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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生活使他选择了写作
不过，从一边听巴黎圣母院悠长的钟声，一边拿起笔在练习本上抒写内心的激愤，到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用笔“为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战士，还有一段路程。因为这时巴金的写作，还只限于个人感情的抒发和倾诉，还认识不到写作的意义，缺乏必要的自觉。从根本上说，他还没有把写作当做一种事业。所以，一旦感情得到发泄，心中的愤懑得到缓解或转移，他便又停下笔，走出书斋，和朋友们一起从事他认为更需要做的事情。
这时候，营救美国波士顿监狱中两个被诬陷的意大利工人的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如火如荼。这两个工人是鱼贩子樊赛蒂和他的朋友鞋匠萨柯，他们都是正直而善良的劳动者，凭着顽强的毅力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樊赛蒂还成为出色的作家。他们在美国从事劳工运动，六年前被诬告参与一起抢劫杀人事件而被捕，尽管有许多证人证明他们无罪，但美国法庭仍将他们判处死刑。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在美国的死囚牢中被关了六年，上诉八次都被驳回。那时候刚宣布了最后的决定：7月10日将在电椅上烧死他们。全世界沸腾了！为了推翻这个荒谬的判决，美国国内首先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随后在巴黎、伦敦、柏林、罗马、马德里、孟买、东京，直到莫斯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掀起浩大的抗议浪潮，巴黎报纸上还不断刊登包括罗曼·罗兰、巴比赛、爱因斯坦等知名人士的宣言、呼吁，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演讲会”、“救援会”、“抗议会”的大幅广告。巴金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活动。这期间他读到樊赛蒂的一本自传，其中有这样的话令他万分激动：“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得到发展。”这些话在他心里引起强烈共鸣，便立刻拿起笔，给美国死囚牢中的樊赛蒂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把自己的痛苦、寂寞、挣扎、希望全写在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信寄到波士顿，请萨樊救援会转交，随后巴金便全力投入了这场救援斗争。而接下来的事情，巴金在回忆中说：
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意外地收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一包书和一封信。信纸一共四大张，还是两面写的。这是樊赛蒂在死囚牢中写的回信。他用恳切的话来安慰、勉励我，叫我“不要灰心，要高兴”。他接着对我谈起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谈到了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说他应当使我明白这些，增加我的勇气来应付生活的斗争。他教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
我把这封信接连读了几遍，我的感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马上写了回信去。在这几天里我兴奋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又在练习本上写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第十一章）了。樊赛蒂的事迹和他的信对巴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称樊赛蒂是他的“先生”，说樊赛蒂的精神是“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读了樊赛蒂的信，巴金感到“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叫我做的事。”他在无比兴奋中在练习本上写下的那些话，即后来收进《灭亡》第十一章中，李冷兄妹立誓献身人民事业时所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巴金本人心里的话。借李冷兄妹的口，巴金庄严宣告：“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欢乐，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这个思想，反过来又贯穿了整个《灭亡》。
这年夏天，巴金因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今译蒂埃里堡）休养，以后便一直留在那里。他住进一所以法国17世纪著名诗人拉·封丹命名的中学里，并在该校继续学习法文。当时学校正放暑假，环境十分清净。但在巴金心里却依然是风高浪急。他时刻惦记着波士顿囚牢中的“先生”，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沙多—吉里小城期间，巴金又收到樊赛蒂寄来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就对巴金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并仍用乐观的调子谈到未来的变革和人类的前途。信的末尾，樊赛蒂以无限亲切而热烈的感情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尽管死期就在眼前，他却还是那样平静、无畏，真是视死如归啊！巴金一面反复读着这封信，一面翻阅各种声援他们的报刊，心中急切地盼望革命的风暴能即刻到来。他说，“我的心好像放在火上煎熬一样，我没法安静下来”，于是又找出练习本，在空白页上胡乱地写下一些句子，因为太潦草，有些字句连自己也认不清楚，其中有些就用在后来的小说里，《灭亡》第十三章中“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问题，第二十章中“爱与憎”的争论等等，就是根据这些片段重写的。由于世界人民的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两个意大利工人的死刑执行期一再被推迟。抗议的声浪更加高涨。正如美国的《民族》周报所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挂起美国国旗，就得找人保护”，在世界各大城市的美国使馆或领事馆都受到示威群众的包围。这时巴金甚至相信“美国政府不敢杀死这两个人”。但是巴金想错了，8月23日，两个无辜的意大利劳动者，萨柯和樊赛蒂，终于被烧死在电椅上。听到这个消息，巴金说他“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然后“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他的心仍然无法平静，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心里的话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写成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决心》和其他一些片段，直到写不动了才停下来。
