑。但是有个问题必须注意：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喜不喜欢在公众眼睛的关注之下成长？我想，在生活的急流中，给孩子们稳定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就像父母给予我和维多利亚的一样。我知道，和我父母、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曾给予我的相比，我欠孩子们的，是我没能给孩子同样多的爱、支持和教导。
在某些方面，爱护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给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怀，这样做也许更容易些。毕竟，这是父母的本能。而帮助他们解决伴随着贝克汉姆一家的种种不寻常的问题，就要困难些了，因为我和维多利亚发现，这些问题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们两人小时候都不曾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时时刻刻的人身安全保护之中，甚至连早餐和晚饭都不能例外。我不是指那些身着醒目的制服，在机场阻拦人群的人。我很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一旦我们到了目的地，那些家伙就无影无踪了。他们和我们一样，要为下一项工作而奔忙。我谈论的是我们赖以信任，把自己和孩子们交与他们照顾的人，只要我们一出家门，便有他们的身影。
我们走的是一条陌生的道路，安全问题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和维多利亚刚刚起床，就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并有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声称这子弹给我们俩一人一颗。我依然记得，我站在台球桌旁，子弹从信封里掉落出来，砸在面前的桌子上叮当作响。这不是数年来惟一的一次恐吓，但它使我心有余悸。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我回到英格兰，真正感到了恫吓与威胁，让我不知如何应付。
这种遭遇前所未有，从那以后，我雇佣了贴身保镖。和其他人一样，我信任、依赖警方和我的同伴。在家中有两起意外事件一贮藏室的大门破裂洞开，屋外有陌生人徘徊。这的确使我颇为心惊。我连忙拨打999.警方十分友好和善，我的邻居也如此一莱恩第一时间冲出来，四处查看，显然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穿着铁路制服的裤子，手里拎着球棒，准备帮助我。
虽然这些事件不过是绑架的恐吓，但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因此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原本与之无关，而他们却又被迫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深感内疚。有时候，报纸专栏还有恶意的文章。对此，我自己可以应付，我打电话告诉那小子，他行事不正。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安全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我如何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往往事到临头才发觉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应该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请教。可是你根本无法预计未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恐吓看起来都煞有介事，颇具威慑性。维多利亚和孩子们，就是潜在的目标。
我不能冒险，对每次威胁都要严阵以待。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那么你很难判断该去向谁寻求帮助、征询意见。
和遇到其他难题一样，你常常从最亲近的人找起。我很幸运，因为我岳父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硬件和技术，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了。警方总是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也常常竭尽所能，严格审查身边的工作人员。可是，谁能一辈子不看错人，不看走眼呢？当然，我们也犯过错误。
这一切都无章可循，也没有指导手册教你该如何去做。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防范、警惕。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和周围的世界接近，也没必要生活在惊恐之中，感到时刻濒临危险边缘，总担心会有不测。现在，我和负责保护我们的人相处很融洽，我完全信任他们，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避免了后顾之忧。
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的那段日子实在令我感到不安，至少我得承认这一点。
但是此前此后，我都没感到过恐惧，因为有保护人在防范，他们绝不放过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有了安全感，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是公众亮相还是私生活，都感到自如。有时候，我们喜欢带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到外面吃晚餐。我们想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来，采购点零食和点心；我们想从容地逛逛超市，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装满购物车，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是电话订购。
