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前后，在我国青年学生中蓬勃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这一大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学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数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思想，远涉重洋，先后到了法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一九一二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曾在北京组织过“留法俭学会”。目的在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说是“参战”，其实大多数是做苦力。这批华工没有护照，归陆军部管，生活是很悲惨的。战后，象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人口损失很大，严重缺乏劳动力。李石曾、吴稚晖这些人，从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就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到法国半工半读，以扩充他们的势力，培养他们的人才。他们同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建立了“华法教育会”，这就为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到“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我们这批勤工俭学生抵达马赛港后，休息了两天。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商业港口，工业很发达，有许多工厂，我们趁停留的短时间，游览了马赛市容。这个时候，华法教育会派李璜从巴黎来接我们。李璜到法国的时间比较早，法语讲得很流利。他把我们带到巴黎，很快开始了分配，你到这个组，他到那个组，这个组进什么学校，那个组进什么学校，都做了安排。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开始我们都被安排去学法语，因为不懂法语，既无法做工，又无法进学校。我先是到了蒙塔尔纪。这个城市距巴黎不远，是个省会。我在这里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同志，陈毅同志比我们早到几个月。他告诉我，他是一九一九年十月份到了法国。在法国过的“双十节”。
几个月来，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了许多困难，与国内想象的大不一样，但已经来了，就要坚持下去。陈毅同志热情奔放，性格开朗，初次见面，就印象很深。他的谈话，给我思想上打了预防针。我原来是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的。这个中学的校长沙波，同情中国学生，对安排中国学生人校学习非常热心。其他学校一般也是这样，对中国学生很欢迎。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进的就是蒙塔尔纪中学。因为当时这所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过多了，就又把我和别的一批同学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你学习，你不懂法文和法语，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学起来要快得多。
我在德洛中学读了将近半年书，从一九二〇年一月到六月，法语水平有了提高，除了主要学习法语之外，也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因为语言障碍，学起来很吃力。在德洛中学学习后期，我手头剩余的钱差不多用光了，便进工厂做了一段工。待有了少量积蓄后，一九二〇年秋天到年底这一段，又进了胡（之西）澳尔中学。在这所中学学习数、理、化等课程，由于掌握了一些法语基础，就不那么吃力了。积蓄将用完的时候，赶快又找工厂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这样反反复复，做工，读书，就是我们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特点。
我在法国进过许多家工厂，当时法国就业比较容易，做工的机会很多，但我们这些人大多只能做些粗活，有时也干些简单的技术工作。我进的第一个工厂是蒙塔尔纪的橡胶厂，负责检查轮胎，粗看一下，是否合乎规格要求，活不重，也比较简单，谁都能做。以后又到克鲁邹钢铁厂做工。这个厂的老板叫施奈得尔，所以也叫施奈得尔钢铁厂。它的规模很大，主要从事军工生产，有许多分厂，几乎一座城市全是它的。在克鲁邹，我炼过焦，这种活又脏又累。以后又做过钳工、车工，做钳工我老锉不好，做车工倒还容易些，我在克鲁邹干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二一年初一直到这年秋天。在法国做了一段工之后，我们渐渐也摸出了一些“门道”：你不分配我好工种，净让我们干粗活，我们学不到技术，干脆不在你这个工厂干了。
那时，我们时常看报上的招工广告，有什么工厂招工，认为合适，马上写封信去。由于法国劳动力缺乏，他们接到信，一般答复很快，我们立刻收拾一下简单的行装，赶到一个新的工厂做工。刚到法国的两年间，我为了做工，经常这样跑来跑去，在法国转的地方很多，跑了许多城市，进了许多工厂，也在巴黎做过工。但是，各个工厂的情况大体相近，想真正学到点技术，那是很难的。做工期间的生活，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法国的工厂也好，学校也好，几乎都没有宿舍。进那个工厂做工，进那个学校读书，就在那个工厂或学校附近租间房子住。
几个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法国的蔬菜，同中国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这些东西。城市的菜，大都是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运来的。主食方面，能买到大米，卖面包的杂货店也很多。当时法郎的币值不高，我们刚到法国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兑换十个法郎。一天有几个法郎，生活就能过得去。我们独立生活，又要缴纳房租费，又要支出伙食费，再加上要用一部分零用钱，完全靠做工的收入，勉勉强强可以维持生活，余下的就很少了。所以，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做工的多，读书的少，做工的时间长，进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在法国两年间，进的工厂有好多个，可是，进的学校就是前面说到的两所。
在法国，我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他们时有争论，对我是有所触动的。但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这期间，这种触动，还没有彻底改变我那种“实业救国”的想法。如果说思想上有所发展变化的话，那就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并且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去。
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主要是一九二一年间的“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二八运动”，是由于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断绝与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关系引起的。大批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起初可以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维持生活。可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他们突然宣布中断救济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扬言要把没有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遣送回国”。在蒙塔尔纪的勤工俭学生到了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要“生存权、求学权”。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二八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还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发放三个月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在这次斗争中，也有不同的主张。当时在克鲁邹的赵世炎同志，就主张自己勤工俭学，不靠军阀政府的施舍。我那个时候在克鲁邹，是支持巴黎勤工俭学生的斗争的。这次斗争争取到的救济金，也发给了我，一共六十九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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