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方面科学机构的组建和不断完善发展，使我国科学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下面我着重回顾一下我国国防科研机构组建过程的一些情况。因为国防科研机构更是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的，发展的规模比较大，带动的学科比较多，特别是在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方面取得了突破。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当然，建国以后，我们建设了一些常规武器兵工厂，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只有常规武器还不能保证我国的安全，何况我们当时能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百四十九页）在当代，我们必需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
一九五六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象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彬等同志，他们很快集中到了导弹研究院，由他们指导，开展工作，少走了弯路。导弹研究院成立以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种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该院集中。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其中技术人员占绝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各种战术导弹。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一些导弹入手，逐渐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弹研究院以后演变为七机部，即现在的航天工业部。研究的导弹型号方面陆续作了若干调整。
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产和研究机构，由宋任穷同志负责。先从勘探、冶炼铀矿资源和建立试验性小型反应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时探索研制原子弹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设计院。原子能方面我们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象钱三强、王涂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王承书、张沛霖等同志。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我国原子能科研进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开始就是由二机部即现在的核工业部抓总的。国防科委成立后，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设计师和工程师参加到这条战线上来，他们对我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的实际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于是，我们一面大力建设导弹研究院和原子弹研究院的关键性研究试验手段，一面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请他们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时给以保障条件，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学科，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在研制两弹的同时，我们就着手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以后随着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建设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若干测量、观察跟踪基地或台站。建设这批基地和台站需要大量的测试、检验和观察、跟踪等设备，还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建筑设施。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亚于两弹研制中所碰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购买少量的关键设备而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国大协作的方式研究解决的，这又带动了一大批学科。这些试验基地和台站，大多建立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
我们从军队抽调了大批优秀的指战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开赴这些异常艰苦的地区。他们在戈壁沙漠、海岛滩涂、荒山野岭或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与科学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艰苦创业，硬是把这些基地、台站按期建成了。在这些基地上，我们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它武器装备的试验，有力地配合了国防科研工作的进行。我去过一些试验基地，亲眼目睹了他们吃大苦，耐大劳，创业维艰的感人事迹。至今，许多同志已经在基地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研制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它武器装备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凝聚着基地同志们的心血。象对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样，人民将铭记和感谢他们的宝贵贡献。
在研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还大力发展了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因为大量的遥测、遥控、自动控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在当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单靠协作来解决大量的电子设备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成立了电子设备研究院。后来又发现许多电子设备过不了关，是卡在电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两弹的研制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电子学研究院还为其它军工部门和民用工业部门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为集中力量搞两弹进展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决定，军队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以及其它武器装备研究院。这些，也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回想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象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有鉴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一九六七年十月，我曾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十八个研究院。我当时想，这样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动乱的情况下，还可以使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员因此得到必要的保护。这个建议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但处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期，在批判我的所谓“大科研主义”情况下，筹备工作被迫停顿，以后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则不了了之，实在可惜。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