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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师和初中

  这个短暂的少年黄金时代,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小学五年级是我另一段苦难的岁月,再没有克非这样的老师了,级任老师是一个名叫侯万尊的年轻人,那一年他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相当于初中程度,算术特别好,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繁分数、假分数,无不精通。那时候,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聪明能干,可是性情暴躁。我的算术程度恰好跟他相反,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繁分数、假分数,一个也不会。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怒不可遏,认为我既愚笨而又不肯用功。他对于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学生,惟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就打五手板。每天算术课时,我总要挨十手板或二十手板,每一板下去,手都痛得像火烧一样。我想到如果父亲在的话就好了,他可以到学校向老师讲情,少打我几板。但是不知道父亲身在何方,而且我也不敢写信,恐怕落到继母之手。回家面对乡下人的表婶,又无从倾诉。所以每天上学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既不敢不去,又害怕那不可避免的无情手板。当一个孤儿,我没有第二个选择。

  侯万尊不是只打我一个孩子,他打所有算术不好的孩子,一个叫秦鼐的同学,也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有一天,秦鼐那位身为邮政局局长的父亲,到学校找校长抗议,立刻引起轰动。抗议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经常挨打的同学,尤其是我,渴望着这项强大的外力,以阻吓侯万尊的板子。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侯万尊站在台上,宣布说:

  “我不在乎任何家长抗议,只要学生功课不好,或者是犯错,我还是要责罚。”

  听了之后,我的心都凉了。不过,这项秦鼐事件,使聪明的侯万尊发现,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不要打,没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气筒。出气筒?是的,由管教学生变成拿学生当出气筒,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教师的自然倾向。

  我的算术从此恶性循环,一辈子都无法提升,对我的升学,造成致命的杀伤。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师,我不能原谅他的暴行。有一次,大概一个星期天,我在校园里打篮球,侯万尊也来参加,他连投两个球都进篮了,我捡起球来又传给他,并故意讨好地叫一声:

  “侯老师,再投一个!”

  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变,喝问道:

  “你怎么敢对老师这种态度?跟我来!”

  我虽不知道闯了什么祸,但我知道我闯了祸,而且是大祸,双腿几乎重得抬不起来,低着头像囚犯一样地跟在他的背后,一直走到他的宿舍。宿舍门上钉着一个牌子,上写“仰民室”——仰民,是侯万尊的别号。

  侯万尊一进他的房间,就抽出手板,向我狞笑说:

  “伸出手来!我不打你的右手,好让你写字,我打你左手。”

  侯万尊端详着我恐惧的面孔,冷冷地问:

  “你说,叫我打你几板?”

  我完全变呆了,我想说几句乞求讨饶的话,但我的性格使我开不了口。主要的是我想认错,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恐怕认了错,使侯万尊更为发怒。我只一心想到怎么逃过这一场毒打,一股被羞辱的恨意从心中升起,我的心灵向侯万尊咆哮说:

  “你为什么问我?板子在你手里,你要打多少就多少,你怎么会听我的?你欺负一个孤儿罢了。”

  但我忍耐着尽量把语气放缓、放软,忽然间脱口而出,说:

  “随便。”

  “我就打你这个‘随便’。”

  侯万尊暴跳起来,大声叫骂,一面用手板雨点般打向伸出来的我的小手。我痛得大叫,每一板子下去,小手都被打得摔向背后。侯万尊并不痛惜,仍大叫:

  “伸出来,伸出来。”

  在这一生中,我就后悔我当时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缩、没有胆量。尤其是我必须自动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我不能忘怀。我把侯万尊恨入骨髓,心里想:

  “我长大了一定要报复。”

  几十年后我终于长大了,甚至于长老了,我虽然没有报复,却产生一种强烈的诉求,那就是我反对任何体罚,认为凡是体罚学生的教师,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这是我最后一次被打,大概挨了十几板后,侯万尊才让我捧着渗出鲜血的小手出门。我害怕学校,又逃不出学校,天地之大,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牢笼。

  有一天,在我住的“老司院”空地一口水井里,人们打捞出一具跳井自杀的人的尸体。我望见那光着上背的男性尸体,脚上头下地从井里吊出来。隐约听说,那是县政府的一位职员,因为家庭过度贫穷,无法赡养家小,才投井自杀。就在那刹那之间,十二岁孩子的我兴起投井自杀的念头。可是我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一转脸就遇到一个同班同学,大声告诉我一条生路,那是一份招生简章,同学高高举在手上,喊叫着、跑着。他也是挨打族群的一员,所以我立刻就会悟到是一个天大的消息。果然,那份简章上说:在辉县县城北方约三公里的百泉镇上,新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招考一年级新生,除了高级小学毕业生可以报名外,高级小学五年级肄业生也可以用同等学历报名。我正在就读高级小学五年级,这消息使我高兴得发疯,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事实上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肯垂听我的咨询,包括表婶在内),就悄悄地带上毛笔盒,前去投考。

