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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从《新生》到《萌芽》
综观巴金的小说创作，其主要成就是在长篇和中篇。他的短篇小说虽也数量可观，且不乏佳作，但从总体看毕竟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巴金从一开始就把更多精力投入中长篇创作，他的兴趣仿佛也在这里；而且似乎也只有中长篇才更适宜抒发他的满怀激情，更适宜他尽情倾吐，更适宜发挥他汪洋恣肆的才情。所以，在《洛伯尔先生》之后，他一面继续写作短篇，一面便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到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来。在此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中长篇作品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家》、《爱情的三部曲》外，还有《新生》、《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后改名《雪》）等，这在同期的作家中是少有的。
这时期巴金的创作，以及从《灭亡》开始巴金的全部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创作与生活及个人情感的密切相联与交融。他的生活往往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背景和题材，他本人就生活在他的作品之中，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经历着某种事件，同感受，共命运。像《灭亡》一样，作品就是在巴金的生活中产生，甚至可以说是从作者生活中撕下来的一部分。所以，杜大心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同样，《新生》中李冷身上也有作者。也因此，作品就更为真切，更富真情，更能与读者进行无间隙的交流。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受左拉的连续性长篇《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启发，巴金打算写自己的连续性小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生》。但故事还没有认真考虑，人物也还没有影子，想到的只是一个书名。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
最初想到的就是这些。后来又进了一步，想到以《灭亡》为中心连续写五部长篇，即《春梦》、《一生》、《灭亡》、《新生》和《黎明》，其中《新生》紧接在《灭亡》之后，内容大体是“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但也还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回国以后，巴金在创作上接连碰钉子，既没能按自己的预想写出《春梦》和《一生》，也没有写出《新生》和《黎明》。在苦闷中他甚至准备放弃写作。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的诞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转折，连续写了几个短篇之后，巴金说，“《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应该说这时巴金所要写的《新生》与他原先的构想已有所不同，中心改成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样，小说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就确定了，于是巴金便以“李冷日记”的形式开始写《新生》。
作为《灭亡》的续篇，《新生》的故事发生在杜大心牺牲一年半以后，前半部背景在上海，后半部在厦门；整个环境“依旧是黑暗与恐怖”的，往日的朋友已风流云散，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杜大心的惨死使李冷发生巨大变化，由一个心地善良、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消极、厌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革命活动抱虚无主义态度。
从杜大心的死他得出错误结论：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受苦，结果都会是灭亡。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而实际上是被残酷的斗争吓破了胆，陷入空虚、苦闷、自我封闭的人生歧途。小说的后半部写李冷的转变，在妹妹、爱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离开上海，参加了革命活动，后被逮捕，经过狱中的严峻考验，最终完成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认识到“我用我的血来灌溉人类底幸福；我用我底死来使人类繁荣。这样在人类永远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的时候，我底生命也是不会消灭的……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这是李冷经过斗争考验所获得的新的信念，他之所谓“新生”便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全书的主题也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应当指出，小说中写李冷的转变是缺乏现实依据的，作者也无力证明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而缺乏说服力。整个作品也因此涂上空幻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品中却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将他自己的经历与体验融于其中。巴金说过，在《新生》的写作过程中，“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而李冷最后的转变，他所获得的“新生”的信念也同样是属于巴金的。
他曾明确地说：“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独’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巴金说，他在生活和挫折中能坚持下来，永不放弃，“凭借的便是这个”。《新生》之所以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留下印迹，“凭借的”也是这个。
但是，《新生》的遭遇却很不平常，它同当时的祖国人民经历着共同的命运。1931年8月《新生》脱稿，作者把它送到小说月报社，随后看到1932年1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上面登着小说将从这期开始连载，还听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正在装订。就在这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闸北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得一干二净，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印好的《小说月报》和《新生》的原稿全被烧光！巴金说，“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用它来证明侵略者的暴行。于是，就在这年7月，上海最酷热的季节，巴金凭着记忆又重写了《新生》的第二稿。他说：
