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在上海遭敌人逮捕英勇牺牲。经过艰苦转战，其余勉强保存下来的很少一点力量撤到了丰顺附近的大山里面，才得以继续在那里坚持斗争。很明显，在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应该向东江北部地区发展，向朱、毛靠拢。从李立三起，以致后来的省委领导，都没有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在中央根据地，在延安，我向毛泽东同志谈起这些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彭湃是个好同志，但他过于轻敌，以致遭受失败。关于教导团，他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我们在广东的另一个根据地，海南岛的琼崖根据地，就有所不同。海南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份，起义后组成了红三师，一九二八年我们也向他们那里派去些干部。领导那里斗争的是杨善集、冯白驹等同志，他们的部队大部分是当地人，群众基础好，以五指山、黎母岭为根据地。这两座都是大山，山高、路险、林密，活动范围很大。那里不是敌人的重要地区，虽然也想消灭我们，但使用的兵力不是很大。所以，搞过来搞过去，敌人始终没有能把它搞垮。抗日战争中海南根据地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战争末期，我军渡海作战，他们起了积极接应的作用，为海南岛的顺利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海南根据地红旗几十年不倒，有良好的地形条件作依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政策正确，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在香港的时候，广西党的各项工作，受广东省委领导，一九二九年我们党领导了广西的百色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到香港的有一批广西来的同志，广东省委指示由朱锡昂、俞作豫等同志率领，分批返回广西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春爆发了蒋、桂军阀战争。蒋介石想利用桂系内部的矛盾，派闲居在香港的俞作柏（是俞作豫同志的亲哥哥）回广西担任主席，派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主任。俞、李两人是姑表兄弟，都与俞作豫同志关系很好。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广西大量发展力量，开创新的局面。为了加强对广西的工作，中央于一九二九年夏天，一方面派贺昌同志来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以加强领导。另方面还直接派邓小平同志到广西领导全盘工作。
小平同志途经香港时，我们曾向他介绍了广西的情况。从此以后，开展广西工作，向广西派人，成为我们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先后派了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和徐光英、龚楚、何畏（这三个人后来都叛变了革命）等人去广西。何畏作联络工作，来往于广西香港之间，所以，省委对广西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我们利用时机，力量不断有所发展。是年秋季，蒋、桂战争告一段落，李宗仁、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进行镇压，于是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俞作豫、李明瑞等同志领导一部分在我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动了百色起义，以后又举行了左江龙州起义。起义部队编成了红七军，张云逸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任党代表。俞作豫同志一九三〇年被捕牺牲，在香港时，我与他曾有接触，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广西工作的开展和左、右江起义是有重要贡献的。李明瑞同志在广西参加了我们党，随红七军到了中央根据地，即任红七军军长。
在香港，我们还经常开办几十人到百人左右的训练班。到训练班讲军事课，也是我们军委的工作内容之一。开始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收拢的同志，以后是培训两广各地来的同志。鉴于广州起义时我们的同志普遍不懂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班就把学习军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便回去后好开展武装斗争。我是军委书记，所以经常去训练班讲课。为了讲课和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我对太平天国的一部野史作了些研究。那时叶剑英同志对此兴趣也很大，他也读了那本书。我们在一起评论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觉得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我讲课的时候，引用了一些太平天国的例子，但更主要的是讲了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的经验，以及南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除了军委的工作以外，我还根据省委指示做了一些别的工作，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下面几件事：
跟别的同志一起，办了一个《香港小日报》，宣传党的主张。报纸的经理是叶季壮同志，对外联系打交道都是他出面。总编辑是周天洛，浙江人，外号叫“小胡子”。这个人后来被捕变节，在胡宗南那里做事，抗战胜利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上海被他们自己的人杀掉了。除叶季壮、周天洛以外，做具体工作的主要是陈复同志。报纸是公开发行的，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报上的文章，内容尽量含蓄，以灰色面目出现，有的时候，在无关大局的问题上，还讲几句香港当局爱听的话，但总的方面仍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替工人、农民、劳苦群众说话，批评时弊。日子一久，引起敌人的警觉，认为这个报纸是有背景的。所以办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左右，就被查封了。
另一件是一九二九年的“五一”节游行活动。当时邓发同志是香港市委书记，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也是他。省委决定，我也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这一活动是根据中央命令进行的。“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但他不起多大作用，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中央掌权。那个时候，每逢“五一”节，我们党总要在城市组织游行示威，这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条件，能搞则搞，不能搞则不要勉强。这次李立三却下了死命令，要香港一定得搞“五一”活动。
那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低潮，虽然我们在各区都有些力量，但很多是参加省港大罢工回来的工人，好不容易刚找到了工作，才安定下来。有些是参加广州起义幸存下来的骨干，他们分散在各区，成为党的基本力量。“五一”那天，我到游行队伍集结的地点一看，来的都是些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同志，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没有什么群众。我一看不行，就找到了邓发同志，一起到附近茶楼里，以喝茶作掩护进行交谈。
我对他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你看全是党员和干部，一搞游行就全部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对敌人来说，这倒是动手的好机会，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这些骨干一损失，以后香港党的工作还怎么做！我的意见是立即停止，把人打发回去。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你是总指挥，决心由你下。邓发同志也看到了这个情况，知道不对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不搞是对的，但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代呢？我说，你是总指挥，当然该由你去报告了。他说，那不行，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你去报告。我说也行，只要相信是做得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于是就决定下来，邓发同志去把集合起来的人都打发回去了。
事后，我到了上海向中央报告。李立三不跟我谈，他叫向忠发跟我谈。因为过去有好多事情意见不一致，李立三知道他跟我谈是要吵架的。向忠发一见面，就批评我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是“临阵脱逃”。我说，好大一顶帽子！作战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来决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好的指挥员从来不这样做。我们这一点点力量，是好不容易积聚和保存下来的，香港工人斗争目前暂时处于低潮，靠少数党员骨干盲目示威，一下子这一点力量被敌人一网打尽，这对党有利还是对敌人有利，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还不清楚！你们这样做法，是为了交卷，而不顾党的损失，这会使香港的党组织全军覆没的，我坚决反对。向忠发原来是个驳船工人，“六大”时选他做党的总书记，完全是唯成份论，一九三一年他被捕叛变了。他跟我谈，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吵了一通，我没有接受他的批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底我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总共历时约一月左右。省委派了一位姓周的同志陪我去东江，这个同志很年轻，广东本地人，既勇敢又机警，是位很好的同志。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搞电台工作时牺牲了。因为我不懂广东话，一路上我什么也不说，全由他照料。十月底我们从香港动身，先到了潮安，等当地交通接应，在潮安住了两天，后来在路上又走了两三天，顺利地到达东江特委。特委住在丰顺一个大山里面，生活很艰苦，就在山坡上搭了几个草棚棚住。整个特委也没有几个人，特委委员大约只有五六个人，连工作人员也不过十几、二十个人左右，机构很不健全。特委书记是林道文同志，海丰人，他一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从不叫苦。常委贺尊导同志，他是大埔人，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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