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四川
早在西安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对贺龙以后的工作就已作过考虑。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 ）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因此，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贺龙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他又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4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因而，在接管西安的繁忙工作中，贺龙经常抽出时间，为入川作细致的准备。9月上旬，贺龙在赴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地去临汾看望正在集训的干部。他就集训队必须研究的问题指示说：“首先要学好政策。另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也都要有长远考虑。四川情况复杂，有哥老会、还有少数民族。对反动武装的改造、对城市各业工会的改造，都要特别注意。要使全体干部懂得，进城后要建立人民武装，搞好工会工作。群众的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负担要公平合理。”可见，此时的贺龙已经对于入川以后的工作，有了比较细致的考虑了。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
10月下旬，贺龙从北京到达临汾，检查入川准备工作。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前来汇报情况，迎接大军入川。马识途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情况，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便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11月3日，贺龙、李井泉回到西安，为筹划进军四川彻夜工作。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11月6日，周士第和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川康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入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先让马识途介绍四川情况，再由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返回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此基础上，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他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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