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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从《新生》到《萌芽》

  综观巴金的小说创作,其主要成就是在长篇和中篇。他的短篇小说虽也数量可观,且不乏佳作,但从总体看毕竟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巴金从一开始就把更多精力投入中长篇创作,他的兴趣仿佛也在这里;而且似乎也只有中长篇才更适宜抒发他的满怀激情,更适宜他尽情倾吐,更适宜发挥他汪洋恣肆的才情。所以,在《洛伯尔先生》之后,他一面继续写作短篇,一面便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到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来。在此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中长篇作品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家》、《爱情的三部曲》外,还有《新生》、《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后改名《雪》)等,这在同期的作家中是少有的。

  这时期巴金的创作,以及从《灭亡》开始巴金的全部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创作与生活及个人情感的密切相联与交融。他的生活往往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背景和题材,他本人就生活在他的作品之中,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经历着某种事件,同感受,共命运。像《灭亡》一样,作品就是在巴金的生活中产生,甚至可以说是从作者生活中撕下来的一部分。所以,杜大心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同样,《新生》中李冷身上也有作者。也因此,作品就更为真切,更富真情,更能与读者进行无间隙的交流。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受左拉的连续性长篇《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启发,巴金打算写自己的连续性小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生》。但故事还没有认真考虑,人物也还没有影子,想到的只是一个书名。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

  最初想到的就是这些。后来又进了一步,想到以《灭亡》为中心连续写五部长篇,即《春梦》、《一生》、《灭亡》、《新生》和《黎明》,其中《新生》紧接在《灭亡》之后,内容大体是“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但也还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回国以后,巴金在创作上接连碰钉子,既没能按自己的预想写出《春梦》和《一生》,也没有写出《新生》和《黎明》。在苦闷中他甚至准备放弃写作。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的诞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转折,连续写了几个短篇之后,巴金说,“《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应该说这时巴金所要写的《新生》与他原先的构想已有所不同,中心改成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样,小说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就确定了,于是巴金便以“李冷日记”的形式开始写《新生》。

  作为《灭亡》的续篇,《新生》的故事发生在杜大心牺牲一年半以后,前半部背景在上海,后半部在厦门;整个环境“依旧是黑暗与恐怖”的,往日的朋友已风流云散,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杜大心的惨死使李冷发生巨大变化,由一个心地善良、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消极、厌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革命活动抱虚无主义态度。

  从杜大心的死他得出错误结论: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受苦,结果都会是灭亡。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而实际上是被残酷的斗争吓破了胆,陷入空虚、苦闷、自我封闭的人生歧途。小说的后半部写李冷的转变,在妹妹、爱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离开上海,参加了革命活动,后被逮捕,经过狱中的严峻考验,最终完成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认识到“我用我的血来灌溉人类底幸福;我用我底死来使人类繁荣。这样在人类永远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的时候,我底生命也是不会消灭的……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这是李冷经过斗争考验所获得的新的信念,他之所谓“新生”便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全书的主题也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应当指出,小说中写李冷的转变是缺乏现实依据的,作者也无力证明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而缺乏说服力。整个作品也因此涂上空幻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品中却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将他自己的经历与体验融于其中。巴金说过,在《新生》的写作过程中,“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而李冷最后的转变,他所获得的“新生”的信念也同样是属于巴金的。

  他曾明确地说:“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独’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巴金说,他在生活和挫折中能坚持下来,永不放弃,“凭借的便是这个”。《新生》之所以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留下印迹,“凭借的”也是这个。

  但是,《新生》的遭遇却很不平常,它同当时的祖国人民经历着共同的命运。1931年8月《新生》脱稿,作者把它送到小说月报社,随后看到1932年1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上面登着小说将从这期开始连载,还听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正在装订。就在这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闸北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得一干二净,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印好的《小说月报》和《新生》的原稿全被烧光!巴金说,“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用它来证明侵略者的暴行。于是,就在这年7月,上海最酷热的季节,巴金凭着记忆又重写了《新生》的第二稿。他说:

  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夏天来了……坟墓里成了蒸笼似地热。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烧起来,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热得不能够动弹了……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这是巴金在跟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与屠杀较劲。经过这么一番苦斗,《新生》的第二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巴金的胜利,是他的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结晶。经过这样一番烈火的熔炼,《新生》洗去了一些“阴郁”的情绪,“‘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但从总体上看,《新生》仍未必称得上是“纪念碑”;然而作者在重写《新生》时,所表现出的不可征服的斗争精神,却像纪念碑一样,永存人间。这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毁灭的,永远不能!

