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法勤工俭学
§远涉重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下旬，我们这批办好签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临离重庆，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有喜有忧。一方面，出国勤工俭学，这是去寻求“科学救国”的大计，因此，对到法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从这点上说，我的心情是喜悦兴奋的。而另一方面，这次出走，直接的原因是不甘忍受军阀当局的迫害，所以我仍十分牵挂那些同我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在抵制日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同学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未能出走，还留在江津。我知道，反动当局和那些利欲熏心的商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这是我离开家乡时最忧虑的事情。同时，这一次是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的感情。同伴们大多也是这样。
青年人的心境毕竟是容易改变的。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顿时使我们心情轻松了许多。特别是船过万县、驶过著名的三峡，我们都聚集在甲板上，扶着船舷，抬头仰望云雾中的白帝城，并排耸立的巫山十二峰。脚下是咆哮的激流，发出震耳的轰鸣，联想到这座座山峰的美好传说，不少人吟起了古诗人赞美三峡的诗句。我与同伴们互相鼓励着，出国之后，一定要发奋学习，学一些本领回来，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与这大好河山一样壮美。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出峡后的第一个城市是宜昌，轮船在这里停靠。对我来说，初出四川，一切都感到新鲜，就上岸去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到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船到汉口，又靠码头暂息。我们知道汉口是京汉铁路的终点站，几个人相约，要去看看火车是个什么样子。
在四川，修铁路吵嚷了许多年，可我们始终没见到铁路，更不用说火车了。我们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不巧得很，站上没停一列火车。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处火车行驶的声音，我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只听到一阵又一阵“嗡嗡”声，那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音吧！这个说，他听见了；那个说，他也听见了。大家离开火车站，都显得很兴奋，议论着从法国回来，我们要在四川修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到处奔驰。由于非常高兴，竟迷了路，待我们赶到码头，轮船快要开了，险些误了上船。
我们到了上海之后，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地方，我所看到的事情，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来，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叫做“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相对照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看着这番情景，我们每个人都为国家被糟蹋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觉得我们选择出国求学的道路是走对了。在上海，我们停留了约七八天的时间。十二月七日那天，我们到静安寺路五十一号，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到会的有准备出国的湖南和四川等省的学生一百余人。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他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说，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会影留念。这次欢送，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鼓舞。
我们买到了去法国的船票。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要一百银元。我带的三百银元，一下子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我们乘的是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又叫“凤凰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上午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当时的《时报》曾以《留法俭学生出发记》为题，发了消息。
《民国日报》还发了《本届赴法学生调查表》，列了七十三个人的名字，我列第十三名。这届（第八届）留法俭学生一共一百五十三人，除个别江西籍和北京籍的学生外，绝大多数是四川、湖南两省人。还有四名湖南的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出国勤工俭学的人极少，很引人注目。
我们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四等舱其实就是无等统舱，在半明半暗堆着各种货物的货舱里，设置了一些重叠的多层铺。舱内空气污浊，很不是味。赴法勤工俭学的几批学生，大都是乘坐的这种无等统舱，从出国一开始，就很有点勤俭的劲头。我们上船后，除了困得实在没有办法，在船舱里睡睡觉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甲板上。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很凶，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到达香港，在九龙码头停泊了一天，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就想在这里下船不走了。十二月十五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以后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说也奇怪，我始终没有晕船。我们虽是四等舱，但吃饭都到三等舱的餐厅，因为晕船的人多，餐厅里几乎没有多少人。每到吃饭时间，我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西贡港时，我还特意登岸看了看。在汉口没见到中国的火车，在这里却看见了另一种小火车，窄轨，小车厢，构造也简单，是法国人在西贡修建的。船离西贡，朝新加坡驶去，我们在水天相连的大海里，远远看到了鲸鱼喷出的水柱，时喷时停。这种壮观的海上奇景，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船到达新加坡，停靠的时间比较长，许多人上岸休息观光，我也上岸去看了看。
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人统治，港口上有警察检验护照和作疫病检查。对新加坡最突出的印象是华侨多，因为新年临近，有的门上已经开始贴对联了，记得有副对联这样写着：“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这时早已是民国了，还写什么“皇恩浩荡”，除了表明这些同胞思想守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倾吐了他们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我是很欣慰的。祖国虽然贫穷落后，可它在爱国同胞的心目中，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里风平浪静，天气炎热异常，邮船还在科伦坡停了一天，然后经四五天的航行，从险要的吉布提海峡进入红海，这时已经是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了。八日，穿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停留的时候，又有个别人动摇，想中途回国。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我们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还好，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四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从头年十二月九日由上海启程，整整在海上行驶了三十五天。
这三十五天，历经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众多著名港口，使我开了眼界，但我心头总象压着铅块似的沉重。尽管这些著名港口风景绮丽，有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港口上许许多多衣衫褴楼的苦力和乞丐，有些还是很小的孩子，在那里做工或讨饭。这些城市的情况，同在上海见到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真是哪里有帝国主义统治，哪里就逃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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