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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开始了飘泊的生活”

  1925年夏天,巴金和三哥李尧林从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

  下一步怎么办?上什么学校,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们又面临一次选择。

  尧林的想法很质朴,也很实际。他想,自己在成都便学外语,有了一定基础,也产生了爱好,所以就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外语系,希望学成后能从事教学或翻译工作,这也便是他的理想所在。比较起来,巴金则是雄心勃勃,虽然他也已经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但他觉得外语说到底还是一种工具,他不满足于此,他要在知识的海洋中更广泛地吸取,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他决心去北京,报考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那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啊!

  三哥了解巴金的志向,也相信他的能力,完全支持他的选择。他把巴金送到浦口车站,看他上了火车,谆谆嘱咐他要“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一直望着火车向北方开去。

  但这次的北京之行对巴金来说却很不顺利。考试之前,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医生对他摇摇头,没有说话,但巴金立刻感到这似乎是说他的肺部不好,因为当初在成都的时候他的肺部就有过毛病,还曾为此退学,想不到这次又出了毛病!这对巴金是个意外的打击,像是迎头泼上一盆冷水。怎么办呢?他已失去冷静,没有多作考虑,便决定放弃考试。对于这样的结果,巴金后来在回忆中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做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这样,巴金便离开北京,又回到南京。尧林还在那里,他报考苏州东吴大学已被录取,之所以不离开显然是在等弟弟的消息。巴金向三哥讲了北京之行的经过,等着三哥的责备,但情况并不是那样。巴金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见到我很高兴,并不责备,倒安慰我,还陪我去找一个同乡的医生。医生说我‘有肺病,不厉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绍我去找那个在‘法租界’开业的医生……我在南京住了两天,还同尧林去游了鸡鸣寺、清凉山,就到上海去了。尧林不久也去了苏州。”真是手足情深!从此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在巴金生活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或者说是一次转折。在巴金的所有亲友中,他同三哥的关系是最亲密、最独特的。他同三哥一起生活时间最久,从出生到这次分手,过去的路都是他们一起走过来的,三哥是他最知心的朋友,给过他许多帮助。巴金晚年曾满含深情地回忆说:“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李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1925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一段长长的岁月在巴金心灵中留下了最难忘的回忆,三哥尧林早已成为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有三哥在身边他总觉得有所依凭。自从这次分手,巴金便同三哥分开了,也真正长大了,他说:

  “这以后我就开始了独往独来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能说这不是个转折吗?

  巴金说:“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与三哥尧林分手,离开南京独自去上海,是巴金“飘泊生活”的开始。

  巴金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一个弄堂里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

  最初的设想是先养病,等有机会再进学校。开始他朋友不多,相互之间了解不深,很难有深入的心灵交流,因而时常感到寂寞;又因为突然与三哥分开,一时很难适应,不免有生死离别之感,甚至一度想从佛经中寻找支撑。稍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说:“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他很快就发现,“那只是一个妄想,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他认识到,“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终究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于是他郑重表白:“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在巴金青年时代的生活中,这是一段曲折的经历,时间虽然很短却很有意义。因升学失意、亲人离别而情绪失落并有意皈依佛门,随后又迅速摆脱宗教意识决心直面现实人生。对年轻的巴金来说,这又是一次精神的洗炼和提升。上面巴金所作的表白是认真的,他所说的那个“信条”真实地表明了他的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未来的路在他面前依旧茫然。比如,他说要“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何谓“正当”或怎样做才算“正当”,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应当怎样分辨又该怎样去做呢?巴金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又如,他说要“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这话也不错,但同样的问题是:“爱”和“恨”的标准是什么?到底什么是“需要爱的”,什么是“摧残爱的”?巴金也给不出肯定的回答。巴金表示要为他的“上帝”——人类献出一切,这个决定非常可贵,我们也毫不怀疑他的真诚,但由于上述的那些矛盾和不确定性,就使得他的这个决定变得十分朦胧。而他所谓的“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也由于他本身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斗争,而显得很空洞。事实上,即使在摆脱宗教意识的纠缠之后,巴金也并没有真正“回到现实的路上”,并没有也不可能“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而是更深地陷入关于革命的空想和空谈,因而在思想上同无政府主义更接近了。

