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先则封锁，继而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月12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月27日，专案组没有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作了摘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在谈到另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贺龙说：“中央委员轮不上他，他没有本事。”又说：“不过，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薛明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贺龙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这个时期，贺龙非常想把他的意见、想法和遭遇告诉党和群众。他说：“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他要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出去时使用。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生命的最后时刻
贺龙久患糖尿病。医学专家诊断过，认为病情是轻的，只要用一般的药物和注意饮食就能够保持病情平稳。再加上他那强健的体质，坚强的革命毅力，豪放乐观的性格，他的生命之火是能够燃烧得很久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看守日志”上对此有明确记载。
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按照林彪一伙“尽量用现有药维持”，“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待材料的活动却有加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阳”前面的字没有听清。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情况，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外出了，中午12时回来后，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3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结果，这生前的最后一餐也没有吃成。下午5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这时，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4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从贺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的医生到达，中间整整经过了13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带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并坚定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〇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作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作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1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就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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