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夏天来了……坟墓里成了蒸笼似地热。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烧起来，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热得不能够动弹了……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这是巴金在跟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与屠杀较劲。经过这么一番苦斗，《新生》的第二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巴金的胜利，是他的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结晶。经过这样一番烈火的熔炼，《新生》洗去了一些“阴郁”的情绪，“‘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但从总体上看，《新生》仍未必称得上是“纪念碑”；然而作者在重写《新生》时，所表现出的不可征服的斗争精神，却像纪念碑一样，永存人间。这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毁灭的，永远不能！
《新生》的第一稿完成之后，巴金准备接下来写一个短篇。1932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稿纸上信手写下小说的题目《海的梦》，随后便开了头：“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这是小说的第一句。下面怎样展开，他还没有细想。他说：“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这似乎也是巴金的一种习惯，他的不少作品就是这样开头的：下笔时有点漫不经心，写下去，作者的感情注入进去，随着回忆、联想、想象，人物和故事便渐渐来了。这一次促使他拿起笔的，主要是一段海上的回忆，和弥漫心中的对爱和理想的执著追求。巴金在《海的梦》的序言里曾经说到：“我爱海。我也爱梦。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见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了。”从这些话里揣测，巴金对于《海的梦》的最初设计，可能是一个关于“建立‘自由国家’”的梦想，其中的女主人公大约是他所崇敬的俄国民粹派式的女革命家。然而，这个梦并没能照他预想的这个路子做下去，小说刚写了几页，巴金便应友人之约去南京游历。1月28日夜间，巴金返回上海，火车刚开到丹阳便停下来，“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军进攻闸北，火车被迫折回南京。那几天是巴金心里最焦灼的时候，他不能眼看着上海的朋友和同胞被敌人蹂躏而自己站在局外。他不顾友人劝阻，一定要赶回上海去。他说：“如果找不到机会牺牲我的生命的话，我至少也应该回到上海去经历那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于是在战云密布中，他毅然乘船顺江而下，直抵上海。此时他原来的住地闸北宝山路已是一片火海，战事还在进行，“家”是回不去了。他只好暂时住在步高里朋友家里，每天早晨出去找人打听消息。3月2日夜晚，巴金知道日军已完全占领闸北，他内心的痛苦达于极点。经过长长的不眠之夜，巴金决定继续写出《海的梦》，并把它由短篇改为中篇。但是，由于中间有了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原来构想的那个“海上的梦”已“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因而如今这“梦”已不再是从前的梦，“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于是巴金就这样写下去，题目不变，海和女人也保留下来，但“梦”的内容却是眼前的现实。关于当时写作的情形，他说：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所闻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小说就这样完成了。巴金在序里解释说，这里的梦其实不是梦，而是现实；这里的海也不是梦中的海，而是血的海，泪的海。他说：
“血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又说：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它将化为怒涛，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这该是读懂《海的梦》和理解作者思想的一把钥匙。
写完《海的梦》，巴金便到福建晋江旅行，看望朋友，回到上海仅用一周时间便写完了被他称作“温和地哭泣的故事”——《春天里的秋天》。这篇小说是他这次旅行的一个收获。
在晋江的时候，一位开书店的朋友告诉巴金，当地有一位生病的少女是巴金的读者，希望他能过去看看，给她以安慰。巴金便同这位朋友一起到了那位年轻读者的家里。这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人家，少女相貌端正，病卧在床，景象凄然。面对她所仰慕的来访者，只能作出默默的微笑，说两声“谢谢！”告别时却满脸泪水。据朋友说，这少女是因为父亲逼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又不许她继续读书而发疯的，已经陷于不治，——后来果然就这样病死了。这使巴金无比悲愤，他说：“这位疯狂的少女的故事折磨着我的心。我太熟悉了！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一句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摧残了千千万万年轻的心灵。我说，我要替他们鸣冤。”当时他就决定写一篇小说，“替疯姑娘讲话”。
但是，这还只是一个触发点。当巴金回到上海着手要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另一个使他更加悲愤的故事意外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晋江黎明高中的一位女学生和自己的英语老师相爱，遭到家庭反对，结局悲惨，——巴金在黎明中学作客时曾经见过那姑娘，而那位英语老师则是巴金的一位朋友，后来成为知名的翻译家和散文作家，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他们的相爱是很般配的，但家里已经替她做了安排，男方是该校的校董，本省一位有钱的绅士。于是英语教师被赶出学校，逃到鼓浪屿。姑娘不屈服，婚礼举行前夕冒雨跑到鼓浪屿，发誓要跟心爱的人浪迹天涯。但那位教师却退缩了！
一是自己没有胆量，二来也不愿让她跟自己一起吃苦。姑娘绝望地回了家，等待她的将是寂寞的死亡。这个凄惨的故事使巴金更难容忍，当他落笔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两个少女不幸的遭遇合在一起了”。而其实，在他写作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又何止是这两个少女，还有“多少正在开花的年轻灵魂”要通过他的笔来进行倾诉！有了这样一些积累和准备，他的写作就非常迅速了，从晋江回到上海，只用一个星期就写完了这篇小说。
