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90 万人。其中起义的就有56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呢？贺龙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真处理，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成都战役结束后，1950年1月5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三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进行整编。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作用。1950年1月29日，贺龙签发了成立工作团的命令。随后，便挑选了一批干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六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四和第九十四军派出了工作团，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
2月8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他说：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改编要选好突破口。第一步，改编王瓒绪的部队；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的部队；第三步改编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制度。
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的高级将领的工作。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年1月11日，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蓉光电影院召开欢迎国民党军起义军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董宋珩、王瓒绪等高级将领，以及他们部下的团以上军官。贺龙登上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从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短短的几句话，特别是“同志”和“共事”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一下子使贺龙与起义军官的距离缩短了，台下爆发了一阵充满感激之情的掌声。贺龙接着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官兵，一向是热诚欢迎的。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完成整编以后，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但是，大家首先要做到推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座的诸位中，可能有人有顾虑，怕过去是解放军的对头，现在得不到宽大。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论过去是高级将领，还是下级军官，只要起义或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宽大处理。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接着他谈到了“改造”的艰巨性。指出：“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头脑中取消了‘名’和‘利’，就会大大减少痛苦。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过去。那时候我带的部队，就是我私人的本钱，把一排人拉过来就当连长，把一连人拉过来就当营长。今天就不是这样了，部队是国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过去养成的恶习，必须彻底改掉，迅速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给人民当个老老实实的勤务员。”
贺龙针对起义军官的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讲了3个小时，然后同起义将领们一握手。许多起义将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郭勋祺刚一散会便说：“贸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仗的老对手。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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