  巴金到上海,最初感到寂寞,但很快便调整过来。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人,有着太多的热情和用不完的精力,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朋友和要做的事情。到上海刚过了一个月,他便同(郑)恒真、(黎)健民、(卫)惠林、(周)索非、(毛)剑波、(秦)抱朴等当时在上海以及外地的一批青年,联名发起成立“民众社”,其宗旨是“站在民众自己的行动中”,从事“民众自己的学术运动、教育运动”,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有一段时间巴金还直接参与了《民众》的编辑工作。“民众社”是一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团体,他们所说的“学术运动”和“教育运动”其实也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就当时巴金的思想状况来说,这些事情也正是他所渴望做的。这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集中地阅读并翻译了国外的一些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著和文章,其中主要有: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部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题为《面包与自由》),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以及德国若克尔的《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介绍》,等等,真是洋洋大观。阅读和翻译这些论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又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勇气!显然,巴金已不满足于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浮面的了解,而是想深入一层,去探讨它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在这期间,巴金还对俄国和法国的革命史,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史发生兴趣,先后编写了《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俄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等历史传记,并通过朋友介绍同国外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如高德曼、格拉佛等通信,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指导,汲取力量。此外,他还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如《无政府岛的发现》、《“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附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列宁所开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些文章大多表现了年轻人的狂傲,激情多于说理,有的更是信口开河,无知而放惮,表明他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成都到上海,在年轻的巴金成长和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以及那些为无政府主义理想而奋斗流血的人们的榜样,一直在伴随着他,引导着他,并给他理想,给他信仰,给他激情和勇气。这种思想的基本宗旨——“反对一切压迫和束缚,争取个人最大的自由”,激励他大胆反抗封建专制,冲出了大家庭的牢笼;这种思想的社会信念——“铲除剥削和私人占有,为劳苦大众争得平等的生存权利”,鼓励他勇敢地走向社会,为自己的“上帝”——人类的利益随时“准备献出我的一切”;这种思想的终极目标——建立没有国家、没有压迫、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则成为他的坚定信仰,永远相信“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万人享乐的社会将会和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直到这时,巴金所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中,其所有内容,并不都是无政府主义所独有的。这些思想或主张,在很大意义和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普世意义或普世价值,它是人类美好思想和愿望的结晶,属于人类思想宝库的共同财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全部归之于无政府主义。同样,尽管当时巴金一再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安那其主义者”,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当时的思想主张,全部归之于无政府主义或安那其主义。对年轻的巴金来说,剥开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外纱,他所倾心和追求的实际上是打破专制和压迫,争取个人和民众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实现人类之爱的大同世界。这种思想自然也有许多空想和矛盾,但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正如后来巴金在有关《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的说明中所强调的那样,他说:“杜大心底思想近于安那其,但严格说来他不是安那其主义者”。对巴金本人也应作如是观。后来巴金多次抱怨说有些人误解了他,说他们并不了解他所说的“安那其”的本义,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然,巴金也确实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在他以高昂的热情阅读、翻译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并为之宣传、鼓吹的时候,表现得尤为认真,激情洋溢。但是,因为阅世不深,又脱离实际斗争,他并不能真正理解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学说的真义,自始至终只能是闭门空想和空谈。而且,他也不能不看到,在社会斗争中,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取得过真正的胜利,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先驱者的血总是白流,反动统治者依然坐在他们的位子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依然在受苦。这样的空谈很快使他自己也厌倦了。

  检点自己一年多来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感到满意。虽然他是那么勤奋,那么热情,随时准备“献出一切”,但仍不能摆脱内心的矛盾、空虚和孤独。他分明地感到:这并不是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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