《春天里的秋天》是一篇具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小说。触动作者的首先是晋江那个被逼疯的少女：正当“开花的年纪”，人生的春天，却遭到秋的命运，早早枯萎、殒落了。作品的主题也便由此而来。这位姑娘的不幸遭遇使巴金感触很深，当时，看到她脸上那种和哭一样的“默默的笑”，他“差不多要哭了”！而尤其使他痛苦、不安的是，她是他的读者。他唤起了她对青春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却不能使她免遭厄运。他在小说的序中说：“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另一种势力摧残了。在唤起了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她或他去受更难堪的蹂躏或折磨。”这种难抑的愤激情绪贯穿在作品的始终。
小说借用了黎明高中少女和巴金那位朋友的故事，着重写了两位主人公的热恋，那滔滔不尽的情话，反反复复的试探，无尽无休的忧烦，以及他们不幸的结局：女主人公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甘愿默默地牺牲了自己。小说通篇使用的是散文诗般的抒情笔调，字里行间充满着柔情。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有人曾提出责难，说它“通过一个迷离恍惚的故事，把人带到了幻灭神秘的世界里”云云。这是一种曲解。作品着力抒写主人公的热恋，意在表现青春的美好、爱情的甜蜜，以及在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桎梏下所感到的惶惑不安。正是由于这样的描写，使作品有力地暴露了旧制度的腐败与罪恶，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对这种制度的强烈憎恨和反抗，而不是什么“逃离现实”。所以巴金说：“《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i accuse’（我控诉）。”这才是这篇小说的主旨。
继《春天里的秋天》之后，1932年7月巴金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反映矿工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作品的背景是云南一个旧的矿山，所谓“砂丁”就是开采锡矿砂的矿工。与巴金以前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的题材是新鲜的，而且是“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对巴金来说，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开拓。
那时巴金还没到过云南，也没有见过一个“砂丁”，小说的材料是一位家在云南的朋友提供的。那位朋友曾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过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忍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就跑到上海来了。巴金说，这位朋友向他谈了许多，他带着憎恨和愤怒对巴金描述了那些人间地狱的情况：在那里，“有枪的人就高人一等，徒手的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忠厚老实的农民被招工者骗到矿山来，给他们戴上脚镣，由矿警押着爬进矿洞去挖塃，背塃。也有人孤单地走过矿山就被带枪的人抓起来，关进‘伙房’当‘砂丁’。有一次两个卖鸡蛋的人路过矿山，就被一个姓黄的老板差人抓住，鸡蛋抢走了，两个人都当了‘砂丁’。有一个姓滕的老头，因为儿子两年没有消息，到矿山来看亲人，遇见那个姓李的老板，就让狗腿子抓住，钉上了脚镣，一干就是半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真是举不胜举。这些浸透血泪的故事唤起巴金的同情，也激起他的愤怒，“逼着”他拿起笔，要替那些“现代的奴隶”喊冤。在写作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他“从朋友那里得来的一点一滴”，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倾注了他的同情和愤怒。在“砂丁”们悲惨生活的大背景上，他虚构了梦想到矿上挣钱以赎回自己爱人的青年农民升义，和盼望他早日回来的少女银姐的悲惨故事，当升义已经死在矿井里，银姐还在祷告神明保佑他“早早发财回来”，确实更加深沉，也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不平。当然，由于材料是听来的，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还缺乏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生活感受也存在一定的隔膜，因而不可能写得深入和逼真。后来作者甚至说，“那些有血肉的人到我的笔下都变得干枯了”，这样的自责是过分了，但表面化的现象是存在的，这一点无可讳言。
但是，巴金的尝试并未停止。关于矿工的生活，在《砂丁》之后，1933年春天又写了《萌芽》。而且，这一次的题材不是听来的，其中包含着他自己的一段难忘的生活体验。
事情说来也巧。在写这篇小说一年多以前，巴金在上海马路上遇到一个“相当熟”的朋友，在浙江长兴煤矿作科长。那位朋友讲了些矿上的情况，并邀请巴金到矿上作客，还说“可以下煤坑看看”。
这一点引起巴金极大的兴趣，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便跟他一起搭火车去杭州再转长兴。因为有这位朋友的特别照应，巴金在矿上获得充分自由，可以到各处走走、看看，随意同工人交谈，还同矿工一起下到窑里两个多钟头。对巴金来说那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因为就在一个多月以前，窑里曾发生过一次爆炸，死了15个人，所以有人劝阻他下窑，但他还是坚持下去了，确实有一种历险的感觉。有了这样一些身临其境的观察和体验，《萌芽》较之《砂丁》就多了一份真实感。其中关于工人劳动场景和苦难生活的描写，作者充分地利用了他在矿山上的耳闻目睹，可以说是直接取自生活，因而更为逼真；另一部分关于矿工暴动和它所遭受的镇压，虽多出自作者的虚构，但因为有亲耳所闻的事实作依据，也多在情理之中。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如在屈辱中生活又在屈辱中死去的老矿工赵根宝，和逐渐觉醒并终于起来斗争的青年矿工小刘等，都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不过，由于作者在矿山上的“生活经验”毕竟只有一周，严格说来仍属于走马观花；对矿工生活的了解也多半停留在外部的观察，还不可能深入到他们的思想深处，也不可能同他们有真正的感情交流，因而对矿工生活的描写仍是浅层次的，人物形象还欠厚重。
巴金说过，他早就想“写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样的作品”，来表现中国矿工的生活；《砂丁》和《萌芽》都是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虽不能尽如人意，但对于年轻的巴金和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仍具有重要意义。稍后，巴金在将《萌芽》改名为《雪》出版时所写的序中说：“不过我的心还没有死。也许再过几年我会把小说重作一次，那时候我希望它更像样些。”这样的雄心是令人高兴也让人期待的，可惜巴金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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