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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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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不久,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候,江津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到达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

  津中校长邓黎仙(此人是国民党员)、学监李耀祥、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全部烧毁。这样一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我们就离开了学校。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长期盘据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他消灭。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

  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是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间,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办法。事先我们知道四川有两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我们到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

  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学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那里办了护照。

  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的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一九二〇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

  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军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园里,默默地缅怀着几位先烈,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为我的母校哺育了这样几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现在,江津第一中学已经为他们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先烈,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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