我还想远离喧嚣，做回从前的自己。如果我要这样讲，就必须保证我依然可以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当有人想与我谈谈，或是想要个签名的时候，我从不冷漠对待。
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小时候，就向许多英格兰球员要过签名。我不喜欢那些记载名人大事的网站，有些人通过别人的名声来致富。可是，这也是一种平衡。我宁愿冒险去犯错，也不愿让一个在比赛之后默默站在那里，等待很久的孩子失望。我明白仰视一个人的感觉，那是对一个在擅长的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钦佩。我明白这些是因为我也曾经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是一个球迷，永远是。我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戴夫·加德纳和他的女朋友来到伦敦，我和维多利亚带他们到常春藤饭店吃晚饭。戴夫先行到达那里，后来他向我抱怨说，当领班知道他要找谁的时候，前后的语气截然不同。一开始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你是谁啊？”后来就变成了：“先生，这边请。”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便判若两人了。当我们抵达的时候，狗仔队已经在外面各就各位了。我们的眼神穿越大厅望过去，就在这时，看到了我们的偶像。
“不会是他吧？”
“我想是他，你应该清楚。”
“哦不，‘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事实就是如此，迈克尔·乔丹坐在角落里，夹着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茄，悠然地吐着烟圈。
“看，看他和谁在一起！”
一个我一直崇拜的英雄，坐在桌前，和麦当娜、歌星瑞奇·马丁，以及当时古奇的老板汤姆·福特谈笑风生。我想我和戴夫都没兴趣再碰那些食物，我们就坐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他。
“我该不该过去，让他在餐巾纸上给我签个名？”
“不，在常春藤里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瓶香槟摆到了我们的桌子上。那时布鲁克林出生不久，这香槟是迈克尔·乔丹和麦当娜的贺礼。
后来，他们俩都走了过来，和我们聊天。维多利亚认识麦当娜，而我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抵达纽约的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见过她。但是迈克尔·乔丹呢？
我就像个小孩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了星期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老特拉福德。戴夫到家之后，逢人就讲。一整天的训练讲的都是关于星期六晚上小贝与迈克尔·乔丹的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呢？”
像这样遇见名人的事情，不管是运动员、歌星还是演员，的确令我感到兴奋。
戴夫·加德纳便是从我这里听说这些人的。每次我去参加聚会，总会遇到一些人，让我兴奋不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比如埃利·玛菲尔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克恩。很多人认为我名气也不小了，但戴夫和我相识已久，他明白个中就里。和那些我崇拜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兴奋。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不会保守秘密，总是忍不住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戴夫。
与维多利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我原来一看到就紧张不安、张口结舌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凡塞斯时装秀上遇到了埃尔顿·约翰。他坐在我旁边，不厌其烦地一声声问候大家。他先前只是见过维多利亚几次，但是一看到我们就走过来自我介绍。以他的成就，我以前一直认为埃尔顿在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得很是投机。
此后我们就开始不时地聚会，一直至今。埃尔顿·约翰和大卫·法内什是布鲁克林的教父母，也是我和维多利亚最亲密的朋友。这也许是因为，作为夫妇，他们和我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挚爱对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们无比慷慨：我下午在意大利看到埃尔顿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法国南部的房子安排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他还可以安排别处。他们的慷慨不仅仅表现在无私分享他们的所有，我们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坦诚。
认识一个新朋友，即使是一个像我一样害羞的人，也是一件乐事。但是见到女皇、首相和最伟大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一种特别的待遇了。2003年5月，一个赛季刚刚结束，我们起程去南非。在前一场对南非国家队的比赛时我刚被重重地铲了一下，右手腕和手掌之间的舟状骨骨折，因此，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下臂就得用石膏固定住。但是到了德班我就恢复了精神，若不是被告知伤势痊愈，我已经忘记自己受了伤。我只记得那次南非之行，我见到了纳尔逊·曼德拉，永远记得。
