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款运动”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来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商谈借款购买军火。先是要借三亿法郎，后增至九亿。借款的条件，是以“滇渝铁路修筑权”作抵押。消息传出后，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被激怒了。特别是勤工俭学生首先站出来反对。尽管平时他们思想观点分属不同派别，但是，在反对北洋军阀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军火这个问题上，却结成了统一战线，达到了一致，学生们召开了规模浩大的“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还冲进了公使馆。这次斗争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款的文件上签字。我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
关于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的情况是：一九二一年夏天，吴稚晖这些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的附属学院。吴稚晖他们认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不可靠，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反而从国内招来一批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子弟。这就激起了勤工俭学生的愤怒。蔡和森、赵世炎他们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代表大会”，由各地学生抽调一批人组成“先发队”，于九月二十日分赴里昂，占领了中法大学。我没参加“先发队”，晚到了两天，是九月二十三日到的里昂。我到里昂后，“先发队”的同学们已经被法国当局拘押在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里。
这时，中国驻法公使馆的副总领事李骏也到了里昂。我找到他，开了一张探望同学的证明，这样，就可以自由出入那个兵营了。这批被关押的学生，由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商妥，要“遣送回国”。学生们虽然被关押着，但是还不象当时国内镇压手段那么严厉，看管也不甚严格。我用领事开的通行证，先后从里面救出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赵世炎，另两个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我进兵营时，警察检查通行证，出来时我不在被拘留者的名单中，通行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检查通行证。我就把通行证交给赵世炎他们，因为外国人看中国人都长得差不多，一次出来一个，他们就这样混了出来。其余的一百多人，被法国警察押到马赛，遣送回国了。蔡和森、陈毅等同志就是这次被遣送回国的。
§世界观的转变
我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也就是说我的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到比利时以后发生的。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以后，我仍有想进学校读书的想法，手头上还有做工的一些积蓄，盘算着足够进一段学校的费用。这时候，恰巧听说比利时的沙洛瓦有一所劳动大学，费用比较低廉，而且是一所工科大学，专学机械、化工这些课程，还设有专门的寄宿宿舍。这些条件，在法国是很难争取到的。我就去了比利时。
沙洛瓦是一座工业城市，最发达的是煤炭工业和锅炉制造业，当时在比利时有“黑城”之称。听说现在电子、机械工业等也很发达。沙洛瓦劳动大学是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办起来的。我到比利时，是勤工俭学生中比较早的一个，后来来的人就比较多了，特别是四川、广东两省的勤工俭学生，不少人从法国转到比利时来。
刚到比利时，不能直接进劳动大学学习，得先经过这所大学附设的补习班补习，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入学。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第二年六月这一段，我上的是补习班。一九二二年暑期，我参加了劳动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进了化学工程系。沙洛瓦劳动大学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房舍建筑很讲究，校址在沙洛瓦城的最高处，学校的设备齐全，实验室很大，周围还有宽阔的广场，特别是师资力量雄厚，有不少教员是比利时很有名望的学者教授。在沙洛瓦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学生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在法国时要好，还能经常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我的体质增强了。在这里，也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按说可算是“如愿以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使我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首先，我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勤工俭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我们一九二一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翻来复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总之，我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法国也好，比利时也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很多，《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动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这些著作很容易见到。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补习时，我同刘伯坚等同志接触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这时的《向导》与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剖析。我们虽在异国，但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前，我的思想已经起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坚同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回来同我谈了会议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对我的思想发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少共”成立不久，我就向刘伯坚同志表明了希望加入“少共”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当时“少共”有个规定，为了保密，每个人都要有化名，互相通信或发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化名叫“向上”。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九二二年冬天，我们派李维汉同志回国出席国内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与国内取得联系。那次会议是在南京开的。不久，就转来了陈独秀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们不要叫“少年共产党”。团中央也由国内来信，表示希望与国内统一起来。于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开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四旅欧之部”。
我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巴黎租借的一个礼堂开的，共开了三四天。当时在欧洲共有团员七十多人，主要在法国，其次是德国和比利时，英国也有少量的团员。出席这次临时代表大会的共四十多人。按比例，法国的团员代表最多，比利时的代表是由刘伯坚、熊味耕和我等五六个人参加的。在这次会议上，主要研究的是与国内团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其领导的问题，加强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团员的问题，出版刊物与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思想影响作斗争的问题等等。会议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议。原任书记赵世炎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但因为已经决定会后他就去苏联学习，所以会议最后选举周恩来同志为新的执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在巴黎设立总支部，在德国、比利时设立分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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