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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
——关于长篇小说《家》
从1930年夏秋之间开始，巴金的创作开始逐渐进入一个高潮，或者说是他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之后，开始写《灭亡》的续篇《新生》。转过年，1931年春天，在继续写作《新生》的同时，又应上海《时报》之约为该报写连载长篇《激流》（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家》），这前后又穿插写了《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雾》和《雨》以及中篇小说《海的梦》和《砂丁》等等。到1932年秋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写了十来本小说（翻译和散文除外）。真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写作成了巴金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可以说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回顾那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巴金用的最多的说法就是“日也写，夜也写”，他生活的地方成了写作车间，他本人成了写作机器，只见机轮飞转，一篇篇作品相继出世。这里我想引用巴金的一段自述，借以为他当时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存照。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他曾写道：
翻过来就是1931年。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时间几乎完全花在写作上面。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我的心，寂寞咬着我的脑子，眼前是无数的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的自己的痛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停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面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按：
“坐”字原本为“蜷伏”，似更形象）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的第一部），十万字的《新生》（《灭亡》的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短篇小说。巴金后来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回顾自己50年的文学生活，引用了上面这段话，并在末了加了一句，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多么生动的图画，多么感人的景像！热烈，昂扬，奋发，专注，一往无前的精神，横扫千军的气概：这就是年轻的巴金在写作，是他在第一个创作高潮中的典型画面。
长篇小说《家》，就是这次创作高潮中的杰作。
1931年，巴金27岁，正当青春年华。
他用热血浇灌自己的青春，用创作挥洒自己的激情。《家》是青春和激情的绚丽花朵。
《家》的创作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
1929年7月，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到上海来看望巴金，兄弟俩久别重逢，互诉衷肠，有说不完的话。大哥常对巴金说起过去的事情，巴金也因此而想起少年时期在大家庭中生活的许多往事。其间，巴金对大哥说到想写一部《春梦》，并准备拿他做主人公。起初大哥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并不当真。但巴金却认真起来，特别是“拿大哥做主人公”这个想法使他非常兴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说：“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在这里，确定以大哥做主人公，明确写大哥那种性格的人，使人物有了依托；而“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则使构想中的整个作品有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和真实的生活基地。在从《春梦》到《家》的酝酿过程中，这是一次深化，也是在艺术上跨向现实主义的一个转折。
但是，当时巴金的创作还处于归国后的低潮期，勃勃雄心屡遭挫折，上面的想法仍只能暂且搁在心里。
过了几个月，1930年春天，巴金给大哥写信，又谈起《春梦》，以及拟以李家作背景和以大哥作主人公的想法。这一次大哥认真了，他在回信中感慨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大哥的赞同和支持给了巴金很大鼓励。抓住“李家”这座“材料库”，他一步步向里开掘，一层层挖开自己的“记忆的坟墓”，眼前又闪过往日那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他又看到了那个自己曾在其中生活19年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看到了它在礼教掩盖下的凶残和罪恶，多少人在那里作威作福、淫逸、堕落，又有多少人在那里受苦、呻吟、挣扎、死亡。巴金说，“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他说他要通过这部小说倾诉他的爱和恨，要拨开像他大哥那样一些人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地认识到，“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挖成的坟墓。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金心中，由《春梦》开始孕育并终于脱胎而出的一部小说已经成型，已经呼之欲出：《家》的主题确定了，人物有了，而创作的激情也开始在作家胸中激荡。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时报》通过朋友向巴金约稿，请他给该报写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尽管当时巴金正在写中篇小说《新生》，还有另外几个短篇要写，但他预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立即答应下来，并迅速写出了《总序》和小说的前两章交给报社。1931年4月18日起小说开始在《时报》连载，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就收到成都老家来的电报，说大哥在头一天去世，死因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服毒自杀。对巴金来说，这是个晴天霹雳！罪恶的封建制度又活活吞噬了他一个最亲的亲人！巴金感到心中的悲愤更大了，他把满腔的愤怒和憎恨全部凝聚在笔下，矛头直指罪恶的封建制度。在随后写出的篇章中，主题更加鲜明，情感也更加峻急，他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长篇小说《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成的。