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责任。而这个人，是——国之父。在曼德拉面前，我感到卑微，自惭形秽。我们的基地位于德班，3天之后，就要在这里迎战南非国家队。黎明时分，我们飞往约翰内斯堡，前去曼德拉先生的慈善基金办公室。我们都穿着英格兰队服，周围云集着各路媒体和官方人员，而这位最高领导人却轻松怡然地靠在扶手椅上，清晨的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房间里越来越温暖。
维多利亚会告诉你，自从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后，我已经渐渐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了。事先稍做准备，再加上她给我的自信，我已整装待发。事实上，维多利亚明白，想让我停止公开发言都不行了。现在，我要与曼德拉先生谈话了。我坐下来，靠在椅背上，面向他。虽然我是英格兰队队长，但我还是被他的仪容所震撼、征服，我坐在那里，满怀崇敬。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但是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放松下来。我记得我很想说这样一番话：“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今天在这里见到您，对我们所有队员来说都是无上的荣光。”曼德拉先生希望我和其他队员能够帮助南非申办2010年世界杯。我希望他们赢得主办权。在南非，足球是全民的运动。我以前随曼联队来过，现在是随英格兰队前来，每次都感受得到强烈的足球氛围一在体育馆，在镇区，在街巷，随处可见。我送给曼德拉先生一件英格兰队队服，背后印有他的名字和“03”字样。我知道他喜欢团队精神，我还记得南非队获得橄榄球世界杯冠军之后，他穿起了橄榄球队队服。他起身挥了挥手，一群孙子孙女们就跑出来看我和队友们。他温和地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当时，我的头发梳着紧紧的小辫子，有个新闻界的家伙问曼德拉先生，觉得我这样子如何。他只是笑了笑：“哦，我太老了，不能选择这样的发型了。”
他的话让我分外感激，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很开心。曼德拉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直视他的眼睛，捕捉他的笑容，看着英伟面孔上的丝丝皱纹，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聆听他的话语。我想曼德拉先生也不介意和我们交谈得更多些。时间分秒流逝，而我们在德班还有事要做。由于起得早，当我们沿着海滩踱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下午都像在睡梦中度过。
我在想，今天会见了纳尔逊·曼德拉，这都是真的吗？我真觉得难以置信，我得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维多利亚。
由于我和维多利亚经常因工作而离家，数年来电话联系一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就经常和辣妹组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甚至还会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因税务原因而离开英格兰长达一年。这使得我们的相处压力重重。有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通过电话线相互了解的。训练之后我呆在曼彻斯特，而维多利亚则要留在某处的酒店里，准备晚上登台，在30000席位的场馆里演出。我依然记得我们每天煲5小时电话粥的那段日子。通过电话，你会对所爱的人日渐了解。这就是全部的细节，我和维多利亚就这样远距离地交流着。
当然，电话述衷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一离开就是几个星期。我们依然渴望相互交谈，但是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为了联系，我们不吝惜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我在日本踢世界杯的时候，打可视电话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两个人一坠入爱河的男孩和女孩，而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之中，不管是谁留在家里，都要一边照顾布鲁克林，一边照顾罗密欧。在照看孩子这——方面，父母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但是留在家里的一方还是要为饮食起居而奔忙。我们只好在电话里更加频繁地谈心，但是每次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
这就意味着：“我一分钟后再打给你吧。”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隔着电话交谈，也像面对面一样惬意自在。我讨厌离开她和孩子，是电话确实拉近了距离。这样就算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紧密相连的。在回到家之前，我们一直电话联系，这使我们更加亲密。生活有时候真是奇怪，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一个能够理解的人，我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
给维多利亚打个电话，聊上5分钟，就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缓和危机。这源于我们之间的信任与爱，正如其他夫妇一样。很多人的谈话，可以在下班之后的餐桌上进行。而如果我想和维多利亚谈谈，就必须先查查国际区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维多利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这就像事业上的成功一样重要，一样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知道有了一些名气和不同寻常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伟大。家人和专业人士替我们减轻了压力，使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我和妻子来面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下来，一起苦苦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呢？”
