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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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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三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发展到九万四千多人,其中有研究员、副研究员二千八百多人,助理研究员七千七百多人,实习研究员五万多人,而且是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当中,政策上我们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这也是发挥人才潜力的重要措施。用非所学,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当时对这一条我们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凡是接到了这方面的来信,我们都转请有关部门认真解决。我们还号召各级领导要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谁都知道,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级科研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如果因此将他们拒之门外,那我们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科学家了。

  所以我们提出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同时号召知识分子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我们要求各级行政领导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当好他们的后勤,尽量关心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对他们的吃饭、住房,甚至小孩人学入托、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人才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了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还曾考虑过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问题,当我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同志口头汇报时,他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方案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究和组织实施。

  为了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我们还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大批文化较高、德才较好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到科研系统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科研保障工作。这些同志绝大多数兢兢业业,同样为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轻视他们在发展科学事业中的作用,同样是不对的,也不合乎事实。

  在组织队伍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举例来说,一九五六年六月,为了组建导弹研究院,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商讨抽调技术或教学骨干到导弹研究院工作的问题,大家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谁就给谁,很令人鼓舞。过了几天,我将需要商调的三百八十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总理,他看后对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干部很快就调齐了。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总是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一般不说二话,广大科技人员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担国防方面的技术攻关任务为荣。这种同心协力组建我国科研队伍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总起来说,要组织好科技队伍,我们的体会是:首先要规划好一批重点院校的学科专业,使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按计划得到补充。其次,对科技人员应该尽可能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避免人才的浪费。同时,要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生活上都要关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进步。在专业工作方面,要虚心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心情舒畅地做好科研工作。

  §中苏科技合作中的波折

  在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的事业中,如何对待外国援助问题,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我们同许多国家都有科学交往,但一开始,交往最多的是苏联。所以,下面主要回忆一下同苏联科技合作中的一些情况。

  五十年代,苏联曾给予我国相当大的援助,很多苏联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在苏联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的长期教育下,在中国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步的时候,曾经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但是,苏联在援助问题上,由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领导集团的错误思想指导,当时就有很大的保留,从一九五九年起,苏联在科技援助方面就开始卡我们了。到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完全违背苏联人民的意愿,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助。从而也更使我们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必须把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立足点,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能攻克各种难关,扎实、稳步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趁李富春同志在莫斯科访问的机会,请富春同志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并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进行谈判。但是九月份苏联方面的答复,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而且只能接受五十名留学生。他们提出的借口是,搞这个必须先从培养干部开始。

  培养干部当然也需要,但苏方的答复同我们的要求相距太远,如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最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工作。这就将大大推迟我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对我们巩固国防和提高技术水平都非常不利。通过苏方的答复,我们看出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对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态度,总的说来就是不想给。

  形势非常明显,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苏联的限制。

  我们怎么办?当时大家是这样分析的,我国虽然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也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只要我们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是可以独立进行研究的。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推进机、弹体方面,设计象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当时最困难的是电子元件、器件和精密仪器、仪表设备的基础薄弱,研究生产赶不上研制尖端武器的需要。这方面有些东西我国当时是难以解决的。虽然如此,但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初期由于用量很小,可以通过贸易途径从国外进口一些。

  为此,我向中央和军委建议,一方面我们自己动手,积极筹备导弹、原子弹、新型歼击机等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争取继续与苏联进行谈判,尽量争取得到一些援助。苏联同意接受五十名导弹专业留学生,我们还是尽量派出去。另外,我还建议,我们可以设法从西方国家购买一些元件、仪器,作为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借鉴。但这个计划,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后来未能实现。

  今天,如果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回顾一下,证明中央当时所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把立足点主要放在外国援助或主要靠购买外国的产品上,那就不但不会这样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制工作的依附性,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一九六〇年以后,苏联突然断绝援助,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的赞同。

  当然,我们的方针既强调了立足点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又不排除争取必要与可能的援助,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搞排外主义,只要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有好处,我们就不拒绝外国援助,而且还希望争取得到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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