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如果从我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推测我有一个原始、贫穷、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也并不过分。不过，我们却是小康之家。惭愧的是，一直到年纪很大，特别向亲友查问，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统。除了这个名字外，对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郭学忠，二儿子郭学慈。学忠就是我父亲，从小念过四书，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国五千年**制度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读过当时开风气之先的警察学校，后来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又当过开封市警察局官员。到了一九三年，中**阀大混战，父亲参加反抗军——第八方面军，在樊钟秀将军手下当交通科长。这一场内战，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及樊钟秀等联合的反抗阵线，与中央军统帅蒋中正对决，在中原地带（也就是河南省）会战。这场会战中，反抗军一开始就失利，樊钟秀被中央军的飞机炸死。
樊钟秀之死，说明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绝顶聪明人，实际上却是那么愚昧无知。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空军，不过只有几架飞机，偶尔派一架到前线侦察或轰炸，全靠驾驶员的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飞机在空中出现时，都会引起反抗军官兵的惊慌，恐吓力十分强大。因为人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乱飞，而且可以击毙人马。那螺旋桨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发生地震一样地呼叫。第八方面军总部设在许昌县城，官兵也因惊慌过度，叫嚷着四散奔逃。对于这一项来自天空的心战威胁，冯玉祥有一项心战的措施，他告诉反抗军说，乌鸦是拉屎的，乌鸦屎拉到你们头上过没有？飞机难道比乌鸦多吗？炸弹难道比乌鸦屎多吗？你们怕什么？
这一项漏洞百出的心战教育，对那些几乎全部来自贫苦农村、头脑简单的反抗军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热之际，还讥笑那些对空袭心怀恐惧的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这种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安全感，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信念，以至于连樊钟秀都确信不疑。于是，有一天，当他乘坐当时很少见的漂亮小轿车出城视察前线阵地的时候，遇到中央政府的飞机正好在天空出现，卫士建议停下来到附近躲避，樊钟秀嗤之以鼻说：
“乌鸦屎掉不到我们头上，你怕什么？你这么胆小，还不如回家抱娃儿去！”
那架飞机在天空上只盘旋了一圈，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车子里是樊钟秀，但可以肯定车子里必然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于是，投下炸弹，车子和车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这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往事，我从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产生一种思考，那就是，无论是哲学或科学，无论是政治或军事，无论是文化或商业，一旦最高指导原则犯了错误，一定是一场悲剧。而它是不是错误的，并不一定不可以验察，只要允许公开辩论就行了。一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哪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我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惟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曾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孤独地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地闯到家里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地踉跄离去。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毙。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惟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我的亲人。她比我更是时代的受害者，缠小脚，几乎不识字，使她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继母进门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继母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停止学业，草率嫁人。以后，我回到辉县读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摊子很多的糖果钱，被债主追逼得无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我是一个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岁，根本不知道姐姐那么样的贫穷。姐姐拿出所有的储蓄，不过一串钱（当时的一块钱银元可以换四串钱），她托人带给我，嘱咐我千万节省使用。这一点钱，根本不够还债，不到两天我就把它用光。那个时候，乡下学生已经开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征，就是裤腰跟传统式的裤腰不一样，而又是机器对口双线缝纫，跟手工的单线缝纫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种摩登的长裤。但是，已经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这样的制服，我天天生气，向已经出嫁、贫穷而又丧夫的姐姐要钱。姐姐没有钱，就亲手裁布缝纫，为弟弟做只有机器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长裤，对口缝纫是那么样的辛苦，我仍不满意，扔在一边，连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泪。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四九年，我被战火驱逐到台湾。四十年后，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临死还拿着我这个不争气弟弟的信，叫别人念给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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