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队伍
科学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机构的组建，都离不开人。人手缺乏，特别是高、中级科研人员缺乏，成了当时开展科研工作的又一个主要困难。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时候，经初步计算，我们在十二年中共需要大学毕业以上的各类研究人员近十八万人，其中搞新技术研究的约需五万人。为了迅速组建科研机构，各科研单位提出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急需补充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三万多人，而当时我们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一共才约有三万人。
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主要分配到工农业生产单位去，也还要补充高等院校的师资，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过大的比例分配到科研单位。更何况新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马上独立进行科研工作。怎么办？只有先向各部门抽调技术人员到科研部门，尤其是到国防尖端技术研究部门工作，以应急需。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速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潜力。所以，大力组建、培训科研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从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六〇年，民用研究机构具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科技人员已达到三万多人。此外，在高等院校和各工业部门，还有大批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兼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组织队伍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
一九六〇年三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威尔逊访问中国以后，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中国的科学蜂窝》的文章，介绍了我国科技队伍的发展情况。用“蜂窝”这个词来形容，意思是我国的科研队伍发展很快，科学工作者们紧张而又勤奋。当时西方科学家来访的还很少，他的文章，曾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科学大军迅猛发展的惊讶心情。
那时我们的科研队伍，同解放初期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先进国家比，仍然相当落后。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然这个资料不一定准确），到一九六〇年，苏联拥有科学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多万人；美国则拥有同类人员三百二十多万人。而同期，我国则拥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卫生、医药、农林、畜牧在内）共约一百九十万人，其中具有大专毕业以上程度的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即四十万人左右。与美苏相比，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要完成科学规划中规定的任务，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当时的需要，还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队伍问题都是个关键。所以，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加以考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和来源问题。五十年代中期，全国能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约有二千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在科研系统的大约只有二三百人。这两千人中真正比较成熟的大约只占一半。他们中有旧中国留下的爱国科学家，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回国的爱国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我们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学研究部门中来，并且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或者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作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
有一次外交部开大使工作会议，我特意到会讲了话，请使馆的同志千方百计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建设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争取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陆续回来了一些科学家。这批原有的和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很多，但他们都有很强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具有第一流的专业知识，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到科研战线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发展我国科研事业方面，特别是在科研攻关方面，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在科研系统的中级研究人员，即建国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工作能力较强，能独立完成某项科研课题的人员，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我们认识到中级科研人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年龄比较大了，未来科研事业发展的命运取决于中级科研人员的成长速度，因此我们采取措施，从早期留苏的毕业生中以及全国解放前后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调到科研系统来。我们还采用“带徒弟”的办法，即由高级研究人员带助手来加以培养。当时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每名导师带七八名助手。这样，很快就可以带出上千名中级科研人员。
再一个办法就是向国外派研究生和留学生，当时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我们派学生出国学习的工作到一九五九年为止，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三年共派出一千七百多名。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当时由于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着手制定科学规划，所以确定了“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那三年共派出留学生五千八百多名（其中研究生一千二百多名）。
在这个期间内，先后对留苏大学生的专业进行过三次调整，抽调了一部分原来学习社会科学、理科和一般工科的大学生改学工业和国防方面的重点和尖端学科。第三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这时候的方针是“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后来又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毕业后又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以便在国外学习中，真正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经过以上各种措施，使我国的中级科研人员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同志的特点是年富力强，基础比较扎实，在高级研究人员的带领下，大量的科研实际工作都是由他们动手进行的。他们为科研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初级科研人员（主要是刚毕业的大专生）的人数多些，来源也广些。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分配原来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教育部管，后来我建议留学生、研究生由国家科委统一分配，大学生则由国家科委协同计委、教育部分配，因为国家科委对哪些科研机构需要什么人才的情况比较清楚。另一方面人才不能搞平均分配，不管你那个地方需要不需要一样分，这是不合适的。后来中央批准了我的建议，全国研究生、留学生即统由国家科委主管分配，同时，每年又优先分配一部分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战线上来，使需要和可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我们就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考生去学习。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先后建议在全国的一些重点大学中扩大了无线电系，开办了计算机专业，举办了空气动力学专业，计算数学，统计数学专业，扩大了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专业等。在军队方面，我请陈赓同志调整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成为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原子能）研究设计人才的学院。
陈赓同志当时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也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是我们党内热心科学事业的老同志之一。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很快完成了院系调整，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源源不断地为军队培养了大批研究设计人才。地方方面由郭沫若同志负责，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并由他亲自兼任该校的校长，成为我国专门培养新兴学科科研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我们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还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以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按照科技发展的需要，各单位普遍办起了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科研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实验人员、技术员、技师等等。
我们当时培养出来的这一大批初级科研人员，人数多，是科研队伍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朝气，好学上进，在高中级科研人员带领下，做了大量工作，既锻炼了自己，又为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的这批中级和初级科研人员，现在大多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是科研战线上的骨干，我们应该特别予以关怀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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