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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为一群“有理想的人”塑像
——关于《爱情的三部曲》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的巴金的第一个创作高潮中，《爱情的三部曲》是一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雾》（1931年7月）、《雨》（1932年8月）、《电》（1933年12月）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并附有一个短篇《雷》（1933年10月），因为《雷》里的人物、故事也穿插在这“三部曲”之中。在很长一个时期，巴金是很偏爱这些作品的，他说过，“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安慰”。还曾深有感慨地说：“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写这三本小书时所经历的感情的波动。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下笔时的内心的激斗。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知道这一切的只有我自己。”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创作时的心境，他曾不厌其烦地写下几万字的序跋，说明作品的创作经过和主旨，说明他的动机和爱憎，为人物及其命运进行申辩和解说，也为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追求展开论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在自己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巴金为什么特别珍爱“这三本小书”？
简单的回答是：这同巴金在“这三本小书”中的思想和感情投入是分不开的。
自1928年底从法国回到上海，巴金一直是以职业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生活的。他租住在上海闸北宝光里，心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勤奋地阅读和写作，如他所说的那样：日也写，夜也写，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书本和白纸上。而同时他也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身边有众多的朋友。他们大多和他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背景，也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中有作家、编辑、记者、医生、小职员以及中学和大学教师等，基本上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当中有些人巴金早就认识，在他出国以前或在法国的时候已有交往，相知甚深；也有一些是后来陆续结识的新朋友，但均相待以诚。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充满热情并富有献身精神，愿为社会改造和被压迫者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不同程度地信仰无政府主义，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从事带有盲目性的社会活动和斗争，——他们把这称之为“信仰”。巴金的这些朋友分布在上海、福建、浙江、广东以及天津、北平等地，尤其是在福建晋江、厦门更为集中。他们不断地邀请巴金前去作客，因而这些地方也便构成他行动的轨迹，这些朋友的生活和故事也往往成为巴金小说的题材。《新生》、《春天里的秋天》等是如此，《爱情的三部曲》更是如此。
《爱情的三部曲》之所以受到巴金的特别偏爱，之所以特别牵动他的心，除了作品自身的因素以外，就在于其中有着作者投入更多的思想和感情，更直接地表现了作者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如巴金所说，“这三本小说是为我自己写的”，“在这里面我可以找到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它们，就像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等等。既然如此，巴金对它们特别青睐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三部曲”的第一个中篇《雾》就是这样开始的：他的一位朋友从日本回来，同大家谈起自己的恋爱故事，甚至说闻到了姑娘的“肉香”，成为朋友们的笑谈。显然他已陷入热恋。巴金便从这里开头写小说，当时的环境、场面都写得真实、具体。但是，从巴金对这位朋友的思想性格的深入了解，知道他决不可能成功，因为他太优柔寡断，不可能做出认真的决定。于是他便沿着这样的性格逻辑写下去，写他的犹豫不决，当断不断，害了别人，也误了自己。后面的故事已经离开了那位朋友，但却抓住了这种性格的症结，摄取了他的灵魂。巴金说，他这样写的本意是想给朋友一个忠告，“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但写下去，“憎厌就慢慢地升起来……那样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爱这个朋友，但是我不能宽恕他的性格。我写了《雾》，我挖出了一个朋友的心”。而正是这一点成为《雾》的主题和作品成功的根本。
显然，巴金的创作并不单是要“给朋友们写照”或要为自己“留下一些朋友的纪念”，他的目标在于创造典型，从而使之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事实上，在《雾》中，自从抛开那位朋友的具体故事而着重于性格的刻画，便已经进入典型的创造，如巴金所说他已经“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是在描写我的朋友”了。显然，这样的“典型”，较之巴金的一个个朋友的故事，更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更具有时代的标志性和警示性。所以，从《雾》开始，巴金便计划写《雾》、《雨》、《电》三本小说，分别创造三种典型或者说三种性格，为一代青年写照。具体说就是：“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而在最后的一部《电》里，则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写人物的归宿或结果，所谓“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这也就是《爱情的三部曲》的基本轮廓。
