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没有组织有效的后勤保障。象吃饭、弹药供应等等都没有计划和措施，也不注意占领和利用财政机关，起义军攻下中央银行后放火把它烧了，致使起义队伍连买小菜的钱也没有。
第六，肃反不彻底，尤其没有注意把反革命头子抓起来，致使他们能逃到河南，勾结帝国主义，调动部队，镇压革命。抓了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没有及时镇压，撤退时没有人管，全部跑了。
第七，没有破坏粤汉线和广州到三水、广州到九龙的铁路，致使敌人能通过铁路线很快地调集部队，向广州反扑。
第八，没有组织有力的侦察工作。两天里面，除了起义领导人直接观察了解情况而外，没有接到一个敌情报告，以致敌人把观音山的警戒部队打垮，快要冲到指挥部了，指挥部还没有发现，险遭不测。
第九，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起义中俘虏的步兵、炮兵在一团人以上，都是些北方穷人，经过教育，大部分表现较好，愿意干革命，但没有派人去领导指挥，致使我们撤退后，这部分俘虏又回到了敌人那里。
第十，战术、技术上也没有适当措施，缴获的炮和机枪，除了几个朝鲜同志而外，没有注意组织懂得的同志来操作使用，以致这些武器大部分没有发挥作用。起义军也不懂得巷战，只知道在街上与敌人硬拼，不知道利用房屋掩护，杀伤敌人，反而加大了自己的伤亡。
今天看，这些经验教训，只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大小和快慢问题，还不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从根本上说，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但广州起义，仍然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继南昌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又一次英勇的反击，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和锻炼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起点。正是从这三大起义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通过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道路。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我和叶剑英等同志多次议论过，广州起义究竟应不应该搞？我们一致认为，当时教导团已经暴露，张发奎正调兵遣将，准备对教导团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也是不对的。因此，如果在广州我们搞一个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六大”决议中说，广州起义是所谓“退兵时的一战”。我对这个说法有保留。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就应该退却，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重新积聚力量，争取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干吗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个退兵时的一战呢！
※第六章 白区斗争
§在香港广东省军委
在香港，因为兼省军委书记的张太雷同志牺牲了，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省军委书记、省委常委。从此以后，在香港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着艰苦而又复杂的地下斗争。
总结广州起义的省委会议后，李立三同志以及后来的省委某些领导同志仍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很大，在派遣同志到各地开展工作方面，又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首先是一九二八年一月，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本来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的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这是完全应该的。
但那时广州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复。但李立三同志决定要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并规定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以表示我们党在广州仍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一九二五年起长期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又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和广州苏维埃的人民劳动委员，在广州可以说得上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无异是往虎口送肉。我曾经提出过意见，但李立三不听。周文雍同志很勇敢，组织纪律性很强，没讲二话，就回到广州。果然不出所料，到广州不几天，工作还没有开展，他就和陈铁军同志一起被捕，二月间英勇就义。
周文雍、陈铁军同志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强，在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刑场上还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宣布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同志本来不是夫妻，陈铁军是以妻子的身份掩护周文雍工作的。当然，他们在革命工作中，长期互相配合，已经建立了感情，这是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真可以说是做到了离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斗争之中，应该成为我国青年追求真正爱情的典范。这二位同志我都熟悉，当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和在刑场举行婚礼的照片时，被他们的高尚革命情操深深感动。我把那段消息和照片剪了下来，一直珍藏着，作为对战友的怀念和对自己的激励。恩来同志三四月份来香港时，我给他看了这张剪报，他也和我一样，对两位烈士充满了崇敬与怀念之情。可惜，这张剪报连同别的一些文件，在抗日战争中日寇“扫荡”时丢失了。
李立三同志走后，省委负责同志又先后把张善铭、赵自选同志和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同志派到东江去，也都被捕牺牲。颜昌颐同志是湖南人，不懂东江话，由上海派到东江，也负了伤回来。李硕勋同志，即现在水电部李鹏同志的父亲，大革命时期搞青年团工作，曾在黄埔军校工作过，南昌起义时任过二十五师党代表，后在江苏省军委工作，一九三〇年来到香港后，省委派他去海南岛工作，在海口市就因为口音问题而被捕牺牲。类似的情况还不少，这是一种惨痛的教训。“钦差大臣满天飞”，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许多同志，而且他们刚到一地，不了解情况，一般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主张，但又要指手划脚，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开始时不断向东江派人，我就是不同意的。
我和一些同志在省委提出，东江那里有彭湃同志在，他很熟悉当地情况，既搞农民运动，又指挥军事斗争，一般问题都应该由他在现地决定，如果省委有什么指示，可以派交通去传达，不应该派负责同志去，以免不必要的牺牲。但从李立三开始，省委的某些领导同志大多听不进去。以致彭湃同志在时和彭湃走后仍接二连三地牺牲了许多同志。那时候，在建立根据地和在教导团的使用方面，也是有许多教训的。起义失败后，经过花县撤向海陆丰的部队，以教导团为主，加上警卫团、炮兵团、黄埔军校教导营、工人赤卫队的部分同志，编成了红四师（师长叶镛，党代表王侃予），到达海陆丰以后与红二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会合，由彭湃同志领导。这两支部队本来是企图在海陆丰和东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是使用不当，尽让他们到处硬打硬拼，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自己的损失很大，实力逐渐消耗掉了，实在可惜。
叶剑英同志和我曾建议，鉴于教导团经过基层军官训练，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应该设法让他们经赣南逐渐向朱、毛靠拢，一路上可以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到井冈山会合后，又可以作为干部使用，让他们去训练部队带兵打仗，那作用就会大得多。即使让他们留在当地，也不应该再去硬打硬拼，而应该让他们去发动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和发展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但省委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在建立根据地方面，彭湃同志革命热情很高，决心很大。大革命时期，他对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是有杰出贡献的，但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仍急于想在东江地区搞出个局面来。开始极力想在海陆丰搞个根据地，没有搞成。又被迫转到大南山、大北山，还是没有搞成。基本原因是两个，一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那时广东地区军阀部队云集，处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我们很难招架。二是海陆丰、大南山、大北山地区的地形不利，地方就那么大，人就那么多，加上交通方便，又局处海滨一隅，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正因为这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我们的根据地先后丢失，红二师、四师部队基本被打散，损失很大。到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彭湃同志也被迫离开了东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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