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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畅想——挫折——爆发
巴金兴冲冲地到法国“寻梦”，从出发到回国不足两年，最初的设想全部落空。他之所以匆匆归国，主要是家庭经济拮据，无力支持。巴金曾说过，到法国不久，“我就听到家里破产的消息，因为家里无法再寄学费来，我便停止了正式学习法文。”以后的留学生活一直是在经济紧迫的状况下挣扎，这无形中在他心上又多了一层重压。但是，尽管如此，在法国的两年巴金并没有虚度。在这里，他接触了新的世界、新的潮流，结交了新的朋友——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平民也有出色的革命者；在这里，他近距离地“聆听”了“法国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开始具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在这里，他经受了过去不曾有过的生活磨练，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并获得了一个在后来的创作活动中极其重要的生活宝库。在法国两年的留学生活已深深地融进巴金的生命之中，成为他整个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巴金以后的全部生活和创作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巴金留学法国的直接收获自然是《灭亡》。这本书为巴金打开了创作的大门，从此他便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8月初，巴金把《灭亡》的书稿寄出之后，继续在沙多—吉里小城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学校正放暑假，十分清静。巴金刚读过左拉的著名长篇小说《酒馆》，接着又读了他的另外两部长篇《萌芽》和《工作》，深深被吸引，因而一连几天他都很有兴致地向朋友们介绍左拉的连续性故事。其中一个安徽的朋友在此之前刚刚读过《灭亡》的书稿，便带笑问巴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这个多半出于无意的提问，给了巴金一个强烈的刺激。他后来回忆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跳不出以上的范围。《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从这时开始，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巴金一直沉浸在这个想法里，从沙多—吉里到巴黎，到马赛，到归国的海船上，他像着了魔一样，一直在读左拉，在构思他的“长篇连续性小说”。他说：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小说，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我的思想却跟着我那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跑来跑去。我的思想像飞鸟一样，在我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我有点像《白夜》里的“梦想家”，渐渐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世界。《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段日子里，年轻的巴金真是陷入到文学的迷狂之中。他的“创作的欲望”像火一样在胸中燃烧，奇异的想象和宏大的构思纷至沓来，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世界”，他的种种幻想像飞鸟一样在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似乎接下来一步就可以跨进那迷人的艺术宫殿，攀上辉煌的顶峰。显然，巴金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是带着几分感喟，也带着自嘲。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说：一个人20岁成为作家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他的生活经验还只有那么一点点，而且多半还是自然形态的，没有经过认真消化，没有经过艺术熔炼，所以还很难写出好的艺术作品。巴金尽管有出色的文学秉赋，有曲折多样的生活经历，但毕竟还只有24岁，虽然已经走过许多路，但走得太匆忙，还缺少细细的感受和升华的过程。《灭亡》的产生，在一个短时期里使他陶醉，因而就有了那种想一下子写出5部连续性小说的梦想。这也便是爱伦堡所说的，一个人20岁成为作家的“不幸”。因此也不难想象，在前面等着巴金的首先是什么。
回国以后，巴金本来是想立即全力投入创作，依次写出他的5部连续性小说，但是却没能如愿。他没有能够按自己的设想写出《春梦》和《一生》，心里非常焦灼，反复地翻看在法国和在轮船上写的那些札记和片段，想从中找到线索，得到启示，却毫无着落，一筹莫展。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这期间，《灭亡》在《小说月报》连续刊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也不能给他多少鼓励。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甚至“完全丧失了信心”。
其实，如前所说，巴金回国后在创作上所遇到的挫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创作才能，丧失信心，也不难理解。
这是许多青年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些作者遇到这种情况便知难而退了，以致改弦易辙，另谋出路，从此便与文学割断联系。而巴金不然。他同文学的姻缘太深了，虽然碰了钉子，却并不认输，更没有放弃。当他在创作上遇到困难，感到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便转向翻译——这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他说：对于创作，“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这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巴金回国后，最初的两年，抱着“练笔”的念头，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弄清一些过去自己还不大明白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无政府主义及其活动家的一些问题，他将一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翻译工作中。这期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下卷）和《普鲁东底人生哲学》以及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司捷普尼雅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普利洛夫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廖抗夫的话剧《前夜》（原名《夜未央》，后来再版又恢复《夜未央》的书名），此外，还从世界语翻译了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选《骷髅的跳舞》等，可谓洋洋大观。其中，有的作品如《伦理学》（下卷）中有些问题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只能咬牙硬译，让他伤透了脑筋；而有的作品如《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地下的俄罗斯》则好读好译。巴金说，“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了一些影响。”可以看出，巴金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学习和汲取是很用心的，他很注意那种“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一再揣摩、体会”，事实上，这也成为巴金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但是翻译毕竟不能代替创作。翻译——即便是最能切合现实的翻译，也只是传达别人的意思，不是自己所说的话，更不是自己内心的倾诉。当时，巴金回国后的那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反动统治最严酷、最黑暗的时候。革命形势陷入低潮，“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瓜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巴金说：
“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外国人总是抬不起头。我们一方面受到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有一个时期我们的记者对军阀政客说了不恭敬的话就要坐牢、砍头。有人写了得罪外国人的文章也会坐牢吃官司。”③至于广大劳动者的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巴金天天看到人们在挣扎、受苦，听到人们在呻吟、哀号，这些数不尽的“悲惨的图画”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使他的“心实在痛得忍受不住了”！于是他又放下翻译，写起小说来。
