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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法兰西“寻梦”
为了寻找“出路”，巴金和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把目光转向西方，首先是法国。为什么“首先是法国”呢？这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法国“较其他国家容易接纳中国学生”，而且生活费用较低；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法国是很多被放逐者的庇护所，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来到法国生活”。当巴金还蜗居上海不停地搞翻译、写文章、办刊物，苦苦求索的时候，已有几个朋友先后到法国读书。友人吴克刚从巴黎给他写信，约他到法国去；还有几个刚从法国归来的朋友，向他绘声绘色地谈到那里的情景，也勾起他无限的向往。
啊，法兰西！对年轻的巴金来说，那是他心中的梦境，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他素来崇敬的文化巨匠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罗曼·罗兰，有他十分敬仰的法国大革命的英雄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还有他可引为同调的“为了信仰”而甘愿赴汤蹈火的安那其党人。这一切都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牵动着他年青的心。
但是，巴金也很清楚，要出国学习很不容易，主要的困难是费用问题。他知道，在成都老家，他们那一房“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大哥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很难再拿出钱来支持他去法国。但是他不愿放弃，先和三哥商量；三哥不反对他出国，但也并不鼓励，因为也知道大哥为难。巴金后来回忆说：“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贷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心软，不愿一口拒绝，要三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写过两封信劝我多加考虑，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大哥后来表示愿意筹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谈谈，让我们了解家中经济情况……”如此来来回回，折腾了好久，大哥终于把钱汇了过来。巴金立即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办好出国手续，领到护照，买到船票，1927年1月15日一早便赶到码头，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一只小船昂热号离开了上海。
巴金这次去法国是和友人卫惠林一起走的。轮船起航的时候，巴金心里非常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远离祖国，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国度去。他心里充满了对亲人的思念，更满怀着对祖国的忧思和深情的眷恋。上船后，他曾经写道：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我才掉过头来。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
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
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进行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到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怀着如此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巴金离开了祖国，奔向他梦想中的“美丽的国土”——法兰西。
这次航程十分漫长，却富有色彩，并不枯燥。一路上优美奇异的自然景色和异国风情使巴金感到极大的兴趣。巴金历来脑勤、手勤，这次出国，为了让国内的两个哥哥分享他旅途的愉悦，更是随行随写，写成了整整一本《海行杂记》，成为一本优美的散文集。从这本书上我们看到，这一路的风光是何等绮丽，何等美妙！船从上海启锚，经过香港，到了西贡，巴金和两位旅伴上岸观光，还游览了当地有名的植物园。他的突出印象是这里“一切十分鲜明，太阳好像永远不会落，树木也永远长青。到处是花，到处是果，到处是光，到处是笑”。这使他想起俄国作家赫尔岑的话：人一到了南方就像变得年轻了。离开西贡，第三天他们到了新加坡，巴金又上岸观光。这里华人很多，随处可见，知道他们是从祖国来的，个个都非常亲切，还执意要款待他们，使巴金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再往前走，过了锡兰岛（即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就是东非法属索马里兰的首府吉布的了。从科伦坡到吉布的，中间横着印度洋，有七天航程，是他们这次航行中最长的一段路程。听人说印度洋上风浪很大，有人不免担忧；但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七天里印度洋上风平浪静。“我们在这里看不见一点风浪。水面的绿色洗也洗不掉，那无尽的涟漪，一个接连一个，永远不停地向前面滚去。没有浪涛声，只有海水在船底下私语。白天有红日在蔚蓝的天空里航行……有时候还有一群一群的海鸥在天空飞翔，或者在水上游戏……晚上空气凉爽，天上有月有星。夜很柔和，我喜欢这个美丽的、温暖的海上的夜。”在那些日子里，巴金和几个同舱的年轻人除了用餐和茶点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甲板上看书，闲谈，生活过得舒心、惬意。