  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充满自信的考试,半个月以后,学校发榜,我被录取。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分,教育并不发达,百泉初中虽然是当时该县惟一的最高学府,但因全县没有几个高级小学的缘故,惟恐招收不到学生,所以包括我这种菜鸟在内,才勉强招足了两班。

  百泉初中的环境十分优美,天下没有几个学校像百泉初中那样地紧傍着小河小桥。“百泉”这两个字,当称“百泉乡”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而在百泉乡的中央,苏门山下,有一个“百泉湖”,那是一个美丽而巨大的池塘,湖水清澈得可以看出从底部冒出来的泉水水泡。像星宿海是黄河的发源地一样,百泉湖是卫河的发源地,百泉初中就在百泉湖下方不到半公里的地方。可是这么好的环境,学校却设在一座破庙里,包括学生宿舍在内,全是用借来的庙宇和民宅,因为距县城有三公里之遥,所以我也成了住宿生。

  一般小孩第一次离家到学校住宿的那种依恋或畏惧的感觉,我一点都没有。在开封时,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回到辉县,也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而宿舍里,小朋友拥拥挤挤反而觉得热闹有趣。不过那些小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的荒村僻壤,尤其是来自山地的学生,讲得一口比辉县话还奇怪的盘上话(“盘上”是辉县北部山区地带,海拔约一千米)。他们是当时典型的山地居民,呆头呆脑,言语粗鲁。最初,我们十几个人一个寝室,木板床紧紧相连。有一天晚上,和隔床来自盘上的一位名叫尚均的同学,一言不和,他的闪电拳头已击中我的胸膛。我看他个子既大而又蛮不讲理,不敢还手,吃了闷亏,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十年后,尚均当辎重兵团驾驶兵,还载着当时已是兰州大学学生的我,西出玉门(甘肃省玉门县,不是玉门关),饱览西疆的景色。

  县城距盘上大约二十公里,我以辉县平地人的身份看盘上山地人,认为盘上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而开封人看辉县人,也认为辉县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北平人看开封人,同样认为开封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南方人看整个的北方人,也认为北方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后来更发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也都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这种观察和感慨,虽累积了四十年才得到,但它确是源于尚均那猛烈的一拳。

  我考取初中,对自己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我终于彻底摆脱了恶师侯万尊;第二,我开始学习英文,用不了两个礼拜,就把二十六个字母既会写又会背——可惜我的英文程度就到此为止,以后再也不能提升。好比说,那个the字的发音,我几乎念了一年多,几千几万遍,还是不会。因为我念英文,完全是用中文注音的,而the字的发音是没有恰当的中文可以注音。然而,使我对英文完全绝望的一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学校开课后不久,英文课本上有下列的一句话:

  “I have a pen.”

  我就注音“爱海夫恩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万想不到,书被磨来磨去,字迹有点模糊,“恩”变成“思”,“盆”变成“盒”。我就读成:

  “爱海夫思盒。”

  英文老师是梁锡山先生,河南大学毕业,他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问我说:

  “思盒?思盒?思什么盒?哪里来的思盒?你怎么读成思盒?”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把我吓坏了,赶紧低头找书再看,因为惊慌过度,连“思盒”也不见了。可是梁老师却耳聪目明,他把英文课本夺过去,一眼就看到了毛病出在哪里,顺手拿起了砚台,敲打我的脑袋,重复说:

  “思盒,思盒,看你还敢不敢再思盒?”

  这一次是我上初中第一次挨打,以后虽没有像小学五年级时那样打不离身,但也唤回了我从前挨打的噩梦。我的英文程度是这样的低落,算术程度更在水准以下,雪上加霜的是,初中课程除了算术一门课以外,又加上代数、物理和化学,每一门课都是一个苦难,使我无法应付。我真不明白,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学也学不完。尤其学校的老师,一个不如一个,像英文老师梁锡山,他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年轻人,拥有一个胖太太,他的英文程度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发现英国人的名字中经常有威廉第三、查理第五,感觉到非常奇怪,心里想,这是不是和中国的三叔、五叔一样?而且,我读了两年初中,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英国人有没有姓。假定没有姓的话,他们家族怎么区别?假定有姓的话,那姓应该是什么样子?尤其使人大惑不解的,好比说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啊,想不到他会叫约翰第二!这使十二岁的我,想了两年都没有想通。有一次,我鼓起胆量,向梁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梁老师回答说:

  “英国人没有姓,他们都是依照第五、第六顺序排下去的。”

  “可是也不对啊!”我说,“那么,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为什么却叫约翰第二呢?”