至此，巴金在法国所经历和参与的社会活动和政治事件已告一段落，而作为这些活动的副产品——小说《灭亡》的轮廓也已初步成型。最后提到的三章《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在小说中分别为第十七、十八、十九章，是作品中的重要章节。其中所写的虽然不是萨柯、樊赛蒂的事，但它的精神、情绪和氛围都是直接从“萨樊事件”，特别是从他们在电椅上被烧死的惨剧中撷取过来的。
不过，到这时《灭亡》还没有完成，甚至还可以说，练习本上的那些记录最后将成为什么样子，巴金这时还没有明确的想法。对下一步如何处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也许是过去一段时间心中的痛苦太深、弦绷得太紧了，他希望得到解脱和放松，所以“萨樊事件”过后不久，巴金便把精力转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的翻译。他后来解释说：“说老实话，这部书（按：指《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除了讲自然界和原始人的前四章外，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尤其是后半部。……后来仔细想想，我那个时候翻译这部伦理学的著作，其实是逃避现实。我曾经写信告诉朋友：‘在中国人大开杀戒的时候，我埋头翻译讲道德的书……’大开杀戒，当然是指蒋介石屠杀青年。我不能参加斗争和同时代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也无力阻止中国和美国的刽子手惨杀无辜，我内心得不到安宁，为了避免良心的痛苦，我像逃佛参禅的人那样，教自己的心钻进道德学说里面去。所以我会那么耐心地翻译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作，不久又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第二年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前半部以后，他才放松下来，“有时间读小说，读诗，读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了”。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触动了他的心灵，对《灭亡》的诞生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有一天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信里照旧充满了感伤和对他的期望，不但期望他能“扬名显亲”，还要他去维持他们那个已彻底没落的大家庭和那种生活方式。巴金深深地而且不无痛苦地感到，他和大哥之间“友爱越来越深”而“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要走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最终要跟大哥分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巴金感到是时候了，“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然而我又担心他不能了解。我又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想来想去，我想得很痛苦。”怎么办呢？巴金后来在有关的文章中写道：
最后我想出办法来了。我从箱子里取出了那个练习本（可能是两本或三本了），我翻看了两三遍。我决定把过去写的那许多场面、心理描写和没头没尾的片段改写成一部小说，给我的大哥看，让他更深地了解我。就像我后来在《灭亡·自序》上所说的那样：“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的面前，把书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我就十分满足了。”
这样我就认真地写起小说来了。我写了《李冷和他的妹妹》（第六章），我写了《生日的庆祝》（第七章），我写了《杜大心和李静淑》（第九章）。每天早晨我常常一个人到学校后面那个树林里散步。林子外是一片麦田，空气里充满了麦子香，我踏着柔软的土地，听着鸟声，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小说中的世界，一些人物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他们帮助我想到一些细小的情节。散步回校，我就坐在书桌前，一口气把它们全写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夫我写完了《灭亡》的其余各章。这样我的小说就算完成了。在整理和抄写它的时候，我又增加了一章《八日》（第十六章），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我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抄写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我还在前面写了一篇《自序》和“献给我的哥哥”的一句献词。《自序》上提到的“我的先生”就是樊赛蒂。这样“小说就算完成了”，时间是1928年8月，地点是法国玛伦河畔幽静的小城沙多—吉里。巴金旅法期间在这座小城居住最久，约一年零两个月，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归国后他最初的短篇小说多半都是以这里为背景，而那以后50多年来他不知做过多少有关沙多—吉里的梦。他在回忆中念念不忘：“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到沙多—吉里第二年的暑假，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他和另外两个中国学生做饭，并且照料他们。巴金说，每天晚饭后，“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切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巴金还说过，是古然夫人“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对巴金这样的很早便失去慈母而又远在异乡的青年来说，这确实是一段温馨幸福的时光，对《灭亡》的最后完成是大有益处的。
小说抄写完毕，巴金想给自己起个笔名。过去他写诗、作文章、搞翻译常用的署名是自己的字“芾甘”或由此演化而来的“佩竿”、“pk”、“芾”、“甘”等，这次他想另起一个，更容易记的。他首先想到一个叫“巴恩波”的北方同学，是他刚到沙多—吉里时认识的，但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巴金很难过，所以就选了一个“巴”字表示对他的纪念。“金”字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同学提出来的，那时巴金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前半部，这本书的英译本还放在书桌上，这位朋友便半开玩笑地说了个“金”字。这样“巴金”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那么，书稿如何处理呢？巴金犹豫再三，一时还没勇气寄给国内的出版社，便将书稿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想请他帮忙由自己花钱出版，估计印二三百本并不须花多少钱，只要翻译一本书就可以换来全部印费。书稿寄出后，巴金便开始做归国的准备，无暇顾及此事。待到这年12月回到上海，索非告诉他已将书稿送给《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钧，并已登出预告，将于来年在《小说月报》第一至四期上发表。
《灭亡》就此问世了。巴金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也就此铸定。