吉布的到了。船进入红海，转向北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风浪也来了。四天后，船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冷风迎面吹来，浪涛层层涌起，“海水全是白色，真是白茫茫的一片”。但捱过两天的暴风雨之后，天气突然转晴。最后的三天航程一直是风平浪静，人人都说是“苦尽甘来”。这时船正经过意大利和瑞士，岸上的景色异常迷人，触目是明山秀水。而航行的目的地——马赛港也终于到了。
这一天是1927年2月18日，巴金在海上整整度过了35天。真是难忘的航程，令人心醉的航程。一路上，巴金都伴着兴奋，伴着梦想。
上岸之后，他用留恋的目光回望横在岸边的那只轮船疲惫的身躯，冲口高喊：“昂热（angers），再见！”同时还在心里不停地念着：
“别了！三十五天来的伴侣，载我到这个‘美丽的国土’来的昂热（angers）啊！”上岸后第二天，巴金和卫惠林来到巴黎。友人吴克刚帮他们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旅馆的五层楼上租了一个房间。屋子狭小，很气闷，窗户须整天开着。楼下是一条清净的街道，行人寥寥。正对面是一所大厦，巴金说，“这所古老的建筑物不仅阻拦了我的视线，也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显得更忧郁，更阴暗了”。巴金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房间，说它像坟墓一样。
巴金和卫惠林在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办理了补习法文的手续，每天晚上到夜校补习法文，上午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房间里读书。巴黎也有三五个朋友，但各有各的事，不可能经常在一起，而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去，于是巴金就经常独自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拿书本来消磨时光。
孤独和苦闷在他心里迅速滋长。
到巴黎一个月后，巴金在给三哥的信中，讲述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情：我来巴黎不过一个月，住在拉丁区的一家旅馆里。每天除了照例到卢森堡公园去一两次，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外，就把自己关在六层高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面。我所看见的只有一个四方的小小的天，连阳光也看不见。
黄昏时分我也常常去街上走走，附近的几条街上，晚间向来很清静，商店往常在六七点钟就关了门，所以街上也没有多少行人。我一个人默默地在宽敞的马路上散步，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关住了一般，在我的周围尽是无形的墙壁。路旁关上了的商店的门，都把它们的秘密关在里面。那无言的墙壁似乎也现出了痛苦的颜色，使人知道它心里有无穷的隐痛。一盏煤气的街灯，一个破败的烟突，都有它们的痛苦的历史。还有那好像在燃烧的红天，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整日整夜悲鸣的圣母院的钟声……静寂的街上仅有的行人：穿着破衣服的工人和穷学生，以及颈项上围着狐皮的中等人家的太太小姐，都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唱着歌，说着笑话。然而就在这歌声和笑声中也含得有一种痛苦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在强为欢笑！他们笑只是为了止住哭。从此我才觉得我不曾了解人，也不曾了解巴黎。巴黎的秘密也不是我一个短期的旅客所能够了解的……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感到巴金当时内心的寂寞和苦闷。所谓“在我的周围尽是无形的墙壁”，“那无言的墙壁也现出了痛苦的颜色”，所谓“在这歌声和笑声中也含得有一种痛苦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在强为欢笑”等等，都不过是巴金内心情绪的一种反照，是从他的寂寞、孤独的心境中生发出来的。他开始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人生，并不了解巴黎。他看不到“梦”在哪里。
然而，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巴黎已经在脚下，路又该怎么走呢？