  《新生》的第一稿完成之后,巴金准备接下来写一个短篇。1932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稿纸上信手写下小说的题目《海的梦》,随后便开了头:“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这是小说的第一句。下面怎样展开,他还没有细想。他说:“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这似乎也是巴金的一种习惯,他的不少作品就是这样开头的:下笔时有点漫不经心,写下去,作者的感情注入进去,随着回忆、联想、想象,人物和故事便渐渐来了。这一次促使他拿起笔的,主要是一段海上的回忆,和弥漫心中的对爱和理想的执著追求。巴金在《海的梦》的序言里曾经说到:“我爱海。我也爱梦。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见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了。”从这些话里揣测,巴金对于《海的梦》的最初设计,可能是一个关于“建立‘自由国家’”的梦想,其中的女主人公大约是他所崇敬的俄国民粹派式的女革命家。然而,这个梦并没能照他预想的这个路子做下去,小说刚写了几页,巴金便应友人之约去南京游历。1月28日夜间,巴金返回上海,火车刚开到丹阳便停下来,“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军进攻闸北,火车被迫折回南京。那几天是巴金心里最焦灼的时候,他不能眼看着上海的朋友和同胞被敌人蹂躏而自己站在局外。他不顾友人劝阻,一定要赶回上海去。他说:“如果找不到机会牺牲我的生命的话,我至少也应该回到上海去经历那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于是在战云密布中,他毅然乘船顺江而下,直抵上海。此时他原来的住地闸北宝山路已是一片火海,战事还在进行,“家”是回不去了。他只好暂时住在步高里朋友家里,每天早晨出去找人打听消息。3月2日夜晚,巴金知道日军已完全占领闸北,他内心的痛苦达于极点。经过长长的不眠之夜,巴金决定继续写出《海的梦》,并把它由短篇改为中篇。但是,由于中间有了这样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原来构想的那个“海上的梦”已“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因而如今这“梦”已不再是从前的梦,“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于是巴金就这样写下去,题目不变,海和女人也保留下来,但“梦”的内容却是眼前的现实。关于当时写作的情形,他说: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所闻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小说就这样完成了。巴金在序里解释说,这里的梦其实不是梦,而是现实;这里的海也不是梦中的海,而是血的海,泪的海。他说:

  “血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又说: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它将化为怒涛,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这该是读懂《海的梦》和理解作者思想的一把钥匙。

  写完《海的梦》,巴金便到福建晋江旅行,看望朋友,回到上海仅用一周时间便写完了被他称作“温和地哭泣的故事”——《春天里的秋天》。这篇小说是他这次旅行的一个收获。

  在晋江的时候,一位开书店的朋友告诉巴金,当地有一位生病的少女是巴金的读者,希望他能过去看看,给她以安慰。巴金便同这位朋友一起到了那位年轻读者的家里。这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人家,少女相貌端正,病卧在床,景象凄然。面对她所仰慕的来访者,只能作出默默的微笑,说两声“谢谢!”告别时却满脸泪水。据朋友说,这少女是因为父亲逼她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又不许她继续读书而发疯的,已经陷于不治,——后来果然就这样病死了。这使巴金无比悲愤,他说:“这位疯狂的少女的故事折磨着我的心。我太熟悉了!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一句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摧残了千千万万年轻的心灵。我说,我要替他们鸣冤。”当时他就决定写一篇小说,“替疯姑娘讲话”。

  但是,这还只是一个触发点。当巴金回到上海着手要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另一个使他更加悲愤的故事意外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晋江黎明高中的一位女学生和自己的英语老师相爱,遭到家庭反对,结局悲惨,——巴金在黎明中学作客时曾经见过那姑娘,而那位英语老师则是巴金的一位朋友,后来成为知名的翻译家和散文作家,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他们的相爱是很般配的,但家里已经替她做了安排,男方是该校的校董,本省一位有钱的绅士。于是英语教师被赶出学校,逃到鼓浪屿。姑娘不屈服,婚礼举行前夕冒雨跑到鼓浪屿,发誓要跟心爱的人浪迹天涯。但那位教师却退缩了!

  一是自己没有胆量,二来也不愿让她跟自己一起吃苦。姑娘绝望地回了家,等待她的将是寂寞的死亡。这个凄惨的故事使巴金更难容忍,当他落笔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两个少女不幸的遭遇合在一起了”。而其实,在他写作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又何止是这两个少女,还有“多少正在开花的年轻灵魂”要通过他的笔来进行倾诉!有了这样一些积累和准备,他的写作就非常迅速了,从晋江回到上海,只用一个星期就写完了这篇小说。

  《春天里的秋天》是一篇具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小说。触动作者的首先是晋江那个被逼疯的少女:正当“开花的年纪”,人生的春天,却遭到秋的命运,早早枯萎、殒落了。作品的主题也便由此而来。这位姑娘的不幸遭遇使巴金感触很深,当时,看到她脸上那种和哭一样的“默默的笑”,他“差不多要哭了”!而尤其使他痛苦、不安的是,她是他的读者。他唤起了她对青春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却不能使她免遭厄运。他在小说的序中说:“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另一种势力摧残了。在唤起了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她或他去受更难堪的蹂躏或折磨。”这种难抑的愤激情绪贯穿在作品的始终。

