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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开始了飘泊的生活”
1925年夏天，巴金和三哥李尧林从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
下一步怎么办？上什么学校，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们又面临一次选择。
尧林的想法很质朴，也很实际。他想，自己在成都便学外语，有了一定基础，也产生了爱好，所以就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外语系，希望学成后能从事教学或翻译工作，这也便是他的理想所在。比较起来，巴金则是雄心勃勃，虽然他也已经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但他觉得外语说到底还是一种工具，他不满足于此，他要在知识的海洋中更广泛地吸取，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他决心去北京，报考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那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啊！
三哥了解巴金的志向，也相信他的能力，完全支持他的选择。他把巴金送到浦口车站，看他上了火车，谆谆嘱咐他要“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一直望着火车向北方开去。
但这次的北京之行对巴金来说却很不顺利。考试之前，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医生对他摇摇头，没有说话，但巴金立刻感到这似乎是说他的肺部不好，因为当初在成都的时候他的肺部就有过毛病，还曾为此退学，想不到这次又出了毛病！这对巴金是个意外的打击，像是迎头泼上一盆冷水。怎么办呢？他已失去冷静，没有多作考虑，便决定放弃考试。对于这样的结果，巴金后来在回忆中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做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这样，巴金便离开北京，又回到南京。尧林还在那里，他报考苏州东吴大学已被录取，之所以不离开显然是在等弟弟的消息。巴金向三哥讲了北京之行的经过，等着三哥的责备，但情况并不是那样。巴金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见到我很高兴，并不责备，倒安慰我，还陪我去找一个同乡的医生。医生说我‘有肺病，不厉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绍我去找那个在‘法租界’开业的医生……我在南京住了两天，还同尧林去游了鸡鸣寺、清凉山，就到上海去了。尧林不久也去了苏州。”真是手足情深！从此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在巴金生活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或者说是一次转折。在巴金的所有亲友中，他同三哥的关系是最亲密、最独特的。他同三哥一起生活时间最久，从出生到这次分手，过去的路都是他们一起走过来的，三哥是他最知心的朋友，给过他许多帮助。巴金晚年曾满含深情地回忆说：“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李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1925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一段长长的岁月在巴金心灵中留下了最难忘的回忆，三哥尧林早已成为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有三哥在身边他总觉得有所依凭。自从这次分手，巴金便同三哥分开了，也真正长大了，他说：
“这以后我就开始了独往独来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能说这不是个转折吗？
巴金说：“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与三哥尧林分手，离开南京独自去上海，是巴金“飘泊生活”的开始。
巴金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一个弄堂里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
最初的设想是先养病，等有机会再进学校。开始他朋友不多，相互之间了解不深，很难有深入的心灵交流，因而时常感到寂寞；又因为突然与三哥分开，一时很难适应，不免有生死离别之感，甚至一度想从佛经中寻找支撑。稍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说：“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他很快就发现，“那只是一个妄想，那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他认识到，“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终究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于是他郑重表白：“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在巴金青年时代的生活中，这是一段曲折的经历，时间虽然很短却很有意义。因升学失意、亲人离别而情绪失落并有意皈依佛门，随后又迅速摆脱宗教意识决心直面现实人生。对年轻的巴金来说，这又是一次精神的洗炼和提升。上面巴金所作的表白是认真的，他所说的那个“信条”真实地表明了他的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未来的路在他面前依旧茫然。比如，他说要“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何谓“正当”或怎样做才算“正当”，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应当怎样分辨又该怎样去做呢？巴金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又如，他说要“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这话也不错，但同样的问题是：“爱”和“恨”的标准是什么？到底什么是“需要爱的”，什么是“摧残爱的”？巴金也给不出肯定的回答。巴金表示要为他的“上帝”——人类献出一切，这个决定非常可贵，我们也毫不怀疑他的真诚，但由于上述的那些矛盾和不确定性，就使得他的这个决定变得十分朦胧。而他所谓的“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也由于他本身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斗争，而显得很空洞。事实上，即使在摆脱宗教意识的纠缠之后，巴金也并没有真正“回到现实的路上”，并没有也不可能“用人群的力量来把这世界改造”，而是更深地陷入关于革命的空想和空谈，因而在思想上同无政府主义更接近了。