不管是直接交谈还是电话倾诉，关键是问题确实存在。生活有时候会变得疯狂、不循常规。我们要看，要做，要面对几年之前都不曾预见到的挑战。说实话，我们都喜欢这种不可预知性，维多利亚甚至比我更加喜欢，因为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新事情发生。但为了我们和孩子，把事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还是很重要的一无论是在国内的录音棚，还是穿过云层，到一个陌生国度的新俱乐部，皆是如此。我们像其他人一样，也有感到棘手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压垮。
我们可以相互交谈，可以回家陪伴布鲁克林和罗密欧。至于其他事情，都无所谓。从我走进家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起，除他们而外的其他事物，都不重要了。
每一天，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比任何事都令我感到兴奋。人们一定把贝克汉姆夫妇的生活想像得非同寻常，狂热得几近虚幻。偶尔我们也会这样觉得，但是我生活的基准和其他家庭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泡泡‘’里，还有另一个”泡泡“，使我们一家四口感到安全。我发现，在今后的生命历程中，我所需要的真实世界，就是要和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以及罗密欧在一起。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不是吗？我就是我，当我在家中陪伴妻子和儿子的时候，就要脚踏实地地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正如我们打算迁往马德里时维多利亚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生活的一次巨大改变一到新的国家，过新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做好至关重要的事情。
你踢你的足球，我做我的音乐。至于其他，只要你、我、孩子、全家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于一切，我在各地飞来飞去，只为了在家和他们共处一两个小时。几年来，只要曼联的比赛不是迫在眉睫，开车来往在伦敦和曼彻斯特之间，在家里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再匆匆返回，对我而言，这已经习以为常，乐此不疲。我和维多利亚第一次约会就相距400英里，但我很高兴我决定前往，而不是留下来看电视。我想，在我们还是情侣的时候，一旦维多利亚离开英国一段日子，我甚至就有点不自在。
我记得有一天，在辣妹环球演出结束后的暑期休整时间里，我飞往得克萨斯然后返回，只为了要在达拉斯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和维多利亚共处1个小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前往她的所在地，以便我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回家。现在呢？因为要考虑到孩子，我也许不再那样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
我想如果我至今还不能习惯坐飞机的话，那我永远都无法习惯了。护照上有趣的标记记录了种种经历：在日本拍照，在西班牙做电视节目，在越南的赞助活动，以及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我很庆幸有人替我来安排这一切。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主要归功于托尼·史蒂芬斯。和这些我乐于相处的人们共事非常轻松，他们都知道，无论何时，足球对我来说都是第一位的。我不知道那些鼓吹“变动也和休息一样有益”的陈词滥调，但我偶尔也会专注于一些和我日常习惯完全不同的事。
比如有时候我会和维多利亚一起工作。这对于想找时间相处的我们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尽管我们从事的行业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乐在其中：“你自己忙吧，需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喜欢看着别人做他们所擅长的事情，因此，录音棚真是一个有趣的好去处。
当然，维多利亚数年来所做的远不止此。即便在我认识她之前，环球宣传、商业活动和公开亮相就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许是她为什么有点苛刻，总渴望进取，把事情办得恰到好处的原因。我们从事的工作都挺不错，尽管两者截然不同。我们不时给对方加油一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和维多利亚一起生活的一部分。她令我振奋，使我思考：你见过吗，听过吗，做过吗？
她总能让我开怀而笑，和她在一起，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喜欢她早晨一出发便保持清醒的姿态，我从没有见过有人像她这么活力四射。同她结合就如同直达能量活力之源一样。我十分感谢她，维多利亚是我最好的伴侣。
我喜欢我们两个人一起旅行。2003年夏天的远东之行是一次绝佳的时机。当然，我以前也随英格兰队去过日本，参加世界杯。
但是那次我们两人连同赞助商TBC
