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②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前文已写过的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 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③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②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8月2日，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但林彪、江青一伙仍继续以此为借口，诬陷贺龙，迫害原红二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当他们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时，贺龙已被送到西山，因此，他至死也不知道有这件事。
③晏章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诬陷贺龙，造成严重恶果，并长期作了隐瞒，1983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7年。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待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岗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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