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这些杂色武装的头面人物，有过多次接触。冀西和冀中那些自封的“司令”和“大队长”，同他们的交道打得更多一些，有些比较熟悉。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杂色武装有了明显的分化，谁是真正抗日的，谁是专门祸害老百姓的，谁同日军勾勾搭搭，越来越分明。有的接受我们党的抗日主张，经过一番改造，加入了我军的序列；有的本性难移，搞阴一套、阳一套，看形势对八路军有利，就同我们拉关系，形势紧张了，就往日军那边靠；更有的是脚踏三只船，明里靠我们，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相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
到后来，这些拒不接受改造、同敌人相勾结的杂色武装，已经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了，成了地方的一大祸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那我们也就不得不当机立断了。该改编的改编，该解决的解决。对杂色武装的解决，取决于他们对抗战的基本态度。解决早了，或是解决迟了，都会对根据地的巩固造成影响。例如，孟阁臣的“七路军”和赵玉昆的“十路军”，起初还打着抗日招牌，后来竟勾结敌人，破坏抗日，同边区军民为敌。对这种民族败类，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只有坚决地歼灭之。
孟阁臣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的情报人员，曾在旧军队里当过连长，他乘着混乱之机，在易县、满城一带占了一块地盘，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自称“七路军”。他的队伍虽然是些乌合之众，但是，人多势众，占据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对一分区的老百姓骚扰得很厉害。我第一次同孟阁臣见面，是我到一分区检查工作的时候，找他来谈过一次。这家伙抽大烟抽得很凶，来的时候还带着烟枪。他虽然口口声声对我说，愿意同八路军联合，一起抗日，可是，实际上缺乏诚意。他觉得自己人多，又打着抗日招牌，占据着一块比较富足的地方，八路军不能将他怎么样。
孟阁臣这样的人，从来就不想真正抗日，他是个浑水摸鱼的家伙。对这种人，不要以为我们委他个“司令”，他就听你的话了，事情不会那样简单，只耍形势变了，日军一进攻，他就会变成汉奸的。尽管如此，但是孟阁臣口头上表示愿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决定还是联合他。我同宋劭文商量后，由边区政府派了一个县长到他盘据的地区去。有了边区派去的行政机构，他就不能随随便便向老百姓“刮地皮”了。同时，还可以让老百姓比较一下，抗日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群众是很会分辨的。
由于我们的影响日益扩大，孟阁臣最初靠欺骗得来的基础渐渐地垮了。这时，他穷凶极恶，把边区派去的人监视起来，自己搞起一大套东西，对亢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一九三九年初，这家伙就跟日本人拉上了关系，准备撕下“抗日”招牌，变成为敌效劳的伪军。我们得到了他同敌人勾结的确凿证据，加上他的部队在地方为非作歹，许多老百姓痛哭流涕地给军区和边区政府写信，要求八路军剪除这个“地方之害”。军区和边区政府经过慎重地研究，决定把孟阁臣的“七路军”解决掉。
孟阁臣有他的势力，他搞了不少人。为了解决得更妥善一些，我到一分区去了两趟。当时，杨成武同志同我商量，他们准备采用开会的办法，把孟阁臣召来扣下。我说，这个办法不行，孟阁臣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扣他一个人，掌握不住他的部队，搞不好容易出大乱子。要等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把他的部队包围起来，一个袭击就解决了。一分区的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们经过准备，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用袭击的方式，把孟阁臣和他的队伍包围了。仗打得干脆利索，孟阁臣当即被俘。
解决了孟阁臣的队伍之后，我们立刻在他盘据的地区宣布了他勾结敌人、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因为孟阁臣作恶多端，老百姓对我军的行动拍手称快，都说“八路军为地方除了一害”。孟阁臣靠欺骗和抓丁抓来的士兵，也纷纷起来揭发他的罪行。孟阁臣彻底孤立了。这个国民党兵痞掠夺的财宝简直不得了，仅抄得的元宝一项，就堆了满满一炕，还把土坯炕压坍了。一分区将所缴获的战利品，用大车拉、小车推，送到了军区驻地，把孟阁臣也押了来。孟阁臣极不老实，关押期间，又越狱潜逃，抓回来之后，被我们处决了。抗日战争中，我们一直强调少捕人，少杀人，但是，对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危险人物，就不能心慈手软了。
解决了孟阁臣之后，我们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部队活动起来自由多了。原先，他控制着这个地区，我们的活动总不那么自由，因为，他随时可以配合日本侵略军搞你，这个钉子不拔掉，就无法得到发展。
在平西一带活动的“国民抗日军”，其组成和性质同那些杂色武装不同，绝大多数成员是好的。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东北流亡到北平的青年学生，有北平市郊的农民群众，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旧军人和冀东保安队起义失败逃出来的士兵，其中还有不少北平地下党员，象焦若愚、刘杰、史进前等同志就是这个时候来到晋察冀的。这支队伍是我们党的北平市委组织的。因为青年学生和地下党员不懂军事，就同这部分旧军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从北平拉出来的时候，袭击了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营救出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上千名群众，以后就进山活动。赵同在国民党部队呆过，懂得点军事，后来成了这支队伍的司令。
一九三七年冬天，这支队伍到阜平整训后，改编为军区的五支队。赵同这个人很狂妄，一直想脱离我们，要“独树一帜”。他同国民党的关系拉得很紧，他的妈妈在重庆，在那里替他吹牛，国民党的报纸也吹捧他，吹他的妈妈是“游击队之母”。这支部队他也统不起来，经常来军区扯皮。我多次做赵同的工作，还对这支部队讲过话。但是，赵同总有二心。五支队的一个大队曾集体潜逃，那个大队长经过我们做工作，表现还不错，想把队伍拉回来。
逃跑的队伍到了平绥路附近，这个大队长去追赶，结果被他们打死了。赵同本人后来也带了十来个人逃跑，后来跑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它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我们争地盘，搞磨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初，他回来的时候，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一个地方，正好碰上从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〇师部队，在那里打了一仗，把他带的队伍消灭了，缴获了许多文件和战利品。我对贺老总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不然的话，任他发展起来，还会出现许多麻烦。
赵玉昆的“十路军”，在解决孟阁臣之前，编入了一分区部队，改编为五支队（即后来的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的前身原来的五支队，在赵同逃跑后，不久即改编为一分区三团），赵玉昆担任新编的五支队司令。他本来就是个土匪，比孟阁臣笨一点。改编“十路军”，委任他为五支队司令，是为了诚心诚意争取他，希望他改邪归正。但是，我们解决孟阁臣之后，赵玉昆做贼心虚，又加上他本性难移，对我们不满，一九四〇年三月带着少数几个人叛变投敌了。五支队的成员，大多是拥护我党我军，要求抗日的，没有跟赵玉昆走。赵玉昆投敌之前，还杀害和活埋了一些共产党员。王道邦政委因为有人透露了消息，才幸免于难。赵玉昆投敌后，在定兴一带为非作歹，搞得很凶，直到北平解放后，赵才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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