按照巴金“预定的计划”，《雾》中的周如水正是“一种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从艺术上说，他是《爱情的三部曲》里写得最好的一个人物、一个真正的典型。他性格软弱，犹豫不定，整日在新与旧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他上过大学，又留学日本，举止文雅，见多识广，嘴上不停地鼓吹所谓“土还主义”，说建设农村比城市更重要，但却根本不准备去实行，也从未离开过城市。他狂热地爱上张若兰，迷恋她的温柔美丽，把她视为自己的生命，说没有她就活不下去，但却不敢向她作任何表白，甚至当对方扑到他怀里时，他倒害怕了，流着眼泪狼狈逃窜！他总是犹豫不决，一生也做不出一两次决定。明知是条光明的路，他不走，因为没有勇气（有意思的是他又自认为是个勇敢的人，只是想考虑得更周到一些）；明知前面是火坑，他又不能不去跳，因为他说他不能没“良心”。但他所谓的“良心”是什么呢？就是对曾断送他的幸福的封建家长的孝道，是对父母强加于他、而他根本不爱的妻子的义务。总之是一切按封建道德规范办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是地地道道的旧思想，旧观念。所以，周如水这种人貌似很新，实际上却很旧，灵魂深处积满了封建污垢，并由这种东西主宰着他的行动，窒息着他的生命。在当时，在激烈斗争的社会风浪中，这种人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需要紧急决策的时候，他们总是误事，甚至坏事。巴金成功地塑造了这种性格，挖出了他心灵中的这块脓疮，憎恨它，鞭挞它，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警醒，让人们反思，由此开出自新之路。周如水这个形象的不平常的典型意义也就在这里。
在《雾》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陈真，巴金说这是他创造的又一个典型。这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他是那么热情，对事业那么执著，有极其强烈而单纯的献身欲望。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工作，为了事业，完全不去想个人的幸福，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体。相反的，他因为知道自己活不长久而更加拼命地工作，想为未来人类的繁荣播下更多的种子，留下更多的纪念。他对周如水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看得最清，批评最尖锐；但他的心却是热的，真心希望周如水好，希望他能摆脱困境，获得幸福；他找张若兰，让她主动向周表白爱情，虽然显得唐突，却是那么单纯，对朋友一片真诚。这个人物显然有理想化的色彩，但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他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和可信性，因而使读者不能不和作者一样喜欢他。在《雾》里，他同周如水形成对照，让读者看到了这群青年的活力。稍后，在《雨》的开头，作者便让他被汽车轧死，死得毫无意义，这样处理似乎太草率了。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无意间成全了这个人物，使他同后来的那些一味凭狂热行动的人物之间有了距离。
在《雾》里，被陈真戏称作“三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之一的张若兰，是一位美丽多情的姑娘，而且也不乏热情和勇气。她遇到并爱上周如水实在是她的不幸。他完全配不上她。她的遭遇令人惋惜。作者后来让她嫁给四川的一个教授，作了安分的教授夫人。这也许是她性格发展的一种归宿，但在读者看来，仍不能不感到遗憾。
《雾》之后是《雨》。作为《雾》的续篇，《雨》的故事发生在两年之后的s地（上海），首先登场的仍是《雾》中出现过的人物，如吴仁民、陈真、李佩珠、高志元等，作品仍是围绕他们的爱情、理想、对事业的渴望与追求以及现实中的挫折和苦闷展开，而居于中心的则是吴仁民。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富有热情，不停地在追寻，但缺乏实行的勇气和毅力。开始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爱情。在《雾》里，他为病中的妻子“哀愁”；到了《雨》里，妻子死了，他的心失去平衡，热情无处发泄，从而陷入痛苦与“可怕的寂寞”之中。他觉得所居住的城市“像一个大沙漠”，寂寞，无聊，几无容身之所；他不满意李剑虹那种书斋式的“革命”，甚至说“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精神”；他更看不上张小川那种只学到一点外国绅士派头的洋学生。但他自己也整日泡在书斋里，并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每天除了自寻烦恼，便是用激昂慷慨的空话打发日子。而一碰上可意的女人，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还说什么在女人的怀抱里可以得到暂时的休息。这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了空谈他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个人物的原型也是巴金的一个朋友，而且是好友，他说，“我的描写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心的生活观察得很清楚，而且表现得很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整个面目在《雨》里面全露出来了。”巴金写吴仁民确实是真实的，并不掩饰他的缺点，如在陈真死后他对革命前途的惶惑、恐惧，对斗争所表现的厌倦、逃避，他对女性的无休止的贪恋，以及他的“说大话做小事”甚至不做事的行为等等，都写得生动具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足的是，作者对吴仁民的缺点或缺陷虽有所批评，却缺少一种严厉的态度，缺少像在《雾》里对待周如水的性格那样的憎恨和鞭挞，多的倒是宽容和期待，并在最后让他有了信仰，面貌一新，成为一个新人。吴仁民的这个大转变是不符合他的性格逻辑的，因而也减损了这个人物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吴仁民的原型是作者的好友，他“始终爱护他”，不愿使他受到伤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作者的友情损害了他的艺术。
