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冀中的杂色武装，特别是遍布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我们采取的是政治争取为主的方式。联庄会的下层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抗日还是降日、依靠共产党、八路军，还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问题上，不仅其下层成员和上层统治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态度也很不一致。另外，联庄会内部还存在着别的矛盾，争夺权势，互相兼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根据冀中联庄会的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强调从政治上争取，分化上层，争取下层，不诉诸武力。使用武力，容易把他们推到敌人方面去。同时，我们广泛发动群众，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统治联庄会的地主阶层也在动摇，他要投靠敌人，下层群众不会跟他走。我们看准了这一点，多从政治上、思想上做工作，只要联庄会把枪口对着日本侵略军，就必然要接近我们，依靠我们。冀中各地的联庄会，有许多是经过这样逐步争取，转到抗日方面来的。
彻底解决联庄武装的问题，是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〇师部队进入冀中平原之后。一二〇师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从晋西北来冀中平原的，来的目的，是帮助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扩大部队。贺龙同志从晋西北进入冀西，在穿过平汉线之前，专程到阜平来了一次。我们谈了一二〇师到冀中的任务，也谈到扩军的问题。我对贺龙同志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源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走，一二〇师的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做些。贺老总风趣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二〇师离开冀中的时候，部队人数成倍地增加，贺龙同志非常高兴。扩充的这些部队，主要是贫苦农民的子弟，其中也有不少是联庄会的成员。一二〇师部队在冀中、北岳区整整呆了一年，直到山西发生了“晋西事变”，一九四〇年一月，才奉命开国晋西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一二〇师不仅本身扩编了不少部队，而且先后打了齐会、陈庄等战斗，歼灭了不少日伪军，尤其是对冀中区的巩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说到改造冀中的杂色武装，有一个人物应该提一提。这个人叫朱占魁，我多次同他交往过。朱占魁是吹鼓手出身，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的警察，抗战爆发后，他纠集了七八个人，东搞西搞，拉起了一支队伍。吕正操同志开创冀中根据地的时候，委任了他，他曾任过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后来，他同冀中区供给部政委一起被日军俘虏了，关在北平。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
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朱占魁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朱占魁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日本投降以后，朱占魁又回到了晋察冀，任命他为冀东一个分区的副司令员。由于他本性难移，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热河的时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线带着警卫员和两匹马投敌了。这次叛变之后，国民党委任他当武清地区的联防司令。朱占魁有奶便是娘，反复无常，平津战役中，又被我军俘获，后来关进保定监狱。建国初期，他还给我写信，他说，我有罪，人民政府怎么处罚我，都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希望给我换一个关押的地方，在冀中名声太臭，日子实在难过。不知这个人后来改造得如何。
朱占魁的事情说明，抱着旧的东西不放，搞政治投机，到头来，只能毁灭了自己。
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经过我们严格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和长期耐心地改造，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成功。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得到锻炼，成为革命的力量。也有极少数人，拒不接受改造，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自食其果，为历史所抛弃。
§游击战与歼灭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它诞生之日，就成了我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辽阔战场，成了我们学习战争、进行战争的广阔天地。我们在军事斗争上的指导思想，就是正确地执行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及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围攻斗争的考验，经过一次又一次战争实践的锻炼，各级指挥员对这一系列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运用越来越自觉了。
日本侵略者本打算侵占华北以后，继续执行“速战速决”的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它没有料到，就在它的后方，受到了八路军日益频繁的袭击，使它的精锐部队连吃败仗。在这里，战争不是趋向于结束，反而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后方，曾连续调集重兵，对初创的晋察冀边区进行多路进攻和围攻，结果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它感到极大的苦恼和不安。日本侵略军对新生的晋察冀根据地，恨之入骨，它们的报纸曾这样写道：“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河北、绥远、平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一九三八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肆喧嚷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九月份，敌人经过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〇师团、一〇九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共计五万多兵力，准备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对五台和冀西山区的围攻。九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处在战云密布的状态中。为了粉碎敌人“北围五台”的幻梦，军区和边区政府及时进行了备战动员。我们组织群众，拆除了一些县城的城墙，准备这些县城一旦被日军占领，使敌无坚可守，便于我军攻袭。我们还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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