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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影和呼喊

  继母突然在辉县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使我吓呆了。但是,因为第一,辉县到底是郭家的老宅,来往的都是郭家的亲友,第二,她刚刚回来,一切还很陌生,所以我所恐惧的挨打,竟然没有发生,也许是新环境的新鲜感,使继母暂时收敛起她的凶性,甚至还面带笑容。我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于是,立刻就忘记过去所受的种种凌虐,而且还感觉到有一种骄傲,觉得晚娘跟亲娘一样,第一次尝到父母双全的温暖,在这一段时光中,我无比地快乐。辉县家宅共有四五个一连串相连的院落,大门在一个街道上,后门在一个广场上,那就是当时很有名、现在已盖满了房子、早被人遗忘的“老司院”。从“老司院”的后门进来,就是一个菜园,表婶就在那个菜园里种些黄瓜、丝瓜、茄子。我对这很有兴趣,尤其我非常喜欢搭黄瓜架,也会用井水灌溉,有时候摘下来最嫩、最脆的黄瓜,一面走,一面吃,是我最大的乐趣。

  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日子。有一天,当我玩耍回家的时候,没有进门就听到继母跟父亲吵闹的声音,最熟悉的开封家里那种扯破尊严、下流的嘶喊和辱骂,突然间重现眼前。继母厉声尖叫和不停地跳脚,辉县人虽然原始落后,没有见过世面,但是也没有见过女人这样发威的场景。大家所受的惊吓,远超过习惯这种叫骂的我。

  我躲在墙角,脸色发白,看到父亲愤怒地冲进房子,披上大衣,拿起皮包,一直走出后门。那是很明显的,他要离开辉县这个家,摆脱这个失败的婚姻所带给他的折磨。而从继母的诟骂中,知道他要再回开封。我忽然惊恐起来,很想扑上去拦住爸爸的去路,但是我不敢,于是身不由主地远远跟在父亲背后,一路追踪,从家的后门,穿过空荡荡的“老司院”,穿过东大街,穿过南大街,一直望着父亲的背影。在大衣的包装下,看不出来他的身材,但我知道父亲非常瘦弱,年纪很老了(那一年,父亲不过四十几岁,可是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来,确实是很老了),而且一直咳嗽。每一声咳嗽,都使他提着手提包的右手抽动,我为可怜的爸爸流下眼泪。静静地追下去,爸爸就在前面人群中忽隐忽现,最后出了南门。南门外,就是一条通向新乡的二十公里长的马车大道,我发现父亲会一直步行到新乡(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到新乡后再坐火车前往开封。

  我原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追赶父亲,也不知道追到父亲后又要做什么。现在我忽然兴起一种强烈的**,希望如果追到父亲的话,盼望他能把我带在身边,一块回开封。而就在出了南关后,行人逐渐稀少,我没有办法隐藏,父亲突然转回头来,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父亲,又惊又喜,我在心里喊:

  “说不定爸爸会带我走!”

  正当我要跑到爸爸身边的时候,爸爸忽然大喝一声:

  “你干什么?马上给我回去!”

  我稍微一呆。

  “快回去!快回去!”父亲厉声说,“你要挨揍?”

  我立刻转身飞奔,再也没有回头看父亲一眼,而就在我踏进家门的时候,已听到继母冷冷的尖叫声:

  “叫炮头,你仗着你爸爸在家,横冲直撞,现在,你爸爸走了,我看你还仗势谁?”

  骂声还没有结束,一个父亲平常用的书桌上檀香木做的镇纸飞了出来,那镇纸约拳头般大小,击中我的胸脯,我往后踉跄了几步,栽倒在地。继母随继冲上来,用一个小板凳砸下去,我抱住头部,哀号着逃开,一面哭一面跑,一直跑了两三公里,跑回学校。

  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功课成绩注定低落。当我在百泉初中升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共两班,一班成绩较好,一班成绩较差,同学们就把较好的那一班称为白菜班,较差的一班称为萝卜班。我当然被分到萝卜班,有时,我去问刘月槎老师功课,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对我说:

  “你好好用功,我提升你到白菜班。”

  可是,不幸,我这一辈子都读不上白菜班。

  我虽然功课出奇地低落,可是,那个时候,正是发育的年龄,却是非常能吃。全校小朋友的伙食,也跟我们的班级一样,分成两团,一个伙食团被称为“白菜团”,可以吃白面馒头,而且有肉,另外一个伙食团被称为“萝卜团”,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稀汤和几粒咸菜,稀汤里根本没有一滴油。“萝卜团”一个月只缴一块银圆,“白菜团”则需两块银圆。表婶每月给我的伙食费是一块银圆,所以只好参加“萝卜团”。