巴金说他开始写《雨》的时候“心情十分恶劣”。在同时写下的一段文字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个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心啊，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这是当时巴金心灵的一种自白，表明当时他的心境和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是在矛盾、痛苦中奋斗、挣扎，因而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感到一种阴郁气。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巴金始终是进取的，昂扬的，坚毅的，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从未动摇对光明的信仰，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他也充分地把他的这种信念和精神赋予了他的人物，传达给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去我的对于光明的将来的信仰”，小说中的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贯穿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正是为了表达这种希望，他迅速摆脱内心的矛盾和孤独，以高昂的激情完成了《雨》，并接着写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
《电》最初题名为《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名为《电》。按作者的解释，是取电光闪耀，头绪纷繁的意思，以便于让前面活动过的人物都能登场，闪现光彩，让每个人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时巴金正在北平，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朋友家里，环境十分幽静，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已经在脑子里活起来，所以写作进度很快，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将小说写完。他说：“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的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完全跟活人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他又说，在写作中，“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我写完这部小说，我快要放声哭了。”作者恨不能加入他的主人公们的战斗行列，而事实上他跟他们是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
《电》的故事发生在《雨》结束三年以后，背景是在f地即福建晋江、厦门一带，往日的朋友又聚集在一起，另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经过三年的漂泊，每个人都有了很大变化，更成熟，更自信，而热情不减。更重要的是每人都有了明确的信仰，热情也有了“归结”。如作者所说，“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也就在这“信仰”的支配下，他们形成一个集体，这集体又常被称作是“革命团体”，但看来并不具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政党的背景。他们没有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只有所谓的“信仰”
和基于信仰的满腔热情把他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各自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们办报刊，搞工运，搞学运，废寝忘食，不畏艰险，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但却并不知道“光明”在哪里，也不知道这“光明”究竟包含着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因而总是感到孤独、寂寞，心里没有底数，缺少强有力的支撑，一遇压迫便不知所措，只能用个人牺牲或恐怖活动作孤注一掷，拿甘洒热血和慷慨就义当做自然归宿。从这里不难看到，这个“团体”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其行动是盲目的，并不能根本动摇旧制度的反动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脱离革命的主流。虽然这个集体中的大批年轻人都很可爱（周如水、张小川那种性格的人物应该除外），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感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巴金当年曾经说过，在他的小说中，他最喜欢《爱情的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电》。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之外，应该说这与巴金当时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思想影响贯穿在整个作品中，体现在每个人物的言行及作者的评价上。
总起来说就是：对他们所进行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斗争，赞誉过多；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过分宽容。这是读者不难看到的。但是，在巴金晚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磨练和深刻思考，巴金重新翻阅《爱情的三部曲》，感触就大不一样了。他说，“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他说，当时他没有实际的革命经验，写革命和革命者没有“本钱”，所以就难免有虚假和“编造的东西”。
他认真地说：“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这些人“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对于《爱情的三部曲》和其中的那些可爱的青年，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更恰当的。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巴金极为珍视的，始终是那些青年人身上的那种性格，即“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爱情的三部曲》就是要为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有理想的可爱青年塑像。
而他们的这种性格和精神，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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