的日本之旅却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日本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姑娘，但维多利亚另有不同：她是明星，但又平易近人。日本女子崇拜维多利亚，崇拜她的模样、她的魅力、她的仪态、她的全部。她们好像也很喜欢我。对此我颇感奇怪：你很难想像日本影星或是歌星要靠外表来吸引观众。在东京，我们和一位美国女士有过交谈。她住在日本，在DEFJAM唱片公司工作。她说，我所见到的并不全面。至少在她看来，在日本，每个女人都在找寻完美的丈夫，为孩子找到完美的父亲。也许有人认为这想法已经过时，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她们眼中的我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好伴侣：爱家，爱妻子，也爱孩子。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做节目搞宣传的时候，人们喜欢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在一起。我的足球生涯和维多利亚的演艺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些与我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无关。只有在那里才能了解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与我们回家之后了解到的又不一样。在英格兰，人们把我看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我认为，我在生活中还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尽管日程安排上紧了点，在日本的日子还是很惬意。就假期而言，如果我可以选择，且有几天的空闲时间，我就会赶往法国南部。我们经常去那里，住在埃尔顿和大卫的家里。而后，如果方便，他们就会住到我们那里去——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买了一幢别墅。我随时准备和家人到美国各地去旅行。美国是个地域辽阔、热衷运动的国度，篮球、橄榄球均大有用武之地。而在那里，我尚没有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出版社方面希望我有“打开美国市场”的想法。
其实我来美国的真正原因是我偶尔会做这样的白日梦：有朝一日可以生活在这里。
如果在美国没有这么广泛的认同度，我的境遇会跟我的想像不一样。我有时也会花时间来观察这里的人们，而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激情，这令我十分钦佩。星条旗在这个国家四处飘扬。正如一逢足球比赛我们便为英格兰而激动一样，美国人一提及自己的祖国也是这种感觉。我有这样一种印象：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把美利坚当成自己的国家，并为之骄傲。我想这一点使其生活方式与别国有所不同。由于这种信念，美国人对自己总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
2003年夏，我们在美国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尽管后来为了追求家庭的私密空间，我们在沙漠中部呆了一段日子。由于转会至皇马的事，我知道为何在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多记者和摄影师把我们团团包围。日程表上还有两次公开亮相：出席MTV
颁奖典礼，白天同美国女足一同训练。我不知道为什么媒体的镁光灯会不断地在我面前闪耀。但是毫无疑问，这对我的生活十分有益，特别是当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在英国还刚刚起步的时候。近年来，尤其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我和媒体往来颇多。
他们对我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慷慨大方。足球记者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更快适应英格兰国家队队长这个职位。也有不少人信口开河，编造了许多关于维多利亚的传闻。这使我们都感到气愤、紧张和不安。但是我的妻子是个成年人了，她可以照顾好自己。我希望媒体三思而后行，要为那些父母是名人的孩子们考虑一下。
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并没有想要小贝和辣妹做父母。令我气愤，甚至让我发狂的是，我甚至不能够在没有照相机出现的情况下带孩子去公园或是海滩。他们不只是破坏了这种氛围、这种感觉，尽管孩子们还没意识到，但是因为传媒总是紧追不舍，他们正在失去童年最美好的一部分。
我也感谢他们，传媒在我获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任何受公众瞩目的事业都少不了他们，就像在圣埃蒂安球场上我得到的那张再公正不过的红牌一样。现在，很多人开始喜欢我，承认我作为一个球员、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做的一切，我感到格外高兴。但在我思想深处，由于1998年世界杯后发生的种种，我开始明白任何事都是会改变的。也许有些事与我有关，也许有些事与我无关，只是人们的心情改变了而已；当你论及名气及其相关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切并非总是你所能控制的。如果潮退，我不指望可以改变它。我所能做的是准备好迎接可能发生的事情，使自己能够从容地处理生命中的这些变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照顾家人对我来说再重要不过，他们令我感到踏实安全。我想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想要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知道，我将永远和他们在—起。只要对家人的爱在我心中激荡汹涌，我就绝对能够面对一切。
我在家人的爱中长大。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像每一个儿子一样，如果父母没有把他们的品德传给我，我就不会成长为今天的自己。我想，婚姻和为人父母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两件大事，它们能带来最大的快乐和责任感。从父母那里，从他们为我营造的童年那里，从琳恩和乔安妮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父母的决裂是我一生中最难面对的事情。说实话，我至今仍在努力去勇敢面对。