关于《灭亡》，回过头来看，还有必要作一点说明。
《灭亡》是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最初也曾被认为是长篇，后来一般都看作是中篇，作者也说是中篇），主要写一群立志献身革命事业的青年为反抗军阀统治而进行的种种斗争和活动。从前面有关本书产生经过的叙述可以知道，小说的原始记录（那些最初写在“练习本”上的内容），都是作者有感于国内军阀残酷屠杀民众和随后震撼世界的“萨樊事件”，为抒发和宣泄满腔的愤懑而写下的，其中渗透着他的痛苦和眼泪、愤怒和呼号、希望和追求，而且处处纠结着难以排解的忧烦和矛盾。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带着生活本身的气味和色彩，但还不是小说，而只是些零乱的互不相关的场面和“没头没尾的片段”。是大哥的来信激活了他的灵感。为了让大哥“更深地了解”自己，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翻出那些“练习本”，决定把练习本上写的那些东西改写成一部小说，献给大哥，想通过小说，通过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也就是《灭亡》里的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兄妹，以及张维群等，把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愤懑和痛苦，以及内心的躁动不安，分别赋予不同的人物，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把自己的心灵充分地敞开在大哥面前，以此达到让大哥了解的目的。
那么，他是想让大哥了解什么，或者说是想告诉大哥什么呢？
简单地说，就是针对大哥希望他将来能“扬名显亲”，并做旧家庭的维护者的想法，他要明确地告诉大哥：这绝不可能。他们兄弟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调和的，他爱他的大哥，但他要走自己的路。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这就是：旧家庭罪恶、腐朽，旧制度必然灭亡；他要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把一切献给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他还要告诉大哥，这条道路是充满艰险的，荆棘丛生的，刀山剑树的，“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的”，但他心甘情愿，义无反顾。他希望大哥能理解他，为他祝福。
而这也便是《灭亡》的主旨，是他通过杜大心、李冷、李静淑等不同人物，从不同侧面所要表达的思想。
巴金说过，“《灭亡》这个书名有两重意义。”其一是，在书中，“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是“灭亡”的第一层含义。其二，巴金说，“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首“主题诗”在小说中是杜大心的创作，题为《一个英雄底死》，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巴金强调说，这里所引的关于“灭亡”的诗句，“绝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而是热情歌颂“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歌颂“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所以，《灭亡》是一曲反抗剥削制度和黑暗现实的颂歌，是一曲悲壮的英雄的颂歌。这是《灭亡》在当年文坛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巴金曾一再申明《灭亡》“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是过谦了；但《灭亡》也确实存在着不足。一方面是在写法上，《灭亡》的创作与巴金后来的作品很不相同，后来的作品不论写得顺利与否，都是从头开始依次写下去的，而《灭亡》却是先写出一些“并不连贯的片段”，最后才用一个“杜大心”把它们贯串起来。如巴金所说，“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个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这就使得作品在结构上显得不够严谨，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显得粗糙。这是作者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人物和全书都充满了矛盾，贯穿着浓重的阴郁气氛。这矛盾来自作者自身。巴金坦承：“我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的思想上、生活上都充满了矛盾：这就是爱与憎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的身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又说，“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作者的这种情绪充分地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身上。杜大心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献身精神，但又带着很大盲目性，不知道该怎样行动；他想为被压迫的群众解除苦难，但他的行为又脱离群众，陷于孤独；他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人类的广泛的爱，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憎恨，憎恨别人，也憎恨自己；他崇尚暴烈的行为，愿为革命献身，然而他的牺牲却于革命无补，死得毫无意义。杜大心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如他自己所说：“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那么，这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底就是因为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现实斗争，而“只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或者少数几个朋友的小圈子里海阔天空地幻想一番”，就以为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总是感到孤独、无助，总是单打独斗，意识到必然失败而又要孤注一掷。所以在他们的行动中充满着忧郁和悲情，充满着失败的、绝望的情绪。正是在这里，作品“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表现了他们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的狂躁、困惑和迷茫。杜大心的悲剧，对于一切同类型的小知识分子革命者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巴金说，《灭亡》是他专为大哥而写的。但是，“《灭亡》的发表似乎并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现代文学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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