《家》的故事是以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公馆”为舞台展开的。巴金以李氏家族为底本塑造了高氏一家。当然，这里巴金所写的并不是自己一个家族的“特殊的历史”，而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是一个典型。巴金说，“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家》中的高公馆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家庭，其中的三代人正好与上述那种官僚地主家庭的三代人相对应。所以它是当时“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代表，是已趋没落和衰亡的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巴金使他的作品在创作上获得了高度的典型意义。
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代表和封建制度的缩影，《家》中的高公馆俨然像一个小小的封建王国。这里有大大小小20几个主子，几十个供他们驱使、奴役的仆人、轿夫，尊卑分明，等级森严。最高一层的统治者是高老太爷，他是高家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也是封建制度和权力的主要象征。他年轻时是“前清的官员”，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广置田产，一手造就了这个大家庭和这份大家业，因而在家庭中也具有无上的权力，从来“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任何人都得服从他的意旨和安排。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这个人物的突出特点就是专横、衰朽和冥顽。作品中直接写高老太爷的篇幅虽然不多，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他像一具幽灵，无处不在，《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从觉新的辍学和断送青春，到鸣凤的投湖，最后到瑞珏的惨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位老太爷有关。鸣凤被逼投湖死后，一向随和的觉民曾感慨地说：“想不到爷爷那么心狠！”的确，在这个道貌岸然的老主子身上确实有一股血腥气，这是腐败和没落的封建制度赋予他的。
高老太爷如此专横残暴，目的在于维护他的家庭，使这罪恶的制度万世长存，但这美梦注定是要破灭的。为了宣告这种罪恶制度的死刑，为了写出封建大家庭的灭亡命运，巴金在创作中首先从高老太爷开刀，着重写他的自掘坟墓和自食其果。从作品中我们看到，高老太爷一生惨淡经营，得到的主要是两样东西，即金钱和权势，这是他过去行为的结果，也是他期望这个家庭今后能“一天天地兴盛发达下去”的依据。他用金钱供养儿孙，使他们整日过着闲懒、奢华的生活；他用权势压制反抗，以维持其家庭的秩序和他的专制地位。然而，由于时代不同了，这一切都引出了相反的结果。正如巴金所说，高老太爷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个家庭存在的基础，把它推向绝路。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克安、克定等就是用高老太爷给他们积下的金钱，赌博、嫖妓，胡作非为，直到后来偷窃和变卖家产，从内里把封建家庭掏空。金钱只养出了一群蠹虫和败家子，封建家庭首先就败在他们身上。而另一方面，高老太爷的权势和他的专制则加剧了青年一代（孙子辈）的反抗和斗争，使他们更坚定地同封建家庭决裂，并使他的权势最终失去威力。作为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象征，高老太爷最终心力交瘁，一命呜呼，他一手建立并竭力维护的封建家族制度，也随之土崩瓦解。
通过高老太爷的形象，作者以雄辩的逻辑向人们揭示，金钱和权势作为封建统治的象征和“命根子”，恰恰也正是要它命的东西。高老太爷们的一切努力和挣扎，只是在“自掘坟墓”。这是已经腐朽的封建阶级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作者正是从这种内在矛盾中揭示了封建家庭和家族制度的崩溃命运，不仅内涵深刻、感人，也使高老太爷这个人物获得了高度的典型意义。
在《家》中，与高老太爷等权势者形成尖锐对立的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即年轻的一代，就是“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的一代人，其主要代表是觉慧。觉慧是在“五四”浪潮激荡下迅速觉醒起来的青年，《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里的新思想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的激情，照亮了他眼前的世界。他大胆地冲出家庭的高墙，积极参加社会斗争，热心办刊物，写文章，猛烈抨击“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黑暗”，表现了五四青年的蓬勃朝气和献身精神。在高家，他首先在认识上是最清醒的一个，他第一个看出了大家庭腐败没落的趋势，认识到“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家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同时他也最早认识到封建家庭“是埋葬青年理想和幸福的坟墓”，决心不再做封建制度的继承人，而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所以在行动上，在家庭的反封建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列。他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他信奉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并以此鼓舞自己和同伴们“向恶劣的环境斗争”。尤其可贵的是他敢于蔑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专制家长的权威，并敢于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抗争。在高老太爷生前，他不顾爷爷的反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公开支持觉民抗婚；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坚决反对请神驱鬼的迷信活动，在高公馆一派阴森的气氛里，独自一人同全体封建家长和封建习俗开战；在高老太爷死后，他又反对把将要分娩的瑞珏搬到城外去，并竭力说服觉新改变一味屈从的习性，劝他为嫂嫂的生命安全起来抗争。所有这些都生动地表明他是封建家庭的一个“大胆的叛徒”，一个五四新人。像作者所预期的那样，他给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新鲜空气”；特别是他最后的离家出走，奔向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对当时青年曾产生深刻影响。
还应该看到，在巴金笔下，觉慧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初次上阵的战士，他的幼稚和软弱也是明显的，这在他同鸣凤、同爷爷的关系上都有所表现。其实，这正是作者的深意所在。因为觉慧同觉新一样也是在封建家庭长大，他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没有瓜葛。作者揭示出他的这种软弱和不足，正是希望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由软弱变得坚强。在这里，作者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人物也显得更真实可爱。
