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派周士第去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作详细汇报。中央书记处听了汇报，于6月8日对晋西北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的这一错误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贺龙、关向应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是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倾倾向的巨大力量，就与林枫、赵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会议不能开了。他们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百团大战”结束后，晋西区党委根据贺、关意见于1940年12月10日至1941年1月15日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晋西北出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争取回来逃亡出去的富户364户，占逃亡富户的三分之二；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不少进展；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政策④，干部威信也有了提高。在贺、关等领导下，这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因而，中共中央于1941年2月14日将贺、关、林、赵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提纲批转各根据地参考。
④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政府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一般为，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对于一些做过了头的事，贺龙还亲自作了干预。临县商会会长冯锡蕃，在阎军从临县溃逃时，因不明情况，曾随同逃离1天，第二天即自行脱离阎军返回临县。后来，被人诬告，说他当过阎方的方山县县长，还杀害过抗日干部，因而被临县新政权扣押，并没收了他的财产。事情查清后，正值“四大动员”，又把他作为“动员对象”，要他拿出1万银元，不然就关着不放。贺龙知道此事后，打电话给驻临县的决死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告诉他：冯锡蕃从1937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年冬，一二〇师刚到晋西北，前方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冲破诸多难关，为一二〇师筹制了1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20万元。此后，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贺龙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哪里还有1万银元。快做点工作，把冯锡蕃放了，送他到一二〇师师部来。”在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上，贺龙就此事向有关人员反复说明情况，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亲自出面保释他。几天以后，雷任民在临县请冯锡蕃吃饭，对他说：“对不起你，在军法处住了这么久，今天请你吃点便饭，座谈一下。贺老总打电话来，要你去师部。饭后，我派骑兵送你去。”到了一二〇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接待了他。周士第专门来看望，对他说：“你可以到司令部来玩嘛，不用怕。贺老总为你的问题，同雷司令谈过多次。贺总说，如果有谁杀害了冯锡蕃，我同他算老帐。”从此，冯锡蕃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战线上积极工作，为改善晋西北经济环境而努力。后来，随贺龙入川，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医药贸易局、医药公司的负责干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7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解决晋西北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1940年2月在窑头村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贺龙就要求各部队集中人力、物资进行后方建设，力争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为晋西北人民分忧。他从工人自卫旅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和技术工人，让他们带着几台旧机器，以一二〇师修械所为基础，去黄河西岸陕西葭县（今佳县）办兵工厂。1940年3月，他们办起了晋绥根据地第一个兵工厂——悖牛沟修械厂（后改称晋绥兵工厂），从此晋西北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军工企业。
对于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难，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尤其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点，贺龙思想上十分明确。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1940年4月20日，就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百分之一，严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经过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贺龙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贺龙作为财经委员会书记，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解决金融问题。在这方面，贺龙想了不少办法。
早在1940年1月，贺龙刚回到晋西北，就感觉到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他把师供给部陈希云和范子瑜两位部长分别派到晋中和晋北，要他们到敌占区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贺龙又派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卖到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1940年下半年范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变卖了筹措到的物资，带回三四十万块银元。这时，延安的党中央机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一二〇师求援。贺龙把陈希云、范子瑜找来，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然后问：“你们看怎么办？”两位部长心里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急用呢！可是，首长问话岂能不答。范子瑜只好说：“请老总裁定吧！”贺龙又问：“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范子瑜说：“三四十万块银元。”甘泗淇、周士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字马上送去吧。”贺龙衔着烟斗沉思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陈希云着急了。眼下晋西北急需用钱，送走那么多，自己怎么办呢？他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在他看来，支持党中央，支持延安，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范子瑜一共上了3次大青山，每次回来，贺龙都要让他给延安送钱。整个抗战期间，由贺龙决定从晋绥地区向延安送了多少钱，已无法统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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