  玉米面窝窝头绝对可以喂饱肚子,但是,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需要吃三四个才会饱,而玉米面粗糙又没有味道,难以下咽。最残忍的是,这两个伙食团门靠着门,相邻并立,每次吃饭,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我们所谓的饭厅,就是厨房前面的院子,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小板凳,各人端着各人的碗,围绕着院子,蹲下进食。白菜团的同学们手里的白面馒头发出一种清香,热腾腾的炖肉,更刺激辘辘的饥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创伤,渴望吃一口肉,一口就好。按理来说,我家那时的情况,依弟弟妹妹每天早餐可以喝牛奶吃荷包蛋的标准来看,我还是有资格参加“白菜团”的,但我吃不到,因为谁叫我是没有亲娘的孩子?我的眼睛不断望着那白馒头和肥肉,当有人望过来的时候,我会立刻把头转到别的地方,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吃什么。很多年后,有人向我宣传人类天生是素食动物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认为人类天生的是肉食动物,拒绝吃肉是违反上帝的意思,不准别人吃肉是一种对别人的惩罚。因为正餐使我一直有一种饥饿的感觉,所以就向校门外那些卖零食的摊贩买零食。当然我没有钱买,于是乎,我又犯了开封时代的老毛病,请求摊贩老板准我赊账。那时候能够读初中的学生多少还受人尊重,于是老板答应记账。连三岁的孩子都可以猜得出来赊账的结果是什么,我欠了根本无法偿还的一笔巨款,大概有三四元之多,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次我管伙食团,把钱挪用了吃零食,竟欠下面粉摊也有三四元之多,债主就堵在学校门口,我连校门都不敢出。

  可是不敢出校门并不能解决问题,学生总是要出校门的,逼得我快要发疯。穷极计生,我带着债主回到辉县县城的家,溜进仓库,让那些债主用脸盆当作斗,把麦子装到口袋里还债。那时候,表婶恰好不在家,家里另外一个老人就是姥姥。姥姥默记脸盆倒麦子的次数,估计约有两石之谱(一石十斗),她告诉了表婶,表婶写信告诉了在开封的父亲。父亲写信叫表婶揍我,表婶当然不敢动手,因为她到底只是郭家的佣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继母在父亲奔回开封后不久,也回开封,却把她的婆母送回辉县与我们同住。在正厅的两端,各有一间卧房,表婶住一端,我跟姥姥住另一端。我对姥姥泄漏我偷卖麦子的秘密十分不满,不过我只有心里不满,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一生都为曾对姥姥不满这件事十分懊悔,姥姥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也是一个最可怜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她当一位“道台”(郡长)金屋藏娇的姨太太,她当年的美丽和享受的荣华富贵,恐怕属于天上人间。可是噩运向她下手,民国成立,身为满洲人的“道台”下台,儿子也不久死亡,她则随着媳妇以娘亲的身份到我家。她的财富和显赫的“道台夫人”地位,最初还相当受人尊敬,可是,财富不久就被耗光,她在家中就逐渐地没有地位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三次,继母叫她一声“妈”,其他时间都是对她呼来喝去。我一向认为姥姥就是继母的亲娘,一直到有一天知道这个复杂的关系时,才对姥姥十分怜惜,为姥姥难过,有时听到继母刻薄地责骂她,更感觉到她老来孤苦和内心的绝望。

  姥姥出生官宦家庭,文化水准较高,虽然她不识字,但她的言谈行为、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她的文明素养。这和我们纯粹的草根性格格不入,有时她文明的语言反而引起父亲的自卑感。而姥姥和大多数年纪大的老人一样,经常想起当年,她常常用“当年我们大人……”作为开端,更使得父亲大不高兴。

  在开封的时候,我几乎对这位姥姥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姥姥到了辉县,和我对床而眠,使我贫乏的童年生活中,多了一个人物。姥姥不久就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脚痛,我常在半夜被她呼痛的声音惊醒,后来不仅仅半夜呼痛,简直是日夜呼痛。她说那像是把脚放到火炭上一样地痛,最初她把脚泡在冷水里,还可以止住,后来冷水已经失去效用。有一次,我好奇地蹲下来

  察看姥姥已经缠过的小脚,研究那种致命的痛,发现她的脚背隆起,脚趾蜷缩,完全变了形状,非常可怖。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女人的三寸金莲,既想呕吐,又感到毛骨悚然。多少年后,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痛风,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她害的是什么病。事实上,表婶也从没有给她请过医师,每当安静的午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姥姥一声声的哀唤:“痛死我了!痛死我了!”穿过窗户,向外飘荡,使我想到她那个做“道台”的丈夫和她那已死去的儿子,甚至还使我想到:当初把妙龄的她卖给道台的她的父母,是不是听到这种哭号?那是多少年、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姥姥去世前,又被送回开封。她临去之前,并没有祖孙话别的场面,只是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别人告诉我的。她这一去,从此没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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