但是这一次的尝试仍不顺利。第一篇是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作品的触发点是在两年前，那时巴金还在法国，偶然从巴黎的报纸上看到一个19岁的安南（即今越南）青年自杀的故事，是因为受尽了富人的欺凌和“弱者底痛苦”又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而自杀的。这又使他联想到自己那位在项热投水自杀的朋友，一时悲愤难抑。当时他就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没有动笔。这时候，往日的悲愤与他在现实中所感受到的“被压迫者的悲哀”融汇在一起，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决定用他在南京读书时曾经历过的“五卅”事件作背景来写这篇小说。
《死去的太阳》的主人公吴养清是一个富有革命热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作品主要写他在整个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与《灭亡》不同，作者的目光不只是盯着他的主人公，表现他个人的挣扎、幻灭和痛苦，而且也抒写了“被压迫者底悲哀”，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愤怒和斗争。作品还真实地描写了“五卅事件”的某些场面，表现了运动中各阶层人物的动态，诸如南京路上的枪杀，东南大学国民外交后援会的成立，工人、学生和市民高喊着“反抗强权、收回租界”的口号进行游行的情景等等，都很感人。在现代文学中，这是较早反映五卅运动的作品之一。所以作者也认为，与《灭亡》相比，“《死去的太阳》里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但是在当时，《死去的太阳》的遭遇却远不如《灭亡》。首先是读过这部小说原稿的朋友都说它“比《灭亡》差多了”；随后是作者把书稿寄给《小说月报》，很快就被退回来，也说是写得不好。这对巴金又是一瓢冷水！
接到《小说月报》的退稿，表面看来巴金还是比较平静的，说“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小说作了修改，以单行本出版，说这么做“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
多年以后，甚至还说：“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等等。这些话须要具体分析。所谓“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编者”云云，这是后话，是在近30年以后的1958年说的；而在当时，巴金作为一个急于想在文学上表现自己，或者说渴望以文学鸣自己的不平的青年作者，他可没有那么旷达，也没有那么冷静。事实上这次退稿对巴金来说又是一个打击，而且十分沉重。他觉得这是一次失败，对创作真是失去了信心。他说：“我写完它（按：指《死去的太阳》），自己不但感到疲倦，还有失望的情绪，这并非由于小说的调子低沉，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完全失掉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我连李静淑的故事也放弃了，我想拿那个失败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学生活。”在另外的地方巴金还说过类似的话，如他说《死去的太阳》写得不好，使他很扫兴，“觉得我这个人不益于写小说，想从此搁笔”，等等。这些话听起来都很严重，足以说明当时巴金失望的心情。
当然，这也无须过分认真，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巴金把自己的悲观和失落情绪夸大了。如他后来所说，“这只是一时的沮丧”。过了一些时候，“创作的欲望”又在胸中燃烧。
他感到，社会的悲剧在漫延，内心的痛苦在增长，令他焦灼，寝食难安。如他在短篇小说集《光明集》的序中所说，“这时候我的眼前现出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在我的眼前变成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到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我自己也不再存在了，至少在这个时候。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③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巴金又急迫地拿起笔写小说，而且，突然袭来的灵感把他推上了成功的阶梯。他说：
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心思：就在这年（按：指1930年）七月的某一夜，我忽然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我还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净的夜里一口气写完了那篇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几只麻雀在屋檐上叫得非常高兴。这里末了所写的，那满天的云霞和麻雀的欢叫，显然就是巴金自己的心情，是他心灵的欢快的跳动！仿佛是在梦中，隐约听到了哭声，于是起身拿起笔，《洛伯尔先生》就诞生了……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神奇，其实也不难理解。《洛伯尔先生》的背景是法国的一个小城，写的是一位贫穷的、年老的音乐师同一位花店少女苦苦相恋的凄迷故事，故事单纯明朗，却贯穿着人生的深沉悲哀。这里所写的生活环境巴金都很熟悉，人物和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已在他头脑中形成。如巴金所说：“我在那个小城住过一年多，就住在小说里提到的中学校里面。学校后面有桥，有小河，有麦田。音乐家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员。卖花店里的确有一个可爱的少女。我把这些全写在小说里面了。”是这位穷苦的老音乐师与卖花少女的凄惨故事，与巴金心中那“悲惨的景象”和耳边的哭声交融在一起，发生共鸣，便借助巴金的笔从纸上来到人间。而且这一切是多么自然！小说的文字是那么流利，又那么富有激情；作品通篇具有一种真挚的动人力量，语言像小河一样汩汩流淌；虽然作者并不在作品的结构上多花功夫，但谋篇布局却自有章法。这些都表明，年轻的巴金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在这里，巴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抒情基调。巴金终于打破了创作僵局，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从《洛伯尔先生》开始，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巴金接连写出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等十几篇短篇小说。和《洛伯尔先生》一样，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在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下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保留着他对过去生活的一个纪念。其中所写的，有被战争夺去了爱子的法国老妇，有为恋爱而苦恼的意大利的贫苦乐师，有为自己的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有无力升学的法国学生，有意大利的亡命者，有薄命的法国女子，有波兰的女革命家，有监牢中的俄国囚徒。这些作品，特别是最初的一些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以作者在法国的经历为题材写作的，因为当时巴金从法国回来不久，在法国的经历、感受在记忆中还非常鲜明，所以自然地就用了那些题材。虽然如此，但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人类的共性，作品中所表现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巴金说：
“我明白地说过，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产生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这对于中国人无论如何决不会是例外的。而且现在的中国人与欧美人比起来，他们失掉青春，生命，活动，爱情的机会只有更多。”所以，巴金肯定地说，这样的“题材对中国人并不怎么生疏”。这个回答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特殊价值。
以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为起点，巴金的文学生涯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的创作的闸门打开了，积蓄已久的创作激情终于爆发了，随后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在一个短时间内迅速迎来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迎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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