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特点，决定采取“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④，组织实施解放西南的战役。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据此，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8月29日，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路南下入川之势。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和他的高级幕僚深信解放军决不会舍近求远，经两湖远道入川，必然由西边取三国时魏军伐蜀的路线，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合成一把尖刀，直插川西。蒋介石对此分析也无异议，于是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的部署。
④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9月12日关于歼灭白崇禧及西南各敌的作战方针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电。
为利于第二野战军出敌不意地以大迂回动作完成包围，贺龙恰当地把握着攻打胡宗南的“火候”，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打到一定时候，即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得意洋洋，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4万余人守备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第十八兵团李振部4.4万余人防守李文部以西地区；裴昌会的第七兵团6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布防，构成第二道防线，摆出了坚守的架势。看到这些，贺龙十分高兴，这说明他执行的牵住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于是乘此机会安排十八兵团主力休整，进行深入的南下动员和山地作战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发。
刘、邓指挥二野于11月1日，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同时，在鄂川边地区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队，先后占领建始、恩施、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俘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察觉解放军有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于是，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巴山南撤。胡宗南令其所属各兵团从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对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有所料。他说：“胡匪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保存实力，势在必撤。”但他并未立即令主力追击。人们不解。他向干部们解释说：“在秦岭地区已不可能歼灭胡匪的情况下，我们应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目的，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对此，随军南下的马识途问贺龙：“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只顾往成都跑。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呢？”贺龙笑着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滞留在巴山一带。等二野大军封住了他们往云南的退路，再迅速进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歼灭掉。这就是中央指示我们的‘先慢后快’方针。”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贺龙知道了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3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秦岭山脉海拔2000米以上，主峰海拔3700多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狭谷，除一条川陕公路外，只有几条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行进、宿营、供应都十分困难，所需物资必须由战士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背负45 公斤。贺龙看着背着沉重物资在古驿道上行进的战士，深为感动，他对指挥所的人说：“战士们靠‘十一号’⑤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是坐‘屁股冒烟的’⑥，走公路。战士们最辛苦，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走下车去，鼓励战士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困难，追赶逃敌。他说：“前几天，我们是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地逃跑。现在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们走得快了。”十八兵团和七军在贺龙指挥下，以平均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逼四川。蜀道难行，雪后路滑，有不少战士在途中跌伤，有的汽车翻入了山谷。贺龙知道这些事以后难过地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交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他们还来不及打仗，自己却因为车祸作了无谓的牺牲，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待呀！”他反复指示追击部队必须注意行车、行军安全，要求领导干部在每日出发前要检查汽车防滑链是否装好，不能马虎。他要求各部队把安全行军作为大事来抓，并指示作战科长每天都向他报告行军和事故情况。
⑤指两条腿。
⑥指汽车。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这一天，贺龙乘车经剑阁前往梓潼，在七曲山，他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派人前来接洽起义。贺龙驱车到达德阳，接见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伫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待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到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邛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没，战役胜利结束。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云、贵、川、康4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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