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贺龙因工作劳累，胆囊炎再度发作，并且患有高血压病，只得住进晋绥军区碧村医院。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知贺龙去河西出席重要会议。贺龙深知，在西北战场紧张作战的时候，中央召他参加会议，必定有关系全局的大事要讨论，因此，他不顾疾病缠身，匆忙出院，带了个医生前往陕北。临行前，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问道：“我记得还有1斤水果糖吧？”警卫员点点头。水果糖，现在不是值钱的东西，可在当时的解放区却是来之不易之物。这1斤水果糖是1年前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着。警卫员不知道这位老总这时候为什么要水果糖，赶忙把它拿了出来。贺龙拎着水果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赶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他是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从窑洞里迎出来，紧紧地跟贺龙握手问候。贺龙看见毛泽东略显消瘦，便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毛泽东笑了，摸摸脸颊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10里、20里，也不觉得累。”贺龙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毛泽东同贺龙谈了目前的形势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原计划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陕北战争，而且还可以对刘、邓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毛泽东还说，看来陕北战场得依靠你们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这两个地区领导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毛泽东说，别小看了后方，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并就此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听从中央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7月21日，会议在小河村河滩边的一个院子里召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次来开会的人多，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窑洞太小，容纳不下，便在院子中央大槐树旁搭了一个棚子，放上两张木桌，几把椅子，就是会场了。贺龙一坐下来，抬头看看凉棚，笑着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房子，有些人还觉得艰苦。主席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原计划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起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毛泽东接着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情况，指出：除山东、陕北两处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转入反攻。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关于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关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即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完全正确。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共中央便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安排，有人觉得，让一个一辈子领兵打仗的老总，去管地方工作，搞后方，不可理解。贺龙自己呢？却感到这个决定很重要。中共中央军委留在陕北，作战由军委领导同志亲自指挥更为适宜。何况，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也并不简单，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他说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要从战争全局出发，怎样有利于战争就怎样安排，个人不该计较什么。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上说：“两个边区1942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由我来当牵头人。两边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在会上，他提出了两边区统一的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统一两边区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二是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为前方服务，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线去；三是要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这次讲话，可以说是贺龙对于中共中央决定最明确的表态，也是他主持后方工作简略的施政纲领。
从西北解放战争的结果来看，当时中共中央根据西北的特定情况让贺龙主持联防军，把两个边区合起来，统一后方和军区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回忆小河会议及其以后这段经历时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1年1个月零3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7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像。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东行。在延安的胡宗南，果然误认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贺龙等率部于8月18 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
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赶到黄河以东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贺龙到达河东以后，与习仲勋、林伯渠研究决定，西北局、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暂驻在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支援前线。
贺龙刚住下，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说：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只要有7000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粮食、粮食！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西北战场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2万余人。这8万余人每月需粮1.6万多石，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然而，陕甘宁、晋绥两区加在一起，人口仅400余万，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较低。国民党军队侵入陕北以后，“胡祸”横行，加上近年来陕北和山西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有一次，贺龙在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40万人缺粮。河东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收成。岚县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要解决8万多人所需粮食，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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