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晋绥区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贺龙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不仅是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枢纽，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
然而，摆在贺龙、关向应面前的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
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部分的晋西北，虽然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之一，但在结束“十二月事变”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政权、财权大多为国民党所掌握，群众的动员和组织，人民武装和抗日政权建设，无一不受到限制和阻挠，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抗战组织的活动，经常遭到干扰和破坏，因而根据地的许多建设工作，此时几乎还要从头做起。
在军事上，日军在晋西北周围配置有第二十六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部队以及一批伪军。他们正在准备发动大“扫荡”，扩大占领区，而一二〇师主力转战晋察冀，长期作战，两期整军计划都未完成，急待休整；留晋西北部队在阎锡山“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阴谋活动中，减员严重，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仅有1000余人，警六团、独二团等则不足1000人，战斗力有所削弱；新军长期以来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武装的面目出面，人多枪少，成员比较复杂，反顽斗争以来，思想上问题不少，极需整训。
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问题。晋西北处在西起黄河，东至同蒲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之间的黄土高原上，东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邻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军控制的神木、府谷地区，南面为阎锡山统治的晋西南，北接绥南游击根据地，南北长约270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幅员比较狭窄，而且没有扩大发展余地。这个地区内有30多个县，但抗日政权管辖下的人口仅一百几十万，地瘠民贫，其北部更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区域。以本地资源供应众多军队和地方脱产人员，支持长期战争，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不足。抗战以来，由于日寇的摧残，战争的破坏，连年的天灾，加上阎锡山数十年的残酷盘剥，晋西北人民生活已极其困难。“十二月事变”期间，阎军对晋西北又作了一次洗劫，把本已不多的财富掳掠一空。晋西北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调查，到1940年初，农业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工矿、手工业大部被毁，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更是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极度匮乏。部队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是用来喂牲畜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是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有时部队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干饭，其味苦涩。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吃“黑豆糁糁饭”。师副官处怕贺、关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健康，想设法给他们弄点白面、小米来调剂一下，但是，贺龙不允许，他说：“大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有时候，续范亭等领导人来，贺龙招待他们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许多部队的衣被鞋袜皆无着落，新军几乎完全没有被子。财政上困难尤甚。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但是，在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政府要钱，装满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怕蒋介石干涉，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刷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1元可买小麦1.5公斤，两年后，由于发行过滥，屡屡贬值，以致1元钱买不到0.5公斤小麦。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十二月事变”之后，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使晋西北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抗日政府真可谓一贫如洗。部队那一点点生活津贴连六七个月发不出来，连买冬衣的钱也没有。至于经济建设，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更无从谈起。一言以蔽之，问题严重，困难重重。
贺龙、关向应正是迎着这样的困难，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的。
在贺龙、关向应的工作日程上，第一位的是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月26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至3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1941年8月1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后，很快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续范亭、牛荫冠等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支持革命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为了统一协调运用各种力量，还由各界代表组成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晋西北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后，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开展了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大动员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两个多月内，参军青年达1.5万人，做军鞋12万双，献粮10万石②，献金折合法币③181万元，暂时解决了困难，对于壮大抗日武装，巩固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6月11日在对晋西北工作的指示中说：“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四大动员”中也产生了严重错误，其实质和后果，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1940年9月21日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指出：“‘四大动员’是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因此，纠正“四大动员”中的错误，便成了当时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
②市制，1石为60公斤。
③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4日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增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虽然当时正忙于组织指挥春季反“扫荡”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可能从黄河以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是，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问题，他们仍然十分关注。贺龙曾对晋西区党委副书记赵林说：“老赵呀，你们把筹来的钱、物交给部队，这是对的。可是，工作中有缺点啊！动员嘛，还得做工作，搞强迫命令可不应该。过去我在旧军队工作，要筹粮筹款，就把土豪绅士们找来，要他们出钱出粮，他们还能不给？可现在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既要向他们筹款筹粮，还要团结他们抗日，特别是中农，搞强迫命令更不对！”此时，贺龙对这一问题的性质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是政策过左，但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因而，在春季反“扫荡”结束后，他立即参加了5月15日召开的晋西区扩大干部会议，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偏差。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做法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感到失望。这次会议总结了“四大动员”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军政民联合考查团分赴各地检查纠偏。贺龙、关向应为此从一二〇师抽调了300余名干部组成19个工作团，参加区党委主持的纠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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