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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我出生于一九二0年,这是我惟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包括父母。母亲在我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做父亲的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我,而是讲别人。

  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动物,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被**军队攻下的日子,当时,对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所以我选了十一月一日成为我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被调查局以“**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我就以三月七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差误?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地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三月四日改为三月七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我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三月七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里。有人说,我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我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东铜板街;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生在哪里。只是,在我长大后,发现我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辉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最著名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国消灭了当时华夏土地上所有的独立国家,统一了当时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后俘虏的一个名叫田建的齐国国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现在河南省辉县),任凭他自生自灭。这位在位四十五年的国王,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之后,被软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树林中。最后,他的随从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继承人的儿子,饥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伤心过度,终于郁病而死。王后与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齐国遗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他写下一首哀歌:

  满耳松涛

  满目柏林

  饥饿时不能吃

  口渴时不能饮

  谁使田建落得如此下场

  是不是那些——

  平常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这首哀歌,在辉县广大的土地上飘荡。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辉县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件事,它太遥远了。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饿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被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这种观音土经水煮过,会变成糨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残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把一个铁锅摔破,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然后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希望于未来),总有一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万一到时候子弟已互不认识,锅片就是信物,可以为证。

  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向东逃亡。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中途幼儿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他们翻过高达两千米的太行山,继续向东逃亡,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转眼三百年,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早已失去记忆。今天,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透露无限人世的沧桑。我——柏杨,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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