我不该谈论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不讲到父母的离异给我的感受，我也就不能继续我的故事。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遇到麻烦，而我认为自己还可以应付。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责任，我的反应应该是迎接挑战。有些事情需要妥善控制，往积极的方面想。但是，面对父母的离婚，我却没办法做到积极。我身陷其中，但我还是无法控制事情的发展。这令我感到恐惧，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周围的世界有这样的感觉。
事情过去几年之后，我还是避免谈及它。和父母交谈成了最困难的事情。
任何有过做父母经历的人都能体会到我的感受，那也是他们内心里一直斗争着的事。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父母互相恩爱那感觉就像是看到早晨初升的太阳，一直萦绕在你心头。你无法想像他们有一天会分开，即使当你离开家开创自己的天地之后也不会想到。
然而最难处理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在心里一直责怪自己：他们的分离是我造成的。
我还记得在儿时以及成为前途光明的足球运动员后，父母为我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当时也许应该把对我的关怀分一些给对方吧。我当时却没有想到。难道不是么？
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太晚了，任何举措都无法挽回他们的分离。
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只要离婚了，孩子总会觉得那是他们的错，或者认为他们是事情的根源。我一直认为夫妻之间的事情永远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和其他任何人无关。即使是他们子女也无法改变后果。事实上爸爸确实对我说过，我有了独立的家庭之后和他们在—起的时间少了许多。这也是他们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我也开始不断地诘问自己：我和老爸外出谈心是否能够改变什么？我是否应该在他们那里成为联系的纽带？这一切好像我不能自己。当然我是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的，每星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曼彻斯特度过，仅有的—天或两天休息我还要和维多利亚以及小家伙们聚在一起。即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那就一定能改变什么吗？
仔细想想，我觉得不会的。
即使在爸妈离婚以后，我们还是很为难，对琳恩和乔安妮来说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浪费口舌，你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对我和我的姐妹来说，那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东西，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哪一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我知道，那对父母来说意味着安全感，他们正挣扎在自责的痛苦中，不想在失去丈夫或妻子的同时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们。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较多，因为她帮助我照看孩子们，我知道爸爸觉得那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我想解决“站在哪一边”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爸妈重新找到彼此交流的感觉，找到—种新的关系重拾彼此的信任。我真希望这能发生。
当他们之间已经确定无法挽回时，我依然想帮他们，虽然我发现和他们就当时的情况进行交谈已经很困难了。我确实知道我是不可能阻止他们分开的，但是我确实想尽我的所能使他们在分开后彼此能容忍些。我把我们的房子买下来了，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想这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这样爸爸在那里可以重新开始。
我需要知道妈妈有安定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外公外婆也在为母亲而担心。于是我在伦敦为妈妈重新买了一套房子，那儿和索布里奇沃斯的房子很近，这样她就可以和乔安妮住在一起了。我以前一直幻想着能在那里买一套大房子让他们住在一起。我的父母已经结婚近30年了，我始终不能相信他们就这样分开了。对于我们一我、琳恩、乔安妮以及他们，我都希望大家在那个地方至少可以和睦相处。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地方坐在一起聊聊以前的美好时光。
这件事怎能不使我多联想自己的家庭？我父母的故事使我非常难过，内心空虚。
曾经美好的家庭已不复存在。谁还能够告诉你生活上的坑坑洼洼将如何度过？只有在家里和维多利亚以及孩子们在一起才使我感到充实。我的婚姻以及我的家庭是我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他们我不知道生活将如何度过。我想看到我的孩子慢慢长大，想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彼此伴随慢慢变老。我一生只结过这一次婚，也希望它能名副其实。爸妈的离婚使我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如何生活，如何决策，如何对待别人。他们还教我，如果你想得到某些东西，你就要努力去争取。我以前认为是他们造就了我的足球生涯，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婚姻也一样。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