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颜汉章同志，也是海丰人，精明强干，一九三〇年林道文同志调走后，即由他接任东江特委书记。肖白荣同志在那里做青年团的工作。军事方面当时有个东江红军，负责人是古大存和周京文同志。我去的时候，古大存同志不在，只见到了周京文同志，我走后不久，周京文就在作战中牺牲了。东江红军下属有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个团，没有多少人，总共不超过一千人。我到东江时，正值朱、毛的红四军打下了梅县，不久，敌人反击，红四军又退了出来，两广军阀战争暂告结束，在加紧向我部署进攻。广州起义失败后东江根据地受摧残的局面还没有恢复，特委同志又因多次受到省委批评而情绪低落。很明显，当时东江地区的革命形势处在很不利的局面。
于是我以鼓舞斗志提高特委胜利信心为重点，进行工作。先是向特委同志说明了形势。我指出：虽然两广战争暂趋结束，但军阀之间矛盾很多，战争很快又会爆发的。红四军虽然受挫，但没有离开东江，仍可以互相配合。特委领导的秋收斗争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省委批评特委的问题，我也作了解释，说明省委并没有全盘否定特委的意思，对他们斗争的艰苦和争取到的成绩，省委还是知道的。经过一番工作，特委同志的情绪有所好转。我又建议他们把三个团的武装力量合理部署，深入农民群众之中，以继续开展秋收斗争、发动农民为中心任务，积极进行工作。特委接受了我的意见。临走之前，对调整组织问题我也提出了意见。颜汉章同志任组织委员，补为特委常委，三个人好商量问题。个别闹不团结不适合在那里工作的同志，我建议调回省委学习，另行分配。总之，这次东江之行做了一些工作，但不久红四军即撤回赣南，东江的局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生根本的变化。后来，还是古大存同志长期在东江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给了敌人以各种打击，局面才坚持下来。全国解放前夕，这部分游击队编成东江纵队，积极策应了我大军南下的任务。
在香港两年多的地下斗争，也是充满了危险的。我记得李强同志曾到香港架设电台，不久即被英帝国主义破获。邓中夏同志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后来被驱逐出境。我们在香港还先后被捕和牺牲过许多同志。我自己也三次遇到危险。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一次我和恽代英同志找叶剑英同志碰头，谈完话后，我们分头回各自的住处。我回去时，在门口看到我雇请的那位阿姨，正把我的行李搬到楼下，我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惕性驱使我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我，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有问题了，就转身走了，没有进去。后来得知，因为我把住址写了一个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好有事联系。有个农民党员到香港找省委接头，敌人一直跟踪到省委，于是省委机关被破获，我那个写有住址的小纸条落到了敌人手里，敌人随即按纸条到我住处来抓人，恰巧我外出，又在楼下碰到了阿姨。那时敌人已经把与我住在一起的杨剑英同志抓了起来，正在房间里等候，我要是进去，也就被捕了。
杨剑英同志被捕后，因为纸条上不是他的名字，他又会点广东话，很机警地应付了这次事件。敌人在我的住处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只搜到一张南昌起义后的东江地区图，他就说自己是广西军队的，这张地图是在东江打仗时留下的，刚来香港，才搬到这个地方，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很快就把他放了。以后我们又另搬了一个地方，仍住在一起。杨剑英同志是四川省永川县人，我到广东省军委后，我们就一起共事，相处得很好。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一九二九年他调到上海中央办公厅工作，一九三〇年初我离开香港后，他又被派回香港工作，不幸被捕牺牲。
又有一次是青年团在一个楼上开会，我也是预定要去参加会议的。当我赶到那里，正向楼上走的时候，看到一些青年团员正向下走，是敌人把他们抓起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我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大摇大摆地继续往上走，和敌人擦身而过，敌人反倒没有问，就脱险了。
还有一次是在电车上遇到叛徒。白区工作，最难对付的就是叛徒。因为特务不认识你，遇到危险，机警一些可能摆脱。叛徒认识你，你镇静也好，慌张也好，都没有用。那时的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要到那里去就坐有轨电车。在电车上往往容易碰到叛徒或特务，所以我们做秘密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要学会跳车。这次我在电车上碰到叛徒，他还跟我点头打招呼，我知道不妙，随后在电车还没到站停靠，我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门是不关的，只要你有训练，可以随时跳车。总算又躲过了一次危险。
我们在香港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一九二八年四月在香港我与张瑞华同志结婚。省委规定，夫妇在一起的，男的每月发十五元，女的发七元，此外每月还有三元车费，买一张有轨电车的月票。一共就这二十几元，吃饭、穿衣、零用都在内。当时，我们虽然对外说是记者或教员，但全是空的，多数人没有职业掩护。有个夏天，我整季就只有一件白衬衫，晚上洗，白天穿，表面上倒也干干净净，可谁知道就只一件呀！但是再困难，大家也都咬紧牙关熬过来了。
§顺直省委
一九三〇年初，中央通知，调贺昌、陈复同志和我到顺直省委工作，先到上海接受任务。
我比贺昌同志早走一步，过春节前离开香港，先到上海。中央的同志对我说，由于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将张慕陶调回中央，由我和贺昌同志去接替工作。
我同张瑞华到天津后，住在日本租界。房东是广东人，一家洋行的职员，我们相处的关系还好。我当时以记者身份作掩护，有事就说是出去“采访”。
不久，贺昌同志也来到了天津。
我们见到张慕陶后，由于组织上的意图他不知道，即使有怀疑，他也讲不出口。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工作交接。张慕陶就回到中央去了。一九三三年他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工作，经柯庆施同志审查后定为托派，开除党籍。后来，他到了阎锡山那里积极帮助阎锡山，并从事托派活动。西安事变时，他代表阎锡山来谈判联合抗日的问题，在私人接触中，要求恢复党籍，我们没有理他。后来，在陕南，不知为什么，被胡宗南枪毙了。
新省委由贺昌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陈复同志任宣传部长。贺昌是位好同志。后来他到了中央根据地，曾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长征后，他被留下来，与陈毅同志一道，坚持赣南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陈复同志是国民党元老著名改组派人物陈树人的儿子。这个同志年轻，很活跃，有能力，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我离开天津时，他住进了我住过的房子，不久被捕，虽然由他父亲出面保了出来，但回到广州后，还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
在天津期间，听说彭真同志被捕后，在监狱里生活很困难。我那时还不认识彭真同志，贺昌认识。他想搞点钱给他。后来搞到些钱，就交由胡仁奎给他送去。胡仁奎，山西人，抗战期间曾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
那时，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系统还没有发展过来。阎锡山的统治不象国民党那样严密，对共产党的情况也不那么熟悉。同时，晋系的许多旧军官，江湖义气的味道很浓，我们的同志被捕了，往往在法庭上表现顽强、坚决、不供任何人，他就说你这个人讲义气，有骨头，反而宽一些；相反，骨头软，供出材料，咬了人，他说这种人不够朋友，不仁不义，量刑倒重。好几个案子都有这种情况。我在天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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