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晋北战役期间，7月22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关向应是贺龙“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说：“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芦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这样一位战友的离去，对他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悲痛、思念长久萦绕着他。在追悼会上，贺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介绍关向应生平事迹的讲话，再也讲不下去了。这在一个铮铮铁汉身上是不多见的。这种真诚的悲哀，在贺龙心里一直延续了多年。
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中原突围，历尽艰险，回到了陕甘宁边区。贺龙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王震表示慰问。此时，他正在为开拓晋西南动脑筋。晋西南是阎锡山的老地盘，开拓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拱卫陕甘宁边区，而且对巩固太岳和晋绥解放区都有重要意义。王震回来，打开了他的思路。9月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驻吕梁地区，开拓晋西南。军委立即表示同意。10月初，王震率部到达离石，被任命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待到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贺龙更深切地感到，今后的仗将越打越大。晋绥主力部队目前分为两个野战军的状况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他和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撤销晋北和晋绥野战军，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3个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独四旅组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彭绍辉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委；独二旅、独三旅、独五旅组成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与此同时，贺龙又筹建了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自兼校长。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打仗主要是打干部，没有好的干部，不会有好的部队。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必须培养大批干部，这是关系仗打得好打不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甘挑重担
1947年3月，由于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蒋介石被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战场转为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在西北，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25万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蒋介石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以及整编第十五师、第三十八师各一部共15个旅由南向北实施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的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三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这时，在陕北，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约1.7万人，和3个地方旅，在敌我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陕甘宁地区虽然地瘠民贫，资源缺乏，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治理，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很高，对战争有准备，群众条件很好；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有利于轻装野战。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确定解放军在陕北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周旋于山区，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陕北战场。
陕北面临大战，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呢？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是，他已于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目前仍在晋绥前线。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从防卫延安的主要方向南泥湾检查防务归来，即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表示：“很好。”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地区的野战部队及其他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和副政委习仲勋指挥。
党性很强的贺龙，拥护这一决定。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嘛！”就在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3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3月19日，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一部分撤到晋绥解放区。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深感自身任务的艰巨：他统率的部队仅有1个野战纵队、1个骑兵旅以及10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担子再重也得挑呀！而且，就他的性格来说，担子越重，他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会见贺龙，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周恩来与贺龙研究了中央机关来晋人员的去留问题，决定少部分回陕北，担负急需的工作，一部分随刘少奇去河北，一部分留晋西北。周恩来对贺龙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依靠你来安排。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含笑点头。他回到陕北以后，向毛泽东汇报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贺龙一直很担心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安全。他向周恩来的警卫员作了详细的询问。在谈到周恩来从陕北到晋西北这一路上的情况时，贺龙问道：“你们带的什么武器？”警卫员说：“老总，我们只带了两支短枪。”贺龙一听，立刻板起了脸：“那怎么行呀！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警卫员未作回答。贺龙说：“我给你们每人1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你们要好好保护周副主席。”
这时，彭德怀正将陕北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地区，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弹药。5月10日，他致电贺龙求助。贺龙同李井泉商量后，急送各种炮弹2000发去陕北，此后，他又下令后勤部门送去了3批武器弹药。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此专门致电感谢。
从这件事情上，贺龙预见到，今后，西北战场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相当大。从哪里来呢？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以外，就得靠其他解放区支援了。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的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目前，他们在陕北已无法正常生产，为什么不把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在一起呢？这样，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撤到河东来了。贺龙立刻向他征求意见。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到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为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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