  小说借用了黎明高中少女和巴金那位朋友的故事,着重写了两位主人公的热恋,那滔滔不尽的情话,反反复复的试探,无尽无休的忧烦,以及他们不幸的结局:女主人公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甘愿默默地牺牲了自己。小说通篇使用的是散文诗般的抒情笔调,字里行间充满着柔情。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有人曾提出责难,说它“通过一个迷离恍惚的故事,把人带到了幻灭神秘的世界里”云云。这是一种曲解。作品着力抒写主人公的热恋,意在表现青春的美好、爱情的甜蜜,以及在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桎梏下所感到的惶惑不安。正是由于这样的描写,使作品有力地暴露了旧制度的腐败与罪恶,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对这种制度的强烈憎恨和反抗,而不是什么“逃离现实”。所以巴金说:“《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i accuse’(我控诉)。”这才是这篇小说的主旨。

  继《春天里的秋天》之后,1932年7月巴金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反映矿工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作品的背景是云南一个旧的矿山,所谓“砂丁”就是开采锡矿砂的矿工。与巴金以前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的题材是新鲜的,而且是“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对巴金来说,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开拓。

  那时巴金还没到过云南,也没有见过一个“砂丁”,小说的材料是一位家在云南的朋友提供的。那位朋友曾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过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忍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就跑到上海来了。巴金说,这位朋友向他谈了许多,他带着憎恨和愤怒对巴金描述了那些人间地狱的情况:在那里,“有枪的人就高人一等,徒手的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忠厚老实的农民被招工者骗到矿山来,给他们戴上脚镣,由矿警押着爬进矿洞去挖塃,背塃。也有人孤单地走过矿山就被带枪的人抓起来,关进‘伙房’当‘砂丁’。有一次两个卖鸡蛋的人路过矿山,就被一个姓黄的老板差人抓住,鸡蛋抢走了,两个人都当了‘砂丁’。有一个姓滕的老头,因为儿子两年没有消息,到矿山来看亲人,遇见那个姓李的老板,就让狗腿子抓住,钉上了脚镣,一干就是半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真是举不胜举。这些浸透血泪的故事唤起巴金的同情,也激起他的愤怒,“逼着”他拿起笔,要替那些“现代的奴隶”喊冤。在写作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他“从朋友那里得来的一点一滴”,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倾注了他的同情和愤怒。在“砂丁”们悲惨生活的大背景上,他虚构了梦想到矿上挣钱以赎回自己爱人的青年农民升义,和盼望他早日回来的少女银姐的悲惨故事,当升义已经死在矿井里,银姐还在祷告神明保佑他“早早发财回来”,确实更加深沉,也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不平。当然,由于材料是听来的,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还缺乏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生活感受也存在一定的隔膜,因而不可能写得深入和逼真。后来作者甚至说,“那些有血肉的人到我的笔下都变得干枯了”,这样的自责是过分了,但表面化的现象是存在的,这一点无可讳言。

  但是,巴金的尝试并未停止。关于矿工的生活,在《砂丁》之后,1933年春天又写了《萌芽》。而且,这一次的题材不是听来的,其中包含着他自己的一段难忘的生活体验。

  事情说来也巧。在写这篇小说一年多以前,巴金在上海马路上遇到一个“相当熟”的朋友,在浙江长兴煤矿作科长。那位朋友讲了些矿上的情况,并邀请巴金到矿上作客,还说“可以下煤坑看看”。

  这一点引起巴金极大的兴趣,当时就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便跟他一起搭火车去杭州再转长兴。因为有这位朋友的特别照应,巴金在矿上获得充分自由,可以到各处走走、看看,随意同工人交谈,还同矿工一起下到窑里两个多钟头。对巴金来说那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因为就在一个多月以前,窑里曾发生过一次爆炸,死了15个人,所以有人劝阻他下窑,但他还是坚持下去了,确实有一种历险的感觉。有了这样一些身临其境的观察和体验,《萌芽》较之《砂丁》就多了一份真实感。其中关于工人劳动场景和苦难生活的描写,作者充分地利用了他在矿山上的耳闻目睹,可以说是直接取自生活,因而更为逼真;另一部分关于矿工暴动和它所遭受的镇压,虽多出自作者的虚构,但因为有亲耳所闻的事实作依据,也多在情理之中。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如在屈辱中生活又在屈辱中死去的老矿工赵根宝,和逐渐觉醒并终于起来斗争的青年矿工小刘等,都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不过,由于作者在矿山上的“生活经验”毕竟只有一周,严格说来仍属于走马观花;对矿工生活的了解也多半停留在外部的观察,还不可能深入到他们的思想深处,也不可能同他们有真正的感情交流,因而对矿工生活的描写仍是浅层次的,人物形象还欠厚重。

  巴金说过,他早就想“写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样的作品”,来表现中国矿工的生活;《砂丁》和《萌芽》都是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虽不能尽如人意,但对于年轻的巴金和年轻的中国现代文学仍具有重要意义。稍后,巴金在将《萌芽》改名为《雪》出版时所写的序中说:“不过我的心还没有死。也许再过几年我会把小说重作一次,那时候我希望它更像样些。”这样的雄心是令人高兴也让人期待的,可惜巴金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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