  梁老师被问住了,他倒没有翻脸,只搔搔头,站起身子,说:“有时候他会将儿子过继给他哥哥弟弟的,所以连名字和辈分都改了。”

  我还要再继续问下去,梁老师已经走开,手摇着一把折扇,用力地扇风。我心里虽不服气,但并不敢追上去再问,以后也不敢再提出来。我心里有一种反抗意识,我相信英国人一定有姓。

  最致命的老师,还是教算术与代数的老师,我已经无法记得这两门功课是怎么读的,根本不晓得代数是什么东西。很多同学以及一部分老师,总夸奖我聪明,我确实聪明,但一个人一旦聪明到认为不用学习就什么都会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在百泉初中,十二岁的我,揭起了“横行”革命,仇视所有横排的书籍,包括英文、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决心对它们连一眼都不看,上课也只打瞌睡。大家不是都说我聪明吗?聪明不能使我学会功课,却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的好朋友,考试的时候,专门传小抄给我。所以,我的功课虽然天下最烂,但考试成绩总是漂漂亮亮的。同样地,我考试成绩虽然漂漂亮亮的,但是我的功课却是天下最烂。举个例子,我一直读完了上、下两册化学,可是“原子价”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要过完了,仍然不知道。

  教物理学一位朱姓的老师,是一个长胡子的小白脸,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他也是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程度跟我同样差劲。朱老师一上课,就把书本上的课文一字不漏地抄到黑板上,再由学生抄到练习簿上。在记忆中,朱老师从没有和学生说过一句话,学生从来也不敢问他问题。无论是物理或化学,百泉初中没有做过一次实验。这样的一个乡村草莽学校,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奇迹。

  可是,也有使我怀念的老师,第一位是国文老师刘月槎先生。他是河南省陈留县人,也是英文老师又兼校长的梁锡山读私塾时候的老师。他已经很老了(可怜,那个时候他不过六十岁,以现代眼光看起来,离老还差大大的一截),脸上堆满了像核桃皮一样深刻的皱纹,顽皮的学生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核桃”。刘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每一次都批上一个“甲上”,使得我在学校里声名大噪,也使我飘飘然自命不凡,忘了我是谁。虽然我对“横行”功课一无所知,但仍然昂首阔步,好像是一个功课最好的学生一样。实际上,我的国文程度,并不如刘老师所嘉许的那么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半吊子。我记得当时作文,开头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天星斗,月明如画”,刘老师总是在旁边加上双圈。直到五十年后,同样教国文的妻子香华,告诉我那不是月明如画,而是月明如昼;而且,当满天星斗时,月光不但不可能“如画”,也不可能“如昼”。半世纪荣耀,一下子破灭。

  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师,确确实实可爱,是一位女音乐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姓名。她大概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面颊红得可以挤出苹果汁来,教百泉初中的时候,已挺着五六个月大的肚子。有一次音乐课,学生隔着窗子,看到她丈夫护送她从邻近的乡村师范学校,走向百泉初中。她丈夫可能在百泉师范教书,他的右手拉着她雪白的左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提琴,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跨过水沟。我们这一群野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和这么漂亮的女人,以及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我们就在教室里大声呼叫,用脚跺地,双手握拳,拼命地擂动书桌,一直把训导主任引过来,幸好,没有人挨打。这位女老师好像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

  我考上初中后不久,继母从开封也回到辉县。她昭彰的恶名使大家害怕,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二叔郭学涛的妻子,立刻把两家往来的惟一小门,用砖堵死,以免受到继母的牵连或影响。这项强烈措施,我并不知道它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就在我回到辉县这两年间,父亲跟继母,统统吸上了鸦片,房地产几乎全部卖光,在开封不能立足。又过了不久,父亲也跟着回来,他们才发现我已就读百泉初中。父亲表示说,本来计划把我送到开封省立初中的,大城市学校的学生跟乡下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既然已经念了乡下的初中,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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