巴金到上海，最初感到寂寞，但很快便调整过来。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人，有着太多的热情和用不完的精力，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朋友和要做的事情。到上海刚过了一个月，他便同（郑）恒真、（黎）健民、（卫）惠林、（周）索非、（毛）剑波、（秦）抱朴等当时在上海以及外地的一批青年，联名发起成立“民众社”，其宗旨是“站在民众自己的行动中”，从事“民众自己的学术运动、教育运动”，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有一段时间巴金还直接参与了《民众》的编辑工作。“民众社”是一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团体，他们所说的“学术运动”和“教育运动”其实也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就当时巴金的思想状况来说，这些事情也正是他所渴望做的。这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集中地阅读并翻译了国外的一些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著和文章，其中主要有：蒲鲁东的《财产是什么？》（部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题为《面包与自由》），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以及德国若克尔的《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介绍》，等等，真是洋洋大观。阅读和翻译这些论著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又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勇气！显然，巴金已不满足于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浮面的了解，而是想深入一层，去探讨它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在这期间，巴金还对俄国和法国的革命史，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史发生兴趣，先后编写了《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俄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等历史传记，并通过朋友介绍同国外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如高德曼、格拉佛等通信，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指导，汲取力量。此外，他还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如《无政府岛的发现》、《“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附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公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列宁所开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些文章大多表现了年轻人的狂傲，激情多于说理，有的更是信口开河，无知而放惮，表明他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成都到上海，在年轻的巴金成长和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以及那些为无政府主义理想而奋斗流血的人们的榜样，一直在伴随着他，引导着他，并给他理想，给他信仰，给他激情和勇气。这种思想的基本宗旨——“反对一切压迫和束缚，争取个人最大的自由”，激励他大胆反抗封建专制，冲出了大家庭的牢笼；这种思想的社会信念——“铲除剥削和私人占有，为劳苦大众争得平等的生存权利”，鼓励他勇敢地走向社会，为自己的“上帝”——人类的利益随时“准备献出我的一切”；这种思想的终极目标——建立没有国家、没有压迫、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则成为他的坚定信仰，永远相信“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万人享乐的社会将会和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直到这时，巴金所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中，其所有内容，并不都是无政府主义所独有的。这些思想或主张，在很大意义和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普世意义或普世价值，它是人类美好思想和愿望的结晶，属于人类思想宝库的共同财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全部归之于无政府主义。同样，尽管当时巴金一再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安那其主义者”，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当时的思想主张，全部归之于无政府主义或安那其主义。对年轻的巴金来说，剥开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外纱，他所倾心和追求的实际上是打破专制和压迫，争取个人和民众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实现人类之爱的大同世界。这种思想自然也有许多空想和矛盾，但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正如后来巴金在有关《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的说明中所强调的那样，他说：“杜大心底思想近于安那其，但严格说来他不是安那其主义者”。对巴金本人也应作如是观。后来巴金多次抱怨说有些人误解了他，说他们并不了解他所说的“安那其”的本义，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然，巴金也确实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在他以高昂的热情阅读、翻译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并为之宣传、鼓吹的时候，表现得尤为认真，激情洋溢。但是，因为阅世不深，又脱离实际斗争，他并不能真正理解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学说的真义，自始至终只能是闭门空想和空谈。而且，他也不能不看到，在社会斗争中，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取得过真正的胜利，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先驱者的血总是白流，反动统治者依然坐在他们的位子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依然在受苦。这样的空谈很快使他自己也厌倦了。
检点自己一年多来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感到满意。虽然他是那么勤奋，那么热情，随时准备“献出一切”，但仍不能摆脱内心的矛盾、空虚和孤独。他分明地感到：这并不是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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