在心中深感寂寞、眼前一片迷茫的时候，巴金把目光转向他所崇敬的“法国老师”——法国文化史上的那些巨人。巴金的住处离巴黎的先贤祠（即国葬院）不远，他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梭和伏尔泰，都是法国启蒙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作家；还有在先贤祠里安葬的大作家雨果、左拉等，他们也都是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杰出战士。每当心中感到迷茫、痛苦的时候，巴金都会在心中真诚地向他们请教，记起他们的榜样，把他们作为自己最敬爱的老师。有一天晚上，巴金和卫惠林从夜校出来，走在小雨打湿了的清静的街上，望着杏红色的天空和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扑灭的火焰突然在心中燃烧起来，在无所适从中，巴金说，他“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卢骚的铜像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摩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忘记了我的痛苦”。这样的情景是终生难忘的，巴金晚年到法国访问，还专程来到先贤祠前，寻找那些铜像，向他的老师们表示谢意。可惜铜像在二战中被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战后法国人又在原处重塑了石像。他走到像前，动情地忆起当年，说那时候，“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他一再说，要“向法国的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讲真话，热爱真理和正义，为“消灭压迫和不平等”而斗争，法国老师的这些教导，当年在法国给巴金指明了生活的道路，同时也伴随了他一生，给他的生活和整个生命都增添了光彩。
当初巴金准备出国的时候，心里也存在着矛盾。那时北伐军已逼近上海，全国的革命浪潮一天天在高涨，而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越来越残暴。巴金已经想到，自己“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却在这个时候，到外国去过寂寞的书斋生活”③，心里很觉不安。但出国的计划已酝酿很久，好不容易得到大哥的允诺，船票已经买好，就不想更改了。但心中的愧疚依然存在。到巴黎后，在寂寞和孤独中，这种愧疚、不安的情绪日益变得强烈起来。“所以”，他说，“我刚刚在巴黎的小旅馆里住下，白天翻看几本破书，晚上到夜校去补习法文，我的年轻的心就反抗起来了：它受不了这种隐士的生活。在这人地生疏的巴黎，在这忧郁、寂寞的环境，过去的回忆折磨我，我想念我的祖国，我想念我的两个哥哥，我想念国内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斗争和希望，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着一样，那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在这种时候我好像常常听见从祖国传来的战斗的呐喊。我越来越为自己感到惭愧：对于在祖国进行的革命斗争，我始终袖手旁观；我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在书本上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每天晚上他从夜校回到旅馆都难以入睡。他觉得“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
于是又爬起来，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和倾诉自己的激情和爱憎。他说：“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巴金一再强调，他最初写的“不能说是小说”，而只是一些场面、事件和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有自己经历过的，也有亲自看到的，有的是照原样描写，有的也作随意发挥。总之写得很随意，很难说那算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那样写适合自己的心情。有时写了又涂掉，有时就保留下来，搁在那里。这样写了大约一个月，心情舒缓了一些，他又开始像在上海的时候一样，跟几个朋友一起办刊物、写文章，对国内的革命进程直接发表意见。但这时间不久，国内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霎时间国内一片腥风血雨。消息不断传来，巴金又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忧愤之中。如他所说：“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愤怒的大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优秀的革命青年。我远在法国也听到一些消息，朋友们来信也简单地讲到一点。对我这个空嚷革命的幻想家来说，这又是一个大的灾祸。……我立在卢梭的像前，对他诉说我的绝望，就是在那些夜里。”胸中的愤火又猛烈地燃烧起来，难以排解。于是他又在练习本上进行倾吐和抒发，“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一个月里面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后来又续写了三章。
这是巴金开始小说创作的起点。
巴金曾经说过：“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的确抱着闭门读书的决心，准备在课堂上和图书馆里度过几年的光阴。”那时大哥希望他能做工程师，以便将来兄弟联手支撑即将倾倒的“家业”；而他自己则打算到巴黎研究经济学，以求从这里寻找“出路”和救国的“真理”。然而生活却循着自身的轨道行进。巴金在法国的“追梦之旅”没有使他成为工程师，也没有使他成为经济学家，而是成了一个作家。因为在法国，他并没有找到他梦境中的“出路”，在极度的孤独和苦闷中，有意无意间，他遵循“法国老师”们的“说真话”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教导，拿起了他那支如剑如矛、亦刚亦柔、可以喷火的笔。
所以，巴金后来说：“可以说是在法国，因为在法国，我才学会了写小说。”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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