在高公馆年轻一代的三兄弟中，作者用力最多的是大哥觉新。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真实依据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巴金对他爱得最深，也为他痛心最深。
《家》最初就是为他而写的，目的是要使他猛醒，把他从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并通过他的遭遇给更多的人以警示。巴金说：“正因为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事实正是如此，巴金在这个人物身上花了更多的笔墨，艺术上也取得了更大成功。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独特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清醒地认识到旧制度对自己所加的戕害，而又逆来顺受的悲剧典型。他处在封建家长与叛逆青年两种势力之间，大家庭里的各种矛盾都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五四时代的青年，他也曾萌生过理想和追求，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看到了大家庭里的矛盾和斗争，有自己的不平、不满和愤恨。但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传统的“作揖哲学”和时髦的“无抵抗主义”磨掉了他青年人的锐气，也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愤和不平，安于做封建家庭的孝子。在父亲去世后，他作为“承重孙”不情愿地挑起大家庭的重担，从而也肩负起维护封建秩序的职责。这使他成为“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成为高家两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双方都在对他施加压力。这使他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为封建家庭的没落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同情觉慧、觉民这些给封建家庭拆台的叛逆者；一方面屈从专制家长，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别人，另一方面他和他的亲人也同样遭到伤害，成为一个牺牲品。他始终任人拨弄，一味敷衍，按照别人的意旨行事，“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自己则付出了更大的牺牲：牺牲了理想，牺牲了前程，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至亲骨肉，最后自己也随着大家庭的崩溃走向深渊。
觉新的形象在《家》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与觉慧对比，使人清楚地看到当时知识青年的两种性格，两种人生追求。如果说觉慧启示你“应该怎样走”，那么觉新就是要告诉你“不该怎样做”。这个对比应该说具有警世的意义。二是与高老太爷对比，作为封建大家庭的末代继承人，觉新已经没有了爷爷的权势和财富，也没有了爷爷那种顽固不化的一整套封建观念，新时代的影响和在大家庭中所受的伤害使他甚至同样憎恨这封建家庭，以至最后发狠地说这个家中早该“出个叛徒了”，并支持觉慧离家出走。这个结局深刻表明以高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真是走到了末路。这两个方面都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巴金说：“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这也是一般的创作原则，因为作品所要表现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人物的活动来说明。巴金在《家》的创作中着重是写人物，并让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通过人物鞭挞制度，表达爱憎。《家》中所写到的各色人物不下六七十个，由他们构成一个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的社会。其中，高老太爷作为没落的封建家长的代表，觉慧作为封建家庭的“大胆而幼稚”的叛徒，以及觉新那种矛盾的、软弱的、悲剧性的两面性格，都具有深刻典型意义，几十年来他们的名字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符号，被人们广泛应用。另外一些人物，如鸣凤、梅表姐、瑞珏以及冯乐山等，也都具有各自的思想性格，栩栩如生，为读者所熟悉。这是《家》成功的重要标志。《家》的结构艺术也有特点，既集中而又单纯，全书以觉慧与鸣凤的恋爱悲剧和觉新与瑞珏、与梅之间的婚姻、爱情纠葛为主线，以这两桩最能打动人心的故事串起家庭和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把封建家庭的罪恶和衰落过程自然地穿插其间。因而全书虽然头绪繁多，矛盾复杂，读来却情境相融，紧凑流畅，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家》的语言风格则是简洁、明快、坦直、热情，直抒胸臆，以情动人，不求含蓄蕴藉，只求便于沟通，表现了青年人的单纯和爽朗。这也正是巴金前期创作语言风格的突出表现。所有这些都使得《家》成为巴金前期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同类题材的长篇杰作。
最后还要说明，当初这部作品在上海《时报》连载的时候并不叫《家》，而叫《激流》。因为作者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构思，当他落笔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已不只限于某个家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大的社会。他看到在“五四”后的中国大地上，正经历着一场剧变，一股势不可当的生活激流奔腾向前。这是一股时代的激流，历史的激流，它将无情地摧毁一切旧的势力和传统，也将给奋进的青年带来希望和新生。《家》中的高公馆便是在这股激流的冲荡下迅速衰落下去，而年轻的叛逆者也在这激流中学习游泳，日渐成长。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这是巴金以生动的形象所揭示的一个严峻的生活真理，也是在这里，作者为小说展开了广大的时代背景。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题名为《激流》，作者是想在这个题目下写一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在生活激流冲荡下）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但在这本小说结束时由于还没有将全部故事写完，而主要是写了高家的盛衰，所以在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将它改名为《家》，算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段落；并预告还将有它的续篇，这就是后来的《春》和《秋》，它们和《家》一起共同构成了一部20世纪中国封建大家庭的衰亡史，其总名就叫《激流三部曲》。不过，《春》和《秋》的问世与《家》相隔有七八年之久，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完成的，应该属于巴金后一个时期的创作，这里就不作评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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