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于走到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最后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清各位先生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便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邀出席。贺龙在会上毫无拘束地同大家交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了解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卢汉等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作用。贺龙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他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贺龙曾亲自同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个别交谈，做思想工作。以平等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前途。原国民党军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起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稳定部队。贺龙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他说：“你们要赶快整理部队，撤销空番号，把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这样你们的部队才能稳定。”有一位起义将领对改造他的部队抵触情绪很大，他头发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钢盔，穿得破破烂烂。贺龙知道后，马上找他谈话，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三次……共谈了五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终于被贺龙宽广的胸怀、热忱的态度所打动，思想转变了过来。
贺龙很注意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过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他曾是贺龙的上司。后来他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一直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湾，他拒绝了。这是一位在西南和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一天，贺龙和李井泉在四川地方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熊克武寓所。熊克武开门出迎，发现来客是阔别了20多年的部下、当今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惊喜交加，赶快邀请进屋。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顿生钦佩之情，便邀他出来参加工作。开始，熊克武婉言推辞：“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希望他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前进的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1月10日，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举荐熊克武，称赞他“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己一份力量”。建议给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除了自己积极做工作之外，还动员其他干部去做起义将领的工作。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是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同乡。有一天，马识途收到罗广文请他赴宴的请帖，不知该不该去？便去请示贺龙。贺龙说：“去，为什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很好利用！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老实实接受改编，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只要他把部队完整地交出来接受改编，不但我们对他既往不咎，他还可以立功受奖，有光明前途。”马识途如约赴宴，向罗广文转达了贺龙的口信。罗广文听后，感动地说：“有贺司令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你回去报告贺司令员，我们愿意接受改编。”后来，他果然清除了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华东进行改编。罗广文本人当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上校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高研班第一期于1950年3月正式开课。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配了适当工作。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则严惩不贷。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又被抓回。贺龙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法规予以严惩。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军区下属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携带电台，分赴各起义部队去领导和帮助改造工作。工作团到各部队后，即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贺龙和邓小平规定，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工作团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不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严格取缔。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内，起义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余人。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1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军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三〇二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贺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原国民党第三〇二师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劝说叛乱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三〇二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贺龙命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对3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交往。
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义部队将领的工作，及时地向起义部队派出了工作团，妥善地处理了叛乱事件，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3个兵团调往外区外，留下的2个兵团和5个军，在4个月以后，都顺利地编入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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