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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首页 > 名人传记 > 聂荣臻回忆录

  入团以后,我还同刘伯坚同志一起负责过团的旅比支部的工作。旅比支部就设在沙洛瓦劳动大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抓得比较紧,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武装团员的思想。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团员的工作。随着团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碰到了学习专业知识和进行革命工作的矛盾。要自己学习、组织同学们学习,要参加各种会议,那是相当忙碌的。沙洛瓦劳动大学的考勤表上,曾多次注明我“不大上课”。我常同刘伯坚同志议论,一个人精力有限,又要学习专业,又要做革命工作,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况且,所学的专业又同自己负责的工作联不起来,我们酝酿着,干脆放弃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

  一九二三年初,我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旅欧学生中的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就只有刘伯坚、熊味耕和我三个人。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后来我们到莫斯科,国内去的同志听说我们旅欧学生中党员很少,就说,你们入党的条件掌握得也太严了,其实你们的团员,大多数都够党员的条件。因此,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党组织经过酝酿,确定把旅欧的团员,全部转为党员。我入党以后,决心放弃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期回到了巴黎。在回巴黎以前,我还趁这个机会去了一趟德国。到德国,一方面是旅行,一方面是考察那里的情况,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国内经济萧条,政局动荡,工人大批失业,工人运动高涨。马克币值跌得很厉害,特别不值钱,今天一个价,明天又贬值了,使得我们不敢多兑换马克,每天只换一点儿,够一天花的就行了。

  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正在柏林,他是一九二二年三月从法国移居柏林的,朱德同志也在那里。我同他们见过面。我在德国的时间不长,就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以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团的工作中。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我回巴黎以后,周恩来同志不久也转到了巴黎,他是脱产专门从事党团工作的。我们与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潮作斗争的主要武器是出版刊物。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是《赤光》,开始叫《少年》月刊,是一个理论性和战斗性很强的刊物。它最鲜明的特点是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周恩来同志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在国内正式合作,为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进行有效的宣传,旅欧党团组织决定改《少年》为《赤光》。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周恩来同志在归国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为《赤光》撰写的文章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同志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现在,法国政府在这里挂了牌子,以纪念周恩来同志。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这间小屋子,想起过去在那里的斗争生活,感到特别亲切。从这里出去不远,便是著名的意大利广场,广场旁边有一个咖啡馆,那是我们经常集会的地方。会议很多,星期天也不休息,一开就是大半天,渴了饿了,干脆要杯咖啡,边喝边开。

  在巴黎,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主要的论战对象,是国家主义派。一千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社会思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五大派: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学生们不属这一派,就属那一派,几乎没有一个“白丁”。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人数很少,影响也小。我们虽然有时也批驳他们的一些论点,但他们始终没有成为论战的主要对象。无政府主义派是吴稚晖、李石曾这些人领导的,他们出版了《工余》杂志,提出一些空洞口号,要绝对自由,个性彻底解放等等,很能迎合一部分青年人的胃口,因此,开始参加的人比较多。但他们有个特点,参加无政府主义派的许多青年人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欲望,所以经过辩论和开导,大多数人转向了共产党这一边,象陈延年和陈乔年同志,开始就是参加的无政府主义派。吴稚晖对二陈很器重,关系很密切。后来二陈辨明了真理,转到了共产党这一边。吴稚晖恨死了他们。“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二陈先后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时候,吴稚晖还发电表示祝贺,可见仇恨之深。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我们就集中力量与国家主义派论战。一九二三年夏,我又转到法国的时候,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已经开始,逐渐达到高潮。国家主义派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右派。它的喉舌是《先声》周报,以后改名为《醒狮》,所以又称为“醒狮派”,一九二三年底又改称青年党。这一派的头子是曾琦和李璜,都是四川人,很反动。前两年,听说李璜旅居在香港,还专门写文章,介绍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情况。同国家主义派的激烈斗争给了我深刻印象。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宣传国家至上,无条件地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苏联和十月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利用各种方式与之论战和斗争,主要是在《赤光》上写文章揭露批驳他们的反动论点,有时就开会面对面地辩论。每次论战,几乎都是以我们胜利、他们失败而告终。以后随着曾琦、李璜回国,我们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又从国外带到国内,大革命期间双方仍在论战。当然,真理还是在我们一边。

  同时,我们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开始后,旅欧党、团组织也相应作出决定,一九二三年六月,八十余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选举我为通讯处处长。除了做工和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外,就是继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法国翻译出版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很多,译得也通俗,我们就读这些法文版的著作。我们不仅自学,还和李富春等几位同志,进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

  在那里,同法国工人和法共党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记得有一位法共党员,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他是巴黎人,中学教员,因为逃避服兵役,有家不能归,整天混在我们勤工俭学生群里。经常为我们讲解法文的理论著作,介绍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从比利时回到法国后,在旅欧团的组织中,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团的训练部负责组织团员进行政治学习。因为团员数量较多,团的训练工作是分为两部分进行的,宣传方面主要是办报纸,教育方面则是抓团员的训练。团员研究问题和发表意见的园地,是内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共产主义研究会的建立和通信集的出版,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开的团的临时代表大会所决定的。

  旅欧党、团组织对训练工作抓得很紧。因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很多人加入了团,奋斗的方向确定了,为了使大家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把训练工作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每周都事先布置好学习内容,给大家指定一些书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饭就开会,分地区、分支部召开讨论会,区委的同志也分头参加,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旅欧党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重回巴黎以后,我先后进了雷诺汽车厂和西门子电气公司多米松分厂做工。这时,因为我有了大学的学历,所以干的都是一些技术活,工资也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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